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場回到上海，沒見到爸爸。聽媽媽說，他還是關關放放，沒有定準。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麽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於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著，每個忙碌著的人我都不認識。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裏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著。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內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總之，辦公樓在並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鬧了這麽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對象，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麽擱著，什麽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隨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裏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這麽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著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於中國這麽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爭。核戰爭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係統，其工程之大，難於想象。
沒有那麽多工兵，沒有那麽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麽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麽辦？
用曆來習慣的群眾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洞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製。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幹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著香煙在上麵“觀察”。
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麽地段。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裏，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隻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裏弄錦華裏，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敏智就住在那裏。穿過一條富民路，巨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占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其中一棟的門廊牆根堆著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隨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裏去了。隻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打開，總會伸出一個中年人的頭。頭發紛亂，穿著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精神病患者。
白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麵，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內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麽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根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洞的走向。於是我們三人就回複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劃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隻會偷懶，還不快幹！”
我轉身一看，隻見一個穿著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麽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麽著？”他睜大眼睛盯著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麽囂張。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工宣隊裏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隻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我們布置了任務的工宣隊員不知從哪裏躥了過來。一把將他拉走了，邊走邊大聲地向我們嚷嚷：“你們鬧什麽？這是我們工宣隊的錢師傅！”
綁來知道，這個錢師傅的出現，還有重大背景。
原來，隨著工人進駐大學和文化單位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想在專業問題上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欲望也越來越迫切。
他們發現，光說政治，不說文化，還是管不住知識分子。這個問題，在作家協會那裏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工人造反派裏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萬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戲劇學院不行，也派來過幾個在工廠裏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女工，以為有了一點“專業”，隻是她們一見表演係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頗失工人階級的臉麵，很快調了回去。
正在無奈之時，上海市工宣隊配發中心的負責人聽說鐵路局有一個姓錢的工人是“革命樣板戲劇團”某演員的父親，覺得終於找到了一個“工人階級的戲劇老兵”，可以派到戲劇學院來實行專業領域的統治了。
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腳的黑衫男人。
