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節
認識你，是命運對我的恩賜 作者：艾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認識你，是命運對我的恩賜（15）
有人問《山楂樹之戀》，是不是“傷痕文學”，有人直接就把《山楂樹之戀》劃進了“傷痕文學”。那麽《山楂樹之戀》到底是不是“傷痕文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得給“傷痕文學”下個定義先。
如果你認為隻要是描寫文革時期發生的故事的都叫“傷痕文學”，那麽《山楂樹之戀》無疑是“傷痕文學”，因為它所描寫的故事發生在文革時期。如果你認為描寫“傷痕”的文學就是“傷痕文學”，那麽《山楂樹之戀》也可以看成是“傷痕文學”，因為它也描寫了某種傷痕——-由生離死別造成的愛的傷痕。
但作為中國文學一個流派的“傷痕文學”，顯然是不能這麽簡單劃分的。王安憶最近出版的《啟蒙時代》，寫的是文革初期的故事，但似乎沒人認為那是“傷痕文學”，說明並非所有描寫文革的文學都是“傷痕文學”；餘華的《活著》，全家人死得隻剩下一個，毫無疑問是傷痕累累，但似乎也沒被當成“傷痕文學”，說明並不是隻要是描寫傷痕的文學就成為“傷痕文學”。這兩部小說，都是既有文革又有傷痕，說明即便是“文革”“傷痕”兼備，也不一定就是“傷痕文學”。
當然有人要說：《山楂樹之戀》是不是“傷痕文學”那麽重要嗎？無論我們說它是傷痕文學，還是不是傷痕文學，都不會改變它的本來麵目。不是有名人說過嗎？那被稱為“玫瑰”的，難道你換個名字它就不再芬芳了？
此話不假，但隻說明改變名稱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並不表明改變名稱也不會改變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比如你看到一朵花，你起先認為那是一朵菊花，但經過你進一步觀察，發現那不是菊花，而是一朵玫瑰花。那麽，那朵花的名稱由“菊花”變成“玫瑰花”，雖然沒改變那朵花的性質，但卻表明你對那朵花的認識有了改變。
名稱——概念——事物，是個一環套一環的關係，一個名稱表達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對應一類事物。從事物到概念再到名稱，是個不斷抽象的過程。反過來，從名稱到概念再到事物，是一個不斷具體化的過程。平時人們交流，一般是使用名稱，如果每個人對同一名稱的概念相同，交流就沒什麽困難，也不會出現誤解。但如果交流雙方對同一名稱卻有著不同的概念，交流就會受到影響，艾園的唇槍舌戰大多因此而起。
消除誤解、平息爭論的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把具體事物拿出來給人看，比如當有人為一朵花究竟是玫瑰還是菊花而爭論時，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那朵花找來，雙方都親眼看一下，基本就能確定究竟是玫瑰還是菊花。當然有可能兩個人看見了實物仍然是各執一詞，那就隻好請專家來仲裁了。
但有些事物不是具體的事物，而是抽象的事物，這種“拿實物出來看”的辦法就行不通，那時就得借助於概念，搬定義出來看。這個“定義”可能是約定俗成的定義，權威辭典上的定義，法律上的定義，或者爭論雙方一致同意的定義等。
對具體的事物和有了約定俗成定義的事物，在判定“是不是”的時候，是不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你說是，他說不是。比如你不能指著太陽說那是月亮，你那樣就叫概念不清。但在表達“喜歡不喜歡”之類的看法時，你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你可以說“我不喜歡太陽”或者“我喜歡月亮”，那都沒問題。
人們並不是對每個事物都有統一的定義的，有些東西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不可能有統一的定義，權威辭典下了定義也沒用，大家仍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愛情”，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覺得愛情就是男女交媾，沒交媾就是沒有愛情，不懂交媾就是不懂愛情；有人覺得愛情就是生死相隨，一個死去另一個沒跟著死去那就不是愛情；還有的人認為愛情就是為愛人的逝去流淚，沒流淚就是沒愛情，流淚多就是愛得深，如果淚流成河，那就是愛到了極致。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討論一下《山楂樹之戀》究竟是不是“傷痕文學”，雖然這個討論不能改變這個故事本身，也不能改變艾米已經寫出來的文字，但可以幫助我們弄清“傷痕文學”這個概念，就能更好地把握故事，理解人物。
摘引比較有名的“維基百科”的定義：
