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學術著作中描述過歌德在魏瑪的生活。那時尋找這方麵的材料很不容易，但還是陸續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麗的小城裏一直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從二十幾歲到高壽亡故，都是這樣。那些平靜的敘述當時讀來總是疑惑重重，因為我們曆來被告知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總與作家的個人苦難直接相關。也許歌德是個例外，但這個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刪略十分不易。由這個例外又想起中國盛唐時期的大批好命詩人，以及托爾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優裕的外國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轉變了方向。如果一個文學規律能把這麽多第一流的大師排除在外，那還叫什麽規律呢？今天到了魏瑪纔明白，歌德在這兒的住宅，比人們想象的還要豪華。
整個街角一長溜黃色的樓房，在鬧市區占地之寬讓人誤以為是一個重要國家機關或一所貴族學校，其實隻是他個人的家。進門一看裏邊還有一棟，與前麵一棟有幾條甬道相連，中間隔了一個長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實是門內馬車道，車庫裏的馬車一切如舊，隻是馬不在了。
車庫設在內樓的底層，樓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區，臥室比較樸素，書庫裏的書據說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樣擺放，一本未動。至於前樓，則是一個宮殿式的交際場所，名畫名雕，羅陳有序，重門迭戶，裝潢考究，好像走進了一個博物館。
腳下吱吱作響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樓板，那聲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誕生的最早節拍。
我一間間看得很細很慢，夥伴們等不及了，說已經與歌德檔案館預約過拍攝時間，必須趕去了。我說我還沒有看完，你們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夥伴們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幹脆耐下心來，在歌德家裏一遍遍轉。直轉到每級樓梯都踏遍，每個角落都拐到，每個櫃子都看熟，纔不慌不忙地出來，憑著以前研究歌德時對魏瑪地圖的印象，穿舊街，過廣場，沿河邊，跨大橋，慢慢向感覺中的檔案館走去。
檔案館是一個斜坡深處的堅固老樓。在二樓上，我看到了他們的筆跡。
歌德的字斜得厲害，但整齊瀟灑，像一片被大風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顯自由，我想應該是多數西方有纔華作家的習慣寫法。最怪異的莫過於尼采，那麽狂放不羈的思想，手稿卻板正、拘謹，像是一個木訥的抄寫者的筆觸。
歌德到魏瑪來是受到魏瑪公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當時他隻有二十六歲。
德國在統一之前，分為很多小邦國，最多時達到二三百個。這種狀態非常不利於經濟的發展、風氣的開化，但對文化卻未必是禍害。有些邦國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鑒賞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納賢達、樹碑立傳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獲得一個安適的創作環境，留下佳績。德國在統一之前湧現的驚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與此有關。反之，麵對統一的強權，帝國的夢幻，民族的迷思，卻很難有象樣的文化業績，更不待說在戰爭狂熱的籠罩下了。
歌德在魏瑪創造的文化業績，遠遠超過魏瑪公爵的預想，尤其是他與席勒相遇之後。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主將，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席勒以《強盜》，還有他們的其它作品，對封建意識形態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掃蕩氣勢。他們的精神前輩，應該是那位現實身份低微而曆史地位崇高的萊辛。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特意讓主人公自殺前還在讀萊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相遇之時，“狂飆突進運動”的鋒頭已經過去，而他們已在開創一個古典主義時代。曆史將承認，德國古典主義的全盛時代，以他們的友誼為主要標誌。
這三個人，構成了我們對德國文學起點性的印象。他們幾乎都是哲學家，不僅深思，而且宏觀，有極高的學術素養。這使他們的作品有一種罕見的終極沈思的品格。這種品格有兩個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學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萬匯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後一個方向，萊辛、席勒兩者兼融，在後一個方向上卻沒有歌德那樣圓滿。當然，這與歌德的優裕和高壽有關。
無論如何，德國文學以後濃鬱的哲理素質，就這麽定下了。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係。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於窘迫。
他們並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於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隻享受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長十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係列重要創作活動。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纔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於是，這對友人，身居小城，開啟了歐洲文藝史上的一個時代。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上天讓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後來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席勒死時家境窮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裏了。
沒想到二十年後教堂地下室清理，人們纔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沒有明確標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這事使年邁的歌德一陣驚恐，二十年對亡友的思念積累成了一種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對於亡友後事的疏忽。他當即自告奮勇，負責去辨認席勒的遺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認二十年前的顱骨，這是連現代法學鑒定家也會感到棘手的事，何況歌德一無席勒的醫學檔案，二無起碼的鑒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對友情的記憶。這真是對友情的最大考驗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遺失了聲音、遺失了眼神，甚至連肌膚也遺失了的情況下仍然能認出朋友的遺骨呢我猜想歌德決定前去辨認的時候也是沒有把握的，剛剛進入教堂地下室的時候也是驚恐萬狀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辦法：捧起顱骨長時間對視。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長談的情景的回複，而情景總是具有刪削功能和修補功能。於是最後捧定了那顆顱骨，昂昂然地裹卷起當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著前後左右反複端詳，最後點了點頭：“回家吧，偉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顱骨捧回家中安放，隨後著手設計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難以言表，確實是席勒本人回來了，但所有積貯了二十年的傾吐都沒有引起響應，每一句都變成自言自語。這種在亡友顱骨前的孤獨是那樣的強烈，蒼老的歌德實在無法長時間承受，他終於在魏瑪最尊貴的公侯陵為席勒找了一塊比較理想的遷葬之地。