他的兒子原是京劇團的一個武功演員，在“革命樣板戲”中演了個反麵角色。他本人早年據說也曾在一個流浪戲班子裏學過幾天，沒有出道，後來到鐵路局的一個部門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個低級職員。河北人，沒什麽文化，全部戲劇知識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戲的名目，但聽他兒子說，現在這些老戲都不讓說了，因此他到了戲劇學院就不知怎麽開口了，隻能時不時擺一個功架，用京腔說幾個短句。多數時間，都一臉嚴肅地看著周圍的一切。
給人的感覺是，今天他所見到的事情，當晚就會告訴他兒子，他兒子明天就會告訴樣板戲的音樂總監於會泳，而於會泳後天就會告訴江青。因此，連工宣隊的其它隊員見到他過來，也會分外恭敬。
這種怪事，隻有了解了“革命樣板戲”在當時的地位，纔會理解。
“革命樣板戲”並不是現在年輕人經常可以在電視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幾台戲，至少不僅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它們還算得上是幾台戲，幾台極左、高冗、簡單，卻又加入了一些不錯的藝術技巧的革命劇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就不再是這樣。當時在中國，所有的戲劇史、舞蹈史、音樂史、藝術史都被徹底否定，隻剩下了這麽幾台戲，這幾台戲又被抬到了政治鬥爭的第一線，抬到了社會榮譽的最高峰，於是它們不再是戲，而是一個刀戟叢叢的禁苑，一個無理可講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後在電視連續劇中塑造她的藝術前輩嚴鳳英的形象時，曾仔細查證過這位傑出藝術家自殺的原因。最後發現，嚴鳳英陷入深淵的爆發點是“攻擊革命樣板戲”。“攻擊”的罪證隻有一條：她在北京觀看《沙家浜》時，說這個戲的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嚴鳳英在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聲譽，應該遠遠高於《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員吧，但僅僅就是她在觀眾席裏說的這五個字，使她遭到毀滅性的災難。她在自殺前曾到北京有關領導部門求助，但她已經“攻擊”過“革命樣板戲”，沒有人能救她。
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傑出的中國戲劇史專家徐扶明教授當年看了“革命樣板戲”之後發表了一句口頭評論：“《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不錯，《海港》不太行”，被人揭發，也被加上了“攻擊革命樣板戲”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其實揭發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劇作家，當然知道《海港》在編劇技巧上還沒有入門，更知道他的揭發會造成什麽樣的可怕結果，但他還是揭發了。我不想討論這位劇作家的人品，隻想說明在當時，即便是兩個真正的戲劇專家談論了一下某個樣板戲的編劇技巧，也會麵臨大禍。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區某鎮一個茶館裏有一位農民故事員在講述“革命樣板戲”的故事《智取威虎山》，這本來也應該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曉得他的講述中沒有照搬“革命樣板戲”的台詞，而是稍稍作了一點比較有趣的發揮，便認定是“歪曲革命樣板戲”，逐級上報。最後的判決是張春橋作出的，實在讓人毛骨悚然：槍斃。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狹小的感知範圍之內，至於全國有多少近似的悲劇，連想也不敢想了。現在那幾台“革命樣板戲”又以“現代革命京劇”、“現代革命舞劇”的名義到處演出，甚至演到了台灣，據說還頗為轟動。許多晚會上也會頻頻出現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還是“文革”期間“革命樣板戲劇團”中的原班人馬。
這可能體現了我們時代的寬容，但我想，時代也應該寬容巴金老人這樣的說法：直到現在，白天聽到幾句樣板戲晚上還會做噩夢。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隻要在收音機裏聽到樣板戲，他一定立即關掉。如果是在電視裏看到，而同時看電視的還有很多家人，他會站起身來，走到另一個房間，還把房門關上。因為這些唱段不管多麽好聽，在他的生命曆程中，永遠是恐怖之音。
在這裏我要順便說一說“革命樣板戲劇團”裏的那些主要演員。我作為一名戲劇學者，當然很清楚在那場政治災難中即便是得寵的演員也隻是工具，本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擔什麽政治責任。但是，近幾年看到他們之中一些人一再在電視訪問中把自己說成是受盡委屈的藝術家，又覺得過分了。戲曲演員可以不懂宏觀政治，卻不可以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在你們這小小的一撥人享盡人間尊榮、出入如同國賓的十年間，不必說全國人民，隻說你們所知道的全國數十萬同行在哪裏？在幹什麽？當九州島大地沒有一個角落不響徹你們演唱聲的漫長歲月，他們在發出什麽樣的呻吟？當然，嚴鳳英不是你們逼死的，故事員不是你們槍斃的，徐扶明也不是你們關押的，但你們應該知道，逼死嚴鳳英、槍斃故事員、關押徐扶明的政治勢力，與哄抬、嗬護、打扮你們的政治勢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出於同一個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聽過“革命樣板戲劇團”演員的報告。不聽不行，是政治問題。他們的報告倒也不像當時別的報告那樣充滿大批判的火藥味，而隻是不斷重複一種受到江青“無微不至關愛”的幸福感。由於報告者是演員，總是聲音洪亮、字正腔圓，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於他們缺少語言控製常識，表述失度，使很多聽報告的人都以為他們時時能夠見到江青。這當然不是事實，但他們在那災難歲月享受著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卻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擁有的安全係數，甚至高於當時的左派領導人。那是因為，這幾台戲已經成為爆發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這些演員的形象，也就成了一種政治圖騰。
這種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構成了一種別無選擇的權力文化。全國文藝工作者在經曆了所謂“攻擊革命樣板戲”的鐵血恐怖之後終於獲得了特赦式的恩賜：移植樣板戲、宣傳樣板戲、研究樣板戲、描繪樣板戲、拍攝樣板戲，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標誌之一是上海居然擁有四台樣板戲，占了全國全部樣板戲的一大半。上海這幾台樣板戲的音樂總監於會泳很快又成了國家文化部長，這屆文化部長的權力，遠遠高於曆屆其它文化部長。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動的重中之重，便是聲勢煊赫、直達天庭的“樣板戲文化”。
