一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規則，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裏，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於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對於別種文明的敏感。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不管東南西北，幾乎各地都對上海人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於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驕傲排外、目無領導、缺少熱情、疏離集體、吝嗇自私、時髦浮滑、瑣碎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罵的由頭還有很多。比如，不止一個騷擾了全國的政治人物、幫派頭子是從上海發家的，你上海人還有什麽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隻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們哪裏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和漁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於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二
上海人的尷尬，責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這首先應該歸因於中華文化在近代的不適應。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傳統、半國際半鄉土的特質，使他們成了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異數。照例，成為異數的命運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點明白，當時的中華文化在國際近代化進程中更是異數，異異得正，因此產生了一點小小的得意勁兒。
在我看來，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質意義上，是十三世紀的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精神意義上，是十七世紀的官員科學家徐光啟。黃道婆使上海成為一個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商貿重鎮，而徐光啟則以驚人的好學和包容遊走在科學、國學、朝廷、外邦之間，為後代上海人的正麵品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組合體。你看，他那麽認真地向歐洲傳教士們學習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學、測量學、水利學，自己參與翻譯，還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當上了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與此同時，他居然還一絲不苟地編寫了中國農業科學的集大成之作《農政全書》和天文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禎曆書》。他去世時，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諡，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文。這麽一個貫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飲食起居上又非常節儉，未曾有過中國官場習慣的鋪張浪費。
他提供了一種曆史可能。那就是，中華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遇到的最大考驗是如何對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啟以自己的示範表明，如果兩方麵都采取明智態度，就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惡性衝突。
可惜曆史走向了另一條路。但是，就在惡性衝突之後，西方列強在上海發現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族會聚地，叫徐家匯。當初徐光啟的示範沒有被曆史接納，卻被血緣遺傳了。西方人對此深感驚喜，於是，徐家匯很快成了傳播西方宗教、科學、教學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遺傳，又變成了曆史。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遺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兒女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可以看做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爾在廣播電視裏聽到宋慶齡、宋美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習慣。因為多年來上海的“官話”，主要是山東口音和四川口音。一個上海人隻要做到了副科長，憋出來的一定已經不是上海話。
由宋慶齡、宋美齡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啟與利瑪竇等傳教士商議各種文化事項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三
對於一個封閉而自是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倉，小小的上海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一個稍稍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延續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紀太輕……
但是，對於一個具有國際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麵對太平洋，背靠萬裏長江，可謂吞吐萬匯，氣勢不凡。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海出現了好幾個麵積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把越來越多的賭注投入其間。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驚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麵，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麵，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裏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裏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裏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這種悖論中跌跌絆絆地成長起來了。
首先是遇到一個個案件。許多新興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緝，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於是兩種法製體係衝突起來了。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漸漸領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製、政治犯、量刑、辯論等概念的正常含義，也產生了對新興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複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於把城牆拆除，成了陳舊的心理框範特別少的一群。
與此同時，上海人擁有了與蘇州私家園林完全不同的公園，懂得了即使晚間不出門也要繳納公共路燈費。上海文化的重心轉向報紙、出版、電影、廣播和公私學校，並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文化產業的道路。
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曆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並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夥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
為了延續“農村包圍城市”的方略，大批內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有點自慚形穢，卻又沒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另一番景象。
也許是一種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們是在守護一種經濟之外的東西，那就是從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四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講三點。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寬容並存。
隻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於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裏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摩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寬容並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
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切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與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
為什麽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麽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官員，常常會苦惱於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於別人不該管的“閑事”範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體？”意思是：“關你什麽事？”
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麽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是一到上海姑娘這裏，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隻說一句“關儂啥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上海學者大多不願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幹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権”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儂啥體？”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點，上海的科學文化在一開始總是具有可喜的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往往又“個體”得過了頭，小裏小氣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進人宏觀規範，因此總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氣候。
