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個下午，我渾身疲憊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管它什麽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著腳踏車馱來的。他掌握著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爸爸那麽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裏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麽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寧波老太。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纔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麵。
我開門，寧波老太塞過來兩張紙條，說：“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麵都寫著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係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麽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著打電話的。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掛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製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的一聲關上，於是前麵剛纔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麵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裏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儺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產生學術羞恥感。由於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升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係統內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麽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刪除了。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別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麽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態的演劇方式儺戲、儺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著呢？儺人已老，餘留不多，我隻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德?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麽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麽什麽嗎，居然年輕得那麽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儺，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台”，相當於平常所說的消夜。但與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腰台”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麵具，吃將起來。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麵具已被其它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台”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台。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麵具追隨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內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纔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麽，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隨時自衛。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肩而過，纔一起回頭，對視一笑。
到了碼頭，人山人海，買票上船後並無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邊找到了幾個籮筐外麵的一個空角，把腳伸在船舷外麵能夠勉強“危坐”。已經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但此時看著江水頭腦還是非常清醒。我覺得，除了儺戲的材料需要補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個學術研究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了。
那徹夜的儺儀，那樸拙的鑼鼓，包括身後這擁擠的人潮，為什麽離書齋著述那麽遙遠？書齋著述可以修補文化，但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麽？永遠地旁征博引嗎？書本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鑽在書本裏，那麽，又該將這苦難而神聖的大地置於何處？
我想，我的書齋著述已經太多太多，應該從事實地考察了，或者，應該從事社會實務了。
我想，在中華文化比較象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沈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於想象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這麽想著，心裏產生了一種喜悅。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輪上下決心獨自攀登學術殿堂的，八年後，同樣在江輪上，我又下了獨自出走的決心。這條江，長江，對我太重要。以後有關人生的大問題，都要放到長江上來思考。
這次想好了，回來，先好好睡一覺，然後把儺戲的那篇研究論文寫出來，算是一個了結。接下來，我就要從書房出走了。怎麽出走，還不知道。
一切計劃都會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須擠車去學院了。去學院，很多事情很瑣碎，例如有好一陣子，往往是我們係的一位老教師為了在他的朋友麵前顯示他能領導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師，要我們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對我們很客氣，但一有老朋友在場，總要板起臉來對
我們說：
“小餘，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嗎？”
他關照過，在這種場跋，不管他問什麽，我們都要答應。盡管他永遠不會整理任何做學問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現得虔誠又惶恐，“隻不過第一百零八章後麵有幾條拉丁文注釋我不認識，要請您老師過目……”隨口講了一百零八章，當然是因為想到了《水滸》。說拉丁文，沒有理由。
他慈祥地點點頭：“青年教師一頭的學術研究任務，你幫我管一管。你們的表現，我會及時向係領導匯報。”
說完，他會用含笑的眼神看著他的朋友們。
當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來事情有點變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經讀完我的那四部學術著作，他沒有讀過；而我，也不大適合再開“拉丁文注釋”的玩笑。
換了三趟公共汽車，終於氣喘籲籲地推開了係辦公室的門。沒什麽人，隻有一位姓欒的女秘書在。
小欒說：“要你到上海音樂學院招待所，去見一位文化部來的領導。”
“什麽時候？”我問。
“立即。”小欒說。
“與誰一起去？係裏誰帶隊？”我想一定是開座談會。
“係裏隻有你去。”她說。
“那麽其它係裏還去誰？去哪裏集合？”我又問。
她說不清楚，要問學院辦公室。撥電話問完，她告訴我，全院也隻去我一個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欒告訴我的房間號碼敲門，見到了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高雅的長者。他叫方千，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
當時高校的招待所實在太儉樸了。這間房子裏有一張塑料皮包的沙發，彈簧都露在外麵了，不能坐。方千司長有點胖，坐在一張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變換著姿勢，這使談話變得很隨意。
他要我談談對學院領導班子的看法。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級領導機構總要經常向群眾征求意見，隻是沒想到這次是司長親自征求，而且一對一談話。
我想，在這種場跋不要信口開河地傷著了誰，而且我也確實不太了解情況。便說，自己一向忙於教育和學術，連係領導也見得很少，對院領導隻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蘇堃院長很好，現任的何添發書記很好，有一位院長當了不久就被你們文化部突然撤職，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方千司長把椅子向前頓了頓，立即毫無忌諱地向我說了原因。這種領導層的事，對我這個群眾也這麽坦率，我有點驚訝。為了回報他的信任，我也就說了一條意見：『上級向高校指派領導，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準。在蘇堃院長和何添發書記之間，還派來過一位書記，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會議上居然與我爭論，硬說現在是十九世紀，理由是現在叫一九xx年……”
方千司長笑了，說：“這樣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文化部決定先在你們學院做試點，在全體教師、幹部、職員中做民意測驗，看大家最滿意什麽樣的人做領導。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已經悄悄地測驗了三次。”
我暗自一驚，心想這期間我隻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儺戲，一次也沒有趕上。
“三次民意測驗，名單完全一致，我們心裏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長說到這裏，伸手捋了捋頭。他在說話過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隨意的手部動作，像是為了讓血脈暢通。好多長者都有這個特點。
捋完頭，他向我一笑，說：“有個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誰嗎？”
“誰？”我饒有興趣。
“你。”他用手指輕輕地點了點我。
我一愣，很想辨別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並不認識他，沒有開玩笑的基礎，而且談話到現在，也還沒有出現開玩笑的氣氛。
於是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起來：“這不能算數。我名列第一，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沒有做過官。隻要做過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識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長站起身來，提起熱水瓶給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卻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給我說了一段話：“文化部領導和上海市委考慮到你的年齡優勢和學術成就，本來就對你有興趣。曾經對你在「文革」中的表現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一切滿意，早已作出過決定。沒想到你的群眾基礎也那麽好，因此，你要準備擔任行政領導職務。”
