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宗教問題 佛法西來
易中天中華史：南朝，北朝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日子曆來有不同說法。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是西漢哀帝的元壽元年（前2）。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聽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經》。浮屠其實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講述的則是釋迦牟尼的生平故事，與後來所知的傳說並無出入。[3]
這是比較可靠的最早時間。
那麽，最晚是在什麽時候？
東漢明帝時期。盡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尋求佛法隻是傳說，但他弟弟楚王劉英崇尚浮屠，在王宮中齋戒禮拜應是事實，可見當時佛教的影響已經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經典《太平經》的誕生，卻至少要在半個世紀之後。[4]
天師道和太平道成為宗教組織，就更晚。
因此，道教創始人從佛教那裏受到啟發獲得靈感，甚至見賢思齊，是完全可能的。沒錯，從現存資料看，道教的創立似乎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問題是，說佛教對這件事毫無影響，就有證據嗎？對不起，也沒有。[5]
事實上，隻有佛教的影響才能解釋，天師道和太平道為什麽會不約而同地被憑空創造出來。也許，他們並不知道宗教為何物，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創教，隻不過認為別人有這麽個東西，我們也應該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發展過程中還會繼續向佛教學習。佛有寺，道就有觀；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釋迦牟尼，道教便隻好把老子抬出來。其實老子是否確有其人都是問題，跟宗教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隻有這樣，道教才會看起來更像模像樣一些。[6]
毫無疑問，這並不奇怪，也不丟人，因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學習甚至模仿的。吊詭的是，盡管道教對佛教亦步亦趨，後者卻在東漢被看作類似於前者的東西。當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這樣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國的黃老道，這是東漢時期上流社會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劉英和後來的漢桓帝，都是黃老與浮屠並尊。他們的宮中，則既有黃老祠，又有浮屠廟。[7]
不能說這樣做沒有道理。事實上，從未見過宗教的中國人隻能按照已有的知識去理解那舶來品，比如把僧尼稱為道人（道教的神職人員則叫道士）等等。更何況佛教主張的四大皆空，與道家哲學的無中生有；佛教主張的常樂我淨，與道家哲學的清靜無為，又何其相似乃爾！[8]
然而差別，也不能以道裏計。
區別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這兩個漢字也都是單人旁。這是道教與佛教的共同之處，也是他們與其他宗教不同的緊要之處。也就是說，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這很符合中華文明的精神（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與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點是不死，佛的特點是覺悟。一個人，隻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當然，嚴格地說，隻有做到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才是佛。隻能做到自覺和覺他的，是菩薩（菩提薩埵bodhisattva）。唯獨自己一個人覺悟的，是羅漢（阿羅漢arhat）。
羅漢、菩薩、佛，都會死。釋迦牟尼就是八十歲時去世的，但他生前卻已經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稱為涅槃（nirvana）或圓寂（parinirvana）。
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
實際上，死亡是死亡，圓寂是圓寂，涅槃是涅槃。圓寂的本義是“圓滿的寂滅”，涅槃則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風的吹散，火的熄滅，卻絕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種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時空、苦樂以及一切經驗的狀態。這種狀態是不可言說的，隻能稱之為涅槃。
涅槃有四種德性，叫常樂我淨。簡單地說，不生不死就是常，永無痛苦就是樂，本性不變就是我，一塵不染就是淨。顯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變成仙，而是改變人的精神狀態。精神狀態變了，至少也是羅漢。
羅漢與神仙，是兩碼事。
佛教與道教，也是兩碼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徑也不同。比如道教講守一，佛教講禪定，都要求精神的專一和專注，看起來很像，其實不同。簡單地說，守一是為了防止精氣神擴散和泄漏，從而保證長生不老；禪定卻是要集中精力觀想某個特定對象（比如蓮花或諸佛），這樣才能獲得最高智慧。
顯然，守一是養生，禪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講定慧雙運，道教講性命雙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靈和身體。換句話說，性命雙修就是既要身體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這當然是很可貴的思想。
禪定則是禪和定的合稱。禪（dhyana）就是禪那，也就是靜慮。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專注。慧（mati）則是明察，也是決斷。這三個詞連起來，就是安安靜靜地想（禪），專心致誌地求（定），然後斬斷迷惑，做出明察，獲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讀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過智慧到達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羅蜜多。佛教認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脫，是彼岸。從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羅蜜多（paramita）。而能夠如此，是因為有智慧。智可以認識世間事，慧能夠證悟出世法，合起來就是般若。