“傷痕文學泛指中國在1980年代開始一種文學創作思想（潮流），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先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主要是表現“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精神物質上的巨大傷害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個具有曆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在當時中國社會有廣泛影響。
正麵評價：傷痕文學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它擺脫了“假、大、空”，使文學重新回到真實的藝術世界；它一反空洞說教的文藝觀而強調了感情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實感人的藝術人物與“三突出”模式的臉譜化人物作出強烈比照。
負麵評價：傷痕文學作品也有明顯的不足。當年許多作品有的因情節離奇、有的因片麵渲染鮮血淋淋而引起過爭議和非議。”
文中提到的“三突出”指的是：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2.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維基百科的這個定義提到了傷痕文學是“1980年代開始”，但沒說什麽時候結束，給人感覺是80年到某年間的作品，但它自己舉的例子卻大多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77年的《班主任》，78年的《傷痕》，79年的《將軍吟》，等等，不知道是不是把“年代”和“世紀”的表達法搞混了，比如“二十世紀”其實是以“19——”開頭的，而“20——”開頭的已經叫做“二十一世紀”了，於是這位同學就把77,78,79等叫做“1980年代”。
上述定義裏有幾個關鍵詞：“精神內傷”，“人學”，“感情”。這後兩個關鍵詞點明了“傷痕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劃時代作用，但不能用來界定“傷痕文學”，因為按照這後兩個標準，文革後任何時代的文學都有很多可以劃入“傷痕文學”，因為它們都是回歸“人學”並“強調了感情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真正的關鍵詞是這個“精神內傷”，而且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內傷”。那麽究竟什麽是精神內傷呢？我們可以借助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來弄個明白。
劉心武的《班主任》是“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可惜它用了一個非常不適合做文學流派名稱的“班主任”來做題目，使它失去了一個用來命名文學流派的機會。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將那類文學稱為“班主任文學”，那該是多麽地誤導讀者。由此可見，凡是想以新的流派創始人身份流芳文學史的人，在確定題目時不得不格外小心，稍有疏忽，一個名垂文學史的機會就失之交臂了。
《班主任》是個短篇，故事很簡單，寫一個剛從拘留所放出來的壞孩子宋寶琦被分到了張老師班上，故事就圍繞如何教育這個孩子展開。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故事裏的幾個人物顯然是很臉譜化的，張老師是個循循善誘的好老師，肩負著“救救孩子”的重任。宋寶琦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不好好讀書，跟流氓團夥的人混在一起，身上臉上都有些因打架鬧事留下的“傷痕”。但他無意中幹了一件很“文學”的事，從學校的廢書庫裏偷出了一些文學瑰寶，如《牛虻》《戰爭與和平》之類。不過由於他沒什麽文化，很多字都不認識，他把"牛虻"讀成“牛亡”，把“辛稼軒詞選”讀成“新嫁車的詞兒”等等。
團支書謝惠敏代表著另一類人，她是個根正苗紅的孩子，政治上很要求進步，但才華平平，長得高卻沒有打籃球的天分，團組織生活隻知道讀報紙，對宋寶琦這個人還有他偷出來的那些書，謝惠敏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的，《牛虻》自然當成“黃書”，要堅決收繳銷毀。她對張老師教育宋寶琦的方法很不以為然，形成張老師的對立麵，儼然兩條路線的鬥爭。
故事裏還有另一個女孩叫石紅，因為經常跟父母一起學習馬列原著和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的瑰寶，頭腦比較清醒，大概是作者塑造的一個理想學生形像。
《班主任》的功勞在於成功地塑造了這幾類學生，讓人們清楚地看到文革對孩子造成的影響。至於怎麽樣教育宋寶琦和謝惠敏這樣的學生，還沒寫到，但張老師下了一個決心：
