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的草原，還有點冷。
在呼倫貝爾的一間屋子裏，我彎著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間。他們來自草原深處，都是少數民族。我已經問過他們的年齡，在五歲到十三歲之間。
把他們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紀言先生。他六歲之前也是在呼倫貝爾度過的。現在他是個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來於世界各大都市之間，但是，不管走到哪裏，隻要聽到一兩句有關草原的歌聲依稀飄過，他就會驟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處搜尋。他說，有關童年的其他記憶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斷斷續續的歌聲。
人人都有童年，每個童年都有歌聲。但是，大多數童年的歌聲過於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腳步擠碎。值得羨慕的是蒙古草原，隻有它的歌總是舒展得那麽曠遠而浩蕩，能把遊子的一生都裹卷在裏邊。
我有很多學生，來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獲得奇特的體驗。有一年冬天，這些學生和他們的朋友們匯集在北京，占滿了一家餐廳的每一張桌子，我坐在他們中間。才歡敘幾句，一個學生的喉頭不經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長調，刹那間，整個餐廳就變成了一個此起彼伏、回蕩渦旋的歌詠交響，我左顧右盼，目不睱接，最後隻得閉起眼睛，承蒙著一個巨大音響的籠罩。這種籠罩與置身於一般的歌詠會中全然不同，因為籠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體的歌聲，而是一種憂鬱、低沉而又綿遠的氣壓。
這樣的場合我後來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學生，也未必有那麽多人，隻要是與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們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聲總會慢慢響起。
唱到最後，他們都會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詞、烏蘭托嘎作曲的《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我相信，這是席慕容女士寫那首短詩時沒有預料到的。她在詩中告訴人們，父母親即使把家庭帶到了天涯海角，也會把描摹家鄉作為教育孩子的第一課。結果，她隻是在詩中輕輕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動了。
能夠讓一個成年人自稱“孩子”的可能是很難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讓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紀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倫貝爾，來尋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處的其他孩子的。他帶來了自己的女兒，女兒像席慕容女士一樣來尋找父親的童年。他們父女倆不必講很多話，這兒的朋友一聽就懂，幫著尋找。席慕容女士聞訊，也從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發，七拐八彎地趕來了。
誰都知道，這種尋找既屬於個人，又不屬於個人。
二
眼前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僻遠地區的少數民族。
“家中沒有牛羊，有一頂蒙古包，父母給別人家放羊……”孩子們在輕聲回答詢問。
他們在幾個大人的幫助下剛剛組成了一個合唱團，開口一唱就震驚四座。我剛剛聽完，便對孩子們結結巴巴地重複著一句話。這句話他們現在一定都聽不明白，但明知他們聽不明白我還要重複，隻因為此時此刻心中隻有這句話。
我說的是：“你們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麽是我所說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藝術界越來越陷於假、大、空的華麗套路時，用童聲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藝術的基座是什麽，極致是什麽。
由於毛病已經不輕，因此，這種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雙雙軟軟的小手，誰都想拉起它們做點什麽事；但一上手就發現，它們的力量更大，正要拉著大批成人拔離泥沼。
你看，現在我正抓著一雙小手。對，就是他，臉龐清瘦、頭發淩亂的鄂溫克族男孩子巴特爾道爾吉，剛才穿著一雙小馬靴走出隊列站定，緩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場肅靜。他輕輕地閉上眼睛，又輕輕地張開了嘴，一種悠長的聲調隨即綿延而出。
茫茫大地無聲無息，
心中的母親在祈禱上蒼。
她正為我向上蒼獻奶，
她正遙望著遠方的遠方。
我的母親，
她在遠方……
聲音一起，這個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齡。幾百年馬背上的思念和憂傷頃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見了，千裏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蒼老的聲音都在共鳴。
