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獨自在伯爾尼逛街，繞來繞去幾次迷路，後來終於悟得一個訣竅，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誠、最年老的向導，再也錯不了。如此幾度反複，我把伯爾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
路線一旦摸清，以後幾天逛街就變得瀟灑，隻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克拉姆大街起頭處有一座鍾樓，形體不像別的鍾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鍾麵大於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鍾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鑽出，順著大街往東走，覺得這一帶該是每小時都被同一種鍾聲統領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無非印證於時間和空間，因此在這鍾樓下的時間共享，其實也就是生命共享。這種共享既然被一小時、一小時安排得精打細算，那麽即便素昧平生也會覺得已經深深地朋友了一場。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拚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後快速通知車隊的夥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隻是近百年有些國際間的文化人貪圖它的安靜、美麗會到這裏來住一陣，結果它也就頻頻地進入人類文化視野，用不著再氣短自慚。
願意來住的文化人是什麽等級住了多久在這裏有什麽創造……這一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一座城市的器識和榮辱，至關重要，對於自身根基較薄的城市更是這樣。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作一回事。夥伴們一聽招呼就明白，二話不說跟著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隻是沿街店麵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麵既寫著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著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隻能說是前後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後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牆上醒目地貼著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麵又寫了一行字：一九o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牆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夥伴們很奇怪，英語並不好的我怎麽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裏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麽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須發皆白，滿臉皺紋，穿著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著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醜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裏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醜中之美，但幾分鍾之後又立即否定：何醜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鍾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醜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注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後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karsh，我現在連卡希的攝影集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於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隻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裏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裏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纔一二年吧，剛做父親。
管理故居的老婦見我們這群中國人指指點點，也就遞過來一份英文資料，可惜她本人不大會說英文。接過資料一看，纔明白愛因斯坦在這裏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o五年驚天動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從而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係理論；……
這一年，這間房子裏的時間價值需要用分分秒秒來計算，而每個價值都指向著世界一流、曆史一流。
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誇張。去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世紀人物，結果整個二十世紀，那麽多國家和行當，那麽多英雄和大師，隻留下一位，即愛因斯坦。記得我當時正考察完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達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的街市間全是愛因斯坦的照片，連世界屋脊的雪峰絕壁都在為他壯威。
二十世紀大事連連，勝跡處處，而它的最高光輝卻閃耀在剛剛開始了五年的一九o五年，它的最大勝跡卻躲縮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的這個房間，真是不可思議。難道，那麽多戰旗獵獵的高地、雄辯滔滔的廳堂、金光熠熠的權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這裏尋找一點曆史邏輯，但想來想去都十分困難。
連愛因斯坦為什麽會到伯爾尼，為什麽會住在這間房，後來為什麽離開，也隻有一些偶然原因，沒有必然邏輯。
正想著，抬頭看到牆上還有他的一句話，勉強翻譯應該是：
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盡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邏輯思維是為了肯定什麽，於是心中竊喜。
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愛因斯坦，雖然身為物理學家，卻經常為人文科學張目。近年來愛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裏邊有大量人文科學方麵的篇章，尤其是他對宗教、倫理、和平、人權、生活目標、個人良心、道義責任和人類未來的論述，我讀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銘心。前年黑龍江有一位讀者在報紙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問我在被文化盜竊集團組織的威脅、誣陷、圍攻濁浪中如何自處，我回信說：“讀愛因斯坦。”
在故居裏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麽不應該。但一問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順樓梯往下走，轉彎處一個小門，便是愛因斯坦家與另外一家合用的衛生間。
正在這時，鍾樓的鍾聲響了。這是愛因斯坦無數次聽到過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分。他在這鍾聲中怔怔地思考著宇宙的時間，於是，這間小房也就成了無限的空間。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搬過好幾次家，由於這間小房是相對論的誕生地，因此最為重要。但瑞士不喜歡張揚，你看這兒，隻讓一位老婦人管著，有人敲門時她去開一下，動作很輕，怕吵了鄰居。樓下那個嘈雜的小餐廳，也沒有讓它搬走，那就隻能讓它的名字在玻璃門上與愛因斯坦並立，很多旅人看到後猜測疑惑，以為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愛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種巧思，終於沒有推門而入。
伯爾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擺出一種派頭，意思是，再偉大的人物在這裏也隻是一個普通市民。我覺得在這方麵他們做得有點過頭，愛因斯坦的這處故居還應該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於我們常見的那種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色名人故居，這裏的淡然方式更讓人舒服。其實也正因為這樣淡然，纔會吸引真正的大師巨匠來安靜居住。