誰知一百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勒的棺柩被保護性轉移，戰爭結束後打開一看，裏麵又多了一顆顱骨。估計是當初轉移時工作人員手忙腳亂造成的差錯。
那麽，哪一顆是席勒的呢世上已無歌德，誰能辨認席勒，也隻有在歌德麵前，纔覺得有必要脫身而出。在一個沒有歌德的世界，他脫身而出也隻能領受孤獨，因此也許是故意，他自甘埋沒。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間本應有更多的傑出人物，隻因為沒有足以與他們對應的友情，他們也就心甘情願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整個街角一長溜黃色的樓房，在鬧市區占地之寬讓人誤以為是一個重要國家機關或一所貴族學校，其實隻是他個人的家。進門一看裏邊還有一棟，與前麵一棟有幾條甬道相連，中間隔了一個長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實是門內馬車道，車庫裏的馬車一切如舊，隻是馬不在了。
車庫設在內樓的底層，樓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區，臥室比較樸素，書庫裏的書據說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樣擺放，一本未動。至於前樓，則是一個宮殿式的交際場所，名畫名雕，羅陳有序，重門迭戶，裝潢考究，好像走進了一個博物館。
腳下吱吱作響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樓板，那聲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誕生的最早節拍。
我一間間看得很細很慢，夥伴們等不及了，說已經與歌德檔案館預約過拍攝時間，必須趕去了。我說我還沒有看完，你們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夥伴們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幹脆耐下心來，在歌德家裏一遍遍轉。直轉到每級樓梯都踏遍，每個角落都拐到，每個櫃子都看熟，纔不慌不忙地出來，憑著以前研究歌德時對魏瑪地圖的印象，穿舊街，過廣場，沿河邊，跨大橋，慢慢向感覺中的檔案館走去。
檔案館是一個斜坡深處的堅固老樓。在二樓上，我看到了他們的筆跡。
歌德的字斜得厲害，但整齊瀟灑，像一片被大風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顯自由，我想應該是多數西方有纔華作家的習慣寫法。最怪異的莫過於尼采，那麽狂放不羈的思想，手稿卻板正、拘謹，像是一個木訥的抄寫者的筆觸。
歌德到魏瑪來是受到魏瑪公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當時他隻有二十六歲。
德國在統一之前，分為很多小邦國，最多時達到二三百個。這種狀態非常不利於經濟的發展、風氣的開化，但對文化卻未必是禍害。有些邦國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鑒賞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納賢達、樹碑立傳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獲得一個安適的創作環境，留下佳績。德國在統一之前湧現的驚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與此有關。反之，麵對統一的強權，帝國的夢幻，民族的迷思，卻很難有象樣的文化業績，更不待說在戰爭狂熱的籠罩下了。
歌德在魏瑪創造的文化業績，遠遠超過魏瑪公爵的預想，尤其是他與席勒相遇之後。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主將，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席勒以《強盜》，還有他們的其它作品，對封建意識形態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掃蕩氣勢。他們的精神前輩，應該是那位現實身份低微而曆史地位崇高的萊辛。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特意讓主人公自殺前還在讀萊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相遇之時，“狂飆突進運動”的鋒頭已經過去，而他們已在開創一個古典主義時代。曆史將承認，德國古典主義的全盛時代，以他們的友誼為主要標誌。
這三個人，構成了我們對德國文學起點性的印象。他們幾乎都是哲學家，不僅深思，而且宏觀，有極高的學術素養。這使他們的作品有一種罕見的終極沈思的品格。這種品格有兩個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學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萬匯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後一個方向，萊辛、席勒兩者兼融，在後一個方向上卻沒有歌德那樣圓滿。當然，這與歌德的優裕和高壽有關。
無論如何，德國文學以後濃鬱的哲理素質，就這麽定下了。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係。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於窘迫。
他們並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於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隻享受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長十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係列重要創作活動。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纔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於是，這對友人，身居小城，開啟了歐洲文藝史上的一個時代。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上天讓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後來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席勒死時家境窮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裏了。
沒想到二十年後教堂地下室清理，人們纔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沒有明確標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這事使年邁的歌德一陣驚恐，二十年對亡友的思念積累成了一種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對於亡友後事的疏忽。他當即自告奮勇，負責去辨認席勒的遺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認二十年前的顱骨，這是連現代法學鑒定家也會感到棘手的事，何況歌德一無席勒的醫學檔案，二無起碼的鑒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對友情的記憶。這真是對友情的最大考驗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遺失了聲音、遺失了眼神，甚至連肌膚也遺失了的情況下仍然能認出朋友的遺骨呢我猜想歌德決定前去辨認的時候也是沒有把握的，剛剛進入教堂地下室的時候也是驚恐萬狀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辦法：捧起顱骨長時間對視。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長談的情景的回複，而情景總是具有刪削功能和修補功能。於是最後捧定了那顆顱骨，昂昂然地裹卷起當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著前後左右反複端詳，最後點了點頭：“回家吧，偉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顱骨捧回家中安放，隨後著手設計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難以言表，確實是席勒本人回來了，但所有積貯了二十年的傾吐都沒有引起響應，每一句都變成自言自語。這種在亡友顱骨前的孤獨是那樣的強烈，蒼老的歌德實在無法長時間承受，他終於在魏瑪最尊貴的公侯陵為席勒找了一塊比較理想的遷葬之地。
誰知一百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勒的棺柩被保護性轉移，戰爭結束後打開一看，裏麵又多了一顆顱骨。估計是當初轉移時工作人員手忙腳亂造成的差錯。
那麽，哪一顆是席勒的呢世上已無歌德，誰能辨認席勒，也隻有在歌德麵前，纔覺得有必要脫身而出。在一個沒有歌德的世界，他脫身而出也隻能領受孤獨，因此也許是故意，他自甘埋沒。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間本應有更多的傑出人物，隻因為沒有足以與他們對應的友情，他們也就心甘情願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