“他決定，要爭取在教師會上發言，闡述自己的想法：現在，我們不僅要加強課堂教學，使孩子們掌握好課本和課堂上的科學文化知識，獲得德、智、體全麵發展；不僅要繼續帶領他們學工，學農，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而且，還要引導他們注目於更廣闊的世界，使他們對人類全部文明成果產生興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從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強有力的接班人……”
不怪劉心武抱怨他的《班主任》遮蓋了他後來在文學上的所有建樹，這樣的作品，讓他自己在三十年後回頭去看，恐怕都是慘不忍睹。但這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一個文學派別的開山之作，必然會成為“劉心武”的代名詞，也必然會被寫進中國文學史，讓世世代代的中國讀者瞻仰。後人提到劉心武，隻知他寫過《班主任》，而不知道他還寫過別的更好的東西。對一個作者來說，那真是一個可怕的前景。
盧新華的《傷痕》也是一個短篇，故事很簡單，寫一個叫曉華的女孩，媽媽被打成叛徒，她便認為媽媽是壞人，與媽媽劃清了界線，提前畢業上山下鄉了。從那之後她拒絕跟媽媽來往，媽媽寄來的東西和信件一律退回。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她自以為與叛徒媽媽劃清了界線，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之後，她的男朋友在調往縣宣傳部工作時卻被迫與她劃清界限，不然就不能去幹那項革命工作。曉華主動與男朋友小蘇斷絕了關係，成全了男朋友。
在跟媽媽決裂了八、九年後，曉華收到媽媽一封信，說組織上已經給她平反了，但她的身體被摧殘得厲害，活不久了，希望女兒能回去見上一麵。曉華趕到媽媽身邊，但媽媽已經去世了。
“傷痕文學”的這兩個經典之作，毫無疑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什麽叫“精神內傷”的絕好注解。所謂“精神內傷”，實際上就是我們經常聽說的“心靈扭曲”，或者叫做“被洗了腦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班主任》裏的謝惠敏比宋寶琦扭曲得更厲害，而且更帶有文革的特征。宋寶琦一類不好好讀書的混混，哪個時代都有，但謝惠敏這樣“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類型的學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產物。
《傷痕》裏的曉華，很明顯也是被洗了腦了，階級性躍居首位，人性親情退居n線，因為媽媽是叛徒，是階級敵人，就跟媽媽斷絕母女關係，八、九年不跟媽媽通音信。這在當今看來自然是叫人無法理解，但在文革年代卻很平常，平常到做的人心安理得，甚至為自己的大義滅親感到自豪和驕傲。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傷痕文學”是描寫被文革扭曲的心靈的，尤其是扭曲的心靈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的傷害。“傷痕文學”的作者在文革剛剛結束的70年代末，就敢於觸及這個還沒完全解禁的禁區，其勇氣令人佩服，那些敢於將這兩個短篇發表的雜誌社編輯和報刊編輯，不僅有勇氣，也有先見之明，合該寫進文學史裏去。
如果大家把《班主任》和《傷痕》找出來看看，會發現兩篇小說的語言都非常“黨八股”，完全是那時的所謂“幫腔幫調”，也就是文革期間常用的那種寫法。
兩篇小說都按當時的要求加了一個光明的尾巴，《班主任》的最後一句話是：
“這時，春風送來沁鼻的花香，滿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歡笑，仿佛對張老師那美好的想法給予著肯定與鼓勵……”
而《傷痕》結尾則是：
“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於是我們發現了“傷痕文學”的另一個特點：當作者力圖揭露文革對故事人物心靈的扭曲的時候，他們的文字卻相當生動地揭露了文革對文學創作的扭曲。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傷痕文學"至少具備兩大特點：
1、描寫文革對人物心靈的扭曲，尤其是這種扭曲對人對己造成的傷害
2、寫作上反映出文革對文學創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單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麵化，語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話、空話等。