路線一旦摸清，以後幾天逛街就變得瀟灑，隻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克拉姆大街起頭處有一座鍾樓，形體不像別的鍾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鍾麵大於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鍾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鑽出，順著大街往東走，覺得這一帶該是每小時都被同一種鍾聲統領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無非印證於時間和空間，因此在這鍾樓下的時間共享，其實也就是生命共享。這種共享既然被一小時、一小時安排得精打細算，那麽即便素昧平生也會覺得已經深深地朋友了一場。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拚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後快速通知車隊的夥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隻是近百年有些國際間的文化人貪圖它的安靜、美麗會到這裏來住一陣，結果它也就頻頻地進入人類文化視野，用不著再氣短自慚。
願意來住的文化人是什麽等級住了多久在這裏有什麽創造……這一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一座城市的器識和榮辱，至關重要，對於自身根基較薄的城市更是這樣。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作一回事。夥伴們一聽招呼就明白，二話不說跟著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隻是沿街店麵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麵既寫著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著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隻能說是前後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後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牆上醒目地貼著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麵又寫了一行字：一九o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牆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夥伴們很奇怪，英語並不好的我怎麽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裏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麽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須發皆白，滿臉皺紋，穿著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著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醜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裏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醜中之美，但幾分鍾之後又立即否定：何醜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鍾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醜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注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後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karsh，我現在連卡希的攝影集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於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隻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裏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裏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纔一二年吧，剛做父親。
管理故居的老婦見我們這群中國人指指點點，也就遞過來一份英文資料，可惜她本人不大會說英文。接過資料一看，纔明白愛因斯坦在這裏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o五年驚天動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從而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係理論；……
這一年，這間房子裏的時間價值需要用分分秒秒來計算，而每個價值都指向著世界一流、曆史一流。
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誇張。去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世紀人物，結果整個二十世紀，那麽多國家和行當，那麽多英雄和大師，隻留下一位，即愛因斯坦。記得我當時正考察完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達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的街市間全是愛因斯坦的照片，連世界屋脊的雪峰絕壁都在為他壯威。
二十世紀大事連連，勝跡處處，而它的最高光輝卻閃耀在剛剛開始了五年的一九o五年，它的最大勝跡卻躲縮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的這個房間，真是不可思議。難道，那麽多戰旗獵獵的高地、雄辯滔滔的廳堂、金光熠熠的權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這裏尋找一點曆史邏輯，但想來想去都十分困難。
連愛因斯坦為什麽會到伯爾尼，為什麽會住在這間房，後來為什麽離開，也隻有一些偶然原因，沒有必然邏輯。
正想著，抬頭看到牆上還有他的一句話，勉強翻譯應該是：
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盡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邏輯思維是為了肯定什麽，於是心中竊喜。
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愛因斯坦，雖然身為物理學家，卻經常為人文科學張目。近年來愛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裏邊有大量人文科學方麵的篇章，尤其是他對宗教、倫理、和平、人權、生活目標、個人良心、道義責任和人類未來的論述，我讀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銘心。前年黑龍江有一位讀者在報紙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問我在被文化盜竊集團組織的威脅、誣陷、圍攻濁浪中如何自處，我回信說：“讀愛因斯坦。”
在故居裏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麽不應該。但一問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順樓梯往下走，轉彎處一個小門，便是愛因斯坦家與另外一家合用的衛生間。
正在這時，鍾樓的鍾聲響了。這是愛因斯坦無數次聽到過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分。他在這鍾聲中怔怔地思考著宇宙的時間，於是，這間小房也就成了無限的空間。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搬過好幾次家，由於這間小房是相對論的誕生地，因此最為重要。但瑞士不喜歡張揚，你看這兒，隻讓一位老婦人管著，有人敲門時她去開一下，動作很輕，怕吵了鄰居。樓下那個嘈雜的小餐廳，也沒有讓它搬走，那就隻能讓它的名字在玻璃門上與愛因斯坦並立，很多旅人看到後猜測疑惑，以為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愛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種巧思，終於沒有推門而入。
伯爾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擺出一種派頭，意思是，再偉大的人物在這裏也隻是一個普通市民。我覺得在這方麵他們做得有點過頭，愛因斯坦的這處故居還應該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於我們常見的那種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色名人故居，這裏的淡然方式更讓人舒服。其實也正因為這樣淡然，纔會吸引真正的大師巨匠來安靜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