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以“行走”為主題的文選。
幾位重要的朋友動員我出這樣一本書。他們告訴我，我的那些老對手最近有了新的動向，盜版的重心已經從文集轉向文選。我問為什麽，他們說：“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讀者出門在外圖輕便，更願意買文選。”因此，朋友們希望我出一本用輕紙印刷的文選，來打破一下偽本文選的壟斷。這個主題，也是他們建議的。
但是，從《文化苦旅》開始，讀者已經熟悉我有關“行走”的很多文章。這次有沒有可能，把選擇的重點往後挪？幾經討論，便形成了本書的結構方式：
一、匯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這方麵的基本曆程。
二、原則上隻選《文化苦旅》、《山居筆記》、《行者無疆》、《千年一歎》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來考察中國和世界各大文明時所寫的篇什。本來那些完整的考察過程很難作片斷性抽離，這次試著抽離一次。
三、餘下的部分，集中表現“行走”的思維品性，選了幾篇例證性的文章，說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國曆史重大難題時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關小人的文章《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與“行走”無關，其實寫的是離開人群後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屬於隻有在出走後纔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見，本書突出了“行走”的開闊性和思考性。
這理解來自於我的親身體驗，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體驗。
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過的。
這十五年，就年齡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時期。
那麽，也就是說，我的生命主調，將由一條條路來綰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滿槍口的路，煙霞迷蒙的路。
李白說，行路難。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盡頭。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為一生腳步的句號。誰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還是失足，是主動還是被動，但誰也想不出另一種更好的結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鄉，這觸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結構：家在極遠極近處。他就這樣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結構是獨特的。從表麵上看，人人都會有一點外出的經曆，有的人由於謀生職務的需要還會走得很遠，但他們未必擁有行旅者獨特的精神結構。這種結構，是對常態情思的多重背反；這種背反，大陸稱為悖論，台灣稱為吊詭，雖是哲學命題卻裹卷著蒼涼的感情；這種感情，沈在心底，壓在喉口，無可名狀；雖然無可名狀，一旦撞見卻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見故舊，陌路遇知己。
例如，當年剛剛聽流行歌曲時心態遲鈍，難為所動，奇怪那些年輕歌手為什麽如此健康卻為瑣碎的煩悶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聽到三毛寫的“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時，耳膜一震，百脈俱開，剎那間認識了那個三毛。現在有人用常態情思調查三毛，那恰恰表現了兩種精神結構的差異。
我並不認為行旅者的精神結構對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當做擇友的標準。例如，我的好友周濤對三毛的這幾句詩就缺少好感，總覺得怎麽一開口就是“不要問我”，誰問你了？原來我的這位長期騎在馬背上遊牧草原的詩人其實並不喜歡旅行，他喜愛的倒是居家安靜，因此不容易體會三毛的語境。請設想一下，當你以一個東方人的形象不斷出現在一個個西方小鎮老街中的時候，每雙眼睛、每個窗口都在向你發問，而且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問題總是“你從哪裏來”，但又都沒有發出聲音。於是你心中千遍萬遍地用三毛的詩句來默默回答，正因為是千遍萬遍，這種回答的潛在聲調必然變得空曠、淒楚、豪邁。一般歌手唱不出這般神韻，後來在電視裏見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費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遠方長街間邊走邊唱，衣衫草草，雙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隻有一個，費翔本身就是一個行吟萬裏的流浪者。
感應總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們，他們也敏感到了我。這其實並不決定於我是不是寫旅行，就像很多喜歡談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類。探險家餘純順先生在羅布泊遇難後，人們發現他僅有的幾件最後遺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對此我很感動卻不驚訝，因為我聽過他的一個演講錄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類。所以當幾家報社要舉辦他的事跡展覽邀我寫一篇序文時，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自信隻有我能說出一些讓餘純順先生在天之靈滿意的話。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險家劉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見麵便四目直視。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對我說：“城市使我寂寞，為了擺脫這種寂寞，我來到沙漠。”
這便是可以稱作悖論或吊詭的行旅者獨特的精神結構，超出常態情思很遠。劉雨田先生對著我的眼睛說這番話時，活像秘密組織的接頭暗號。當時邊上有幾位記者，以為劉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隻有我沒笑，劉雨田先生的眼光穿過笑聲向我求援。
求援隻有確認，再一度確認我是不是他的同類。
記者們的發問已經環繞耳邊：“你出走，是否因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準備幾年後結集出版？”“出行的資助者是誰？給了多少？”……
一切問題都合乎常情。離開人群很久的劉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對付這種追問，他囁嚅了，想探尋發問者的邏輯。