在場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動。我打聽了，這個孩子完全不識五線譜和簡譜，他隻是在繁忙的父母嘴邊撿拾到一些歌聲罷了，竟然能快速地連貫成自己最初的音樂生命。站在我身邊的國際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先生輕聲告訴我，他的音準無懈可擊。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讓人吃驚的事情不斷在孩子們中發生。兩個月前這裏路過一個蒙古國的歌手，看到孩子們在唱歌，便送給孩子們一份描寫森林裏各種禽鳥生態的複雜歌譜，才教唱了兩遍就匆忙回國了。歌譜放在老師那裏，卻不知怎麽丟失了，大家沒法再學，深感可惜。沒想到站出來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巴爾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說自己在跟唱兩遍的時候已經能夠全部背唱，請老師拿出紙筆記錄。老師驚奇地記錄著。後來歌譜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對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這又是怎麽回事？
不僅是唱歌，連舞蹈也是如此。這些剛剛集合在一起的孩子顯然沒有受過任何舞蹈訓練，但是，他們的動作卻展現出一種天然的韻律和節奏。有一個名叫娜日格樂的布裏亞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歲，一舉手一投足都滲透著公主般的高貴和嫻靜，讓我們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們都非常奇怪。她的風度與她的經曆基本沒有關係，那麽，她的風度就隻能來自於她的經曆之前，或經曆之外。
這些例證，很可能被人說成是天才。我想換一個字是天籟。天才是個人奇跡，天籟是天生自然。天才並不常見，天籟則與人人有關。
今天中國文化藝術界失落很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籟。
三
在古代漢語中，籟，最早是指一種竹製的樂器。天籟，則把自然當做樂器了，是指自然之聲。其實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們還沒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時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態，並且暢快地吐露出來。這樣的人，常常被稱為未失天籟、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大多隻能從兒童中，從邊遠地區的荒漠間尋找。
這樣的人，說得好聽一點，是未受汙染之人，說得難聽一點，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們是那麽可愛，那麽純淨，那麽無拘無束，那麽合乎藝術本性，不能不使我們一次次回過頭來，對現代文明的所謂“教化”投去懷疑的目光。
現代文明當然也有很多好處，但顯然嚴重地吞噬了人們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學、訓導、觀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個個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進人既成模式，很少有活著出來的。隻有極少數人在臨近窒息之時找到一條小縫逃了出來，成了藝術上的稀世奇俠，或其他領域的神秘天才。當然，也可能在逃出來之後不知所措，終老於混混沌沌的自然狀態。但即使這樣，也活得真實，躲過了模式化的虛假。
因此，現代文明不能過於自負。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麵前，再成熟的文明也隻是匆忙的過場遊戲，而且總是包含著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為藝術是現代文明的訓練結果，但不妨靜夜自問，我們每個人在童年時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醜了，那又經受過什麽訓練？後來在課堂上說得非常複雜的平衡、挺拔、生動等美學規則，隻是教師們對童年直覺的笨拙表述罷了，很難從學術上論定。童年直覺來自何處？天性，天籟。
同樣，當我們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麵對自然美景時發出驚喜光芒，也與後天的教育基本無關。甚至在我們成年後的寫作中，那些不知怎麽流瀉出來的可圈可點的句子，肯定也與前人或旁人文章關係不大。
清代學者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天籟不來，人力亦無如何。”如果來了，則“不著一字，自得風流”。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盡是人力，盡是文字，盡是雕琢，盡是理念。
大家還以為，這才是進步，這才是文化。
這真讓人著急。
我之所以數度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邀請擔任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文化素質總講評”，就是想把這種著急之心係統地表達一下。因為每次長達四十多天，天天全國直播，收視的觀眾上億。我已經不能不借助於這麽大的高台，來呼喚天籟。