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陪伴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麽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麽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麵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隻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換哪幾次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一個人的輕聲詢問立即引起全車一場熱烈的大討論，甚至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觀。公共宿舍裏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請注意，兩方爭執的金額差異，往往隻是幾分錢。他們在爭執激動時一次次掐滅又一支支點燃的外國香煙，就抵得上爭執金額的幾十倍。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比較，大半出於對自身精明的衛護。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麽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名聲經濟皆受累。他們隻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裏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隻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如果乘客說“兩張七分”，就有一點汙辱了售票員的智商，因為這兒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種可能。你說得快，售票員的動作也快，而且滿臉讚許；你說得慢，售票員的動作也慢，而且滿臉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群體性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態過於癡迷，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精英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們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
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縝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淩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這種情況我們在上海文化中頻頻能夠看到，而且似乎已經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也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以取得的效果。這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麵對國際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範圍內，上海人麵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在內心從來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
中國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隻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隻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做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裏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對於子女的教育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觀念，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完全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唱歌，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
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団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做什麽宣傳，不知怎麽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麽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
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
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麽一個城市裏，久而久之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隻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並向鄰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當時，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顯著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方麵頗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經可以看出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有的人則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文化心理意義上的上海人。很多文化人分不清這個界限，武斷地論述著這個地方的人、那個地方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曆史限製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製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幹也在渾身衝動，於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恐。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麽風，捧什麽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
該做什麽？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做了認真調查，敢於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未必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心裏越不是滋味。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導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歎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
八
續寫上海新曆史，關鍵在於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餘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二十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麵，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於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於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反複品嚐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
也有少數上海人衝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後來也都離開了上海。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範，卻沒有大將風範。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麽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而到手的一切又都不願意放棄。他們不知道，什麽也不放棄就什麽也得不到。對於自己的得不到，他們隻能靠發牢騷來聊以遣懷。牢騷也僅止於牢騷，製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拚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鬆，前顧後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由於缺少生命感，上海人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於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於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於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來說都頗為黯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隻是上海人對於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傲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隻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於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更落後的規範：說上海人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返馴順、重歸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並不整個兒翻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其他城市還都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隻有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隻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麽，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曆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秋雨注：此文發表在二十年前。當時上海的改革開放還沒有正式起步，上海人備受全國厭棄，連自己也失去了自信。因此，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上海人的曆史地位和心理品性，從文化上對他們進行了全方位地鼓勵，又指出了他們的致命弱點。文章發表後引起巨大反響，在此我要深深感謝上海市民。我對他們的嚴厲批評居然沒有引起任何反感，這在中國各地“地域性敏感”越來越強烈的情況下，極不容易。
點評一：
這是一曲拯救山水的讚歌。一個城市的命運，是由那麽幾個武將與文人決定的。作者簡化之後的杭州西湖史，抓住了締造這個偉大山水城市的根本。人性充沛的管理者，因著自己熱愛自然的本性，建造了一個合乎自然之道的優雅之都。（老愚）
點評二：
柳永《望海潮》詞讚杭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白居易說“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本文亦為一篇頌詞，頌杭州之美，尤其頌治理杭州有功的白居易、蘇東坡等人。本文以古為鑒，也語涉當下杭州生態環境治理，並奉獻個人文化治理建議。（馬策）
點評三：
寫雷峰夕照，寫斷橋霜雪，寫靈隱鍾聲，寫虎跑泉的綠壁……這些都難以狀出杭州的本色與太美。還是回歸到文化根脈來吧，以保護杭州的生態入筆，洞開杭州文化的窗口，以白居易、錢鏐、蘇東坡為骨骼支點，管窺蠡測，探尋杭州文化的靈脈與曆史回聲。因此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構思之巧、立意之深。
杭州之美，在於人力，卻似渾然天成。作者雖是從生態保護這麽一個既現代又直白的話題入手，卻運筆不俗，同樣寫得跌宕多姿，文采、文才與西湖的美景交相輝映。（廖國清）
點評三：
