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禮壞樂崩 子產政改
易中天中華史：從春秋到戰國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南方崛起的同時，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產。
子產是鄭國的政治家，名僑。因為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叫公孫僑。子產很早就表現出政治天賦。魯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親、鄭國司馬子國伐蔡成功，舉國歡天喜地，隻有子產不以為然。子產說，一個小國，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沒有比這更能招來大禍的了。蔡是楚國的附庸。我們打了蔡國，楚國肯定要來打我們。到時候，我們能不順從楚國嗎？順從了楚國，晉國就會來報複，我們又打得過晉國嗎？晉國和楚國都來伐鄭，我們鄭國能有安寧嗎？
說這話時，子產還很年輕。因此父親痛罵他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麽！[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產言中，楚國和晉國果然輪番來伐鄭，鄭國也隻好輪番與晉楚兩國結盟講和。兩年後，國難未已，家難又起。子產的父親子國和鄭國的執政，在內亂中被亂黨殺死。子產聞訊，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項工作，然後帶兵平叛。鄭國國人，從此對子產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後，子產在鄭國執政。
子產執政以後，就開始政改，作封洫（讀如恤），作丘賦，鑄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約是重新規劃和分配土地。作丘賦，則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稅製。因為稅（出錢）和賦（出力），都與土地有關。
這當然會觸犯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國內罵聲一片。作封洫時，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算我的家產好收費，量我的耕地好收稅。誰要能夠殺子產，我就跟他去站隊！作丘賦時，又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老爹變成冤鬼，自己去做蠍尾！此人發號施令，邦國悔無可悔！[18]
然而子產不為所動。
子產的說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說，隻要對邦國有利，個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產也不鉗製言論。當時，鄭國人喜歡在晚上到學校裏去聚會，因為春秋時期的學校同時也是俱樂部。國人聚在一起，說三道四，難免議論朝政。於是有人便建議子產把學校關了。子產說，為什麽要關閉呢？讓他們議論好了。他們擁護的，我就大力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適當修改。利用公權力，當然可以不準大家說話。但那樣做，有好處嗎？[20]
事實上子產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嚐到了甜頭。這個時候，又有人編了歌謠來誇他：我的子弟，子產教誨；我的糧產，子產加倍。子產死了，誰來接位？[21]
所謂民意，不過如此。
但子產的政改，還是觸動了根本，尤其是鑄刑鼎。鑄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條款鑄在鼎上，公之於眾。這對於東西兩周的政治體製和政治理念，其破壞都是顛覆性的。因此，晉國政治家叔向便寫信給子產提出批評。
叔向說，先王以禮治國，不肯製定刑律，是怕民眾有不軌之心，這才主張效法聖人以德治國。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眾而不生禍亂。相反，如果製定法律還公之於眾，民眾就隻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長，隻知道律條不知道禮儀，甚至咬文嚼字來規避懲罰。那樣一來，不就亂了嗎？在下聽說，國之將亡，必行改革，說的就是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險。
這危險，就是禮壞樂崩。
對此，子產的態度是不爭論。他回信說：僑無能，不敢聽命，也不敢不拜謝！
其實子產未必一定喜歡法治，但也不認為德治和禮治完美無缺。這是有實踐可以證明的。魯昭公元年（前541），鄭國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漂亮，有兩位公孫都想娶她。公孫楚原本已經下了聘書，公孫黑卻又強行去送彩禮。徐吾犯左右為難，請執政子產做主。子產說，這是國家沒有治理好，不該讓大夫您為難。她願意嫁給誰就嫁給誰吧！
徐吾犯照辦，兩位公孫也先後如約來到徐吾犯家。公孫黑盛裝打扮，厚禮相送；公孫楚穿著軍裝進來，左右開弓射了幾箭，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戰車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說，公孫黑確實漂亮極了，但公孫楚更像男子漢。
於是她嫁給了公孫楚。
然而公孫黑卻不肯罷休，居然闖進公孫楚家，準備殺了公孫楚再搶人，結果被公孫楚用戈擊傷。此案如在法治社會，一點都不難處理。公孫黑無理取鬧，強入民宅，涉嫌殺人和強奪他人之妻，公孫楚則是正當防衛。然而按照禮治原則，卻隻能判公孫楚敗訴。因為公孫黑是上大夫，且年長為兄；公孫楚是下大夫，且年輕為弟。因此子產將公孫楚驅逐出境，算是維護了禮。
想來這事一定讓子產糾結。因此第二年公孫黑涉嫌謀反，子產就毫不留情判他自盡，而且把與公孫楚爭妻也算作他的罪狀之一。公孫黑說，我創傷複發，早晚會死，請不要助天為虐。子產說，人誰不死？惡人不得好死，這是天命。本執政不助天，難道助惡人不成？再不快死，劊子手就來了。公孫黑無奈，隻好自己吊死。子產又讓他暴屍街頭，身上還放著陳述其罪狀的木簡。[23]
這事發生在鑄刑鼎的三年前。但子產的政改，顯然並不單純因為此事的刺激；鑄刑鼎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事實上，子產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鄭國也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德治與法治的分歧，則將從孔子一直爭論到韓非，我們將在本中華史第六卷《百家爭鳴》詳加論述。[24]
[16]事見《左傳·襄公八年》。
[17]事見《左傳·襄公十年》。
[18]子產作封洫及國人之罵，見《左傳·襄公三十年》；作丘賦及國人之罵，見《左傳·昭公四年》。
[19]語見《左傳·昭公四年》。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當從此化出。
