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問過對歐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歡歐洲哪座城市，他說是布拉格，證據是他居然去過五十幾次。當時覺得這也許隱含著某種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裏。但當我們真的來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認為是歐洲之最，也開始承認kenny的激賞不無道理。
一個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彎彎地通過，河上有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大橋———這個基本態勢已經夠綺麗的了，何況它還有那麽多古典建築。
建築群之間的小巷裏密布著手工作坊，爐火熊熊，錘聲叮叮，黑鐵冷冽，黃銅燦亮，劍戟幽暗，門飾粗厲，全然不是別處工藝品市場上的精致俏麗，卻牢牢地勾住了遠來旅人們的腳步。
離手工作坊不遠，是大大小小的畫室、藝廊，橋頭有業餘劇團在演先鋒派戲劇，路邊有華麗的男高音在賣藝，從他們的藝術水準看，我真懷疑以前東歐國家的半數高層藝術家都擠到布拉格來了。
什麽樣的城市都見過，卻難得像布拉格那樣，天天回蕩著節日般的氣氛，把遠近旅人的身心激蕩得那麽興奮，又那麽舒坦。巴黎、紐約在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中心的時候一定也有過這種四方會聚、車馬喧騰的熱鬧吧我們沒有趕上，它們現在已經有了太厚的沈澱，影響了渦旋的力度；一路看來，唯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種重新確認的自由生態一起渦旋，淋漓酣暢。
捷克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進布拉格前我們先已遊蕩了遠近很多城市和農村，景況比較寥落；接觸到的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也總是懶洋洋的，令人惱火；為什麽獨獨布拉格如此欣欣向榮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傑出城市可以不被國家的整體環境徹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遙想當初四周還寒意瀟瀟，“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風和暢。
那個春天被蘇聯坦克壓碎了，而且不僅是蘇聯，四麵八方都壓過來，容不得這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那種包圍陣勢恰恰反證了它的驕人風采，軋軋的履帶聲顯得那麽無聊。此刻我正漫步在當年坦克通過最多的那條大街，中心花道間的長椅上坐著一位老人，他揚手讓我坐在他身邊，告訴我一種屬於本城的哲學：我們地方太小，城市太老，總也打不過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總要離開，是文明總會留下，你看轉眼之間，滿街的外國坦克全都變成了外國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聽到這種沒有脾氣的哲學時會有什麽反應，但現在聽起來卻並不反感，特別是在這濃密的花叢間，正當夕陽斜照，而不遠處老城廣場上的古鍾又正鳴響。
這個古鍾又是一個話題。每小時鳴響之時，鍾下總是人群如堵，因為鍾盤上會展現出一係列機械人形，生動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個景觀。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禮在古鍾下舉行，讓人遙想這幾百年的鍾聲開啟和閉合過多少人生。
古鍾建於十五世紀。傳說由於這鍾精美得舉世無雙，當時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機械工藝師的雙眼。人類最原始的保密法則居然用如此野蠻的方式來執行，使人聯想到中國古代皇帝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殺的暴行。可見這鍾聲盡管可以傲視坦克的轟鳴，它自己也蘊含著太多的血淚。後來到了布拉格蠟像館，進門是城市曆史部分，抬眼就見到那位機械工藝師，用白布包著被刺瞎的雙眼，還在機械堆裏不懈地摸索。
我從這鍾聲中來傾聽路邊老人所講的哲學，突然懷疑是否也像這鍾聲，在達觀的歡悅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古鍾位於老城廣場西南角，廣場中央是胡斯塑像，廣場南方，是胡斯主持過的伯利恒教堂。
苞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布拉格大學校長，一四一五年以『異端”的罪名被火刑燒死，這是我們小時候在曆史課本裏就讀到過的。胡斯燒死時，古鍾的機械部分已經造好，鍾樓還沒有修起來。現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現他臨死時的神情，火焰噬卷著瘦削的身軀，臉部的輪廓和胡須的形態，卻比火焰還要飄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會判他是“異端”，倒並不冤枉。記得中世紀的一個宗教裁判員曾經自炫，他可以根據任何一個作者的任何兩行字就判定異端並用火燒死，而胡斯反對教會剝削行徑的言論卻明確無誤，請聽他的這段話：
甚至窮老太婆藏在頭巾裏的最後一個銅板，都被無恥的神父搜刮出來，不是花在懺悔上，就花在彌撒上；不是花在彌撒上，就花在聖徒遺物上；不是花在聖徒遺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禱上；不是花在祈禱上，就花在埋葬上……說神父比強盜還狡猾、還凶惡，難道不對嗎在我們想象中，用這樣強烈的語氣向民眾呼籲的人，一定會受到民眾的熱烈擁護，因此，當權者是不敢用殘酷方式把是非顛倒於大庭廣眾之前的，如果不經過歪曲和遮掩，當場焚燒像胡斯這樣的著名人物，會在民眾中引起什麽樣的逆反心理呢但是到了歐洲讀到的曆史資料卻讓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實證明，民眾的良知在獲得啟蒙之前，他們恰恰是很多無恥暴行的參與者和歡呼者。一般在火刑儀式前夜，全城懸掛彩旗，市民進行慶祝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一批戴著白色風帽，穿著肥大長袍把臉遮住的特殊人物，他們是宗教裁判員和本案告密者。執行火刑當日，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聲辱罵被押解的“犯人”，親屬們則圍在他的四周最後一次勸他懺悔。當火點起之後，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擁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權利。
苞斯一案的證人是他原來的同道斯蒂芬·帕萊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聲責斥的，是偽證人。
那麽，統治當局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案件中是否真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呢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利益高於真實，更高於道義。例如直接過問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說，隻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棄義。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各國的宗教裁判員都認為，即使偽證致使一位無辜者被燒死，這位無辜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也是為宗教而犧牲的。至於誣陷致使一位無辜者名譽遭汙，這位無辜者更應懂得現世名譽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為他準備了桂冠。
總之，怎麽誣陷都可以，怎麽焚燒都可以。