當然，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實際上，般若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認識。擁有最高智慧“無上正等正覺”的，甚至隻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還可以做羅漢。關鍵在於有沒有覺悟，能不能從無邊苦海中解脫出來。[9]
這就隻能從長計議了（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但佛教與道教的區別卻一目了然。不妨這樣說：佛教是心靈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著就能過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卻更關注靈魂的安頓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氣等等，佛教也是不講的。
沒錯，智慧與方術無關。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裝神弄鬼點石成金。
所以釋迦牟尼本人是反對巫術的。他甚至規定，弟子如果實施咒術就算違反了佛戒。不過這項規定並未在他的後繼者那裏得到嚴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罷，都以附屬的方式保留了咒術。至於與婆羅門相結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組織化了的巫術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質上卻不是巫術。如果它依然與巫術勾勾搭搭難解難分，那就沒有必要變成宗教。因此，一種宗教越是純粹，就越是遠離巫術。中國的禪宗就是如此，盡管禪宗也不是真正和純粹的宗教，而是哲學。
事實上禪宗之所以誕生，是因為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必須中國化。儒學化的禪宗是中國化的第三步，玄學化的般若學是第二步，巫術化的浮屠道則是第一步。第一步雖然看似荒唐，但沒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當然，也不可能成為中華史的故事。
那就來看這一步。
[3]見《三國誌·烏丸鮮卑東夷傳》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4]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誌》。任繼愈先生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可靠時間是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可以采信。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
[5]與本書觀點不同，許多學者認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的創立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或者沒有佛教的影響也會誕生。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編《真誥》二十卷，就有抄襲佛教《四十二章經》的內容，請參看翦伯讚《中國史綱要》。
[7]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誌》，《後漢書·襄楷傳》。
[8]東漢人對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學的口氣。請參看《後漢書·襄楷傳》。
[9]見《大智度論》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
[10]請參看黃心川《印度佛教哲學》，該文附錄於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
這是比較可靠的最早時間。
那麽，最晚是在什麽時候？
東漢明帝時期。盡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尋求佛法隻是傳說，但他弟弟楚王劉英崇尚浮屠，在王宮中齋戒禮拜應是事實，可見當時佛教的影響已經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經典《太平經》的誕生，卻至少要在半個世紀之後。[4]
天師道和太平道成為宗教組織，就更晚。
因此，道教創始人從佛教那裏受到啟發獲得靈感，甚至見賢思齊，是完全可能的。沒錯，從現存資料看，道教的創立似乎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問題是，說佛教對這件事毫無影響，就有證據嗎？對不起，也沒有。[5]
事實上，隻有佛教的影響才能解釋，天師道和太平道為什麽會不約而同地被憑空創造出來。也許，他們並不知道宗教為何物，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創教，隻不過認為別人有這麽個東西，我們也應該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發展過程中還會繼續向佛教學習。佛有寺，道就有觀；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釋迦牟尼，道教便隻好把老子抬出來。其實老子是否確有其人都是問題，跟宗教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隻有這樣，道教才會看起來更像模像樣一些。[6]
毫無疑問，這並不奇怪，也不丟人，因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學習甚至模仿的。吊詭的是，盡管道教對佛教亦步亦趨，後者卻在東漢被看作類似於前者的東西。當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這樣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國的黃老道，這是東漢時期上流社會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劉英和後來的漢桓帝，都是黃老與浮屠並尊。他們的宮中，則既有黃老祠，又有浮屠廟。[7]
不能說這樣做沒有道理。事實上，從未見過宗教的中國人隻能按照已有的知識去理解那舶來品，比如把僧尼稱為道人（道教的神職人員則叫道士）等等。更何況佛教主張的四大皆空，與道家哲學的無中生有；佛教主張的常樂我淨，與道家哲學的清靜無為，又何其相似乃爾！[8]
然而差別，也不能以道裏計。
區別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這兩個漢字也都是單人旁。這是道教與佛教的共同之處，也是他們與其他宗教不同的緊要之處。也就是說，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這很符合中華文明的精神（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與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點是不死，佛的特點是覺悟。一個人，隻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當然，嚴格地說，隻有做到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才是佛。隻能做到自覺和覺他的，是菩薩（菩提薩埵bodhisattva）。唯獨自己一個人覺悟的，是羅漢（阿羅漢arhat）。
