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鞅變法 隻能霸道
易中天中華史：從春秋到戰國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商鞅去見秦孝公，據說帶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來談。先說帝道，孝公無動於衷；再說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後說霸道，孝公聽得入神，膝蓋移出了座席都沒有感覺。
這完全不奇怪。因為這時的秦，情況相當不好。秦穆公稱霸中原的夢想破滅後，霸權就一直在晉楚兩國手中。東邊的晉，南方的楚，把秦國擠壓在狹小的戎狄地區，完全沒有發展空間。而且，無論是華夏正宗晉，還是蠻夷之邦楚，都視秦人為夷狄，不邀請甚至不允許他們參加中國的盟會。[10]
如此待遇，實在讓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賢，就是要改變現狀，讓秦國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確，帝道和王道便顯然不合時宜。帝道即堯舜之道，王道即湯武之道。前者屬於部落時代，後者屬於邦國時代，都不適用於戰國時代。秦孝公跟商鞅討論興國之路，話也說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當真實現起碼也得幾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麽久？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得來點管用的東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麵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裏，卻其實是強國之道，甚至是強國之術。術當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當飯吃。何況兵強馬壯，才能稱王稱霸；先成霸業，才能再成帝業。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變法其實就是改製。改哪個？邦國製。邦國製的特點是分權。天子分權予諸侯，故封邦建國；諸侯分權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見，分權、封建、邦國，是三位一體的。
然而權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來；下級一旦強勢，上級就隻好空城。結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後有三桓，諸侯被架空。架空了諸侯的大夫如季孫氏，又被家臣架空。國君被架空，國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滅。結果是，晉國分裂，齊國易主，魯國衰落。教訓啊！
痛定思痛，必須變分權為集權，改周製為秦製。
問題是怎麽改？
釜底抽薪。
什麽是釜？封建貴族。什麽是薪？爵位世襲，采邑私有，無功受祿。春秋那些跋扈的貴族，無論魯國的公族，晉國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為有此特權，國君才拿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才能擁兵自重，盤踞采邑，架空國君。顯然，要想集權救國，必先幹掉貴族。
當然，貴族不可能馬上被消滅，商鞅隻能先以新貴代舊貴。具體方案，則是不論血統論軍功。新法頒布後，所有貴族都必須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然後按照軍功的大小重新確定尊卑貴賤，爵位俸祿。沒有軍功的，取消名位，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有軍功的，爵位最高也不過封侯。而且，隻要有軍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為新貴。
新貴和舊貴，有什麽不同？
舊貴是領主，新貴是地主。按照周製，大夫對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權的，而且這治權諸侯還不能幹預。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隻忠於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於國君（諸侯）。
然而按照商鞅設計的新製度（秦製），新貴（侯）對自己的封地卻既無產權，又無治權，隻有財權。也就是說，他們隻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於領主的那些臣民，則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變成直屬國君的編戶齊民。
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領主沒有了。領主沒有了，領地自然也沒有了。從此，秦國不再有采邑，隻有郡縣。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後奪取他國之地，也不立封國和采邑。既沒有領地，又沒有領主，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沒有了貴族，就沒有了需要世襲的爵位。因此，無論卿大夫，還是地方官，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和績效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幹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相反，即便是秦國最有來頭的家族，也得靠邊站。
這就是商鞅的政治體製改革，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廢領主製，行地主製；廢封建製，行郡縣製；廢世襲製，行任命製。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當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來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這裏，我們卻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商鞅變法的曆史意義，正在於此。
變法的實際意義，則是中央集權。這是秦國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原先隸屬於領主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從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裏，豈非霸道？