當然宗教裁判員之上還有裁判員，那就是曆史。一位布拉格大學校長被活活燒死，人們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布拉格從什麽時候開始蒸騰起藝術氣氛來的，我還沒有查證。但是既然這種氣氛已成為現在布拉格為世人共知的一種性格，那麽這種查證是遲早的事。我今天隻采取一個最簡便的辦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師奔去，從他的高度來俯矙這座城市。這位大師，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後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與房子很不和諧。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懮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胸悶氣塞，真奇怪遙遠的閱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後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向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群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中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潮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粗暴又近距離地讓他感受到了一種沒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留給布洛德的遺囑中說：『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日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我和夥伴們到那個紀念他的小酒館暢飲了一個晚上。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隻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樂嗬嗬的帥克在邊上陪著。
其實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的，他們有一種缺一不可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感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思想界和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這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說，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性，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曆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製、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脫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說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小說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米蘭·昆德拉一言難盡，我曾從中國學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國人對他小說的一個概括，說是“對存在的詩意的沈思”，覺得比較帖切。昆德拉一直為布拉格的文學地位而驕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著作被禁，他隻好移居法國，驕傲也就轉化成悲哀。
時至今日，昆德拉對布拉格更應該刮目相看，可惜他年歲已大，不便再度遷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纔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峰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作家總統。讀著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念叨著“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萊特，終於繼承了王位。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裏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對於人類的生存處境，卡夫卡構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斕的象征，而哈維爾則投入了政治的實驗，三者都達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讓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後的哈維爾卻了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隻在旅館裏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麽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著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份的基點。
他說，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說，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精神層麵和道德層麵來看待政治，爭取人性的回歸。一個表現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邪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寬容。
他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須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著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群體人格的閹割。
他說，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蘊藏著巨大的人性潛能。隻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說，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沈睡著的善意。
他說，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麵，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說，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麵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範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曆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秘本質，深感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著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哈維爾因此也說到自己，他說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隻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欲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麵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說，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征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峰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說，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說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說：“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