我連忙一把拉著他走出人群，因為我知道那種邏輯是一個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難拔得出來。但這種邏輯像人群一樣密集和廣闊，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獨步於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覺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顯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這也就是說，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說的那種寂寞。他以飄然長發和細密的皺紋告訴我沙漠行走者的艱苦，而我要告訴他的有關城市的寂寞，可能對他這樣的硬漢來說也顯得過於殘酷。我的故事太多，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連故事結構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種童話式的民間故事。例如，在都市間一片不亞於山盟海誓的友情許諾聲中，突然闖進來一個身份不明的盜賊，他也隻是呼嘯一聲罷了，誰知許諾聲頃刻啞然，甚至有的還去應和那種呼嘯聲。那麽，究竟哪種聲音是真實的？我的答案，傾向於兩種都不真實。許諾本不可信，如果說它們會在頃刻之間全然變成了呼嘯聲，也不可信。麵對這種雙重的不真實，我們能做什麽呢？我看還是把它們全都看成海市蜃樓，然後獨自行走。這樣，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這話說得有點繞，但我的同類全懂。
正這麽想，有人敲門，進門後說，來自長江邊，李白自沈地。當地人民為千年前的那最後一步，重修台閣，選我寫記。他們選我，是因為看了我的書。由此可見，旅行者之外還有知音。
現在，我的那篇記，正以金字鏤刻在高大的漢白玉碑上，樹立在萬裏長江邊。玉碑腳下，是江濤的呼嘯聲，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裏還聽得見別的呼嘯聲和應和聲。
這麽說來，旅行者背後還有可以信賴的東西。但是這種東西不管有沒有，都不會影響我遠行。我想過了，如果沒有，我必須放膽遠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遠行。總之，永久的遠行。
這本書收錄了我考察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間寫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雖不少，但主要還是在尋找各大文明的“經絡係統”和相關“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艱難是雙重的：行旅的艱難和思考的艱難。
其實還有一項更隱秘的艱難，那就是表述的艱難。我不能把行旅者獨特的精神悖論展示給讀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經解決了的艱難說得危言聳聽，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獲得曉達的障礙丟給讀者，以上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艱難，幾乎貫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時日。因此，讀者看到的這些文章，不管表麵上如何輕鬆灑脫，字字句句都伴隨著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曆來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這是讀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國文化的篇什被選編和轉載得較多，這次選擇主要偏向於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收獲》是我開始這場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幫手。如果沒有《收獲》把我在寂寞長途中的種種感覺及時地傳達給讀者，我的行走就會像深夜小巷中聽不到自己的腳步聲，很可能因恐懼而返回。那麽，我也想借這本書，對《收獲》道一聲感謝。（二oo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幾位重要的朋友動員我出這樣一本書。他們告訴我，我的那些老對手最近有了新的動向，盜版的重心已經從文集轉向文選。我問為什麽，他們說：“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讀者出門在外圖輕便，更願意買文選。”因此，朋友們希望我出一本用輕紙印刷的文選，來打破一下偽本文選的壟斷。這個主題，也是他們建議的。
但是，從《文化苦旅》開始，讀者已經熟悉我有關“行走”的很多文章。這次有沒有可能，把選擇的重點往後挪？幾經討論，便形成了本書的結構方式：
一、匯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這方麵的基本曆程。
二、原則上隻選《文化苦旅》、《山居筆記》、《行者無疆》、《千年一歎》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來考察中國和世界各大文明時所寫的篇什。本來那些完整的考察過程很難作片斷性抽離，這次試著抽離一次。
三、餘下的部分，集中表現“行走”的思維品性，選了幾篇例證性的文章，說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國曆史重大難題時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關小人的文章《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與“行走”無關，其實寫的是離開人群後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屬於隻有在出走後纔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見，本書突出了“行走”的開闊性和思考性。
這理解來自於我的親身體驗，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體驗。
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過的。
這十五年，就年齡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時期。
那麽，也就是說，我的生命主調，將由一條條路來綰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滿槍口的路，煙霞迷蒙的路。
李白說，行路難。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盡頭。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為一生腳步的句號。誰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還是失足，是主動還是被動，但誰也想不出另一種更好的結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鄉，這觸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結構：家在極遠極近處。他就這樣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結構是獨特的。從表麵上看，人人都會有一點外出的經曆，有的人由於謀生職務的需要還會走得很遠，但他們未必擁有行旅者獨特的精神結構。這種結構，是對常態情思的多重背反；這種背反，大陸稱為悖論，台灣稱為吊詭，雖是哲學命題卻裹卷著蒼涼的感情；這種感情，沈在心底，壓在喉口，無可名狀；雖然無可名狀，一旦撞見卻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見故舊，陌路遇知己。
例如，當年剛剛聽流行歌曲時心態遲鈍，難為所動，奇怪那些年輕歌手為什麽如此健康卻為瑣碎的煩悶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聽到三毛寫的“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時，耳膜一震，百脈俱開，剎那間認識了那個三毛。現在有人用常態情思調查三毛，那恰恰表現了兩種精神結構的差異。