不過商鞅又霸道得聰明，霸道得智慧，因為他的指揮棒是軍功。軍功與血統，有什麽不同？血統與生俱來，軍功全靠爭取；血統有利於貴族，軍功有利於國君；血統由家族遺傳，軍功由政府認定。以軍功定爵祿，軍民人等就積極上進奮勇殺敵，誰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結果必然是：風氣改變了，國力增強了，國君的地位提高了，貴族的權勢沒有了，豈非一舉多得一箭雙雕？
當然是。
[10]請參看《資治通鑒·周紀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來談。先說帝道，孝公無動於衷；再說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後說霸道，孝公聽得入神，膝蓋移出了座席都沒有感覺。
這完全不奇怪。因為這時的秦，情況相當不好。秦穆公稱霸中原的夢想破滅後，霸權就一直在晉楚兩國手中。東邊的晉，南方的楚，把秦國擠壓在狹小的戎狄地區，完全沒有發展空間。而且，無論是華夏正宗晉，還是蠻夷之邦楚，都視秦人為夷狄，不邀請甚至不允許他們參加中國的盟會。[10]
如此待遇，實在讓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賢，就是要改變現狀，讓秦國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確，帝道和王道便顯然不合時宜。帝道即堯舜之道，王道即湯武之道。前者屬於部落時代，後者屬於邦國時代，都不適用於戰國時代。秦孝公跟商鞅討論興國之路，話也說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當真實現起碼也得幾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麽久？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得來點管用的東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麵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裏，卻其實是強國之道，甚至是強國之術。術當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當飯吃。何況兵強馬壯，才能稱王稱霸；先成霸業，才能再成帝業。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
變法其實就是改製。改哪個？邦國製。邦國製的特點是分權。天子分權予諸侯，故封邦建國；諸侯分權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見，分權、封建、邦國，是三位一體的。
然而權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來；下級一旦強勢，上級就隻好空城。結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後有三桓，諸侯被架空。架空了諸侯的大夫如季孫氏，又被家臣架空。國君被架空，國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滅。結果是，晉國分裂，齊國易主，魯國衰落。教訓啊！
痛定思痛，必須變分權為集權，改周製為秦製。
問題是怎麽改？
釜底抽薪。
什麽是釜？封建貴族。什麽是薪？爵位世襲，采邑私有，無功受祿。春秋那些跋扈的貴族，無論魯國的公族，晉國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為有此特權，國君才拿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也才能擁兵自重，盤踞采邑，架空國君。顯然，要想集權救國，必先幹掉貴族。
當然，貴族不可能馬上被消滅，商鞅隻能先以新貴代舊貴。具體方案，則是不論血統論軍功。新法頒布後，所有貴族都必須先從沒有軍功的宗室做起，然後按照軍功的大小重新確定尊卑貴賤，爵位俸祿。沒有軍功的，取消名位，降為民戶中的地主和富人。有軍功的，爵位最高也不過封侯。而且，隻要有軍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為新貴。
新貴和舊貴，有什麽不同？
舊貴是領主，新貴是地主。按照周製，大夫對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權的，而且這治權諸侯還不能幹預。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隻忠於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於國君（諸侯）。
然而按照商鞅設計的新製度（秦製），新貴（侯）對自己的封地卻既無產權，又無治權，隻有財權。也就是說，他們隻收租稅，不理民事。原先附屬於領主的那些臣民，則重新編組，由地方官管理，變成直屬國君的編戶齊民。
這一改革的直接結果是領主沒有了。領主沒有了，領地自然也沒有了。從此，秦國不再有采邑，隻有郡縣。全國設為三十一個縣，置縣令（縣長）和縣丞（副縣長）治理。以後奪取他國之地，也不立封國和采邑。既沒有領地，又沒有領主，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沒有了貴族，就沒有了需要世襲的爵位。因此，無論卿大夫，還是地方官，所有官員都由國君任命，按能力和績效任職，不再按爵位世襲。有能力有才幹的，即便不是秦國人，也可以進入領導層和決策層。相反，即便是秦國最有來頭的家族，也得靠邊站。
這就是商鞅的政治體製改革，它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廢領主製，行地主製；廢封建製，行郡縣製；廢世襲製，行任命製。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變革，當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來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這裏，我們卻分明看到了未來帝國的影子。
商鞅變法的曆史意義，正在於此。
變法的實際意義，則是中央集權。這是秦國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實上，原先隸屬於領主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從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裏，豈非霸道？
不過商鞅又霸道得聰明，霸道得智慧，因為他的指揮棒是軍功。軍功與血統，有什麽不同？血統與生俱來，軍功全靠爭取；血統有利於貴族，軍功有利於國君；血統由家族遺傳，軍功由政府認定。以軍功定爵祿，軍民人等就積極上進奮勇殺敵，誰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結果必然是：風氣改變了，國力增強了，國君的地位提高了，貴族的權勢沒有了，豈非一舉多得一箭雙雕？
當然是。
[10]請參看《資治通鑒·周紀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