下一集的寫作我想請大家都來參與，請你回頭看一下《山楂樹之戀》，看看故事裏哪些人物的心靈被文革扭曲了，哪些人物沒有，無論是扭曲還是沒扭曲，都請從故事裏找出事實來分析說明。至於作者的創作思想和作品的語言，如果你有興趣也請一並或專題討論。我將把大家的留言匯編起來，同時加入我自己的看法，成就下一集,版權歸所有參與者共同擁有。
有人問《山楂樹之戀》，是不是“傷痕文學”，有人直接就把《山楂樹之戀》劃進了“傷痕文學”。那麽《山楂樹之戀》到底是不是“傷痕文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得給“傷痕文學”下個定義先。
如果你認為隻要是描寫文革時期發生的故事的都叫“傷痕文學”，那麽《山楂樹之戀》無疑是“傷痕文學”，因為它所描寫的故事發生在文革時期。如果你認為描寫“傷痕”的文學就是“傷痕文學”，那麽《山楂樹之戀》也可以看成是“傷痕文學”，因為它也描寫了某種傷痕——-由生離死別造成的愛的傷痕。
但作為中國文學一個流派的“傷痕文學”，顯然是不能這麽簡單劃分的。王安憶最近出版的《啟蒙時代》，寫的是文革初期的故事，但似乎沒人認為那是“傷痕文學”，說明並非所有描寫文革的文學都是“傷痕文學”；餘華的《活著》，全家人死得隻剩下一個，毫無疑問是傷痕累累，但似乎也沒被當成“傷痕文學”，說明並不是隻要是描寫傷痕的文學就成為“傷痕文學”。這兩部小說，都是既有文革又有傷痕，說明即便是“文革”“傷痕”兼備，也不一定就是“傷痕文學”。
當然有人要說：《山楂樹之戀》是不是“傷痕文學”那麽重要嗎？無論我們說它是傷痕文學，還是不是傷痕文學，都不會改變它的本來麵目。不是有名人說過嗎？那被稱為“玫瑰”的，難道你換個名字它就不再芬芳了？
此話不假，但隻說明改變名稱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並不表明改變名稱也不會改變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比如你看到一朵花，你起先認為那是一朵菊花，但經過你進一步觀察，發現那不是菊花，而是一朵玫瑰花。那麽，那朵花的名稱由“菊花”變成“玫瑰花”，雖然沒改變那朵花的性質，但卻表明你對那朵花的認識有了改變。
名稱——概念——事物，是個一環套一環的關係，一個名稱表達一個概念，一個概念對應一類事物。從事物到概念再到名稱，是個不斷抽象的過程。反過來，從名稱到概念再到事物，是一個不斷具體化的過程。平時人們交流，一般是使用名稱，如果每個人對同一名稱的概念相同，交流就沒什麽困難，也不會出現誤解。但如果交流雙方對同一名稱卻有著不同的概念，交流就會受到影響，艾園的唇槍舌戰大多因此而起。
消除誤解、平息爭論的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把具體事物拿出來給人看，比如當有人為一朵花究竟是玫瑰還是菊花而爭論時，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那朵花找來，雙方都親眼看一下，基本就能確定究竟是玫瑰還是菊花。當然有可能兩個人看見了實物仍然是各執一詞，那就隻好請專家來仲裁了。
但有些事物不是具體的事物，而是抽象的事物，這種“拿實物出來看”的辦法就行不通，那時就得借助於概念，搬定義出來看。這個“定義”可能是約定俗成的定義，權威辭典上的定義，法律上的定義，或者爭論雙方一致同意的定義等。
對具體的事物和有了約定俗成定義的事物，在判定“是不是”的時候，是不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你說是，他說不是。比如你不能指著太陽說那是月亮，你那樣就叫概念不清。但在表達“喜歡不喜歡”之類的看法時，你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你可以說“我不喜歡太陽”或者“我喜歡月亮”，那都沒問題。
人們並不是對每個事物都有統一的定義的，有些東西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不可能有統一的定義，權威辭典下了定義也沒用，大家仍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愛情”，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覺得愛情就是男女交媾，沒交媾就是沒有愛情，不懂交媾就是不懂愛情；有人覺得愛情就是生死相隨，一個死去另一個沒跟著死去那就不是愛情；還有的人認為愛情就是為愛人的逝去流淚，沒流淚就是沒愛情，流淚多就是愛得深，如果淚流成河，那就是愛到了極致。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討論一下《山楂樹之戀》究竟是不是“傷痕文學”，雖然這個討論不能改變這個故事本身，也不能改變艾米已經寫出來的文字，但可以幫助我們弄清“傷痕文學”這個概念，就能更好地把握故事，理解人物。
摘引比較有名的“維基百科”的定義：