我想，前一陣道聽途說，係裏缺一位年輕一點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師朝我使眼色，還附在耳邊輕聲說：“我提了你。”難道，這位老教師的提議成真？
我決定推托，卻始終沒有弄明白一個根本權限：選一個係的副主任，哪裏需要出動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本人？
方千司長終於站立著說出了最關鍵的一句話：“現在我正式轉達北京和上海兩方麵領導的共同意見，決定請你出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離開音樂學院招待所的時候已經下起蒙蒙細雨，但我沒有去乘公共汽車，隻是一人茫然地在細雨中走著。在猝不及防的驚訝中，方千司長後來說的話在我聽來似雲煙縹緲。他仿佛說，沒有行政經驗不要緊，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長作為過渡。又說，做了院長，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務分配給各個副院長……
方千司長在我失神之時還說了一段企圖吸引我的話，我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他說：
“院長不忙，那是一種學術榮譽的象征，隻與國外同等級的專家交往。院長一具體，就不是好院長了……”
為什麽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幾乎所有做過當家官員的人都明白：我們國家太大，機構繁複，一所高等院校有無數個“上級”，每個“上級”隻要有緊急事務，都會下令由院長親自負責，不得由副院長代替。這種緊急事務，當然不是學術。結果，凡是防火、防盜、計劃生育、傳染病、校區建築安全、學生間的毆鬥行凶、食堂的夥食質量……全要一一過問，一件也不能丟開。當然有副院長，但他們隻是按照你的意思在辦。
到那時，還找方千司長論理嗎？這位忠厚長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還沒有這種預感。雖然沒有預感，我也沒有答應方千司長。
他對我的拒絕有點驚訝，讓我回家好好考慮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細雨的淮海路上已決定再度拒絕。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長已經回了北京，委托與我繼續談話的是胡誌宏先生。胡誌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衛生辦公室的領導，現在具體來管理我們學院。
苞誌宏先生可能參與了對我履曆的審查，對我的過去很了解，因此動員我的話語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長更能打動我。
『不要在乎上麵，”胡誌宏先生說，“你不為蒼天為黎民。”
這話就很能打動我。他知道我曆來不在乎官場倫理，卻會重視民意測驗加給我的責任。
為了避一避他的錘子，我隻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當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時，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胡誌宏先生又一錘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這種犧牲自己的豪氣。這種豪氣正可用來抹去一切艱辛，讓你不好意思再說一個苦字。
但是，我還是搖頭。
學院裏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選中，也知道我的拒絕。大家都等待著，很有耐心。
據說現在很多單位選拔官員的時候，剛有選拔意圖，那個被選拔對象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大量的檢舉信、揭發信都會以匿名、具名、聯名的方式紛紛投寄到選拔機關。相比之下，當時的上海戲劇學院真是太純淨了。我拒絕了整整四個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換名單的四個月的空間，居然沒有出現一個否定意見，也沒有出現一個替代名字。
當胡誌宏先生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時候，我環視窗外的校園，有點感動。
最終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是張廷順老師。記憶中，在我剛進這個學院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教務處長。記得在“兩個凡是”時期我受到那幾個人的審查，張廷順老師負責學院清查工作，曾與他們遭遇，張老師厲聲質問他們：“小餘是我們學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我可以擔保，請問，你們是誰？「文革」時期你們在哪裏？為什麽要查這麽好的人？我們學院誰委托你們查了？”那幾個人被這個山東大漢問得怏怏而回。張老師質問那些人的事情，是當時在場的一些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我卻一直沒有遇到張老師。據說他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養病。這麽多年過去，那天正是我拒絕出任的四個月後，在學院的大草坪邊遇到了他。
他拉著我走到一棵樹下，說：“我找了你好些天了。這個學校，幾十年都沒有安定過。你們也可憐，沒上過什麽正經課，全靠自學。我這個老教務處長，於心有愧！”
這麽一個悲情的開頭，使我隻想找話安慰他。但他沒等我開口，又說下去了：“幾十年折騰的結果，使整個學院幫派林立，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取得一致意見，每次開會都吵得臉紅脖子粗。現在，終於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選擇了你。你再拒絕，就不好了。”
“隻要你答應做院長，”張廷順老師說，“我還可以再一次出馬，擔任教務處長，補一補幾十年的遺憾。當然這要你們考察審定。”
“張老師，別這麽說，別這麽說……”除了這句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學惠小硯從外地回上海，見我正在為如何有效地拒絕任命而苦惱，便爽利地說：“想不做官還不容易？我到學院裏去說服老師，別把一個做學問的書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見麵，她卻對我說：“做吧。”
我問她為什麽，她說在學院裏遇到一群女老師，都這樣回答她的勸說：“我們是看著他長大的，放心。”惠小硯說：“這年月，一個人讓那麽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終於告訴胡誌宏先生：“讓我做半個月的調查研究，再決定。”
苞誌宏先生厚厚的眼鏡片後麵閃出愉快的眼神，說：『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幾個大書店，找到教育學的專櫃，把有關中外辦學經驗和辦學規範的書籍，全都買來。這時我纔發現，這方麵的書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於“文革”後一切重起爐灶，全是新書。從外國名校的運行規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文件，到這些年國內高校進行教育體製改革的調查匯編，十分齊全。我認真地讀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這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種高層邏輯展開在我眼前。
在這種閱讀中，多年來的學術思維幫了我的大忙，我已習慣於在一片紛雜的實際疑問中尋找邏輯支點。隻要找到了邏輯支點，沒有什麽問題不能解決。在國內高校中，我覺得，華中理工學院的教育改革經驗比較切中要害。
然後，我就開始找學院裏的各色人等談話，從老教師到中青年教師，從係主任到總務處職員，盡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群落。每次談話我都勸阻他們發牢騷，也婉拒他們對我個人的鼓勵，而隻是排列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區分這些問題的主次緩急，然後再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方法越具體越好。
半個月的感覺一言難盡。如果打一個比方，我原先隻是躲縮在一條大船的某間艙房裏用功，雖然也能感覺到船在晃動，卻不知道所處的位置，行駛的方向，海域的風浪，天象的變化。現在，我登上了船頂瞭望台，看清了這一切，又問明了航海規則，突然覺得不應該再一言不發地躲縮回自己的艙房裏去了。
綁來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調查研究，其實已經沒有回頭路。怪不得胡誌宏先生有那麽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個月前的眼神了，說：『好吧，開一個全校大會，我作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的題目叫《我們別無選擇》。那口氣，那聲調，很像是從船頂瞭望台上發出的。報告那天，據說連全院所有的清潔工人、汽車司機也都自發地擠到禮堂裏來聽了。
這個報告，立即受到了當時的上海市教育衛生辦公室負責人、現在的複旦大學校長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評價。他在同濟大學專門召開全市高等學校校長會議，對這個報告作了詳細的介紹。
那麽，我，也就站在駕駛艙裏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隻，也都在傾聽我們這艘船發出的信號。
當然還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艙房”收拾一下。
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對何添發、胡誌宏這兩位同事說，先得給我一點時間，把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寫完。這篇論文，就是我考察儺文化的總結：《論中國現存原始演劇形態的美學特征》。它的中文本，發表在北京的《戲曲研究》學刊上，它的英文本，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亞洲戲劇》學刊上，題為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chinesetheatre，很多外國同行都讀過。
寫這篇論文的感覺，與我以往寫那麽多學術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筆下的主要素材，不是來自別的書本，而是來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這就成了我向國際學術界所作的一個發現性報告。我知道在現代學術等級上，這種報告的地位最高。
這篇論文向我開啟了一個現代學術等級，但我卻要離開。我在高高的書架前不斷抬頭仰望，心想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購而來的書，以及由這些書組成的那種氛圍，那種氣場，那種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將棄我遠去。表麵上，它們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們也就形同虛設。
從今以後，我隻能在辦公桌前、會議室裏、演講台上，偶爾想起，想起這破了圍的氛圍，漏了氣的氣場。半夜回來，照樣居息，卻不敢再抬頭仰望。
這等於一個領主拔離他的營寨，一位酋長告別他的邦國，頻頻回首，莖斷根連，夕陽故國，傷感無限。
既然代價如此之大，那麽，我隻有把事情做好，心裏纔會略為舒坦一點。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鍾與學術研究的每一分鍾，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兩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鍾稍稍失重，學術研究的那一端就會愴然墜地，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於是，對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經直接關係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絲毫懈怠。