去前問過對歐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歡歐洲哪座城市，他說是布拉格，證據是他居然去過五十幾次。當時覺得這也許隱含著某種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裏。但當我們真的來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認為是歐洲之最，也開始承認kenny的激賞不無道理。
一個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彎彎地通過，河上有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大橋———這個基本態勢已經夠綺麗的了，何況它還有那麽多古典建築。
建築群之間的小巷裏密布著手工作坊，爐火熊熊，錘聲叮叮，黑鐵冷冽，黃銅燦亮，劍戟幽暗，門飾粗厲，全然不是別處工藝品市場上的精致俏麗，卻牢牢地勾住了遠來旅人們的腳步。
離手工作坊不遠，是大大小小的畫室、藝廊，橋頭有業餘劇團在演先鋒派戲劇，路邊有華麗的男高音在賣藝，從他們的藝術水準看，我真懷疑以前東歐國家的半數高層藝術家都擠到布拉格來了。
什麽樣的城市都見過，卻難得像布拉格那樣，天天回蕩著節日般的氣氛，把遠近旅人的身心激蕩得那麽興奮，又那麽舒坦。巴黎、紐約在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中心的時候一定也有過這種四方會聚、車馬喧騰的熱鬧吧我們沒有趕上，它們現在已經有了太厚的沈澱，影響了渦旋的力度；一路看來，唯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種重新確認的自由生態一起渦旋，淋漓酣暢。
捷克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進布拉格前我們先已遊蕩了遠近很多城市和農村，景況比較寥落；接觸到的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也總是懶洋洋的，令人惱火；為什麽獨獨布拉格如此欣欣向榮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傑出城市可以不被國家的整體環境徹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遙想當初四周還寒意瀟瀟，“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風和暢。
那個春天被蘇聯坦克壓碎了，而且不僅是蘇聯，四麵八方都壓過來，容不得這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那種包圍陣勢恰恰反證了它的驕人風采，軋軋的履帶聲顯得那麽無聊。此刻我正漫步在當年坦克通過最多的那條大街，中心花道間的長椅上坐著一位老人，他揚手讓我坐在他身邊，告訴我一種屬於本城的哲學：我們地方太小，城市太老，總也打不過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總要離開，是文明總會留下，你看轉眼之間，滿街的外國坦克全都變成了外國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聽到這種沒有脾氣的哲學時會有什麽反應，但現在聽起來卻並不反感，特別是在這濃密的花叢間，正當夕陽斜照，而不遠處老城廣場上的古鍾又正鳴響。
這個古鍾又是一個話題。每小時鳴響之時，鍾下總是人群如堵，因為鍾盤上會展現出一係列機械人形，生動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個景觀。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禮在古鍾下舉行，讓人遙想這幾百年的鍾聲開啟和閉合過多少人生。
古鍾建於十五世紀。傳說由於這鍾精美得舉世無雙，當時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機械工藝師的雙眼。人類最原始的保密法則居然用如此野蠻的方式來執行，使人聯想到中國古代皇帝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殺的暴行。可見這鍾聲盡管可以傲視坦克的轟鳴，它自己也蘊含著太多的血淚。後來到了布拉格蠟像館，進門是城市曆史部分，抬眼就見到那位機械工藝師，用白布包著被刺瞎的雙眼，還在機械堆裏不懈地摸索。
我從這鍾聲中來傾聽路邊老人所講的哲學，突然懷疑是否也像這鍾聲，在達觀的歡悅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古鍾位於老城廣場西南角，廣場中央是胡斯塑像，廣場南方，是胡斯主持過的伯利恒教堂。
苞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布拉格大學校長，一四一五年以『異端”的罪名被火刑燒死，這是我們小時候在曆史課本裏就讀到過的。胡斯燒死時，古鍾的機械部分已經造好，鍾樓還沒有修起來。現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現他臨死時的神情，火焰噬卷著瘦削的身軀，臉部的輪廓和胡須的形態，卻比火焰還要飄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會判他是“異端”，倒並不冤枉。記得中世紀的一個宗教裁判員曾經自炫，他可以根據任何一個作者的任何兩行字就判定異端並用火燒死，而胡斯反對教會剝削行徑的言論卻明確無誤，請聽他的這段話：
甚至窮老太婆藏在頭巾裏的最後一個銅板，都被無恥的神父搜刮出來，不是花在懺悔上，就花在彌撒上；不是花在彌撒上，就花在聖徒遺物上；不是花在聖徒遺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禱上；不是花在祈禱上，就花在埋葬上……說神父比強盜還狡猾、還凶惡，難道不對嗎在我們想象中，用這樣強烈的語氣向民眾呼籲的人，一定會受到民眾的熱烈擁護，因此，當權者是不敢用殘酷方式把是非顛倒於大庭廣眾之前的，如果不經過歪曲和遮掩，當場焚燒像胡斯這樣的著名人物，會在民眾中引起什麽樣的逆反心理呢但是到了歐洲讀到的曆史資料卻讓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實證明，民眾的良知在獲得啟蒙之前，他們恰恰是很多無恥暴行的參與者和歡呼者。一般在火刑儀式前夜，全城懸掛彩旗，市民進行慶祝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一批戴著白色風帽，穿著肥大長袍把臉遮住的特殊人物，他們是宗教裁判員和本案告密者。執行火刑當日，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聲辱罵被押解的“犯人”，親屬們則圍在他的四周最後一次勸他懺悔。當火點起之後，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擁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權利。
苞斯一案的證人是他原來的同道斯蒂芬·帕萊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聲責斥的，是偽證人。
那麽，統治當局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案件中是否真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呢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利益高於真實，更高於道義。例如直接過問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說，隻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棄義。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各國的宗教裁判員都認為，即使偽證致使一位無辜者被燒死，這位無辜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也是為宗教而犧牲的。至於誣陷致使一位無辜者名譽遭汙，這位無辜者更應懂得現世名譽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為他準備了桂冠。
總之，怎麽誣陷都可以，怎麽焚燒都可以。