“傷痕文學泛指中國在1980年代開始一種文學創作思想（潮流），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先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主要是表現“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精神物質上的巨大傷害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個具有曆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在當時中國社會有廣泛影響。
正麵評價：傷痕文學使當代文學重新回到“人學”的正常軌道；它擺脫了“假、大、空”，使文學重新回到真實的藝術世界；它一反空洞說教的文藝觀而強調了感情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實感人的藝術人物與“三突出”模式的臉譜化人物作出強烈比照。
負麵評價：傷痕文學作品也有明顯的不足。當年許多作品有的因情節離奇、有的因片麵渲染鮮血淋淋而引起過爭議和非議。”
文中提到的“三突出”指的是：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2.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維基百科的這個定義提到了傷痕文學是“1980年代開始”，但沒說什麽時候結束，給人感覺是80年到某年間的作品，但它自己舉的例子卻大多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77年的《班主任》，78年的《傷痕》，79年的《將軍吟》，等等，不知道是不是把“年代”和“世紀”的表達法搞混了，比如“二十世紀”其實是以“19——”開頭的，而“20——”開頭的已經叫做“二十一世紀”了，於是這位同學就把77,78,79等叫做“1980年代”。
上述定義裏有幾個關鍵詞：“精神內傷”，“人學”，“感情”。這後兩個關鍵詞點明了“傷痕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劃時代作用，但不能用來界定“傷痕文學”，因為按照這後兩個標準，文革後任何時代的文學都有很多可以劃入“傷痕文學”，因為它們都是回歸“人學”並“強調了感情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真正的關鍵詞是這個“精神內傷”，而且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內傷”。那麽究竟什麽是精神內傷呢？我們可以借助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來弄個明白。
劉心武的《班主任》是“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可惜它用了一個非常不適合做文學流派名稱的“班主任”來做題目，使它失去了一個用來命名文學流派的機會。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將那類文學稱為“班主任文學”，那該是多麽地誤導讀者。由此可見，凡是想以新的流派創始人身份流芳文學史的人，在確定題目時不得不格外小心，稍有疏忽，一個名垂文學史的機會就失之交臂了。
《班主任》是個短篇，故事很簡單，寫一個剛從拘留所放出來的壞孩子宋寶琦被分到了張老師班上，故事就圍繞如何教育這個孩子展開。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故事裏的幾個人物顯然是很臉譜化的，張老師是個循循善誘的好老師，肩負著“救救孩子”的重任。宋寶琦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不好好讀書，跟流氓團夥的人混在一起，身上臉上都有些因打架鬧事留下的“傷痕”。但他無意中幹了一件很“文學”的事，從學校的廢書庫裏偷出了一些文學瑰寶，如《牛虻》《戰爭與和平》之類。不過由於他沒什麽文化，很多字都不認識，他把"牛虻"讀成“牛亡”，把“辛稼軒詞選”讀成“新嫁車的詞兒”等等。
團支書謝惠敏代表著另一類人，她是個根正苗紅的孩子，政治上很要求進步，但才華平平，長得高卻沒有打籃球的天分，團組織生活隻知道讀報紙，對宋寶琦這個人還有他偷出來的那些書，謝惠敏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的，《牛虻》自然當成“黃書”，要堅決收繳銷毀。她對張老師教育宋寶琦的方法很不以為然，形成張老師的對立麵，儼然兩條路線的鬥爭。
故事裏還有另一個女孩叫石紅，因為經常跟父母一起學習馬列原著和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的瑰寶，頭腦比較清醒，大概是作者塑造的一個理想學生形像。
《班主任》的功勞在於成功地塑造了這幾類學生，讓人們清楚地看到文革對孩子造成的影響。至於怎麽樣教育宋寶琦和謝惠敏這樣的學生，還沒寫到，但張老師下了一個決心：
