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堂門口，一束燈光照射著那麵靜靜垂落的藍旗。在它後麵，一排排國旗相擁而立，做它的後盾。這些國旗原先高高地飄揚在各國的國界前，自從有了它，大家都紛紛收回，到這裏來享受清靜。
原來隻是為了反戰而結盟，不料卻給世界帶來了新的結構、新的製衡，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麽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按照一般觀念，布魯塞爾哪裏有巴黎、倫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為國際協調中心而取信於其它大國。因此，小得不可能對別人構成威脅而又地處中心的比利時正當其選。因歐盟總部所在，布魯塞爾已成為一個國際外交中心和新聞中心，對此不僅我們沒有料到，連很多國家的政府首腦也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念在思考問題，總覺得歐盟隻不過是一個國際組織罷了，怎麽比得上一個國家實在？其實歐盟正是針對這種國家至上觀念而出現的，因為曆史已經反複證明，這種觀念的極端形態不僅導致了太多的人間災難，而且肢解了歐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勢的失衡。
在目前，歐盟的大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麵，著力於營造一個共同大市場。為此，連貨幣都趨於統一，實在是大手筆。在當前這樣的經濟時代，貨幣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麵，這些國家連這份主權都願意受到衝刷，切莫小看了它們聯合的決心。我們這一路看到那麽多歐洲國家已完全不在乎邊界防守，所有的車輛長驅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礙就是貨幣了。如果歐元全然通行，將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暢快感？歐元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比值受挫，但這是暫時的，從長遠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存在。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於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於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諸方麵都會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後退。從未後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轉眼間就會跨上一個大台階。
政治家們會注意歐盟的每一個動作帶來的實際後果，而我關心的是它對傳統國際政治概念的搖俺，很多習以為常的範疇需要另起爐灶，很多目為經典的命題需要重新尋找內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擔懮信息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世界的人文構架還那麽老舊，現在看到歐盟的穩步前進，纔發現歐洲已經用一個大行為迫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不以新的形態進入新的時代，隻可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意識到，顯得嚴重滯後。
朋友們一直覺得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於它的曆史文化，其實我一路上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納挈領，豁然開朗地看著歐洲如何企圖在陳舊結構中脫胎換骨，揮別昨天。當然這種企圖在文化生態上還會麵對嚴重障礙，因此隻能由實務開頭，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後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和一個後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生長在歐洲衝突的拉鋸地帶，我因此感歎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癡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竟然真的爬著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發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隻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改塑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餘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裏，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後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隻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她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後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鬆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裏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裏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壩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麽。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後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裏問媽媽。媽媽隻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麽，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製造，然後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隻知道媽媽寫完信後，由一位後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後，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裏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麵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裏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裏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壩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於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於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於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隻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後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的，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後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於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於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原來隻是為了反戰而結盟，不料卻給世界帶來了新的結構、新的製衡，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麽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按照一般觀念，布魯塞爾哪裏有巴黎、倫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為國際協調中心而取信於其它大國。因此，小得不可能對別人構成威脅而又地處中心的比利時正當其選。因歐盟總部所在，布魯塞爾已成為一個國際外交中心和新聞中心，對此不僅我們沒有料到，連很多國家的政府首腦也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念在思考問題，總覺得歐盟隻不過是一個國際組織罷了，怎麽比得上一個國家實在？其實歐盟正是針對這種國家至上觀念而出現的，因為曆史已經反複證明，這種觀念的極端形態不僅導致了太多的人間災難，而且肢解了歐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勢的失衡。
在目前，歐盟的大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麵，著力於營造一個共同大市場。為此，連貨幣都趨於統一，實在是大手筆。在當前這樣的經濟時代，貨幣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麵，這些國家連這份主權都願意受到衝刷，切莫小看了它們聯合的決心。我們這一路看到那麽多歐洲國家已完全不在乎邊界防守，所有的車輛長驅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礙就是貨幣了。如果歐元全然通行，將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暢快感？歐元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比值受挫，但這是暫時的，從長遠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存在。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於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於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諸方麵都會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後退。從未後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轉眼間就會跨上一個大台階。
政治家們會注意歐盟的每一個動作帶來的實際後果，而我關心的是它對傳統國際政治概念的搖俺，很多習以為常的範疇需要另起爐灶，很多目為經典的命題需要重新尋找內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擔懮信息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世界的人文構架還那麽老舊，現在看到歐盟的穩步前進，纔發現歐洲已經用一個大行為迫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不以新的形態進入新的時代，隻可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意識到，顯得嚴重滯後。
朋友們一直覺得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於它的曆史文化，其實我一路上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納挈領，豁然開朗地看著歐洲如何企圖在陳舊結構中脫胎換骨，揮別昨天。當然這種企圖在文化生態上還會麵對嚴重障礙，因此隻能由實務開頭，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後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和一個後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生長在歐洲衝突的拉鋸地帶，我因此感歎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癡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竟然真的爬著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發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隻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改塑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餘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裏，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後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隻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她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後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鬆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裏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裏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壩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麽。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後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裏問媽媽。媽媽隻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麽，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製造，然後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隻知道媽媽寫完信後，由一位後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後，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裏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麵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裏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裏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壩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於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於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於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隻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後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的，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後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於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於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