我覺得，上海文化從原來的開放寬容走向後來的自閉排外，有好幾道負麵門坎，而囂張十年的“樣板戲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對上海戲劇學院略表自豪了。在當時籠罩全國的“樣板戲文化”中，以西方戲劇文化為主流課程的上海戲劇學院已經看不到專業前途。江青顯然是鄙棄話劇的，又傳說毛澤東主席從來不看話劇，他把沒有唱腔、做功的話劇看成是“開會”，說他白天開了一天會，不能讓他晚上再開會。這在當時就意味著，話劇死定了，上海戲劇學院也死定了。
隻有一個辦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樣板戲。例如以樣板戲作教材，請樣板戲演員做教師，或者，以樣板戲精神來排演一些革命話劇。做這些事並不難，畢竟都在戲劇領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險境。然而奇怪的是，這個學院的任何派別、任何部門，都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難能可貴的一致。
五四運動以後接受過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創辦這所學校時所製定的國際性、經典性、實驗性標準，已經成為一種遺傳和慣性，居然在災難歲月中也沒有完全消解，這真是令人驚訝。莎士比亞、莫裏哀、易卜生、契訶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戲劇學院的師生們彎下腰來去朝拜樣板戲，幾乎沒有可能。
於是，工宣隊想把那個樣板戲演員的父親當作重磅炸彈來轟一轟的企圖，也完全無法實現。
這個院子太熟悉一個配角演員的父親對戲劇的意義，因此黑衫男子隻不過是黑衫男子，沒有構成威權，甚至沒有引起注意。這在工宣隊看來，就是資產階級教學製度對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冷漠和抵拒，他們當然氣不過。黑衫男子踢我一腳，還準備踢其它人，是發泄積怨。
挖防空洞一段時間後，那個給我們布置任務的工宣隊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內，說：“聽說你的業務水準最高，從明天起，每天勞動結束後寫一份挖防空洞的勞動進度簡報。這位是邵師傅，”他指了指邊上一位禿頂的工宣隊員，“給你在文字上把把關。”
我以為他不說“在政治上把把關”是為了減少我的政治壓力，誰知那位禿頂的邵師傅真的要在文字上來糾正我，而且隻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聲喊我的名字，然後說：“昨天你寫的簡報，有六處語法錯誤，四處修辭錯誤，要改一改……”其實那份簡報頂多隻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頁。
我等他一一指出後點點頭，說：“按你的改吧。”心想，他們多麽渴望在專業領域完成占領，今天且讓他完成一次。
這個禿頂的邵師傅看我這麽謙虛，態度立即變得和氣。他關上門，輕聲告訴我，他因家貧沒讀完初中一年級就輟學了，後來在工餘時間還看點書，翻到過一本談語文常識的小冊子。他好奇地問我：“你們這些大學裏的高纔生怎麽會犯那麽多語文差錯呢？”
我想告訴他，語文是一種能力而不是一個套子。如果當作套子到處套，就會發現滿世界都是錯誤。但當我抬起頭來發現他的目光中充滿了自得，隻好自嘲地引用了當時的一句熟語：“不是說，讀書越多越愚蠢嗎？”
他笑了，說：“不要太灰心，你還年輕嘛！”
以後好些日子我天天聽他講“語文差錯”，實在受不住了，便動了一個不太厚道的腦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學榮廣潤脾氣特別溫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讓他來替我抵擋一陣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禿頂的邵師傅說，我的語文差錯給工宣隊帶來那麽多麻煩，於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薦在這方麵成績比我好得多的榮廣潤，來寫勞動進度簡報。
“比你成績還好？”禿頂的邵師傅有點驚訝，又有點興奮。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語法和修辭方麵。”我說。
“那就讓他來試試吧。”邵師傅立即憋足了勁，準備對付榮廣潤的語法和修辭，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幾天之後，榮廣潤哭喪著臉向我直搖頭，說：“全是你幹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萬要耐心頂住。”
直到很多年後纔明白，我當時的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倒不是對不起榮廣潤，而是對不起文化。
任何帶有顛覆心理的文化騷擾者總是竭力裝扮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來搶奪顛覆權力。對此我們不應采取不屑理會的遊戲態度來諱避。據說戲劇大師周信芳先生對於各種政治陷害不予抗辯，有一次卻對一個專來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諸多差錯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聲：“去！”
“文革”後期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考教授”運動。一大批工宣隊員、造反隊員一定要考出個“高貴者最愚蠢”、“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讀書越多越愚蠢”的結論來，全都翻著《赤腳醫生手冊》考醫學教授，翻著《學生小字典》考國學大師，據說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識錯誤”，教授們受盡屈辱之後，終於投以鄙夷，投以嗬斥。
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對於那個禿頂的邵師傅，我本該站在文化的立場上訓斥他幾句的，壓一壓這個失學狂漢的無知，他又能怎麽樣？可惜我放棄了，真有點悔恨。
當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條應該守護的文化防線。
情況似乎悄悄有了一點轉機。
林彪事件後，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複了工作，毛澤東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外交上又出現了一係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從農場回來後雖然已經見過幾次麵都還沒有長談，就問：
“爸爸，我去農場幾年，你還好嗎？”
他說：“你走的這幾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張地看著他，怕他說出受造反派幫助而轉變立場的話來。
他沒有在意我的眼神，低著頭繼續說：“我發現以前相信的很多東西，都錯了。比如階級鬥爭，總以為真像報上說的那樣非常嚴重，現在我做了幾年打倒對象纔明白，這是幻想出來的。我在隔離室裏，不管是喝水還是看報，不管是歎氣還是咳嗽，不管是腳步輕一點還是重一點，都算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聽他這麽說，我就放心了，說：“這是造反派的招數，永遠是捕風捉影、劍拔弩張。”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說造反派，而是在說我自己的過去。我們單位革委會結合進來兩個原來也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與造反派差不多，隻是不打人罷了。”