上海是一個怎樣的群落呢？他們特殊，“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作者寫上海人，從曆史地位與文化心理人格上去探尋上海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不掩飾上海人存在的瑕疵，而注重掘釋上海人群體的光芒。（廖國清）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規則，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裏，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於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對於別種文明的敏感。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不管東南西北，幾乎各地都對上海人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於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驕傲排外、目無領導、缺少熱情、疏離集體、吝嗇自私、時髦浮滑、瑣碎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罵的由頭還有很多。比如，不止一個騷擾了全國的政治人物、幫派頭子是從上海發家的，你上海人還有什麽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隻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們哪裏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和漁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於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二
上海人的尷尬，責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這首先應該歸因於中華文化在近代的不適應。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傳統、半國際半鄉土的特質，使他們成了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異數。照例，成為異數的命運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點明白，當時的中華文化在國際近代化進程中更是異數，異異得正，因此產生了一點小小的得意勁兒。
在我看來，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質意義上，是十三世紀的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精神意義上，是十七世紀的官員科學家徐光啟。黃道婆使上海成為一個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商貿重鎮，而徐光啟則以驚人的好學和包容遊走在科學、國學、朝廷、外邦之間，為後代上海人的正麵品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組合體。你看，他那麽認真地向歐洲傳教士們學習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學、測量學、水利學，自己參與翻譯，還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當上了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與此同時，他居然還一絲不苟地編寫了中國農業科學的集大成之作《農政全書》和天文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禎曆書》。他去世時，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諡，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文。這麽一個貫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飲食起居上又非常節儉，未曾有過中國官場習慣的鋪張浪費。
他提供了一種曆史可能。那就是，中華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遇到的最大考驗是如何對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啟以自己的示範表明，如果兩方麵都采取明智態度，就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惡性衝突。
可惜曆史走向了另一條路。但是，就在惡性衝突之後，西方列強在上海發現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族會聚地，叫徐家匯。當初徐光啟的示範沒有被曆史接納，卻被血緣遺傳了。西方人對此深感驚喜，於是，徐家匯很快成了傳播西方宗教、科學、教學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遺傳，又變成了曆史。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遺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兒女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可以看做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爾在廣播電視裏聽到宋慶齡、宋美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習慣。因為多年來上海的“官話”，主要是山東口音和四川口音。一個上海人隻要做到了副科長，憋出來的一定已經不是上海話。
由宋慶齡、宋美齡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啟與利瑪竇等傳教士商議各種文化事項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三
對於一個封閉而自是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倉，小小的上海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一個稍稍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延續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紀太輕……
但是，對於一個具有國際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麵對太平洋，背靠萬裏長江，可謂吞吐萬匯，氣勢不凡。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海出現了好幾個麵積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把越來越多的賭注投入其間。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驚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麵，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麵，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裏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裏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裏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這種悖論中跌跌絆絆地成長起來了。
首先是遇到一個個案件。許多新興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緝，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於是兩種法製體係衝突起來了。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漸漸領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製、政治犯、量刑、辯論等概念的正常含義，也產生了對新興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複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於把城牆拆除，成了陳舊的心理框範特別少的一群。
與此同時，上海人擁有了與蘇州私家園林完全不同的公園，懂得了即使晚間不出門也要繳納公共路燈費。上海文化的重心轉向報紙、出版、電影、廣播和公私學校，並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文化產業的道路。
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曆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並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夥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
為了延續“農村包圍城市”的方略，大批內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有點自慚形穢，卻又沒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另一番景象。
也許是一種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們是在守護一種經濟之外的東西，那就是從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四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講三點。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寬容並存。
隻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於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裏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摩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寬容並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
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切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與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
為什麽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麽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官員，常常會苦惱於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於別人不該管的“閑事”範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體？”意思是：“關你什麽事？”
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麽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是一到上海姑娘這裏，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隻說一句“關儂啥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上海學者大多不願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幹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権”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儂啥體？”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點，上海的科學文化在一開始總是具有可喜的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往往又“個體”得過了頭，小裏小氣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進人宏觀規範，因此總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氣候。