我並不認為行旅者的精神結構對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當做擇友的標準。例如，我的好友周濤對三毛的這幾句詩就缺少好感，總覺得怎麽一開口就是“不要問我”，誰問你了？原來我的這位長期騎在馬背上遊牧草原的詩人其實並不喜歡旅行，他喜愛的倒是居家安靜，因此不容易體會三毛的語境。請設想一下，當你以一個東方人的形象不斷出現在一個個西方小鎮老街中的時候，每雙眼睛、每個窗口都在向你發問，而且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問題總是“你從哪裏來”，但又都沒有發出聲音。於是你心中千遍萬遍地用三毛的詩句來默默回答，正因為是千遍萬遍，這種回答的潛在聲調必然變得空曠、淒楚、豪邁。一般歌手唱不出這般神韻，後來在電視裏見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費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遠方長街間邊走邊唱，衣衫草草，雙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隻有一個，費翔本身就是一個行吟萬裏的流浪者。
感應總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們，他們也敏感到了我。這其實並不決定於我是不是寫旅行，就像很多喜歡談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類。探險家餘純順先生在羅布泊遇難後，人們發現他僅有的幾件最後遺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對此我很感動卻不驚訝，因為我聽過他的一個演講錄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類。所以當幾家報社要舉辦他的事跡展覽邀我寫一篇序文時，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自信隻有我能說出一些讓餘純順先生在天之靈滿意的話。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險家劉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見麵便四目直視。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對我說：“城市使我寂寞，為了擺脫這種寂寞，我來到沙漠。”
這便是可以稱作悖論或吊詭的行旅者獨特的精神結構，超出常態情思很遠。劉雨田先生對著我的眼睛說這番話時，活像秘密組織的接頭暗號。當時邊上有幾位記者，以為劉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隻有我沒笑，劉雨田先生的眼光穿過笑聲向我求援。
求援隻有確認，再一度確認我是不是他的同類。
記者們的發問已經環繞耳邊：“你出走，是否因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準備幾年後結集出版？”“出行的資助者是誰？給了多少？”……
一切問題都合乎常情。離開人群很久的劉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對付這種追問，他囁嚅了，想探尋發問者的邏輯。
我連忙一把拉著他走出人群，因為我知道那種邏輯是一個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難拔得出來。但這種邏輯像人群一樣密集和廣闊，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獨步於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覺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顯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這也就是說，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說的那種寂寞。他以飄然長發和細密的皺紋告訴我沙漠行走者的艱苦，而我要告訴他的有關城市的寂寞，可能對他這樣的硬漢來說也顯得過於殘酷。我的故事太多，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連故事結構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種童話式的民間故事。例如，在都市間一片不亞於山盟海誓的友情許諾聲中，突然闖進來一個身份不明的盜賊，他也隻是呼嘯一聲罷了，誰知許諾聲頃刻啞然，甚至有的還去應和那種呼嘯聲。那麽，究竟哪種聲音是真實的？我的答案，傾向於兩種都不真實。許諾本不可信，如果說它們會在頃刻之間全然變成了呼嘯聲，也不可信。麵對這種雙重的不真實，我們能做什麽呢？我看還是把它們全都看成海市蜃樓，然後獨自行走。這樣，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這話說得有點繞，但我的同類全懂。
正這麽想，有人敲門，進門後說，來自長江邊，李白自沈地。當地人民為千年前的那最後一步，重修台閣，選我寫記。他們選我，是因為看了我的書。由此可見，旅行者之外還有知音。
現在，我的那篇記，正以金字鏤刻在高大的漢白玉碑上，樹立在萬裏長江邊。玉碑腳下，是江濤的呼嘯聲，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裏還聽得見別的呼嘯聲和應和聲。
這麽說來，旅行者背後還有可以信賴的東西。但是這種東西不管有沒有，都不會影響我遠行。我想過了，如果沒有，我必須放膽遠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遠行。總之，永久的遠行。
這本書收錄了我考察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間寫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雖不少，但主要還是在尋找各大文明的“經絡係統”和相關“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艱難是雙重的：行旅的艱難和思考的艱難。
其實還有一項更隱秘的艱難，那就是表述的艱難。我不能把行旅者獨特的精神悖論展示給讀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經解決了的艱難說得危言聳聽，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獲得曉達的障礙丟給讀者，以上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艱難，幾乎貫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時日。因此，讀者看到的這些文章，不管表麵上如何輕鬆灑脫，字字句句都伴隨著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曆來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這是讀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國文化的篇什被選編和轉載得較多，這次選擇主要偏向於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收獲》是我開始這場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幫手。如果沒有《收獲》把我在寂寞長途中的種種感覺及時地傳達給讀者，我的行走就會像深夜小巷中聽不到自己的腳步聲，很可能因恐懼而返回。那麽，我也想借這本書，對《收獲》道一聲感謝。（二oo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