當然宗教裁判員之上還有裁判員，那就是曆史。一位布拉格大學校長被活活燒死，人們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布拉格從什麽時候開始蒸騰起藝術氣氛來的，我還沒有查證。但是既然這種氣氛已成為現在布拉格為世人共知的一種性格，那麽這種查證是遲早的事。我今天隻采取一個最簡便的辦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師奔去，從他的高度來俯矙這座城市。這位大師，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後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與房子很不和諧。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懮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胸悶氣塞，真奇怪遙遠的閱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後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向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群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中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潮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粗暴又近距離地讓他感受到了一種沒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留給布洛德的遺囑中說：『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日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我和夥伴們到那個紀念他的小酒館暢飲了一個晚上。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隻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樂嗬嗬的帥克在邊上陪著。
其實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的，他們有一種缺一不可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感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思想界和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這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說，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性，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曆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製、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脫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說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小說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米蘭·昆德拉一言難盡，我曾從中國學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國人對他小說的一個概括，說是“對存在的詩意的沈思”，覺得比較帖切。昆德拉一直為布拉格的文學地位而驕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著作被禁，他隻好移居法國，驕傲也就轉化成悲哀。
時至今日，昆德拉對布拉格更應該刮目相看，可惜他年歲已大，不便再度遷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纔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峰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作家總統。讀著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念叨著“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萊特，終於繼承了王位。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裏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對於人類的生存處境，卡夫卡構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斕的象征，而哈維爾則投入了政治的實驗，三者都達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讓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後的哈維爾卻了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隻在旅館裏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麽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著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份的基點。
他說，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說，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精神層麵和道德層麵來看待政治，爭取人性的回歸。一個表現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邪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寬容。
他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須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著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群體人格的閹割。
他說，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蘊藏著巨大的人性潛能。隻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說，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沈睡著的善意。
他說，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麵，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說，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麵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範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曆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秘本質，深感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著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哈維爾因此也說到自己，他說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隻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欲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麵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說，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征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峰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說，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說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說：“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