“你是說，被造反派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可能與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這個反思讓我驚訝。
“差不多。”他肯定地說，“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都左。”
記得在農場時魏主任問我與學院造反派對立的原因，我想來想去，隻能說是行為作風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麽根本主張上。這是我的切身體驗，可以印證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說，“如果有一個造反組織，不打人，不抄家，不給人戴高帽子遊街，比較講道理，我也有可能參加。隻不過，如果我們審查人，會比較重視證據。”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隻要整人的風潮沒有停止，什麽都是證據。”
他的這句話，我當時沒有完全聽懂。
既然說到這裏了，我就問：“你自己的問題究竟怎麽樣了？”
爸爸一時呆住。
“現在形勢變了，他們還在說你有什麽問題？”我繼續問。
“大概還是反對毛主席吧。”他說。
“怎麽反？”我問。
他又一次頓住，然後喃喃地自言自語：“是啊，我怎麽反的呢？怎麽全忘了？”皺了一陣眉頭，說：“好像與陳毅有關。”
“毛主席都參加陳毅追悼會了，你為陳毅講話有什麽錯？去找他們！”我慫恿著。
沒想到一星期後見到他，他沮喪地告訴我：“沒用。”
我問他怎麽回事，他說去找過了，現任領導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說：“你過去影射毛主席對陳毅過河拆橋，現在毛主席去參加了追悼會，證明沒有過河拆橋。怎麽能給你平反？”
這種邏輯，一切上點年紀的中國人都很熟悉。
門窗還是緊閉著。
但是，外交的門窗卻開出了一條不小的縫。傳來消息，美國總統尼克鬆即將訪華，還要來上海。
真的來了。二月的一個下午，尼克鬆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學院挨到南京路的一點尾巴，工宣隊要嚴格清理校園，分批輪流值班。在這種情況下住在校園裏很不自由，我嫌囉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媽媽都準備出發，我隻能獨個兒待在家裏。
爸爸作為“打倒對象”，在尼克鬆到上海期間必須接受單位控製，這是上級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關押，早就習慣了，也不用做什麽準備，正坐在一邊等媽媽。他單位在南京路，媽媽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媽媽為什麽去南京路？說起來有點逗人。尼克鬆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路邊兩旁那麽多房子的窗口有沒有階級敵人活動？當時的中國，動輒就搞全民防範運動，這次是讓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領南京路的每一個窗口。媽媽去，鄰居每家也都要抽一個成年人去，並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上他們對南京路沿街住戶的陌生，因陌生而構成安全製衡。如果尼克鬆車隊經過的是我家門口的路，那麽該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戶來進駐這裏了。
我問媽媽：“他們要你們防範什麽呢？”
媽媽說：“已經到居民委員會開過會，說是一要防範有人向尼克鬆的車隊開槍，二是要防範有人與尼克鬆車隊聯係，車隊裏有大量美國特務。”
爸爸笑了，說：“第一種防範，是把尼克鬆當國賓；第二種防範，是把尼克鬆當敵人。”
媽媽說：“還規定了，三分之二的窗關閉，三分之一的窗打開。我幸好分在關閉的窗裏。”
我問：“為什麽說幸好？”
媽媽說：“打開的窗子裏還要安排人揮手，很麻煩。規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揮大搖，因為他們是美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問：“那怎麽揮？”
媽媽說：“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作過示範，不伸手臂，隻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麵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高興，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這個標準練習起來。媽媽說：“你不用練，你的窗戶一定關閉。”
正說著，陽台下有人在喊媽媽。我伸頭一看，下麵很多中老年婦女已經集合，還夾著一些老年男人。喊媽媽的是一個白發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組長。
爸爸、媽媽下樓了，我在陽台上看著。隻聽“外婆”在說：“你們兩個都去？太好了，我們正愁人數不夠。”
爸爸說：“我還有別的事，隻是順路。”
我暗笑，心想，“別的事”，就是去關押。
爸爸、媽媽上路了，為了尼克鬆。
那天下午，尼克鬆的車隊是怎麽經過南京路的呢？尼克鬆元人和他的隨員對南京路有什麽觀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這些稍稍打開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著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隻要啟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我的命運，我爸爸、媽媽晚年的命運，都將與此有關。尼克鬆來後纔幾個月，顧澤民同學心急火燎地來通知我：李小林同學的媽媽得了癌症，趕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媽媽，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文革”開始以後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個打擊，都會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睜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溫柔地費盡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確診之後，由女婿祝鴻
生馱在腳踏車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醫院，祝鴻生也是我們的同班同學。不到一個月，已經接到病危通知。
當時巴金先生正被羈押在郊區奉賢的“五七幹校”勞動，多麽想請幾天假來陪陪臨終的妻子。但是，請假總是不準。那隻能靠李小林來為父母的最後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說動了，但是，一到工宣隊負責人手上又被卡住。那個滿臉冷漠的負責人聽李小林說完緊急情況，隻是懶懶地說一句：“他又不是醫生，回來能做什麽？”
這是一個不在乎人間生離死別的鐵鏽年代，這是一個不知道臨死之人除了見醫生之外還想見見親人的冷血群落，這是一個不明白家庭本義和倫理責任的卑瑣權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終於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說，不知道怎麽活了。