正因為我並不害怕免職，而隻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測驗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種強勢。我滿意這種勢頭。行政工作要麽不做，做了就要強勢，否則便是浪費，浪費自己和屬下的生命。
還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誰會把一艘裝滿乘客的船，交給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誰會把一個連接生命的舵，交給一雙軟弱無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決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點，那就是：迅速簡化整個學院的人際關係。
乍一看，入口點不應該放在這裏，而應該放在教育改革、人纔引進、精簡機構、提高待遇等項目上。但我敢於擔保，不簡化人際關係，這一切都做不好，全會變成一片吵鬧。公開的吵，暗地的鬧，直到最後隻得反複謀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圖一一消耗。
這是中國的國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誰也改變不了。即便是最沒有人際關係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動手也會被人際關係的網絡纏住。什麽課程的優劣，立即變成了誰的課程的去留。業務水平的考核，也會變成誰整誰的問題。可以設想，這一切會引出多少私下聚會、暗中串通、公開頂撞、以牙還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這個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沒的泥潭。
我發現，在高等學校這樣的機構裏，一般的人際關係雖然複雜卻不至於頻頻左右全局，如果頻頻左右了，一定是領導者本身把它強化的結果。
敗多領導者為了自己的權威，會若明若暗地培植親信。這是一個單位人際關係惡化的重要起點，因為這種培植的舉動人人可以看到，而親信之所以成為親信一定時時有所動作，處處有所炫示。親信一旦產生，又會漸漸擴大為圈子，圈內圈外會有磨擦，不同的親信間也會爭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領導者還想利用磨擦和爭寵來辦事，那麽整個單位已經不可收拾。
上海戲劇學院的人際關係也堪稱複雜，但是『文革”災難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簡化了。現在災難剛過，大家同仇敵愾，共同語言還沒有消散，正是繼續簡化人際關係的大好時機。這個時機一旦錯過，再也追不回來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們製定了一係列看似怪異的行為規則。
例如，我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我們上任後，願意聽取一切意見建議，院長辦公室的門永遠敞開；但是，如果有誰到院長辦公室裏來說某某教師的不是，我們會立即起身，請他離開。
我說，學校裏如果真有歹徒惡行，可以報告保衛部門和檢察部門，如果事情還達不到向他們報告的程度，那麽更沒有理由向院級領導報告。
我說，以前在評定專業職稱過程中，總有不少教師向學院領導報告自己的業務成績，指責同一個教研室的其它教師的業務水平。今後，隻要還有教師向我作這種報告，我在職稱評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報告了，他的單獨報告製造了一種不公平；他對其他教師的業務指責，更是一種缺席審判，這是第二層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種信息引導，這是對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這三層不公平，我惟一的辦法是對他進行否決。
我說，我要用實際行動讓全院上下放心：院長辦公室裏的全部談話，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安全的。
這種公開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職幾年間，沒有一個人在我麵前說過另一個人的壞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誰是我的親信。
有時，人們出於以往的語言習慣，說著說著就牽涉到別人的長短，或開始對我有所奉承，我會微笑著伸手阻止，立即轉移話題。幾次一來，大家開始習慣我，習慣於在一切領域對事不對人。
對此我有點矯枉過正。其實我心底也有對人際關係的好惡評價，有時還很強烈，但我明白，這一切都不能影響行政行為的走向。行政行為越幹淨，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國家政治大局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已經停止，但對於每個基層單位，“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普遍性、延綿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於惡化了的人際關係。因此，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結束一段曆史，截斷一種災難。再過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戲劇學院的教師們在回憶我任職期間的成敗得失時都會肯定這一點：那幾年雖然還有諸般不是，卻因為幾乎沒有人際爭鬥而輕鬆愉快。
這是一幢三層小洋樓，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的住宅。院長辦公室在二樓，一個小套間。
打蠟地板、鋼窗、壁爐，小套間裏有兩個衛生間，純粹的歐洲氣派。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坐在這裏的是老院長熊佛西先生。那時上海早已受極左思潮統治，熊佛西院長沒什麽權力，隻是小心翼翼地看管著窗下的這個小院子。小院子裏有一條彎曲的小路穿過草坪，有的同學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聽到頭頂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同學，請不要破壞綠化！”
綁來，他覺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幹脆就在這條小路上來回散步，做一個『護草使者”。我們碰到他，叫一聲“院長好”，他會慈祥地詢問：“哪一個係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麽名字？幾歲了？”
過了五分鍾，我們拿了一本書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聲，他又慈祥地詢問：“哪一個係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麽名字？幾歲了？”有時為了一件什麽事來回穿行幾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詢問，不知內心是否怪異：同名同姓的學生怎麽那麽多！
聽老師們說，學院從橫浜橋搬到這兒來的時候，市政府原本劃出的地很大，把現在的華東醫院、華山醫院門診部、上海賓館、靜安賓館、希爾頓飯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裏邊了。熊佛西院長背著手走了一圈說：“這麽大，誰掃地？”
這麽昂貴的黃金地段被老院長放棄了，一直讓後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領會這位前輩書生的觀念：辦學校，一要種草，二要掃地。這個觀念十分環保，十分節儉，因此也十分現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會兒，便轉身坐在辦公桌前，打量起這間屋子。剛纔進來時我沒有把門關死，留了一條縫，這也是因為想起了熊佛西院長的一件往事。
當時熊院長坐在這裏，服務員老杜每次都不敲門，一擰把手就進來了。熊院長對此頗為惱火，一次次告誡，但老杜實在想不出敲門的理由。他覺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匯報工作，隻是來送開水、擦桌子的，當然是越輕越好，敲門幹什麽？因此到時候還是下不了手，隻是把動作放得更輕，試圖在熊院長毫不覺察的時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這種踮腳屏息的狀態更把熊院長嚇得魂飛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門外，敲三下門，聽到屋裏說“進來”，再推門。但是，可憐的老杜試了幾次老是覺得不是味道，總是期待著熊院長不在屋裏的僥幸。可惜，熊院長每次都在。最後隻得讓老杜離開院長辦公室，到理發室去了。老杜很快學會了理發手藝，直到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去理發，他還在一次次感歎：“熊院長真是奇怪，他在屋子裏又不做壞事，老要我敲門幹什麽呢？”
綁來坐在這間辦公室裏的是蘇堃院長，一位河南來的革命軍人，在軍隊裏領導過一個劇團。他與熊院長就完全是兩路人。他也有一個服務員，是他在軍隊裏的馬夫，姓張，跟他一起進了上海。聽老師們告訴我，當時英武魁偉的蘇堃院長在禮堂裏向全院教師做報告，氣氛莊嚴，北方口音在上海人聽來是一種天然的領導者語言，大家都恭敬地做著筆記。突然，禮堂後麵響起三聲敲搪瓷碗的聲音，緊接著傳來一個沙啞的河南口音：『團長，別說了，吃飯了！”
全體教師愕然，蘇堃院長則一笑，停止報告。
老張覺得團長還是他的團長，便樂嗬嗬地跨著牽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蘇堃院長出於好奇，用過辦公室裏的這個壁爐。麻煩的是找不到柴禾來燒，夥房裏也沒有，那裏用煤，因此還是要請老張去拾撿枯枝。當壁爐終於點燃起來的時候，蘇堃院長通知其它幹部一起來取暖，北方來的幹部們早就受不了沒有取暖設備的上海寒冬。據說那次坐在壁爐前的幹部們坐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脫下鞋子、襪子向著火焰烤，因為最冷是腳。人多勢眾，那味兒，使蘇堃院長不敢再試第二次。
蘇堃院長爽朗可愛，一直保持著河南人的習慣，平生飲食至愛，是油條和豆漿。他認為，真正的理想國，應由這兩樣東西組成，當然也可以再加一點其它東西。就在我擔任行政工作前幾年，他還在做院長，親自寫了一首校歌，讓全體同學學會，準備在院慶大會上全場齊唱。那時已經改革開放，同學們的頑皮勁頭勃發，不知事先有誰組織過，那天全場唱出來的，居然齊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對此，蘇堃院長一點也沒有生氣。
“浦江之濱，有一座藝術殿堂……”過了很久，校園裏還有學生邊走邊用河南方言哼唱著。
想到這裏我笑了出來，沒想到門外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報告！”
我一時沒回過神來，想不到這聲音與這屋子的關係，與我的關係，隻當是門外有表演係學生在練台詞。
“報告！”又是一聲，更加響亮。我突然想起當年熊院長要老杜敲門的事，覺得這聲音似乎與我有關。
“進來！”我說。
進來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見就站起身來，卻不知叫他什麽合適。
他姓吳，在我考進這所學院的第一天，就見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讀的那個係的黨支部書記，也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軍人，是我們這些學生平日能見到的最高領導。“文革”中當然被作為“走資派”而打倒，但始終沒有成為焦點，“文革”結束後那麽多年，一直沒有見著。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麵前，我立即回到了剛剛考上大學的那個時候。但是他，居然用軍人的姿勢向我“報告”！
“院長，”他說，“我向你檢討！”
“吳老師，”我終於憋出這個稱呼來了，盡管他從來沒有做過老師。他早已離休，我上任時翻看各級幹部名冊都沒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師比較合適。“請坐，慢慢講。”我說。
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離退休幹部們不放過他，要求學院給予公開處分。他來找我，一是檢討，二是表示願意接受處分，三是希望這個處分不要張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麽錯誤？”我問。
原來，一位老戰友病逝，他趕回家鄉去送葬，回來時另一位老戰友出點子，說自己的兒子是火車司機，讓他坐在駕駛室後麵的角落裏回上海，不用買車票了。他真的這樣做了，卻想不到，到了上海，沒有車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車站當作逃票者扣押，後來隻得由學院派人領回。領回後，老幹部們一片嘩然，認為他丟了老一代革命軍人的臉，不僅要處分，而且要開批判會。