歌手都很年輕，絕大多數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擁有大專學曆。但是，一旦讓他們談談自己，談談父母，談談家鄉，談談音樂，立即出現一種驚人的景象。多數人都不假思索，隨口吐出，用詞華麗，充滿了成語、形容詞和排比，卻又都嚴重雷同。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他們說得多麽虛假和空洞。不管你怎麽追問，他們還給你的，是加倍的虛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對著電視鏡頭嚴峻地講評道：“你說了那麽多描述媽媽的話，但很抱歉，我覺得你對自己的媽媽還缺少感情。因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媽媽的話幾乎完全重複，而世界上並不存在完全重複的媽媽。因此，盡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個真媽媽，但你口中的媽媽是一個假媽媽。”
我又對另一位歌手說：“問了你三遍最早學歌的原因，你講的都是宏大詞匯，什麽曆史的審美需求、時代的文化趨勢，卻與你自己的著迷無關。自己不著迷，可以從事別的職業，卻不能是藝術。”
我還一次次要求他們，能不能把他們掛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眾心理的定格”、“第三維度的判斷”等說說明白，換成正常人的語言。
當然，我沒有讓這些歌手在文化素質的考評中及格。但我反複說明，這主要不是針對他們個人，我是在為一種越來越得意、越來越普及的偽文化打分，他們隻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從學校到官場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場大規模的傳染病。文化的傳染病比醫學上的傳染病更麻煩，因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傳播，而且又會讓每一個得病者都神采飛揚、炯炯有神。
對於這樣的疫情我已無能為力，隻能站在一個能讓很多人聽得到、看得見的高台上呼喊幾句：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讚成我參加這樣通俗的電視活動，發表文章說讓一個資深學者出來點評年輕人的文化素質，是“殺雞用牛刀”，可見他們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和緊迫，因此也無法體會我急於尋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說，隻有得過重病的人才知道什麽是健康，同樣，隻有見到過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麽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當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來自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歌手來到了我的高台邊。他們從服飾、語言到歌聲都是原生態，從家鄉走到縣城都要花幾天時間，卻長途跋涉地來到了北京。他們顯然沒有受過什麽訓練，但一開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鉤住了。熱鬧的賽場裏立即出現了遠山叢林間的夜風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質樸起點。
每支歌唱完，是我與歌手對話的時間，全國電視觀眾都在傾聽。
你看這位少數民族女青年，二十來歲，漢語還說得相當生硬。我就簡單問了她一個小問題：“這首歌，是從媽媽那裏學來的嗎？”
“我媽媽不唱歌。”她遲疑了一下又說，“但她最會唱歌……”
“這是怎麽回事？”我好奇地問。
“我爸爸原是村子裏最好的歌手，他用歌聲引來了另一個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媽媽。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媽媽從此就不再唱歌。”
幾句結結巴巴的話，立即使我警覺，此刻正在麵對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生故事。她還在說下去：“前些天初賽，媽媽在電視中看到了，我剛回家，她就抱住了我。這時，我聽到耳邊傳來低低的歌聲。這是爸爸去世那麽多年後她第一次開口，真是唱得好。”
兩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後終於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還沒有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頭看見這位歌手正等著我的講評和打分。我說：“請代我問候你的媽媽——這位高貴的妻子，高貴的母親！”
現場的掌聲如山洪暴發，我看到很多擔任評委的著名音樂家在擦淚。我輕輕地加了兩個字：“滿分。”
本來我還想通過電視問候那個村子裏的鄉親。整整二十年，這些鄉親知道他們的女歌王為什麽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會了她的女兒。但是，我要表達這種問候需要用不少語言，而當時比賽現場的濃鬱氣氛已容不得語言。後來才知道，當時幾乎整個中國都被這個樸實的故事感動了。
我想，這下，那些用空洞重複的套話來敘述自己父母親的歌手，該知道我為什麽不讓他們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倫貝爾草原又想起了祖國西南地區的那個村莊。兩個地方隔得很遠，但它們的歌聲卻能互相聽到，因為它們屬於同一種美學範疇。其實，這也是人類學範疇。
從眼前的十多歲的小孩子，到中央電視台比賽現場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親和鄉親，再到在評委席裏擦淚的著名音樂家們，這一連串麵容，在我腦海中連成了一條線。這條線，就叫“人類深層藝術史”。
四
令人惆悵的是，憑著我們的呼籲，天籟還能在我們的生活和藝術中占據多大的分量？
幾個朋友對此非常悲觀，認為現代文明的推土機很難抵擋。推土機一過，一切都可想而知。因此，誰也不願和它作對了，現在的很多文化藝術，都已經成了推土機的伴奏音響。