此後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婦，祝鴻生指了指隔壁房間，說：“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於是我們輕聲說話。
不久，突然傳來低悶的四川口音吟誦聲，纔幾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說：“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轉頭看去，房門關著。
第二天就去了學院。當年在《送瘟神》的樂曲中走得那麽決絕，一再發誓此生不再跨進這個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於亂世，任何個人誓言都難以兌現。我在學院後門口遲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進去。
每個辦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著，每個忙碌著的人我都不認識。令人驚異的是，這些陌生人在辦公室裏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證明他們早已是這兒的主人。
天氣挺熱，但每一個窗戶都關閉著。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運動材料。怕風把材料吹走？怕屋內的談話聲音傳到窗外？都有可能。總之，辦公樓在並非寒冷的季節把窗戶都關閉起來了，政治氣氛也就緊張了。
當時的運動，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鬧了這麽多年已經很難尋找新的清查對象，因此把我們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來，像一個“破爛倉庫”那麽擱著，什麽事情牽連到誰了，便隨時抽出來隔離審查。
但是，這個“破爛倉庫”平日應該擱到哪裏去呢？工宣隊的一個小頭目向我們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這麽說，後代讀者一定無法理解這件事在當時的驚人規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一直擔心著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會侵略中國，而且他也知道，對於中國這麽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戰爭。核戰爭的主戰場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須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萬人的防空洞係統，其工程之大，難於想象。
沒有那麽多工兵，沒有那麽多工程技術人員，也沒有那麽多資金和建築材料，怎麽辦？
用曆來習慣的群眾運動：男女老少都動手，鑿開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連通。洞壁所需的磚，也由大家分頭燒製。整整幾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樓不亮底，全是在幹這個事。
說是男女老少都動手，其實還有一塊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級領導和運動主力，都可以不參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體瘦弱的教師們渾身泥水地在壕溝下不停挖掘，年輕力壯的工宣隊員卻衣冠楚楚地叼著香煙在上麵“觀察”。
我們挖掘的地點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什麽地段。一棟棟花園洋房安靜地排列在梧桐樹陰裏，每家花園都很大，推開花園鐵門，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駛公共汽車和電車，隻有極少的小汽車進出，幾乎沒有行人。偶爾走進去，都要認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園洋房群，向東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裏弄錦華裏，也全是富貴宅第，我高中時候的同學張敏智就住在那裏。穿過一條富民路，巨鹿路依然華屋相連，直到現在已經被工人造反派占領的作家協會。
我們眼前的兩棟花園洋房，已經沒有主人。其中一棟的門廊牆根堆著幾本書，都是英文的，我隨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寫的非洲遊記。
我很想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現在到哪裏去了。隻見花園東側輔樓上有一個關閉的窗戶，窗戶定時打開，總會伸出一個中年人的頭。頭發紛亂，穿著睡衣，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很長時間都是如此，好像是個精神病患者。
白嘴鋤已經撬碎洋房前的花崗石路麵，我手上的鐵鍬也開始揮動。但剛揮了幾下，身邊的唐乃祥、顧澤民同學停住了，很內行地對我說，我們這麽挖下去，會把洋房兩道受力牆的牆根掏空，房子就沒救了。
我前後看了看說，其實可以稍稍改動一下防空洞的走向。於是我們三人就回複到在農場開墾時的習慣，認真謀劃起來。
突然，我腳後跟被誰踢了一腳，耳邊傳來惡狠狠的聲音：『隻會偷懶，還不快幹！”
我轉身一看，隻見一個穿著黑布中山裝的男人，五十多歲，踢完我之後正準備踢唐乃祥。
“為什麽踢人？”我放下鐵鍬，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麽著？”他睜大眼睛盯著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驚人的是，他跨出半個馬步，擺出了一副準備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勢，好像不是尋常之輩。
這讓我猶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從“文革”開始以來，我很少看到五十多歲的老頭那麽囂張。造反派都很年輕，年長一點的至多獲得一個“反戈一擊”的權利，大多小心謹慎。工宣隊裏有年紀大一點的工人，但他們隻會說上海方言，即便勉強來幾句普通話，也說不出這一口京腔。當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誰？
正在這時，那位給我們布置了任務的工宣隊員不知從哪裏躥了過來。一把將他拉走了，邊走邊大聲地向我們嚷嚷：“你們鬧什麽？這是我們工宣隊的錢師傅！”
綁來知道，這個錢師傅的出現，還有重大背景。
原來，隨著工人進駐大學和文化單位的時間越來越長，他們想在專業問題上對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欲望也越來越迫切。
他們發現，光說政治，不說文化，還是管不住知識分子。這個問題，在作家協會那裏似乎已經解決了，因為工人造反派裏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萬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戲劇學院不行，也派來過幾個在工廠裏喜歡唱歌、跳舞的年輕女工，以為有了一點“專業”，隻是她們一見表演係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頗失工人階級的臉麵，很快調了回去。
正在無奈之時，上海市工宣隊配發中心的負責人聽說鐵路局有一個姓錢的工人是“革命樣板戲劇團”某演員的父親，覺得終於找到了一個“工人階級的戲劇老兵”，可以派到戲劇學院來實行專業領域的統治了。
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腳的黑衫男人。
