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麽樣的人，就有什麽樣的國。
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模式和樣式、製度和尺度，都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化、曆史和國民來決定的。強大的國民喜歡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國民欣賞鬆散的製度，愚昧的國民盼望英明的領導，軟弱的國民依靠強權的統治。因此恩格斯說，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是惡劣的，而且盡管惡劣卻仍將存在，那就可以用該國國民相應的惡劣來解釋。[15]
但，這裏麵有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最早的國家，大多是君主製，少數是共和製，極個別是民主製。西學東漸前的中國人，更一直認為君主製天經地義，別無選擇，反對派一個都沒有。如此說來，難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隸的？
當然不會。
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麽原因？什麽道理？
天下必須有序，群龍不能無首。
沒錯，中國原本就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如果再攤上洪水泛濫、外敵入侵，就更需要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需要號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萬眾一心的象征。這個功能，在那時不可能由別人來承擔。為此，人民隻能做出犧牲和讓步，對高舉旗幟的君主俯首稱臣。
這，大約是法家以外思想家們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對君主製度和君主權力，都是“有條件的維護，有保留的讚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認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聖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認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應該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認為，君臣之間不能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孔子就說君對臣要彬彬有禮，孟子更認為君若“目中無人”，臣可“視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話，人民還可以發動革命殺了他。這能說是“想做奴隸，不要自由”嗎？
君主製，並不等於奴隸製。
獨立、自由、平等，畢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會有哪個民族是例外。
隻不過，曆史會有不同的嚐試和選擇。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張的條件和保留，離民主或憲政還有十萬八千裏，實行起來也有諸多問題。比如什麽叫“聖人”，三家就說法不一。儒家講“仁民愛物”，墨家講“明察秋毫”，道家講“清靜無為”，請問以誰為準？
還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樣請他下台？有辦法嗎？有法律嗎？有製度嗎？有程序嗎？沒有。
那就隻有一廂情願，以及惆悵。
中華民族的國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又屢屢求之不得、得而複失的“惆悵史”。
是的，正如希臘實行過“直接民主”，我們也試行過“直接君主”；羅馬實現了“以法治國”，我們也探索了“以禮治國”。我們甚至設計了種種方案，希望能夠做到“君權與民權並重”。最起碼，也不能生靈塗炭，民怨沸騰。
然而曾幾何時，這些都成為泡影。分權變成了集權，集權變成了專製，專製變成了獨裁。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況。改朝換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敗潰爛一次。最後，不得不拜西方列強為先生。
其實“先生們”又何嚐一帆風順？希臘城邦，孤帆遠影；羅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進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險象環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說了，十字軍東征也不說了。單是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就打了兩次。
文明的步伐，總難免一腳深一腳淺；國家的意義，誰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獨需要國家，古今中外一樣，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臣民還是公民。
那麽，國家的秘密又在哪裏？
[15]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16]法家從不討論為什麽要有君主，他們對君主和君權的維護是無條件的。
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模式和樣式、製度和尺度，都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化、曆史和國民來決定的。強大的國民喜歡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國民欣賞鬆散的製度，愚昧的國民盼望英明的領導，軟弱的國民依靠強權的統治。因此恩格斯說，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是惡劣的，而且盡管惡劣卻仍將存在，那就可以用該國國民相應的惡劣來解釋。[15]
但，這裏麵有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最早的國家，大多是君主製，少數是共和製，極個別是民主製。西學東漸前的中國人，更一直認為君主製天經地義，別無選擇，反對派一個都沒有。如此說來，難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隸的？
當然不會。
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麽原因？什麽道理？
天下必須有序，群龍不能無首。
沒錯，中國原本就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如果再攤上洪水泛濫、外敵入侵，就更需要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需要號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萬眾一心的象征。這個功能，在那時不可能由別人來承擔。為此，人民隻能做出犧牲和讓步，對高舉旗幟的君主俯首稱臣。
這，大約是法家以外思想家們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對君主製度和君主權力，都是“有條件的維護，有保留的讚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認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聖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認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應該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認為，君臣之間不能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孔子就說君對臣要彬彬有禮，孟子更認為君若“目中無人”，臣可“視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話，人民還可以發動革命殺了他。這能說是“想做奴隸，不要自由”嗎？
君主製，並不等於奴隸製。
獨立、自由、平等，畢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會有哪個民族是例外。
隻不過，曆史會有不同的嚐試和選擇。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張的條件和保留，離民主或憲政還有十萬八千裏，實行起來也有諸多問題。比如什麽叫“聖人”，三家就說法不一。儒家講“仁民愛物”，墨家講“明察秋毫”，道家講“清靜無為”，請問以誰為準？
還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樣請他下台？有辦法嗎？有法律嗎？有製度嗎？有程序嗎？沒有。
那就隻有一廂情願，以及惆悵。
中華民族的國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又屢屢求之不得、得而複失的“惆悵史”。
是的，正如希臘實行過“直接民主”，我們也試行過“直接君主”；羅馬實現了“以法治國”，我們也探索了“以禮治國”。我們甚至設計了種種方案，希望能夠做到“君權與民權並重”。最起碼，也不能生靈塗炭，民怨沸騰。
然而曾幾何時，這些都成為泡影。分權變成了集權，集權變成了專製，專製變成了獨裁。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況。改朝換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敗潰爛一次。最後，不得不拜西方列強為先生。
其實“先生們”又何嚐一帆風順？希臘城邦，孤帆遠影；羅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進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險象環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說了，十字軍東征也不說了。單是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就打了兩次。
文明的步伐，總難免一腳深一腳淺；國家的意義，誰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獨需要國家，古今中外一樣，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臣民還是公民。
那麽，國家的秘密又在哪裏？
[15]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16]法家從不討論為什麽要有君主，他們對君主和君權的維護是無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