[20]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1]語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22]語見《左傳·昭公六年》。關於叔向，請參看《青春誌》。
[23]以上事見《左傳》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
政改第一人，是子產。
子產是鄭國的政治家，名僑。因為是鄭穆公的孫子，所以叫公孫僑。子產很早就表現出政治天賦。魯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親、鄭國司馬子國伐蔡成功，舉國歡天喜地，隻有子產不以為然。子產說，一個小國，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沒有比這更能招來大禍的了。蔡是楚國的附庸。我們打了蔡國，楚國肯定要來打我們。到時候，我們能不順從楚國嗎？順從了楚國，晉國就會來報複，我們又打得過晉國嗎？晉國和楚國都來伐鄭，我們鄭國能有安寧嗎？
說這話時，子產還很年輕。因此父親痛罵他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麽！[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產言中，楚國和晉國果然輪番來伐鄭，鄭國也隻好輪番與晉楚兩國結盟講和。兩年後，國難未已，家難又起。子產的父親子國和鄭國的執政，在內亂中被亂黨殺死。子產聞訊，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項工作，然後帶兵平叛。鄭國國人，從此對子產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後，子產在鄭國執政。
子產執政以後，就開始政改，作封洫（讀如恤），作丘賦，鑄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約是重新規劃和分配土地。作丘賦，則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稅製。因為稅（出錢）和賦（出力），都與土地有關。
這當然會觸犯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國內罵聲一片。作封洫時，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算我的家產好收費，量我的耕地好收稅。誰要能夠殺子產，我就跟他去站隊！作丘賦時，又有人編了歌謠來罵他：老爹變成冤鬼，自己去做蠍尾！此人發號施令，邦國悔無可悔！[18]
然而子產不為所動。
子產的說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說，隻要對邦國有利，個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產也不鉗製言論。當時，鄭國人喜歡在晚上到學校裏去聚會，因為春秋時期的學校同時也是俱樂部。國人聚在一起，說三道四，難免議論朝政。於是有人便建議子產把學校關了。子產說，為什麽要關閉呢？讓他們議論好了。他們擁護的，我就大力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適當修改。利用公權力，當然可以不準大家說話。但那樣做，有好處嗎？[20]
事實上子產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嚐到了甜頭。這個時候，又有人編了歌謠來誇他：我的子弟，子產教誨；我的糧產，子產加倍。子產死了，誰來接位？[21]
所謂民意，不過如此。
但子產的政改，還是觸動了根本，尤其是鑄刑鼎。鑄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條款鑄在鼎上，公之於眾。這對於東西兩周的政治體製和政治理念，其破壞都是顛覆性的。因此，晉國政治家叔向便寫信給子產提出批評。
叔向說，先王以禮治國，不肯製定刑律，是怕民眾有不軌之心，這才主張效法聖人以德治國。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眾而不生禍亂。相反，如果製定法律還公之於眾，民眾就隻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長，隻知道律條不知道禮儀，甚至咬文嚼字來規避懲罰。那樣一來，不就亂了嗎？在下聽說，國之將亡，必行改革，說的就是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險。
這危險，就是禮壞樂崩。
對此，子產的態度是不爭論。他回信說：僑無能，不敢聽命，也不敢不拜謝！
其實子產未必一定喜歡法治，但也不認為德治和禮治完美無缺。這是有實踐可以證明的。魯昭公元年（前541），鄭國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鄭國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長得漂亮，有兩位公孫都想娶她。公孫楚原本已經下了聘書，公孫黑卻又強行去送彩禮。徐吾犯左右為難，請執政子產做主。子產說，這是國家沒有治理好，不該讓大夫您為難。她願意嫁給誰就嫁給誰吧！
徐吾犯照辦，兩位公孫也先後如約來到徐吾犯家。公孫黑盛裝打扮，厚禮相送；公孫楚穿著軍裝進來，左右開弓射了幾箭，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戰車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說，公孫黑確實漂亮極了，但公孫楚更像男子漢。
於是她嫁給了公孫楚。
然而公孫黑卻不肯罷休，居然闖進公孫楚家，準備殺了公孫楚再搶人，結果被公孫楚用戈擊傷。此案如在法治社會，一點都不難處理。公孫黑無理取鬧，強入民宅，涉嫌殺人和強奪他人之妻，公孫楚則是正當防衛。然而按照禮治原則，卻隻能判公孫楚敗訴。因為公孫黑是上大夫，且年長為兄；公孫楚是下大夫，且年輕為弟。因此子產將公孫楚驅逐出境，算是維護了禮。
想來這事一定讓子產糾結。因此第二年公孫黑涉嫌謀反，子產就毫不留情判他自盡，而且把與公孫楚爭妻也算作他的罪狀之一。公孫黑說，我創傷複發，早晚會死，請不要助天為虐。子產說，人誰不死？惡人不得好死，這是天命。本執政不助天，難道助惡人不成？再不快死，劊子手就來了。公孫黑無奈，隻好自己吊死。子產又讓他暴屍街頭，身上還放著陳述其罪狀的木簡。[23]
這事發生在鑄刑鼎的三年前。但子產的政改，顯然並不單純因為此事的刺激；鑄刑鼎的影響，也要深遠得多。事實上，子產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創始人，鄭國也有可能是法家學派的發源地；德治與法治的分歧，則將從孔子一直爭論到韓非，我們將在本中華史第六卷《百家爭鳴》詳加論述。[24]
[16]事見《左傳·襄公八年》。
[17]事見《左傳·襄公十年》。
[18]子產作封洫及國人之罵，見《左傳·襄公三十年》；作丘賦及國人之罵，見《左傳·昭公四年》。
[19]語見《左傳·昭公四年》。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當從此化出。
[20]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1]語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22]語見《左傳·昭公六年》。關於叔向，請參看《青春誌》。
[23]以上事見《左傳》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