他的兒子原是京劇團的一個武功演員，在“革命樣板戲”中演了個反麵角色。他本人早年據說也曾在一個流浪戲班子裏學過幾天，沒有出道，後來到鐵路局的一個部門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個低級職員。河北人，沒什麽文化，全部戲劇知識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戲的名目，但聽他兒子說，現在這些老戲都不讓說了，因此他到了戲劇學院就不知怎麽開口了，隻能時不時擺一個功架，用京腔說幾個短句。多數時間，都一臉嚴肅地看著周圍的一切。
給人的感覺是，今天他所見到的事情，當晚就會告訴他兒子，他兒子明天就會告訴樣板戲的音樂總監於會泳，而於會泳後天就會告訴江青。因此，連工宣隊的其它隊員見到他過來，也會分外恭敬。
這種怪事，隻有了解了“革命樣板戲”在當時的地位，纔會理解。
“革命樣板戲”並不是現在年輕人經常可以在電視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幾台戲，至少不僅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它們還算得上是幾台戲，幾台極左、高冗、簡單，卻又加入了一些不錯的藝術技巧的革命劇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發，就不再是這樣。當時在中國，所有的戲劇史、舞蹈史、音樂史、藝術史都被徹底否定，隻剩下了這麽幾台戲，這幾台戲又被抬到了政治鬥爭的第一線，抬到了社會榮譽的最高峰，於是它們不再是戲，而是一個刀戟叢叢的禁苑，一個無理可講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後在電視連續劇中塑造她的藝術前輩嚴鳳英的形象時，曾仔細查證過這位傑出藝術家自殺的原因。最後發現，嚴鳳英陷入深淵的爆發點是“攻擊革命樣板戲”。“攻擊”的罪證隻有一條：她在北京觀看《沙家浜》時，說這個戲的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嚴鳳英在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聲譽，應該遠遠高於《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員吧，但僅僅就是她在觀眾席裏說的這五個字，使她遭到毀滅性的災難。她在自殺前曾到北京有關領導部門求助，但她已經“攻擊”過“革命樣板戲”，沒有人能救她。
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傑出的中國戲劇史專家徐扶明教授當年看了“革命樣板戲”之後發表了一句口頭評論：“《紅燈記》、《智取威虎山》不錯，《海港》不太行”，被人揭發，也被加上了“攻擊革命樣板戲”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其實揭發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劇作家，當然知道《海港》在編劇技巧上還沒有入門，更知道他的揭發會造成什麽樣的可怕結果，但他還是揭發了。我不想討論這位劇作家的人品，隻想說明在當時，即便是兩個真正的戲劇專家談論了一下某個樣板戲的編劇技巧，也會麵臨大禍。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道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區某鎮一個茶館裏有一位農民故事員在講述“革命樣板戲”的故事《智取威虎山》，這本來也應該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曉得他的講述中沒有照搬“革命樣板戲”的台詞，而是稍稍作了一點比較有趣的發揮，便認定是“歪曲革命樣板戲”，逐級上報。最後的判決是張春橋作出的，實在讓人毛骨悚然：槍斃。
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狹小的感知範圍之內，至於全國有多少近似的悲劇，連想也不敢想了。現在那幾台“革命樣板戲”又以“現代革命京劇”、“現代革命舞劇”的名義到處演出，甚至演到了台灣，據說還頗為轟動。許多晚會上也會頻頻出現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還是“文革”期間“革命樣板戲劇團”中的原班人馬。
這可能體現了我們時代的寬容，但我想，時代也應該寬容巴金老人這樣的說法：直到現在，白天聽到幾句樣板戲晚上還會做噩夢。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隻要在收音機裏聽到樣板戲，他一定立即關掉。如果是在電視裏看到，而同時看電視的還有很多家人，他會站起身來，走到另一個房間，還把房門關上。因為這些唱段不管多麽好聽，在他的生命曆程中，永遠是恐怖之音。
在這裏我要順便說一說“革命樣板戲劇團”裏的那些主要演員。我作為一名戲劇學者，當然很清楚在那場政治災難中即便是得寵的演員也隻是工具，本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擔什麽政治責任。但是，近幾年看到他們之中一些人一再在電視訪問中把自己說成是受盡委屈的藝術家，又覺得過分了。戲曲演員可以不懂宏觀政治，卻不可以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在你們這小小的一撥人享盡人間尊榮、出入如同國賓的十年間，不必說全國人民，隻說你們所知道的全國數十萬同行在哪裏？在幹什麽？當九州島大地沒有一個角落不響徹你們演唱聲的漫長歲月，他們在發出什麽樣的呻吟？當然，嚴鳳英不是你們逼死的，故事員不是你們槍斃的，徐扶明也不是你們關押的，但你們應該知道，逼死嚴鳳英、槍斃故事員、關押徐扶明的政治勢力，與哄抬、嗬護、打扮你們的政治勢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出於同一個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聽過“革命樣板戲劇團”演員的報告。不聽不行，是政治問題。他們的報告倒也不像當時別的報告那樣充滿大批判的火藥味，而隻是不斷重複一種受到江青“無微不至關愛”的幸福感。由於報告者是演員，總是聲音洪亮、字正腔圓，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於他們缺少語言控製常識，表述失度，使很多聽報告的人都以為他們時時能夠見到江青。這當然不是事實，但他們在那災難歲月享受著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卻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擁有的安全係數，甚至高於當時的左派領導人。那是因為，這幾台戲已經成為爆發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這些演員的形象，也就成了一種政治圖騰。
這種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構成了一種別無選擇的權力文化。全國文藝工作者在經曆了所謂“攻擊革命樣板戲”的鐵血恐怖之後終於獲得了特赦式的恩賜：移植樣板戲、宣傳樣板戲、研究樣板戲、描繪樣板戲、拍攝樣板戲，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標誌之一是上海居然擁有四台樣板戲，占了全國全部樣板戲的一大半。上海這幾台樣板戲的音樂總監於會泳很快又成了國家文化部長，這屆文化部長的權力，遠遠高於曆屆其它文化部長。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動的重中之重，便是聲勢煊赫、直達天庭的“樣板戲文化”。