“其實這事用不著找你院長本人，我……”他顯然已經被一批與他同資曆的老幹部搞得很緊張。
“吳老師，你應該找我。我保證，你不會為這事受任何處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無法向他說明理由，便把驚訝不已的他送出了門。
理由很簡單，這是貧困造成的，與質量無關。
革命軍人進駐上海後，雖然做了幹部，有很大一部分還過著相當艱苦的日子。照理，他們的薪水在當時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滿，又要撫養一個不小的家庭，情況就很嚴峻，這位吳先生就屬於這種情況。我還記得做學生時有一年春節給各位師長拜年，其它老師家都會端出一點糖果，而他家端出來的卻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見家境拮據。
他用幾十年前做軍人時的一聲“報告”，不經意地提醒我，他一直處於軍人般的清寒之中。這樣的事情本來我隻需同情，不必負責，但他向我“報告”了，因此又不經意地提醒我，從此，這個院落裏的很多喜怒哀樂，都與我有關。
人際關係，並不是我想簡化就能完全簡化。你看這位吳先生，差一點就要接受處分和批判了，而且，說起來，處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來消除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這個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鬥爭和批判。
吳先生走後，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著這個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長多麽想讓這裏變得蔥蘢整潔、文明雅致，但結果呢，多少呼嘯、狂喊在這裏發出，多少冤案、慘禍在這裏產生。我又沈陷到那血淚斑斑的歲月中去了，當時，這間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後來，是所謂“革委會”和工宣隊的辦公室。
現在總算安靜了。
能一直安靜下去嗎？
能出現熊佛西院長理想中的世界嗎，連進門都要輕輕敲三下？
正這麽想呢，“篤、篤、篤”三下，真有人敲門了。
已經受過“報告”的驚嚇，這下我從容了，鬆鬆地叫一聲：“進來！”
我扭頭一看還是站了起來，進來的是導演係的薛沐老師。
薛沐老師與我私交很好。在那麽多老師中，熟悉學院曆史上的每一個重大關節、重要人物，卻又能不摻雜自己感情作出冷靜評價的人並不多。導演係卻有兩位，一位是胡導老師，一位是薛沐老師。胡導老師我接觸較少，但我每次發言和報告時隻要看到他在場，總會特別注意他的表情，因為他曆來最為客觀、公正。薛沐老師曾多次與我相伴到外地講學，客舍空閑，時時長敘，無話不談，便成密友，盡管在年齡上他是我的長輩。
他受過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鎮壓反革命”時期，學院內一位清室弟子疑點甚多，被人揭發，蒙冤入獄，他受不住逼供，胡亂交代說，曾與薛沐老師和陳古愚老師一起圖謀成立一個地下組織迎接國民黨回來。幸好這份交代破綻太多，沒法定案，但薛沐老師已成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它揭發，就被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當然不必細述。曆盡如此災難他還能保持冷靜，真是難得。
“頭開得非常好。”這是薛沐老師對我上任的稱讚。“我看出來了，你在轉換一個根本性的思維。過去曆屆的領導想的是，重新評判曆史，你想的是，徹底了斷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說，“但是，有了他們的評判，我纔能了斷。不了斷，老評判，沒完沒了，隻能延續災難。隻有了斷，纔是對過去的最大評判。”
“是啊，解放初期鬥爭最賣力的人，反右鬥爭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黨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對造反的，很快被批判為反對革命路線；支持造反的，工宣隊一來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鬧來鬧去，活像一個輪盤轉，全都成了犧牲品。隻有一幫特殊人物一直活躍，那就是永遠在揭發，永遠在批判的人。你把輪盤轉停住了，他們就沒有空間了。”
薛沐老師這番話，又一次表現出了他出眾的冷靜和叡智。
“薛沐老師，你講得很好，但我主張的了斷爭鬥，並不是我的發明。你沒聽說鄧小平一再強調「不爭論」的原則嗎？這就從根本上阻斷了那幫以爭論為業，以批判為生的人的很多門路。我們也要阻斷。”我說。
這時，薛沐老師伸出一個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說：“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動要求在全院大會上發個言。這個發言的題目是《我們過節了，我們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聲援，連忙說：“太好了，謝謝！謝謝！”
薛沐老師的發言贏得了全場長時間的掌聲。他那次關於“輪盤轉”和“特殊人物”的談話，一直印在我的心裏。
我希望那個“輪盤轉”真正停住，停在我們這代人手上。
現在真的停了嗎？
我想到了一個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們在處理“文革”時期犯錯誤人員的時候，有沒有延續以往的錯誤？
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是，我們每次在糾正前一次錯誤的時候，總是把糾正過程中發生的不公平不當一回事。因為前一次錯誤還曆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蓋了新的不公平。其實，“輪盤轉”就是這樣轉動下去的，那批永恒的“特殊人物”也就是這樣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發空間和批判空間的。
我們學院所有的造反派學生一個也沒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現在我看著窗外的校園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們，即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畢業生，能不能依然把這個院子當作他們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樣給他們足夠的溫暖和關愛？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長，在這間屋子裏辦公，但我知道，一個人在“文革”中如果參加過造反隊，做過一些過分的事，說過一些過火的話，現在連做一個副科長都不可能，盡管事情已經過去那麽多年。這種事情，隻要有一份檢舉信，便立即奏效，連已經通過的任命也要否定。在鬥爭欲望、防範意識、忌妒心理都超濃度積聚的土地上，這樣的檢舉處處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夾雜著大量的揣測、想象、誇張、推理、誣陷、誹謗。
可慶幸的是，我的同事們對此有一些基本共識。善良的何添發書記在“文革”中也和我們一起與造反派抗爭，不久前有人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一看，是當年學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兩個昔日對手，今日四目相對。侯先生問：“像我這樣的人，如果想申請一份畢業證書，也能申請到嗎？現在找工作需要。”
拔添發書記一笑，說：『為什麽要申請？我替你留著呢，隻是找不到你。”說著，轉身就從一個抽屜裏拿出了侯先生的畢業證書，用雙手鄭重遞給他，並與他握手。侯先生不斷感謝。
我知道這事後當麵讚揚何添發書記：“你把造反派司令的畢業證書放在手邊，時時準備補給，這事很有象征意義。這是一段曆史的「畢業」，而我們是頒發者。”
一次我去廣西講學，報告結束前有一個中年男子站起來提出幾個水平很高的學術問題，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訴我，他是該省頂級的美術設計師，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隻是一直有人揭發他做過造反派頭頭，因此無法提級、重用。
我問了這個設計師的名字，一聽大吃一驚，原來是他，我居然沒有認出來。當夜，我就找了該省文化廳的周廳長說了一番話。我說：“他做過造反派常委，我當時屬於他們批判的對象，無緣相識，但今天卻要以學院院長的身份鄭重證明，他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而且早早地貼出聲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歲比我大，已經是一個頭發斑白的老人了，懲罰了那麽多年，夠可以了。別再聽那些沒心腸的揭發者的話了。”周廳長不大了解這個人的情況，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綁來這位設計師到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點名要我剪彩，我二話不說，立即前往。
同樣，我向山西電視台陸嘉生台長為一位從我們學院畢業但我卻不認識的優秀編劇開脫，認為他雖然如揭發者所言，曾在造反派報紙上寫過幾篇應時文章，但他那時的『左傾”觀點絕對不會超過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因此，他毫無責任。更何況，他後來的全部劇作都充滿了人性的光澤。我們難道要用他早年的幾聲追隨，來抹殺他成熟後的幾十萬言作品？
由於有人揭發我們的一位畢業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時參與批鬥過老師，他現在在報社的工作都產生了問題。我們學院無權證明每一個學生在初中時的行為，而且這位學生也沒有向我們求助，但我聽說後立即以院長的名義給他們的社長丁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算下來，他上初中時還隻有十四歲。如果一場民族大災難要一個兒童來分擔，而且分擔幾十年，那就證明，災難還在延續。”據說，丁社長在編委會的全體會議上朗讀了我的這封信，結果皆大歡喜。
一位中學英語老師汪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報考了我們學院的研究生，正準備錄取，就有揭發信說他有政治問題。我當時已經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親自趕到那所中學調查，中學的一位負責人說他是因為“收聽敵台”被劃為“現行反革命”的。其實，那隻是他為了鍛煉英語聽力而聽英美電台廣播。這個結論終於推翻後，那所中學裏又有人揭發，這位老師在“文革”初期也參與過批判會。對於這種永無盡頭的揭發我很憤怒，再一次趕到那所中學質問：即便是他參加了那次批判會吧，兩小時，但怎麽不想一想，你們在“收聽敵台”的事情上鬥爭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現在這位汪先生早已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資深教授。他執意要走，因為他對揭發、批判還是有一種後怕，又有一種預感。他走前我還想去勸阻，他說：“很難說不會有政治大潮，因此還是會有很多人濺濕了腳，又總會有一批打手出現，把濺濕了腳的人一個個拉出來，讓他們脫了濕鞋子掛在脖子上示眾。沒有人敢說，責任不在濕腳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說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師說的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特殊人物”，他們是災難的擴大者，既在災難中趁火打劫，又在災難過後到處扒挖。他們讓人聯想到月黑風高之夜的盜墓賊，盜掘著一座座曆史的墳墓，使我們的土地到處坑坑窪窪，一片狼藉，臭氣彌漫。
家鄉吳石嶺上盜墓賊的行為，我從小就知道。
順便，我還打聽了一下金牙齒的下落。他還在一家圖書館裏打雜。
說到這裏我又不能不感謝改革開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並不清楚，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壓在無數人頭上有三座大山，一為“階級成分”，二為“社會關係”，三為“曆史問題”。隻要是城鎮居民，很少有人與這三座大山完全無關。直接間接，有形無形，遠近牽連，曲折盤繞，總有陰影籠罩。這就為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留出了遼闊的鑽營場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係列措施，雷厲風行地轟毀了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真正解除了積壓幾十年的負擔和恐懼，能夠輕鬆地做人了。據正式公布的統計，其中計有幹部三百多萬、右派五十多萬、地主富農四百多萬、資本家七十多萬，如果把他們的親族和社會關係算在一起，牽涉到全中國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沒有這一係列重大行為，後來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是無法想象的。