我對此稍有樂觀。不是樂觀於推土機的終將停止——這是不可能的——而是樂觀於不少人的心底可能還有文化良知存活。這些存活的因素隻是點點滴滴，卻是人間真文化千年傳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這裏，我看了鄂溫克族小男孩達維爾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邊。
鄂溫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裏過著原始的狩獵生活，很多年來，政府部門在山下為他們建造了居住社區，又為了保護珍稀動物而限製狩獵，他們的生態改變了。麵對著遠比過去舒適和安逸的物質生活，他們卻陷入了深深的苦悶。這是一種說不清楚原因的苦悶，其實也就是文化苦悶。因此，他們會在原來的狩獵地養幾頭鹿，或其他什麽動物，過一段日子就上山去與它們一起住一陣，像過去一樣。不要嘲笑他們過於懷舊，這是他們吃力地在與自己的文化“談判”。
那天，十二歲的達維爾從合唱團回家，問剛剛從山上下來的奶奶和媽媽，還有沒有老歌可以教給他。於是，幾位長輩就開始在燈下一句句地回憶起來。幾天下來，達維爾學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媽媽則完全變了。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點，她們的笑容、步態立即變得自在和坦然。
這，已經屬於一個民族的天籟了。
推土機永遠會一步步推進。但我們還有駿馬，還有不同年齡的騎手，可以揚鞭縱韁，去追回那些重要的東西。
點評一：
社會正在加速將人變成標準產品，充斥耳際的幾乎是不帶任何個性的交際語，內心的言辭消失之後，每個人所麵對的隻能是乏味的同類。如果不明白生命的意義，我們就將喪失人類最後的那一點特性。（老愚）
點評二：
天籟是自然的聲響，非關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沒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無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是魏晉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動哲學。大而概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為教化，道家為自然。而純粹藝術精神，它更多地存在於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賽考察素質環節，餘先生麵對被教化套牢的歌手充滿無奈。好在還有那些“原生態”歌手，讓人得以短暫地重返自然。（馬策）
點評三：
什麽是天籟，“天籟是天生自然”，不造假，不浮誇，不虛作。天籟之聲，就是月朗風清之夜諦聽到的那來自婆娑竹林綠海之中的本源音響，渾然天成；就是那草原上牧民們喉頭不經意吐出的低低長調，沉鬱愴然，就是那鄂溫克族男孩把思念充溢屋宇，讓情感產生雙相共振的歌聲。換句話，它就是中國文化藝術界逐漸失落的藝術生命特質：質樸天然。（廖國清）
五月的草原，還有點冷。
在呼倫貝爾的一間屋子裏，我彎著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間。他們來自草原深處，都是少數民族。我已經問過他們的年齡，在五歲到十三歲之間。
把他們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紀言先生。他六歲之前也是在呼倫貝爾度過的。現在他是個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來於世界各大都市之間，但是，不管走到哪裏，隻要聽到一兩句有關草原的歌聲依稀飄過，他就會驟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處搜尋。他說，有關童年的其他記憶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斷斷續續的歌聲。
人人都有童年，每個童年都有歌聲。但是，大多數童年的歌聲過於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腳步擠碎。值得羨慕的是蒙古草原，隻有它的歌總是舒展得那麽曠遠而浩蕩，能把遊子的一生都裹卷在裏邊。
我有很多學生，來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獲得奇特的體驗。有一年冬天，這些學生和他們的朋友們匯集在北京，占滿了一家餐廳的每一張桌子，我坐在他們中間。才歡敘幾句，一個學生的喉頭不經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長調，刹那間，整個餐廳就變成了一個此起彼伏、回蕩渦旋的歌詠交響，我左顧右盼，目不睱接，最後隻得閉起眼睛，承蒙著一個巨大音響的籠罩。這種籠罩與置身於一般的歌詠會中全然不同，因為籠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體的歌聲，而是一種憂鬱、低沉而又綿遠的氣壓。
這樣的場合我後來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學生，也未必有那麽多人，隻要是與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們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聲總會慢慢響起。
唱到最後，他們都會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詞、烏蘭托嘎作曲的《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我相信，這是席慕容女士寫那首短詩時沒有預料到的。她在詩中告訴人們，父母親即使把家庭帶到了天涯海角，也會把描摹家鄉作為教育孩子的第一課。結果，她隻是在詩中輕輕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動了。