羅漢、菩薩、佛，都會死。釋迦牟尼就是八十歲時去世的，但他生前卻已經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稱為涅槃（nirvana）或圓寂（parinirvana）。
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
實際上，死亡是死亡，圓寂是圓寂，涅槃是涅槃。圓寂的本義是“圓滿的寂滅”，涅槃則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風的吹散，火的熄滅，卻絕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種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時空、苦樂以及一切經驗的狀態。這種狀態是不可言說的，隻能稱之為涅槃。
涅槃有四種德性，叫常樂我淨。簡單地說，不生不死就是常，永無痛苦就是樂，本性不變就是我，一塵不染就是淨。顯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變成仙，而是改變人的精神狀態。精神狀態變了，至少也是羅漢。
羅漢與神仙，是兩碼事。
佛教與道教，也是兩碼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徑也不同。比如道教講守一，佛教講禪定，都要求精神的專一和專注，看起來很像，其實不同。簡單地說，守一是為了防止精氣神擴散和泄漏，從而保證長生不老；禪定卻是要集中精力觀想某個特定對象（比如蓮花或諸佛），這樣才能獲得最高智慧。
顯然，守一是養生，禪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講定慧雙運，道教講性命雙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靈和身體。換句話說，性命雙修就是既要身體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這當然是很可貴的思想。
禪定則是禪和定的合稱。禪（dhyana）就是禪那，也就是靜慮。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專注。慧（mati）則是明察，也是決斷。這三個詞連起來，就是安安靜靜地想（禪），專心致誌地求（定），然後斬斷迷惑，做出明察，獲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讀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過智慧到達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羅蜜多。佛教認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脫，是彼岸。從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羅蜜多（paramita）。而能夠如此，是因為有智慧。智可以認識世間事，慧能夠證悟出世法，合起來就是般若。
當然，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實際上，般若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認識。擁有最高智慧“無上正等正覺”的，甚至隻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還可以做羅漢。關鍵在於有沒有覺悟，能不能從無邊苦海中解脫出來。[9]
這就隻能從長計議了（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但佛教與道教的區別卻一目了然。不妨這樣說：佛教是心靈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著就能過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卻更關注靈魂的安頓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氣等等，佛教也是不講的。
沒錯，智慧與方術無關。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裝神弄鬼點石成金。
所以釋迦牟尼本人是反對巫術的。他甚至規定，弟子如果實施咒術就算違反了佛戒。不過這項規定並未在他的後繼者那裏得到嚴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罷，都以附屬的方式保留了咒術。至於與婆羅門相結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組織化了的巫術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質上卻不是巫術。如果它依然與巫術勾勾搭搭難解難分，那就沒有必要變成宗教。因此，一種宗教越是純粹，就越是遠離巫術。中國的禪宗就是如此，盡管禪宗也不是真正和純粹的宗教，而是哲學。
事實上禪宗之所以誕生，是因為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必須中國化。儒學化的禪宗是中國化的第三步，玄學化的般若學是第二步，巫術化的浮屠道則是第一步。第一步雖然看似荒唐，但沒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當然，也不可能成為中華史的故事。
那就來看這一步。
[3]見《三國誌·烏丸鮮卑東夷傳》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
[4]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誌》。任繼愈先生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可靠時間是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可以采信。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
[5]與本書觀點不同，許多學者認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的創立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或者沒有佛教的影響也會誕生。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編《真誥》二十卷，就有抄襲佛教《四十二章經》的內容，請參看翦伯讚《中國史綱要》。
[7]見《後漢書·劉英傳》，《魏書·釋老誌》，《後漢書·襄楷傳》。
[8]東漢人對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學的口氣。請參看《後漢書·襄楷傳》。
[9]見《大智度論》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
[10]請參看黃心川《印度佛教哲學》，該文附錄於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