“他決定，要爭取在教師會上發言，闡述自己的想法：現在，我們不僅要加強課堂教學，使孩子們掌握好課本和課堂上的科學文化知識，獲得德、智、體全麵發展；不僅要繼續帶領他們學工，學農，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而且，還要引導他們注目於更廣闊的世界，使他們對人類全部文明成果產生興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從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強有力的接班人……”
不怪劉心武抱怨他的《班主任》遮蓋了他後來在文學上的所有建樹，這樣的作品，讓他自己在三十年後回頭去看，恐怕都是慘不忍睹。但這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一個文學派別的開山之作，必然會成為“劉心武”的代名詞，也必然會被寫進中國文學史，讓世世代代的中國讀者瞻仰。後人提到劉心武，隻知他寫過《班主任》，而不知道他還寫過別的更好的東西。對一個作者來說，那真是一個可怕的前景。
盧新華的《傷痕》也是一個短篇，故事很簡單，寫一個叫曉華的女孩，媽媽被打成叛徒，她便認為媽媽是壞人，與媽媽劃清了界線，提前畢業上山下鄉了。從那之後她拒絕跟媽媽來往，媽媽寄來的東西和信件一律退回。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她自以為與叛徒媽媽劃清了界線，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之後，她的男朋友在調往縣宣傳部工作時卻被迫與她劃清界限，不然就不能去幹那項革命工作。曉華主動與男朋友小蘇斷絕了關係，成全了男朋友。
在跟媽媽決裂了八、九年後，曉華收到媽媽一封信，說組織上已經給她平反了，但她的身體被摧殘得厲害，活不久了，希望女兒能回去見上一麵。曉華趕到媽媽身邊，但媽媽已經去世了。
“傷痕文學”的這兩個經典之作，毫無疑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什麽叫“精神內傷”的絕好注解。所謂“精神內傷”，實際上就是我們經常聽說的“心靈扭曲”，或者叫做“被洗了腦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班主任》裏的謝惠敏比宋寶琦扭曲得更厲害，而且更帶有文革的特征。宋寶琦一類不好好讀書的混混，哪個時代都有，但謝惠敏這樣“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類型的學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產物。
《傷痕》裏的曉華，很明顯也是被洗了腦了，階級性躍居首位，人性親情退居n線，因為媽媽是叛徒，是階級敵人，就跟媽媽斷絕母女關係，八、九年不跟媽媽通音信。這在當今看來自然是叫人無法理解，但在文革年代卻很平常，平常到做的人心安理得，甚至為自己的大義滅親感到自豪和驕傲。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傷痕文學”是描寫被文革扭曲的心靈的，尤其是扭曲的心靈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的傷害。“傷痕文學”的作者在文革剛剛結束的70年代末，就敢於觸及這個還沒完全解禁的禁區，其勇氣令人佩服，那些敢於將這兩個短篇發表的雜誌社編輯和報刊編輯，不僅有勇氣，也有先見之明，合該寫進文學史裏去。
如果大家把《班主任》和《傷痕》找出來看看，會發現兩篇小說的語言都非常“黨八股”，完全是那時的所謂“幫腔幫調”，也就是文革期間常用的那種寫法。
兩篇小說都按當時的要求加了一個光明的尾巴，《班主任》的最後一句話是：
“這時，春風送來沁鼻的花香，滿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歡笑，仿佛對張老師那美好的想法給予著肯定與鼓勵……”
而《傷痕》結尾則是：
“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於是我們發現了“傷痕文學”的另一個特點：當作者力圖揭露文革對故事人物心靈的扭曲的時候，他們的文字卻相當生動地揭露了文革對文學創作的扭曲。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傷痕文學"至少具備兩大特點：
1、描寫文革對人物心靈的扭曲，尤其是這種扭曲對人對己造成的傷害
2、寫作上反映出文革對文學創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單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麵化，語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話、空話等。
下一集的寫作我想請大家都來參與，請你回頭看一下《山楂樹之戀》，看看故事裏哪些人物的心靈被文革扭曲了，哪些人物沒有，無論是扭曲還是沒扭曲，都請從故事裏找出事實來分析說明。至於作者的創作思想和作品的語言，如果你有興趣也請一並或專題討論。我將把大家的留言匯編起來，同時加入我自己的看法，成就下一集,版權歸所有參與者共同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