能夠讓一個成年人自稱“孩子”的可能是很難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讓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紀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倫貝爾，來尋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處的其他孩子的。他帶來了自己的女兒，女兒像席慕容女士一樣來尋找父親的童年。他們父女倆不必講很多話，這兒的朋友一聽就懂，幫著尋找。席慕容女士聞訊，也從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發，七拐八彎地趕來了。
誰都知道，這種尋找既屬於個人，又不屬於個人。
二
眼前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僻遠地區的少數民族。
“家中沒有牛羊，有一頂蒙古包，父母給別人家放羊……”孩子們在輕聲回答詢問。
他們在幾個大人的幫助下剛剛組成了一個合唱團，開口一唱就震驚四座。我剛剛聽完，便對孩子們結結巴巴地重複著一句話。這句話他們現在一定都聽不明白，但明知他們聽不明白我還要重複，隻因為此時此刻心中隻有這句話。
我說的是：“你們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麽是我所說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藝術界越來越陷於假、大、空的華麗套路時，用童聲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藝術的基座是什麽，極致是什麽。
由於毛病已經不輕，因此，這種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雙雙軟軟的小手，誰都想拉起它們做點什麽事；但一上手就發現，它們的力量更大，正要拉著大批成人拔離泥沼。
你看，現在我正抓著一雙小手。對，就是他，臉龐清瘦、頭發淩亂的鄂溫克族男孩子巴特爾道爾吉，剛才穿著一雙小馬靴走出隊列站定，緩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場肅靜。他輕輕地閉上眼睛，又輕輕地張開了嘴，一種悠長的聲調隨即綿延而出。
茫茫大地無聲無息，
心中的母親在祈禱上蒼。
她正為我向上蒼獻奶，
她正遙望著遠方的遠方。
我的母親，
她在遠方……
聲音一起，這個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齡。幾百年馬背上的思念和憂傷頃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見了，千裏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蒼老的聲音都在共鳴。
在場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動。我打聽了，這個孩子完全不識五線譜和簡譜，他隻是在繁忙的父母嘴邊撿拾到一些歌聲罷了，竟然能快速地連貫成自己最初的音樂生命。站在我身邊的國際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先生輕聲告訴我，他的音準無懈可擊。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讓人吃驚的事情不斷在孩子們中發生。兩個月前這裏路過一個蒙古國的歌手，看到孩子們在唱歌，便送給孩子們一份描寫森林裏各種禽鳥生態的複雜歌譜，才教唱了兩遍就匆忙回國了。歌譜放在老師那裏，卻不知怎麽丟失了，大家沒法再學，深感可惜。沒想到站出來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巴爾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說自己在跟唱兩遍的時候已經能夠全部背唱，請老師拿出紙筆記錄。老師驚奇地記錄著。後來歌譜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對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這又是怎麽回事？
不僅是唱歌，連舞蹈也是如此。這些剛剛集合在一起的孩子顯然沒有受過任何舞蹈訓練，但是，他們的動作卻展現出一種天然的韻律和節奏。有一個名叫娜日格樂的布裏亞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歲，一舉手一投足都滲透著公主般的高貴和嫻靜，讓我們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們都非常奇怪。她的風度與她的經曆基本沒有關係，那麽，她的風度就隻能來自於她的經曆之前，或經曆之外。
這些例證，很可能被人說成是天才。我想換一個字是天籟。天才是個人奇跡，天籟是天生自然。天才並不常見，天籟則與人人有關。
今天中國文化藝術界失落很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籟。
三
在古代漢語中，籟，最早是指一種竹製的樂器。天籟，則把自然當做樂器了，是指自然之聲。其實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們還沒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時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態，並且暢快地吐露出來。這樣的人，常常被稱為未失天籟、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大多隻能從兒童中，從邊遠地區的荒漠間尋找。
這樣的人，說得好聽一點，是未受汙染之人，說得難聽一點，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們是那麽可愛，那麽純淨，那麽無拘無束，那麽合乎藝術本性，不能不使我們一次次回過頭來，對現代文明的所謂“教化”投去懷疑的目光。