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陪伴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麽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麽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麵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隻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換哪幾次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一個人的輕聲詢問立即引起全車一場熱烈的大討論，甚至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實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觀。公共宿舍裏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請注意，兩方爭執的金額差異，往往隻是幾分錢。他們在爭執激動時一次次掐滅又一支支點燃的外國香煙，就抵得上爭執金額的幾十倍。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比較，大半出於對自身精明的衛護。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麽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名聲經濟皆受累。他們隻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裏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隻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如果乘客說“兩張七分”，就有一點汙辱了售票員的智商，因為這兒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種可能。你說得快，售票員的動作也快，而且滿臉讚許；你說得慢，售票員的動作也慢，而且滿臉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群體性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態過於癡迷，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精英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們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
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縝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淩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這種情況我們在上海文化中頻頻能夠看到，而且似乎已經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也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以取得的效果。這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麵對國際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範圍內，上海人麵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在內心從來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
中國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隻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隻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做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裏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對於子女的教育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觀念，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完全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唱歌，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
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団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做什麽宣傳，不知怎麽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麽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
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
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麽一個城市裏，久而久之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隻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並向鄰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當時，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顯著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方麵頗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經可以看出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有的人則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文化心理意義上的上海人。很多文化人分不清這個界限，武斷地論述著這個地方的人、那個地方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曆史限製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製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幹也在渾身衝動，於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恐。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麽風，捧什麽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
該做什麽？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做了認真調查，敢於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未必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心裏越不是滋味。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導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歎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
八
續寫上海新曆史，關鍵在於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餘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二十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麵，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於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於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反複品嚐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
也有少數上海人衝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後來也都離開了上海。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範，卻沒有大將風範。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麽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而到手的一切又都不願意放棄。他們不知道，什麽也不放棄就什麽也得不到。對於自己的得不到，他們隻能靠發牢騷來聊以遣懷。牢騷也僅止於牢騷，製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拚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鬆，前顧後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由於缺少生命感，上海人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於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於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於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來說都頗為黯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隻是上海人對於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傲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隻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於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更落後的規範：說上海人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返馴順、重歸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並不整個兒翻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其他城市還都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隻有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隻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麽，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曆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秋雨注：此文發表在二十年前。當時上海的改革開放還沒有正式起步，上海人備受全國厭棄，連自己也失去了自信。因此，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上海人的曆史地位和心理品性，從文化上對他們進行了全方位地鼓勵，又指出了他們的致命弱點。文章發表後引起巨大反響，在此我要深深感謝上海市民。我對他們的嚴厲批評居然沒有引起任何反感，這在中國各地“地域性敏感”越來越強烈的情況下，極不容易。
點評一：
這是一曲拯救山水的讚歌。一個城市的命運，是由那麽幾個武將與文人決定的。作者簡化之後的杭州西湖史，抓住了締造這個偉大山水城市的根本。人性充沛的管理者，因著自己熱愛自然的本性，建造了一個合乎自然之道的優雅之都。（老愚）
點評二：
柳永《望海潮》詞讚杭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白居易說“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本文亦為一篇頌詞，頌杭州之美，尤其頌治理杭州有功的白居易、蘇東坡等人。本文以古為鑒，也語涉當下杭州生態環境治理，並奉獻個人文化治理建議。（馬策）
點評三：
寫雷峰夕照，寫斷橋霜雪，寫靈隱鍾聲，寫虎跑泉的綠壁……這些都難以狀出杭州的本色與太美。還是回歸到文化根脈來吧，以保護杭州的生態入筆，洞開杭州文化的窗口，以白居易、錢鏐、蘇東坡為骨骼支點，管窺蠡測，探尋杭州文化的靈脈與曆史回聲。因此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構思之巧、立意之深。
杭州之美，在於人力，卻似渾然天成。作者雖是從生態保護這麽一個既現代又直白的話題入手，卻運筆不俗，同樣寫得跌宕多姿，文采、文才與西湖的美景交相輝映。（廖國清）
點評三：
上海是一個怎樣的群落呢？他們特殊，“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作者寫上海人，從曆史地位與文化心理人格上去探尋上海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不掩飾上海人存在的瑕疵，而注重掘釋上海人群體的光芒。（廖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