我覺得，上海文化從原來的開放寬容走向後來的自閉排外，有好幾道負麵門坎，而囂張十年的“樣板戲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對上海戲劇學院略表自豪了。在當時籠罩全國的“樣板戲文化”中，以西方戲劇文化為主流課程的上海戲劇學院已經看不到專業前途。江青顯然是鄙棄話劇的，又傳說毛澤東主席從來不看話劇，他把沒有唱腔、做功的話劇看成是“開會”，說他白天開了一天會，不能讓他晚上再開會。這在當時就意味著，話劇死定了，上海戲劇學院也死定了。
隻有一個辦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樣板戲。例如以樣板戲作教材，請樣板戲演員做教師，或者，以樣板戲精神來排演一些革命話劇。做這些事並不難，畢竟都在戲劇領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險境。然而奇怪的是，這個學院的任何派別、任何部門，都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難能可貴的一致。
五四運動以後接受過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創辦這所學校時所製定的國際性、經典性、實驗性標準，已經成為一種遺傳和慣性，居然在災難歲月中也沒有完全消解，這真是令人驚訝。莎士比亞、莫裏哀、易卜生、契訶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戲劇學院的師生們彎下腰來去朝拜樣板戲，幾乎沒有可能。
於是，工宣隊想把那個樣板戲演員的父親當作重磅炸彈來轟一轟的企圖，也完全無法實現。
這個院子太熟悉一個配角演員的父親對戲劇的意義，因此黑衫男子隻不過是黑衫男子，沒有構成威權，甚至沒有引起注意。這在工宣隊看來，就是資產階級教學製度對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冷漠和抵拒，他們當然氣不過。黑衫男子踢我一腳，還準備踢其它人，是發泄積怨。
挖防空洞一段時間後，那個給我們布置任務的工宣隊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內，說：“聽說你的業務水準最高，從明天起，每天勞動結束後寫一份挖防空洞的勞動進度簡報。這位是邵師傅，”他指了指邊上一位禿頂的工宣隊員，“給你在文字上把把關。”
我以為他不說“在政治上把把關”是為了減少我的政治壓力，誰知那位禿頂的邵師傅真的要在文字上來糾正我，而且隻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聲喊我的名字，然後說：“昨天你寫的簡報，有六處語法錯誤，四處修辭錯誤，要改一改……”其實那份簡報頂多隻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頁。
我等他一一指出後點點頭，說：“按你的改吧。”心想，他們多麽渴望在專業領域完成占領，今天且讓他完成一次。
這個禿頂的邵師傅看我這麽謙虛，態度立即變得和氣。他關上門，輕聲告訴我，他因家貧沒讀完初中一年級就輟學了，後來在工餘時間還看點書，翻到過一本談語文常識的小冊子。他好奇地問我：“你們這些大學裏的高纔生怎麽會犯那麽多語文差錯呢？”
我想告訴他，語文是一種能力而不是一個套子。如果當作套子到處套，就會發現滿世界都是錯誤。但當我抬起頭來發現他的目光中充滿了自得，隻好自嘲地引用了當時的一句熟語：“不是說，讀書越多越愚蠢嗎？”
他笑了，說：“不要太灰心，你還年輕嘛！”
以後好些日子我天天聽他講“語文差錯”，實在受不住了，便動了一個不太厚道的腦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學榮廣潤脾氣特別溫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讓他來替我抵擋一陣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禿頂的邵師傅說，我的語文差錯給工宣隊帶來那麽多麻煩，於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薦在這方麵成績比我好得多的榮廣潤，來寫勞動進度簡報。
“比你成績還好？”禿頂的邵師傅有點驚訝，又有點興奮。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語法和修辭方麵。”我說。
“那就讓他來試試吧。”邵師傅立即憋足了勁，準備對付榮廣潤的語法和修辭，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幾天之後，榮廣潤哭喪著臉向我直搖頭，說：“全是你幹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萬要耐心頂住。”
直到很多年後纔明白，我當時的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倒不是對不起榮廣潤，而是對不起文化。
任何帶有顛覆心理的文化騷擾者總是竭力裝扮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來搶奪顛覆權力。對此我們不應采取不屑理會的遊戲態度來諱避。據說戲劇大師周信芳先生對於各種政治陷害不予抗辯，有一次卻對一個專來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諸多差錯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聲：“去！”
“文革”後期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考教授”運動。一大批工宣隊員、造反隊員一定要考出個“高貴者最愚蠢”、“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讀書越多越愚蠢”的結論來，全都翻著《赤腳醫生手冊》考醫學教授，翻著《學生小字典》考國學大師，據說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識錯誤”，教授們受盡屈辱之後，終於投以鄙夷，投以嗬斥。
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對於那個禿頂的邵師傅，我本該站在文化的立場上訓斥他幾句的，壓一壓這個失學狂漢的無知，他又能怎麽樣？可惜我放棄了，真有點悔恨。
當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條應該守護的文化防線。
情況似乎悄悄有了一點轉機。
林彪事件後，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複了工作，毛澤東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外交上又出現了一係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從農場回來後雖然已經見過幾次麵都還沒有長談，就問：
“爸爸，我去農場幾年，你還好嗎？”
他說：“你走的這幾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張地看著他，怕他說出受造反派幫助而轉變立場的話來。
他沒有在意我的眼神，低著頭繼續說：“我發現以前相信的很多東西，都錯了。比如階級鬥爭，總以為真像報上說的那樣非常嚴重，現在我做了幾年打倒對象纔明白，這是幻想出來的。我在隔離室裏，不管是喝水還是看報，不管是歎氣還是咳嗽，不管是腳步輕一點還是重一點，都算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聽他這麽說，我就放心了，說：“這是造反派的招數，永遠是捕風捉影、劍拔弩張。”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說造反派，而是在說我自己的過去。我們單位革委會結合進來兩個原來也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與造反派差不多，隻是不打人罷了。”