現代文明當然也有很多好處，但顯然嚴重地吞噬了人們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學、訓導、觀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個個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進人既成模式，很少有活著出來的。隻有極少數人在臨近窒息之時找到一條小縫逃了出來，成了藝術上的稀世奇俠，或其他領域的神秘天才。當然，也可能在逃出來之後不知所措，終老於混混沌沌的自然狀態。但即使這樣，也活得真實，躲過了模式化的虛假。
因此，現代文明不能過於自負。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麵前，再成熟的文明也隻是匆忙的過場遊戲，而且總是包含著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為藝術是現代文明的訓練結果，但不妨靜夜自問，我們每個人在童年時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醜了，那又經受過什麽訓練？後來在課堂上說得非常複雜的平衡、挺拔、生動等美學規則，隻是教師們對童年直覺的笨拙表述罷了，很難從學術上論定。童年直覺來自何處？天性，天籟。
同樣，當我們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麵對自然美景時發出驚喜光芒，也與後天的教育基本無關。甚至在我們成年後的寫作中，那些不知怎麽流瀉出來的可圈可點的句子，肯定也與前人或旁人文章關係不大。
清代學者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天籟不來，人力亦無如何。”如果來了，則“不著一字，自得風流”。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盡是人力，盡是文字，盡是雕琢，盡是理念。
大家還以為，這才是進步，這才是文化。
這真讓人著急。
我之所以數度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邀請擔任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文化素質總講評”，就是想把這種著急之心係統地表達一下。因為每次長達四十多天，天天全國直播，收視的觀眾上億。我已經不能不借助於這麽大的高台，來呼喚天籟。
歌手都很年輕，絕大多數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擁有大專學曆。但是，一旦讓他們談談自己，談談父母，談談家鄉，談談音樂，立即出現一種驚人的景象。多數人都不假思索，隨口吐出，用詞華麗，充滿了成語、形容詞和排比，卻又都嚴重雷同。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他們說得多麽虛假和空洞。不管你怎麽追問，他們還給你的，是加倍的虛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對著電視鏡頭嚴峻地講評道：“你說了那麽多描述媽媽的話，但很抱歉，我覺得你對自己的媽媽還缺少感情。因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媽媽的話幾乎完全重複，而世界上並不存在完全重複的媽媽。因此，盡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個真媽媽，但你口中的媽媽是一個假媽媽。”
我又對另一位歌手說：“問了你三遍最早學歌的原因，你講的都是宏大詞匯，什麽曆史的審美需求、時代的文化趨勢，卻與你自己的著迷無關。自己不著迷，可以從事別的職業，卻不能是藝術。”
我還一次次要求他們，能不能把他們掛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眾心理的定格”、“第三維度的判斷”等說說明白，換成正常人的語言。
當然，我沒有讓這些歌手在文化素質的考評中及格。但我反複說明，這主要不是針對他們個人，我是在為一種越來越得意、越來越普及的偽文化打分，他們隻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從學校到官場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場大規模的傳染病。文化的傳染病比醫學上的傳染病更麻煩，因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傳播，而且又會讓每一個得病者都神采飛揚、炯炯有神。
對於這樣的疫情我已無能為力，隻能站在一個能讓很多人聽得到、看得見的高台上呼喊幾句：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讚成我參加這樣通俗的電視活動，發表文章說讓一個資深學者出來點評年輕人的文化素質，是“殺雞用牛刀”，可見他們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和緊迫，因此也無法體會我急於尋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說，隻有得過重病的人才知道什麽是健康，同樣，隻有見到過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麽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當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來自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歌手來到了我的高台邊。他們從服飾、語言到歌聲都是原生態，從家鄉走到縣城都要花幾天時間，卻長途跋涉地來到了北京。他們顯然沒有受過什麽訓練，但一開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鉤住了。熱鬧的賽場裏立即出現了遠山叢林間的夜風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質樸起點。