敗多人一時簡直難於相信，從此再也不要為從來沒有見過麵的祖父曾經在鄉下買進過十畝地而一年年檢討自己與生俱來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立場了，再也不要為妯娌的表兄抗戰以後到底是去了台灣還是去了緬甸而一天天擔驚受怕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年輕時曾向一家由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者主編的雜誌投過稿而一再懺悔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在中蘇關係友好時參加過某個俄文翻譯組而是否有了『蘇修間諜”的嫌疑不斷懮慮了……這種“再也不要”的舒暢，無以言表。
我說轟毀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階級成分”、“社會關係”這兩座大山的全部，以及“曆史問題”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確實不多了，其中大半屬於“文革”的“曆史問題”。因此，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幾乎已經沒有多少活動空間，最多，再在“文革”的“曆史問題”上咬嚼幾口，已經了不得了。
無論如何，這是當代中國在社會精神層麵和人權保障層麵上的一大進步。
那麽，我可以立下一個誓言了：隻要還是由我在掌管這個院子，我將決不允許政治陷害，決不允許人身攻擊，決不允許謠言惑眾，決不允許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與同事們一起，保障這個小院落裏的人能夠輕鬆、安全、有尊嚴地活著。
我又站起身來，走到窗邊。
下雨了。霏霏細雨中的校園十分安靜。偶爾有幾個人在熊佛西院長守護過的小道上走過，也不打傘，也不奔跑，隻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辦公室更加安靜，已經好幾天沒有人來敲門了。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管它什麽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著腳踏車馱來的。他掌握著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爸爸那麽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裏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麽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寧波老太。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纔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麵。
我開門，寧波老太塞過來兩張紙條，說：“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麵都寫著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係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麽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著打電話的。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掛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製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的一聲關上，於是前麵剛纔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麵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裏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儺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產生學術羞恥感。由於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升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係統內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麽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刪除了。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別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麽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態的演劇方式儺戲、儺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著呢？儺人已老，餘留不多，我隻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德?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麽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麽什麽嗎，居然年輕得那麽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儺，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台”，相當於平常所說的消夜。但與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腰台”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麵具，吃將起來。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麵具已被其它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台”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台。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麵具追隨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內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纔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麽，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隨時自衛。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肩而過，纔一起回頭，對視一笑。
到了碼頭，人山人海，買票上船後並無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邊找到了幾個籮筐外麵的一個空角，把腳伸在船舷外麵能夠勉強“危坐”。已經幾夜沒有好好睡覺，但此時看著江水頭腦還是非常清醒。我覺得，除了儺戲的材料需要補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個學術研究方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了。
那徹夜的儺儀，那樸拙的鑼鼓，包括身後這擁擠的人潮，為什麽離書齋著述那麽遙遠？書齋著述可以修補文化，但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什麽？永遠地旁征博引嗎？書本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鑽在書本裏，那麽，又該將這苦難而神聖的大地置於何處？
我想，我的書齋著述已經太多太多，應該從事實地考察了，或者，應該從事社會實務了。
我想，在中華文化比較象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沈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於想象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這麽想著，心裏產生了一種喜悅。八年前我也是在江輪上下決心獨自攀登學術殿堂的，八年後，同樣在江輪上，我又下了獨自出走的決心。這條江，長江，對我太重要。以後有關人生的大問題，都要放到長江上來思考。
這次想好了，回來，先好好睡一覺，然後把儺戲的那篇研究論文寫出來，算是一個了結。接下來，我就要從書房出走了。怎麽出走，還不知道。
一切計劃都會被打破，你看我一回家又必須擠車去學院了。去學院，很多事情很瑣碎，例如有好一陣子，往往是我們係的一位老教師為了在他的朋友麵前顯示他能領導和差遣多少青年教師，要我們去陪坐的。他私底下對我們很客氣，但一有老朋友在場，總要板起臉來對
我們說：
“小餘，上次要你整理的材料完成了嗎？”
他關照過，在這種場跋，不管他問什麽，我們都要答應。盡管他永遠不會整理任何做學問的材料。
『快——快完成了，”我表現得虔誠又惶恐，“隻不過第一百零八章後麵有幾條拉丁文注釋我不認識，要請您老師過目……”隨口講了一百零八章，當然是因為想到了《水滸》。說拉丁文，沒有理由。
他慈祥地點點頭：“青年教師一頭的學術研究任務，你幫我管一管。你們的表現，我會及時向係領導匯報。”
說完，他會用含笑的眼神看著他的朋友們。
當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近一年來事情有點變化，他的有些朋友已經讀完我的那四部學術著作，他沒有讀過；而我，也不大適合再開“拉丁文注釋”的玩笑。
換了三趟公共汽車，終於氣喘籲籲地推開了係辦公室的門。沒什麽人，隻有一位姓欒的女秘書在。
小欒說：“要你到上海音樂學院招待所，去見一位文化部來的領導。”
“什麽時候？”我問。
“立即。”小欒說。
“與誰一起去？係裏誰帶隊？”我想一定是開座談會。
“係裏隻有你去。”她說。
“那麽其它係裏還去誰？去哪裏集合？”我又問。
她說不清楚，要問學院辦公室。撥電話問完，她告訴我，全院也隻去我一個人，要自己找去。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上海音樂學院的招待所。按照小欒告訴我的房間號碼敲門，見到了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高雅的長者。他叫方千，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
當時高校的招待所實在太儉樸了。這間房子裏有一張塑料皮包的沙發，彈簧都露在外麵了，不能坐。方千司長有點胖，坐在一張木椅子上很不舒服，不停地變換著姿勢，這使談話變得很隨意。
他要我談談對學院領導班子的看法。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上級領導機構總要經常向群眾征求意見，隻是沒想到這次是司長親自征求，而且一對一談話。
我想，在這種場跋不要信口開河地傷著了誰，而且我也確實不太了解情況。便說，自己一向忙於教育和學術，連係領導也見得很少，對院領導隻有一般印象。例如，已故的蘇堃院長很好，現任的何添發書記很好，有一位院長當了不久就被你們文化部突然撤職，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方千司長把椅子向前頓了頓，立即毫無忌諱地向我說了原因。這種領導層的事，對我這個群眾也這麽坦率，我有點驚訝。為了回報他的信任，我也就說了一條意見：『上級向高校指派領導，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水準。在蘇堃院長和何添發書記之間，還派來過一位書記，他的文化程度就太低了，有一次在會議上居然與我爭論，硬說現在是十九世紀，理由是現在叫一九xx年……”
方千司長笑了，說：“這樣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文化部決定先在你們學院做試點，在全體教師、幹部、職員中做民意測驗，看大家最滿意什麽樣的人做領導。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已經悄悄地測驗了三次。”
我暗自一驚，心想這期間我隻要有空就到外地考察儺戲，一次也沒有趕上。
“三次民意測驗，名單完全一致，我們心裏也就有了底。”方千司長說到這裏，伸手捋了捋頭。他在說話過程中，一直有一些很隨意的手部動作，像是為了讓血脈暢通。好多長者都有這個特點。
捋完頭，他向我一笑，說：“有個人三次都名列第一，你知道是誰嗎？”
“誰？”我饒有興趣。
“你。”他用手指輕輕地點了點我。