“你是說，被造反派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可能與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這個反思讓我驚訝。
“差不多。”他肯定地說，“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都左。”
記得在農場時魏主任問我與學院造反派對立的原因，我想來想去，隻能說是行為作風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麽根本主張上。這是我的切身體驗，可以印證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說，“如果有一個造反組織，不打人，不抄家，不給人戴高帽子遊街，比較講道理，我也有可能參加。隻不過，如果我們審查人，會比較重視證據。”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隻要整人的風潮沒有停止，什麽都是證據。”
他的這句話，我當時沒有完全聽懂。
既然說到這裏了，我就問：“你自己的問題究竟怎麽樣了？”
爸爸一時呆住。
“現在形勢變了，他們還在說你有什麽問題？”我繼續問。
“大概還是反對毛主席吧。”他說。
“怎麽反？”我問。
他又一次頓住，然後喃喃地自言自語：“是啊，我怎麽反的呢？怎麽全忘了？”皺了一陣眉頭，說：“好像與陳毅有關。”
“毛主席都參加陳毅追悼會了，你為陳毅講話有什麽錯？去找他們！”我慫恿著。
沒想到一星期後見到他，他沮喪地告訴我：“沒用。”
我問他怎麽回事，他說去找過了，現任領導查了“文革”初期的批判材料，說：“你過去影射毛主席對陳毅過河拆橋，現在毛主席去參加了追悼會，證明沒有過河拆橋。怎麽能給你平反？”
這種邏輯，一切上點年紀的中國人都很熟悉。
門窗還是緊閉著。
但是，外交的門窗卻開出了一條不小的縫。傳來消息，美國總統尼克鬆即將訪華，還要來上海。
真的來了。二月的一個下午，尼克鬆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學院挨到南京路的一點尾巴，工宣隊要嚴格清理校園，分批輪流值班。在這種情況下住在校園裏很不自由，我嫌囉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媽媽都準備出發，我隻能獨個兒待在家裏。
爸爸作為“打倒對象”，在尼克鬆到上海期間必須接受單位控製，這是上級文件的精神。他反正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關押，早就習慣了，也不用做什麽準備，正坐在一邊等媽媽。他單位在南京路，媽媽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媽媽為什麽去南京路？說起來有點逗人。尼克鬆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路邊兩旁那麽多房子的窗口有沒有階級敵人活動？當時的中國，動輒就搞全民防範運動，這次是讓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領南京路的每一個窗口。媽媽去，鄰居每家也都要抽一個成年人去，並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上他們對南京路沿街住戶的陌生，因陌生而構成安全製衡。如果尼克鬆車隊經過的是我家門口的路，那麽該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戶來進駐這裏了。
我問媽媽：“他們要你們防範什麽呢？”
媽媽說：“已經到居民委員會開過會，說是一要防範有人向尼克鬆的車隊開槍，二是要防範有人與尼克鬆車隊聯係，車隊裏有大量美國特務。”
爸爸笑了，說：“第一種防範，是把尼克鬆當國賓；第二種防範，是把尼克鬆當敵人。”
媽媽說：“還規定了，三分之二的窗關閉，三分之一的窗打開。我幸好分在關閉的窗裏。”
我問：“為什麽說幸好？”
媽媽說：“打開的窗子裏還要安排人揮手，很麻煩。規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揮大搖，因為他們是美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
爸爸問：“那怎麽揮？”
媽媽說：“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作過示範，不伸手臂，隻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麵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高興，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這個標準練習起來。媽媽說：“你不用練，你的窗戶一定關閉。”
正說著，陽台下有人在喊媽媽。我伸頭一看，下麵很多中老年婦女已經集合，還夾著一些老年男人。喊媽媽的是一個白發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組長。
爸爸、媽媽下樓了，我在陽台上看著。隻聽“外婆”在說：“你們兩個都去？太好了，我們正愁人數不夠。”
爸爸說：“我還有別的事，隻是順路。”
我暗笑，心想，“別的事”，就是去關押。
爸爸、媽媽上路了，為了尼克鬆。
那天下午，尼克鬆的車隊是怎麽經過南京路的呢？尼克鬆元人和他的隨員對南京路有什麽觀感？
我都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這些稍稍打開的窗，這些輕輕擺動的手，正為中國預示著一種未來。開窗容易關窗難，隻要啟開了一條小縫，就再也難以徹底閉合。“開放”——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詞，將成為這片土地的再生秘訣。我的命運，我爸爸、媽媽晚年的命運，都將與此有關。尼克鬆來後纔幾個月，顧澤民同學心急火燎地來通知我：李小林同學的媽媽得了癌症，趕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媽媽，就是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文革”開始以後巴金先生承受的每一個打擊，都會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敏感地睜大眼睛，勇敢地挺身而出，溫柔地費盡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確診之後，由女婿祝鴻
生馱在腳踏車的行李架上一天天去醫院，祝鴻生也是我們的同班同學。不到一個月，已經接到病危通知。
當時巴金先生正被羈押在郊區奉賢的“五七幹校”勞動，多麽想請幾天假來陪陪臨終的妻子。但是，請假總是不準。那隻能靠李小林來為父母的最後相聚而奔走了。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工人作家被說動了，但是，一到工宣隊負責人手上又被卡住。那個滿臉冷漠的負責人聽李小林說完緊急情況，隻是懶懶地說一句：“他又不是醫生，回來能做什麽？”
這是一個不在乎人間生離死別的鐵鏽年代，這是一個不知道臨死之人除了見醫生之外還想見見親人的冷血群落，這是一個不明白家庭本義和倫理責任的卑瑣權力……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三日，巴金先生終於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作家不想活了。或者說，不知道怎麽活了。
此後不久又去看李小林夫婦，祝鴻生指了指隔壁房間，說：“今天老人家放假一天，在休息。”
於是我們輕聲說話。
不久，突然傳來低悶的四川口音吟誦聲，纔幾句，又停住了。
李小林說：“那是但丁，爸爸在背。”
我轉頭看去，房門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