每支歌唱完，是我與歌手對話的時間，全國電視觀眾都在傾聽。
你看這位少數民族女青年，二十來歲，漢語還說得相當生硬。我就簡單問了她一個小問題：“這首歌，是從媽媽那裏學來的嗎？”
“我媽媽不唱歌。”她遲疑了一下又說，“但她最會唱歌……”
“這是怎麽回事？”我好奇地問。
“我爸爸原是村子裏最好的歌手，他用歌聲引來了另一個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媽媽。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媽媽從此就不再唱歌。”
幾句結結巴巴的話，立即使我警覺，此刻正在麵對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生故事。她還在說下去：“前些天初賽，媽媽在電視中看到了，我剛回家，她就抱住了我。這時，我聽到耳邊傳來低低的歌聲。這是爸爸去世那麽多年後她第一次開口，真是唱得好。”
兩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後終於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還沒有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頭看見這位歌手正等著我的講評和打分。我說：“請代我問候你的媽媽——這位高貴的妻子，高貴的母親！”
現場的掌聲如山洪暴發，我看到很多擔任評委的著名音樂家在擦淚。我輕輕地加了兩個字：“滿分。”
本來我還想通過電視問候那個村子裏的鄉親。整整二十年，這些鄉親知道他們的女歌王為什麽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會了她的女兒。但是，我要表達這種問候需要用不少語言，而當時比賽現場的濃鬱氣氛已容不得語言。後來才知道，當時幾乎整個中國都被這個樸實的故事感動了。
我想，這下，那些用空洞重複的套話來敘述自己父母親的歌手，該知道我為什麽不讓他們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倫貝爾草原又想起了祖國西南地區的那個村莊。兩個地方隔得很遠，但它們的歌聲卻能互相聽到，因為它們屬於同一種美學範疇。其實，這也是人類學範疇。
從眼前的十多歲的小孩子，到中央電視台比賽現場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親和鄉親，再到在評委席裏擦淚的著名音樂家們，這一連串麵容，在我腦海中連成了一條線。這條線，就叫“人類深層藝術史”。
四
令人惆悵的是，憑著我們的呼籲，天籟還能在我們的生活和藝術中占據多大的分量？
幾個朋友對此非常悲觀，認為現代文明的推土機很難抵擋。推土機一過，一切都可想而知。因此，誰也不願和它作對了，現在的很多文化藝術，都已經成了推土機的伴奏音響。
我對此稍有樂觀。不是樂觀於推土機的終將停止——這是不可能的——而是樂觀於不少人的心底可能還有文化良知存活。這些存活的因素隻是點點滴滴，卻是人間真文化千年傳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這裏，我看了鄂溫克族小男孩達維爾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邊。
鄂溫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裏過著原始的狩獵生活，很多年來，政府部門在山下為他們建造了居住社區，又為了保護珍稀動物而限製狩獵，他們的生態改變了。麵對著遠比過去舒適和安逸的物質生活，他們卻陷入了深深的苦悶。這是一種說不清楚原因的苦悶，其實也就是文化苦悶。因此，他們會在原來的狩獵地養幾頭鹿，或其他什麽動物，過一段日子就上山去與它們一起住一陣，像過去一樣。不要嘲笑他們過於懷舊，這是他們吃力地在與自己的文化“談判”。
那天，十二歲的達維爾從合唱團回家，問剛剛從山上下來的奶奶和媽媽，還有沒有老歌可以教給他。於是，幾位長輩就開始在燈下一句句地回憶起來。幾天下來，達維爾學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媽媽則完全變了。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點，她們的笑容、步態立即變得自在和坦然。
這，已經屬於一個民族的天籟了。
推土機永遠會一步步推進。但我們還有駿馬，還有不同年齡的騎手，可以揚鞭縱韁，去追回那些重要的東西。
點評一：
社會正在加速將人變成標準產品，充斥耳際的幾乎是不帶任何個性的交際語，內心的言辭消失之後，每個人所麵對的隻能是乏味的同類。如果不明白生命的意義，我們就將喪失人類最後的那一點特性。（老愚）
點評二：
天籟是自然的聲響，非關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沒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無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是魏晉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動哲學。大而概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為教化，道家為自然。而純粹藝術精神，它更多地存在於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賽考察素質環節，餘先生麵對被教化套牢的歌手充滿無奈。好在還有那些“原生態”歌手，讓人得以短暫地重返自然。（馬策）
點評三：
什麽是天籟，“天籟是天生自然”，不造假，不浮誇，不虛作。天籟之聲，就是月朗風清之夜諦聽到的那來自婆娑竹林綠海之中的本源音響，渾然天成；就是那草原上牧民們喉頭不經意吐出的低低長調，沉鬱愴然，就是那鄂溫克族男孩把思念充溢屋宇，讓情感產生雙相共振的歌聲。換句話，它就是中國文化藝術界逐漸失落的藝術生命特質：質樸天然。（廖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