我一愣，很想辨別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立即知道不是。我以前並不認識他，沒有開玩笑的基礎，而且談話到現在，也還沒有出現開玩笑的氣氛。
於是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起來：“這不能算數。我名列第一，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沒有做過官。隻要做過一下，哪怕是再小的官，大家也就識破真相，不再投我了……”
方千司長站起身來，提起熱水瓶給我和他自己加了水，卻不再坐下，很正式地給我說了一段話：“文化部領導和上海市委考慮到你的年齡優勢和學術成就，本來就對你有興趣。曾經對你在「文革」中的表現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一切滿意，早已作出過決定。沒想到你的群眾基礎也那麽好，因此，你要準備擔任行政領導職務。”
我想，前一陣道聽途說，係裏缺一位年輕一點的副主任，一位老教師朝我使眼色，還附在耳邊輕聲說：“我提了你。”難道，這位老教師的提議成真？
我決定推托，卻始終沒有弄明白一個根本權限：選一個係的副主任，哪裏需要出動國家文化部的教育司司長本人？
方千司長終於站立著說出了最關鍵的一句話：“現在我正式轉達北京和上海兩方麵領導的共同意見，決定請你出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離開音樂學院招待所的時候已經下起蒙蒙細雨，但我沒有去乘公共汽車，隻是一人茫然地在細雨中走著。在猝不及防的驚訝中，方千司長後來說的話在我聽來似雲煙縹緲。他仿佛說，沒有行政經驗不要緊，可以先做一段副院長作為過渡。又說，做了院長，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可以把行政事務分配給各個副院長……
方千司長在我失神之時還說了一段企圖吸引我的話，我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他說：
“院長不忙，那是一種學術榮譽的象征，隻與國外同等級的專家交往。院長一具體，就不是好院長了……”
為什麽後來回想起來總想發笑？幾乎所有做過當家官員的人都明白：我們國家太大，機構繁複，一所高等院校有無數個“上級”，每個“上級”隻要有緊急事務，都會下令由院長親自負責，不得由副院長代替。這種緊急事務，當然不是學術。結果，凡是防火、防盜、計劃生育、傳染病、校區建築安全、學生間的毆鬥行凶、食堂的夥食質量……全要一一過問，一件也不能丟開。當然有副院長，但他們隻是按照你的意思在辦。
到那時，還找方千司長論理嗎？這位忠厚長者很快就退休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還沒有這種預感。雖然沒有預感，我也沒有答應方千司長。
他對我的拒絕有點驚訝，讓我回家好好考慮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細雨的淮海路上已決定再度拒絕。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長已經回了北京，委托與我繼續談話的是胡誌宏先生。胡誌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衛生辦公室的領導，現在具體來管理我們學院。
苞誌宏先生可能參與了對我履曆的審查，對我的過去很了解，因此動員我的話語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長更能打動我。
『不要在乎上麵，”胡誌宏先生說，“你不為蒼天為黎民。”
這話就很能打動我。他知道我曆來不在乎官場倫理，卻會重視民意測驗加給我的責任。
為了避一避他的錘子，我隻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當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時，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胡誌宏先生又一錘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這種犧牲自己的豪氣。這種豪氣正可用來抹去一切艱辛，讓你不好意思再說一個苦字。
但是，我還是搖頭。
學院裏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選中，也知道我的拒絕。大家都等待著，很有耐心。
據說現在很多單位選拔官員的時候，剛有選拔意圖，那個被選拔對象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大量的檢舉信、揭發信都會以匿名、具名、聯名的方式紛紛投寄到選拔機關。相比之下，當時的上海戲劇學院真是太純淨了。我拒絕了整整四個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換名單的四個月的空間，居然沒有出現一個否定意見，也沒有出現一個替代名字。
當胡誌宏先生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時候，我環視窗外的校園，有點感動。
最終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是張廷順老師。記憶中，在我剛進這個學院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教務處長。記得在“兩個凡是”時期我受到那幾個人的審查，張廷順老師負責學院清查工作，曾與他們遭遇，張老師厲聲質問他們：“小餘是我們學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現我可以擔保，請問，你們是誰？「文革」時期你們在哪裏？為什麽要查這麽好的人？我們學院誰委托你們查了？”那幾個人被這個山東大漢問得怏怏而回。張老師質問那些人的事情，是當時在場的一些工作人員告訴我的，我卻一直沒有遇到張老師。據說他身體不太好，需要經常養病。這麽多年過去，那天正是我拒絕出任的四個月後，在學院的大草坪邊遇到了他。
他拉著我走到一棵樹下，說：“我找了你好些天了。這個學校，幾十年都沒有安定過。你們也可憐，沒上過什麽正經課，全靠自學。我這個老教務處長，於心有愧！”
這麽一個悲情的開頭，使我隻想找話安慰他。但他沒等我開口，又說下去了：“幾十年折騰的結果，使整個學院幫派林立，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取得一致意見，每次開會都吵得臉紅脖子粗。現在，終於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選擇了你。你再拒絕，就不好了。”
“隻要你答應做院長，”張廷順老師說，“我還可以再一次出馬，擔任教務處長，補一補幾十年的遺憾。當然這要你們考察審定。”
“張老師，別這麽說，別這麽說……”除了這句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學惠小硯從外地回上海，見我正在為如何有效地拒絕任命而苦惱，便爽利地說：“想不做官還不容易？我到學院裏去說服老師，別把一個做學問的書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見麵，她卻對我說：“做吧。”
我問她為什麽，她說在學院裏遇到一群女老師，都這樣回答她的勸說：“我們是看著他長大的，放心。”惠小硯說：“這年月，一個人讓那麽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終於告訴胡誌宏先生：“讓我做半個月的調查研究，再決定。”
苞誌宏先生厚厚的眼鏡片後麵閃出愉快的眼神，說：『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幾個大書店，找到教育學的專櫃，把有關中外辦學經驗和辦學規範的書籍，全都買來。這時我纔發現，這方麵的書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於“文革”後一切重起爐灶，全是新書。從外國名校的運行規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文件，到這些年國內高校進行教育體製改革的調查匯編，十分齊全。我認真地讀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這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種高層邏輯展開在我眼前。
在這種閱讀中，多年來的學術思維幫了我的大忙，我已習慣於在一片紛雜的實際疑問中尋找邏輯支點。隻要找到了邏輯支點，沒有什麽問題不能解決。在國內高校中，我覺得，華中理工學院的教育改革經驗比較切中要害。
然後，我就開始找學院裏的各色人等談話，從老教師到中青年教師，從係主任到總務處職員，盡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群落。每次談話我都勸阻他們發牢騷，也婉拒他們對我個人的鼓勵，而隻是排列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區分這些問題的主次緩急，然後再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方法越具體越好。
半個月的感覺一言難盡。如果打一個比方，我原先隻是躲縮在一條大船的某間艙房裏用功，雖然也能感覺到船在晃動，卻不知道所處的位置，行駛的方向，海域的風浪，天象的變化。現在，我登上了船頂瞭望台，看清了這一切，又問明了航海規則，突然覺得不應該再一言不發地躲縮回自己的艙房裏去了。
綁來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調查研究，其實已經沒有回頭路。怪不得胡誌宏先生有那麽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個月前的眼神了，說：『好吧，開一個全校大會，我作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的題目叫《我們別無選擇》。那口氣，那聲調，很像是從船頂瞭望台上發出的。報告那天，據說連全院所有的清潔工人、汽車司機也都自發地擠到禮堂裏來聽了。
這個報告，立即受到了當時的上海市教育衛生辦公室負責人、現在的複旦大學校長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評價。他在同濟大學專門召開全市高等學校校長會議，對這個報告作了詳細的介紹。
那麽，我，也就站在駕駛艙裏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隻，也都在傾聽我們這艘船發出的信號。
當然還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艙房”收拾一下。
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對何添發、胡誌宏這兩位同事說，先得給我一點時間，把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寫完。這篇論文，就是我考察儺文化的總結：《論中國現存原始演劇形態的美學特征》。它的中文本，發表在北京的《戲曲研究》學刊上，它的英文本，發表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亞洲戲劇》學刊上，題為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chinesetheatre，很多外國同行都讀過。
寫這篇論文的感覺，與我以往寫那麽多學術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筆下的主要素材，不是來自別的書本，而是來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這就成了我向國際學術界所作的一個發現性報告。我知道在現代學術等級上，這種報告的地位最高。
這篇論文向我開啟了一個現代學術等級，但我卻要離開。我在高高的書架前不斷抬頭仰望，心想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購而來的書，以及由這些書組成的那種氛圍，那種氣場，那種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將棄我遠去。表麵上，它們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們也就形同虛設。
從今以後，我隻能在辦公桌前、會議室裏、演講台上，偶爾想起，想起這破了圍的氛圍，漏了氣的氣場。半夜回來，照樣居息，卻不敢再抬頭仰望。
這等於一個領主拔離他的營寨，一位酋長告別他的邦國，頻頻回首，莖斷根連，夕陽故國，傷感無限。
既然代價如此之大，那麽，我隻有把事情做好，心裏纔會略為舒坦一點。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鍾與學術研究的每一分鍾，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兩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鍾稍稍失重，學術研究的那一端就會愴然墜地，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於是，對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經直接關係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絲毫懈怠。
正因為我並不害怕免職，而隻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測驗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種強勢。我滿意這種勢頭。行政工作要麽不做，做了就要強勢，否則便是浪費，浪費自己和屬下的生命。
還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誰會把一艘裝滿乘客的船，交給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誰會把一個連接生命的舵，交給一雙軟弱無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決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點，那就是：迅速簡化整個學院的人際關係。
乍一看，入口點不應該放在這裏，而應該放在教育改革、人纔引進、精簡機構、提高待遇等項目上。但我敢於擔保，不簡化人際關係，這一切都做不好，全會變成一片吵鬧。公開的吵，暗地的鬧，直到最後隻得反複謀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圖一一消耗。
這是中國的國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誰也改變不了。即便是最沒有人際關係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動手也會被人際關係的網絡纏住。什麽課程的優劣，立即變成了誰的課程的去留。業務水平的考核，也會變成誰整誰的問題。可以設想，這一切會引出多少私下聚會、暗中串通、公開頂撞、以牙還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這個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沒的泥潭。
我發現，在高等學校這樣的機構裏，一般的人際關係雖然複雜卻不至於頻頻左右全局，如果頻頻左右了，一定是領導者本身把它強化的結果。
敗多領導者為了自己的權威，會若明若暗地培植親信。這是一個單位人際關係惡化的重要起點，因為這種培植的舉動人人可以看到，而親信之所以成為親信一定時時有所動作，處處有所炫示。親信一旦產生，又會漸漸擴大為圈子，圈內圈外會有磨擦，不同的親信間也會爭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領導者還想利用磨擦和爭寵來辦事，那麽整個單位已經不可收拾。
上海戲劇學院的人際關係也堪稱複雜，但是『文革”災難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簡化了。現在災難剛過，大家同仇敵愾，共同語言還沒有消散，正是繼續簡化人際關係的大好時機。這個時機一旦錯過，再也追不回來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們製定了一係列看似怪異的行為規則。
例如，我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我們上任後，願意聽取一切意見建議，院長辦公室的門永遠敞開；但是，如果有誰到院長辦公室裏來說某某教師的不是，我們會立即起身，請他離開。
我說，學校裏如果真有歹徒惡行，可以報告保衛部門和檢察部門，如果事情還達不到向他們報告的程度，那麽更沒有理由向院級領導報告。
我說，以前在評定專業職稱過程中，總有不少教師向學院領導報告自己的業務成績，指責同一個教研室的其它教師的業務水平。今後，隻要還有教師向我作這種報告，我在職稱評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報告了，他的單獨報告製造了一種不公平；他對其他教師的業務指責，更是一種缺席審判，這是第二層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種信息引導，這是對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這三層不公平，我惟一的辦法是對他進行否決。
我說，我要用實際行動讓全院上下放心：院長辦公室裏的全部談話，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安全的。
這種公開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職幾年間，沒有一個人在我麵前說過另一個人的壞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誰是我的親信。
有時，人們出於以往的語言習慣，說著說著就牽涉到別人的長短，或開始對我有所奉承，我會微笑著伸手阻止，立即轉移話題。幾次一來，大家開始習慣我，習慣於在一切領域對事不對人。
對此我有點矯枉過正。其實我心底也有對人際關係的好惡評價，有時還很強烈，但我明白，這一切都不能影響行政行為的走向。行政行為越幹淨，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國家政治大局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已經停止，但對於每個基層單位，“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普遍性、延綿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於惡化了的人際關係。因此，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結束一段曆史，截斷一種災難。再過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戲劇學院的教師們在回憶我任職期間的成敗得失時都會肯定這一點：那幾年雖然還有諸般不是，卻因為幾乎沒有人際爭鬥而輕鬆愉快。
這是一幢三層小洋樓，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的住宅。院長辦公室在二樓，一個小套間。
打蠟地板、鋼窗、壁爐，小套間裏有兩個衛生間，純粹的歐洲氣派。在我做學生的時候，坐在這裏的是老院長熊佛西先生。那時上海早已受極左思潮統治，熊佛西院長沒什麽權力，隻是小心翼翼地看管著窗下的這個小院子。小院子裏有一條彎曲的小路穿過草坪，有的同學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聽到頭頂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同學，請不要破壞綠化！”
綁來，他覺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幹脆就在這條小路上來回散步，做一個『護草使者”。我們碰到他，叫一聲“院長好”，他會慈祥地詢問：“哪一個係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麽名字？幾歲了？”
過了五分鍾，我們拿了一本書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聲，他又慈祥地詢問：“哪一個係的？哪一個班級？叫什麽名字？幾歲了？”有時為了一件什麽事來回穿行幾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詢問，不知內心是否怪異：同名同姓的學生怎麽那麽多！
聽老師們說，學院從橫浜橋搬到這兒來的時候，市政府原本劃出的地很大，把現在的華東醫院、華山醫院門診部、上海賓館、靜安賓館、希爾頓飯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裏邊了。熊佛西院長背著手走了一圈說：“這麽大，誰掃地？”
這麽昂貴的黃金地段被老院長放棄了，一直讓後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領會這位前輩書生的觀念：辦學校，一要種草，二要掃地。這個觀念十分環保，十分節儉，因此也十分現代。
我站在窗口想了一會兒，便轉身坐在辦公桌前，打量起這間屋子。剛纔進來時我沒有把門關死，留了一條縫，這也是因為想起了熊佛西院長的一件往事。
當時熊院長坐在這裏，服務員老杜每次都不敲門，一擰把手就進來了。熊院長對此頗為惱火，一次次告誡，但老杜實在想不出敲門的理由。他覺得自己既不是客人，又不是匯報工作，隻是來送開水、擦桌子的，當然是越輕越好，敲門幹什麽？因此到時候還是下不了手，隻是把動作放得更輕，試圖在熊院長毫不覺察的時候做完他要做的事。可想而知，這種踮腳屏息的狀態更把熊院長嚇得魂飛魄散，一怒之下命令老杜退回門外，敲三下門，聽到屋裏說“進來”，再推門。但是，可憐的老杜試了幾次老是覺得不是味道，總是期待著熊院長不在屋裏的僥幸。可惜，熊院長每次都在。最後隻得讓老杜離開院長辦公室，到理發室去了。老杜很快學會了理發手藝，直到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去理發，他還在一次次感歎：“熊院長真是奇怪，他在屋子裏又不做壞事，老要我敲門幹什麽呢？”
綁來坐在這間辦公室裏的是蘇堃院長，一位河南來的革命軍人，在軍隊裏領導過一個劇團。他與熊院長就完全是兩路人。他也有一個服務員，是他在軍隊裏的馬夫，姓張，跟他一起進了上海。聽老師們告訴我，當時英武魁偉的蘇堃院長在禮堂裏向全院教師做報告，氣氛莊嚴，北方口音在上海人聽來是一種天然的領導者語言，大家都恭敬地做著筆記。突然，禮堂後麵響起三聲敲搪瓷碗的聲音，緊接著傳來一個沙啞的河南口音：『團長，別說了，吃飯了！”
全體教師愕然，蘇堃院長則一笑，停止報告。
老張覺得團長還是他的團長，便樂嗬嗬地跨著牽馬般的步子，朝食堂走去。
蘇堃院長出於好奇，用過辦公室裏的這個壁爐。麻煩的是找不到柴禾來燒，夥房裏也沒有，那裏用煤，因此還是要請老張去拾撿枯枝。當壁爐終於點燃起來的時候，蘇堃院長通知其它幹部一起來取暖，北方來的幹部們早就受不了沒有取暖設備的上海寒冬。據說那次坐在壁爐前的幹部們坐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脫下鞋子、襪子向著火焰烤，因為最冷是腳。人多勢眾，那味兒，使蘇堃院長不敢再試第二次。
蘇堃院長爽朗可愛，一直保持著河南人的習慣，平生飲食至愛，是油條和豆漿。他認為，真正的理想國，應由這兩樣東西組成，當然也可以再加一點其它東西。就在我擔任行政工作前幾年，他還在做院長，親自寫了一首校歌，讓全體同學學會，準備在院慶大會上全場齊唱。那時已經改革開放，同學們的頑皮勁頭勃發，不知事先有誰組織過，那天全場唱出來的，居然齊刷刷的是河南方言！對此，蘇堃院長一點也沒有生氣。
“浦江之濱，有一座藝術殿堂……”過了很久，校園裏還有學生邊走邊用河南方言哼唱著。
想到這裏我笑了出來，沒想到門外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報告！”
我一時沒回過神來，想不到這聲音與這屋子的關係，與我的關係，隻當是門外有表演係學生在練台詞。
“報告！”又是一聲，更加響亮。我突然想起當年熊院長要老杜敲門的事，覺得這聲音似乎與我有關。
“進來！”我說。
進來的是一位老人。我一見就站起身來，卻不知叫他什麽合適。
他姓吳，在我考進這所學院的第一天，就見到了他。他是我要就讀的那個係的黨支部書記，也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軍人，是我們這些學生平日能見到的最高領導。“文革”中當然被作為“走資派”而打倒，但始終沒有成為焦點，“文革”結束後那麽多年，一直沒有見著。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麵前，我立即回到了剛剛考上大學的那個時候。但是他，居然用軍人的姿勢向我“報告”！
“院長，”他說，“我向你檢討！”
“吳老師，”我終於憋出這個稱呼來了，盡管他從來沒有做過老師。他早已離休，我上任時翻看各級幹部名冊都沒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師比較合適。“請坐，慢慢講。”我說。
他說他犯了一個錯誤，離退休幹部們不放過他，要求學院給予公開處分。他來找我，一是檢討，二是表示願意接受處分，三是希望這個處分不要張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麽錯誤？”我問。
原來，一位老戰友病逝，他趕回家鄉去送葬，回來時另一位老戰友出點子，說自己的兒子是火車司機，讓他坐在駕駛室後麵的角落裏回上海，不用買車票了。他真的這樣做了，卻想不到，到了上海，沒有車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車站當作逃票者扣押，後來隻得由學院派人領回。領回後，老幹部們一片嘩然，認為他丟了老一代革命軍人的臉，不僅要處分，而且要開批判會。
“其實這事用不著找你院長本人，我……”他顯然已經被一批與他同資曆的老幹部搞得很緊張。
“吳老師，你應該找我。我保證，你不會為這事受任何處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無法向他說明理由，便把驚訝不已的他送出了門。
理由很簡單，這是貧困造成的，與質量無關。
革命軍人進駐上海後，雖然做了幹部，有很大一部分還過著相當艱苦的日子。照理，他們的薪水在當時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滿，又要撫養一個不小的家庭，情況就很嚴峻，這位吳先生就屬於這種情況。我還記得做學生時有一年春節給各位師長拜年，其它老師家都會端出一點糖果，而他家端出來的卻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見家境拮據。
他用幾十年前做軍人時的一聲“報告”，不經意地提醒我，他一直處於軍人般的清寒之中。這樣的事情本來我隻需同情，不必負責，但他向我“報告”了，因此又不經意地提醒我，從此，這個院落裏的很多喜怒哀樂，都與我有關。
人際關係，並不是我想簡化就能完全簡化。你看這位吳先生，差一點就要接受處分和批判了，而且，說起來，處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來消除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這個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鬥爭和批判。
吳先生走後，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著這個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長多麽想讓這裏變得蔥蘢整潔、文明雅致，但結果呢，多少呼嘯、狂喊在這裏發出，多少冤案、慘禍在這裏產生。我又沈陷到那血淚斑斑的歲月中去了，當時，這間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後來，是所謂“革委會”和工宣隊的辦公室。
現在總算安靜了。
能一直安靜下去嗎？
能出現熊佛西院長理想中的世界嗎，連進門都要輕輕敲三下？
正這麽想呢，“篤、篤、篤”三下，真有人敲門了。
已經受過“報告”的驚嚇，這下我從容了，鬆鬆地叫一聲：“進來！”
我扭頭一看還是站了起來，進來的是導演係的薛沐老師。
薛沐老師與我私交很好。在那麽多老師中，熟悉學院曆史上的每一個重大關節、重要人物，卻又能不摻雜自己感情作出冷靜評價的人並不多。導演係卻有兩位，一位是胡導老師，一位是薛沐老師。胡導老師我接觸較少，但我每次發言和報告時隻要看到他在場，總會特別注意他的表情，因為他曆來最為客觀、公正。薛沐老師曾多次與我相伴到外地講學，客舍空閑，時時長敘，無話不談，便成密友，盡管在年齡上他是我的長輩。
他受過很多苦。五十年代初“鎮壓反革命”時期，學院內一位清室弟子疑點甚多，被人揭發，蒙冤入獄，他受不住逼供，胡亂交代說，曾與薛沐老師和陳古愚老師一起圖謀成立一個地下組織迎接國民黨回來。幸好這份交代破綻太多，沒法定案，但薛沐老師已成為可疑人物，到一九五七年加上其它揭發，就被劃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當然不必細述。曆盡如此災難他還能保持冷靜，真是難得。
“頭開得非常好。”這是薛沐老師對我上任的稱讚。“我看出來了，你在轉換一個根本性的思維。過去曆屆的領導想的是，重新評判曆史，你想的是，徹底了斷曆史。”
“到底是你眼辣。”我說，“但是，有了他們的評判，我纔能了斷。不了斷，老評判，沒完沒了，隻能延續災難。隻有了斷，纔是對過去的最大評判。”
“是啊，解放初期鬥爭最賣力的人，反右鬥爭中被抓住了把柄；反右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黨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對造反的，很快被批判為反對革命路線；支持造反的，工宣隊一來又成了五一六分子……鬧來鬧去，活像一個輪盤轉，全都成了犧牲品。隻有一幫特殊人物一直活躍，那就是永遠在揭發，永遠在批判的人。你把輪盤轉停住了，他們就沒有空間了。”
薛沐老師這番話，又一次表現出了他出眾的冷靜和叡智。
“薛沐老師，你講得很好，但我主張的了斷爭鬥，並不是我的發明。你沒聽說鄧小平一再強調「不爭論」的原則嗎？這就從根本上阻斷了那幫以爭論為業，以批判為生的人的很多門路。我們也要阻斷。”我說。
這時，薛沐老師伸出一個手掌，按在我的手背上，說：“我今天找你，是想主動要求在全院大會上發個言。這個發言的題目是《我們過節了，我們到家了》，行不行？”
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聲援，連忙說：“太好了，謝謝！謝謝！”
薛沐老師的發言贏得了全場長時間的掌聲。他那次關於“輪盤轉”和“特殊人物”的談話，一直印在我的心裏。
我希望那個“輪盤轉”真正停住，停在我們這代人手上。
現在真的停了嗎？
我想到了一個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們在處理“文革”時期犯錯誤人員的時候，有沒有延續以往的錯誤？
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是，我們每次在糾正前一次錯誤的時候，總是把糾正過程中發生的不公平不當一回事。因為前一次錯誤還曆曆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蓋了新的不公平。其實，“輪盤轉”就是這樣轉動下去的，那批永恒的“特殊人物”也就是這樣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發空間和批判空間的。
我們學院所有的造反派學生一個也沒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現在我看著窗外的校園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們，即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畢業生，能不能依然把這個院子當作他們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樣給他們足夠的溫暖和關愛？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長，在這間屋子裏辦公，但我知道，一個人在“文革”中如果參加過造反隊，做過一些過分的事，說過一些過火的話，現在連做一個副科長都不可能，盡管事情已經過去那麽多年。這種事情，隻要有一份檢舉信，便立即奏效，連已經通過的任命也要否定。在鬥爭欲望、防範意識、忌妒心理都超濃度積聚的土地上，這樣的檢舉處處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夾雜著大量的揣測、想象、誇張、推理、誣陷、誹謗。
可慶幸的是，我的同事們對此有一些基本共識。善良的何添發書記在“文革”中也和我們一起與造反派抗爭，不久前有人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一看，是當年學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兩個昔日對手，今日四目相對。侯先生問：“像我這樣的人，如果想申請一份畢業證書，也能申請到嗎？現在找工作需要。”
拔添發書記一笑，說：『為什麽要申請？我替你留著呢，隻是找不到你。”說著，轉身就從一個抽屜裏拿出了侯先生的畢業證書，用雙手鄭重遞給他，並與他握手。侯先生不斷感謝。
我知道這事後當麵讚揚何添發書記：“你把造反派司令的畢業證書放在手邊，時時準備補給，這事很有象征意義。這是一段曆史的「畢業」，而我們是頒發者。”
一次我去廣西講學，報告結束前有一個中年男子站起來提出幾個水平很高的學術問題，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訴我，他是該省頂級的美術設計師，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隻是一直有人揭發他做過造反派頭頭，因此無法提級、重用。
我問了這個設計師的名字，一聽大吃一驚，原來是他，我居然沒有認出來。當夜，我就找了該省文化廳的周廳長說了一番話。我說：“他做過造反派常委，我當時屬於他們批判的對象，無緣相識，但今天卻要以學院院長的身份鄭重證明，他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而且早早地貼出聲明退出了造反派。他年歲比我大，已經是一個頭發斑白的老人了，懲罰了那麽多年，夠可以了。別再聽那些沒心腸的揭發者的話了。”周廳長不大了解這個人的情況，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綁來這位設計師到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點名要我剪彩，我二話不說，立即前往。
同樣，我向山西電視台陸嘉生台長為一位從我們學院畢業但我卻不認識的優秀編劇開脫，認為他雖然如揭發者所言，曾在造反派報紙上寫過幾篇應時文章，但他那時的『左傾”觀點絕對不會超過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因此，他毫無責任。更何況，他後來的全部劇作都充滿了人性的光澤。我們難道要用他早年的幾聲追隨，來抹殺他成熟後的幾十萬言作品？
由於有人揭發我們的一位畢業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時參與批鬥過老師，他現在在報社的工作都產生了問題。我們學院無權證明每一個學生在初中時的行為，而且這位學生也沒有向我們求助，但我聽說後立即以院長的名義給他們的社長丁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算下來，他上初中時還隻有十四歲。如果一場民族大災難要一個兒童來分擔，而且分擔幾十年，那就證明，災難還在延續。”據說，丁社長在編委會的全體會議上朗讀了我的這封信，結果皆大歡喜。
一位中學英語老師汪先生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報考了我們學院的研究生，正準備錄取，就有揭發信說他有政治問題。我當時已經在忙研究生的招考工作，親自趕到那所中學調查，中學的一位負責人說他是因為“收聽敵台”被劃為“現行反革命”的。其實，那隻是他為了鍛煉英語聽力而聽英美電台廣播。這個結論終於推翻後，那所中學裏又有人揭發，這位老師在“文革”初期也參與過批判會。對於這種永無盡頭的揭發我很憤怒，再一次趕到那所中學質問：即便是他參加了那次批判會吧，兩小時，但怎麽不想一想，你們在“收聽敵台”的事情上鬥爭了他多少年？稍稍一比，良心何在？
現在這位汪先生早已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資深教授。他執意要走，因為他對揭發、批判還是有一種後怕，又有一種預感。他走前我還想去勸阻，他說：“很難說不會有政治大潮，因此還是會有很多人濺濕了腳，又總會有一批打手出現，把濺濕了腳的人一個個拉出來，讓他們脫了濕鞋子掛在脖子上示眾。沒有人敢說，責任不在濕腳者，而在大潮。”
汪先生所說的“打手”就是薛沐老師說的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特殊人物”，他們是災難的擴大者，既在災難中趁火打劫，又在災難過後到處扒挖。他們讓人聯想到月黑風高之夜的盜墓賊，盜掘著一座座曆史的墳墓，使我們的土地到處坑坑窪窪，一片狼藉，臭氣彌漫。
家鄉吳石嶺上盜墓賊的行為，我從小就知道。
順便，我還打聽了一下金牙齒的下落。他還在一家圖書館裏打雜。
說到這裏我又不能不感謝改革開放了。可能海外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並不清楚，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壓在無數人頭上有三座大山，一為“階級成分”，二為“社會關係”，三為“曆史問題”。隻要是城鎮居民，很少有人與這三座大山完全無關。直接間接，有形無形，遠近牽連，曲折盤繞，總有陰影籠罩。這就為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留出了遼闊的鑽營場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用“摘帽”、“改正”、“平反”等一係列措施，雷厲風行地轟毀了這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使絕大多數中國人真正解除了積壓幾十年的負擔和恐懼，能夠輕鬆地做人了。據正式公布的統計，其中計有幹部三百多萬、右派五十多萬、地主富農四百多萬、資本家七十多萬，如果把他們的親族和社會關係算在一起，牽涉到全中國人口的多大比例！如果沒有這一係列重大行為，後來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是無法想象的。
敗多人一時簡直難於相信，從此再也不要為從來沒有見過麵的祖父曾經在鄉下買進過十畝地而一年年檢討自己與生俱來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立場了，再也不要為妯娌的表兄抗戰以後到底是去了台灣還是去了緬甸而一天天擔驚受怕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年輕時曾向一家由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者主編的雜誌投過稿而一再懺悔了，再也不要為自己在中蘇關係友好時參加過某個俄文翻譯組而是否有了『蘇修間諜”的嫌疑不斷懮慮了……這種“再也不要”的舒暢，無以言表。
我說轟毀了三座大山中的大部分，是指“階級成分”、“社會關係”這兩座大山的全部，以及“曆史問題”這座大山的九成。剩下的，確實不多了，其中大半屬於“文革”的“曆史問題”。因此，那幫以揭發、批判為生的“盜墓賊”，幾乎已經沒有多少活動空間，最多，再在“文革”的“曆史問題”上咬嚼幾口，已經了不得了。
無論如何，這是當代中國在社會精神層麵和人權保障層麵上的一大進步。
那麽，我可以立下一個誓言了：隻要還是由我在掌管這個院子，我將決不允許政治陷害，決不允許人身攻擊，決不允許謠言惑眾，決不允許整人咬人。我的力量不大，但要與同事們一起，保障這個小院落裏的人能夠輕鬆、安全、有尊嚴地活著。
我又站起身來，走到窗邊。
下雨了。霏霏細雨中的校園十分安靜。偶爾有幾個人在熊佛西院長守護過的小道上走過，也不打傘，也不奔跑，隻是悠悠地在雨中漫步。
辦公室更加安靜，已經好幾天沒有人來敲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