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宗教問題 太武與梁武
易中天中華史：南朝，北朝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佛教大難臨頭。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燾親至道壇接受符籙的四年後，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全麵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確：所有的寺廟和佛像都必須搗毀，所有的經書都必須燒掉，所有的僧人無論老少都必須坑殺。而且，帶兵離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長安就已經這樣做了。
幸運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為然。於是他一麵上書父皇力陳不可，一麵故意泄露消息，讓各地的僧人帶著經書佛像藏匿起來。不過，無法藏匿的寺廟還是被毀於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慘重代價。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維護，佛教麵臨的將是滅頂之災。
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難。
造成法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根本原因以後再說，直接原因則有兩個：一是太武帝發現長安某寺廟居然私藏武器、財寶、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邊有人攛掇。[22]
攛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燾的親信，也是寇謙之的盟友。當時，寇謙之帶著編造的神話和經書來到平城，卻沒想到當局並沒有那麽好哄騙。太武帝隻是給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將信將疑。如果沒有崔浩，寇謙之肯定一事無成。
那麽，崔浩為什麽要幫助寇謙之？
誌同道合，或利益相關。
出身名門望族的崔浩是華夏文明的維護者，他的理想則是實現鮮卑民族和拓跋政權的全盤漢化（請見本書第二章）。因此，崔浩對佛教這種外來文化和外國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學說，哪怕這儒學已不純粹。
對此，寇謙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這同樣並不奇怪。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新天師道可以說是披著道教外衣的新儒學，寇謙之的宗教改革則是道教的儒學化。他甚至向崔浩虛心求教說：太上老君賦予我的使命，是輔佐太平真君，承繼千古絕統，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學淺孤陋寡聞，還請你多多指導！
於是，崔浩便幫寇謙之惡補儒學。
寇謙之則向崔浩傳授養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雙贏之後，崔浩便在太武帝麵前為寇謙之鼓吹。崔浩的長篇大論其實隻有一個要點：像寇謙之這樣的清德隱仙居然不請自到，隻能說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當於當年的軒轅黃帝了。
聽了這話，太武帝豈有不動心之理？
寇謙之能夠成功，崔浩功不可沒。
然而崔浩要滅佛，寇謙之卻不同意。沒錯，道教與佛教確有意見分歧和利益衝突。但這隻能打口水戰，不能動真格的。趕盡殺絕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會支持。因此寇謙之對崔浩說：你這樣毀佛殺生，會禍及滿門的！[24]
後來，崔浩果然被滅族。
佛教則死灰複燃。太武帝去世後，繼位的文成帝便下詔複興佛法，並把此前滅佛的責任，歸咎為有關部門錯誤地領會了先帝意圖。於是，由於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護而藏匿起來的僧人、佛像和經書，都重見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國北方興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難（請見本書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間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統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臨朝聽政的太後不但建寺禮佛，鬥爭失敗後還準備削發為尼。可惜她並沒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憤怒的政變者扔進了黃河。[25]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然而這位太後在新都洛陽修建的永寧寺，卻是北魏佛教繁榮的象征。據說，當時洛陽有佛教僧院一千多處，被稱為伽藍（僧伽藍sangharama，伽讀如茄），永寧寺無疑堪稱最壯觀的寺院之一。它金盤炫目光照雲表，就連中國禪宗的初祖菩提達摩見了，都不能不頂禮膜拜合掌數日。
永寧寺塔為北魏洛陽城的皇家寺院永寧寺中的佛塔。始建於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由篤信佛法的胡太後主持修建，規模宏大，為洛陽千寺之冠。是專供皇帝、太後禮佛的場所。永熙三年（534），永寧寺塔被大火焚毀。
四月初八的佛誕節，就更是盛況空前。旗幡如林，寶蓋如雲，香煙如霧，飄散的金花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梵樂和誦經之聲響徹雲霄。洛陽，簡直就是佛國之都。[26]
實際上太武帝滅佛幾年後，首都平城西郊的雲岡石窟便已開鑿。此後曆時一百多年，鑿出佛像十萬多個，最大的高達七丈。遷都洛陽後，又在城南開鑿龍門石窟，工程期延續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開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麵容和目光，可謂無處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過佛教受到的最高禮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滅佛的八十一年後。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來到建康的一座寺廟，脫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眾的身份在佛寺裏服雜役，誦經文，講佛學，一如在教堂裏素服下跪的狄奧多西（請參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隻不過，那羅馬皇帝是要懺悔，這中國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願舍身的是梁武帝，地點則是同泰寺，它的舊址上現在是明代所建的雞鳴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當然每次都被群臣贖回，贖金是一個億。也就是說，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為寺廟募得四個億的國家捐款。[28]
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讚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薩”自居。然而菩提達摩卻嗤之以鼻，認為他並無功德（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事實上也沒有——這些功德錢並非他個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況梁武帝對佛教的狂熱扶植，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財政和國計民生。要知道，按照當時的政策，寺廟的土地是不要錢的，和尚尼姑是不納稅的。結果，正如一位官員所說，天下戶口已經丟失一半。而且長此以往，勢必處處建廟家家剃發，不會有一寸土地和一個人屬於國家。[30]
梁武帝當然明白這一點，他的辦法是廢除小乘佛教允許吃肉的規定，嚴禁酒肉並帶頭吃素。可惜這種假慈悲並不能解決問題，何況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實際上佛教的多次被滅，包括滅佛的同時滅道教，原因之一也在這裏。是的，沒有哪個政權會願意自己的勞動力和戰鬥力，統統變成了在統治者看來毫無用處的出家人。
控製宗教的規模，是統治者不能不考慮的。
除了經濟原因，還有政治原因。事實上，宗教如果對政治介入過深，統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範和忌憚。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放心的隻有儒學。因為按照儒家的教導，居家則為孝子，出門則是忠臣，這樣的子民誰不喜歡？
可惜儒學不是宗教，也隻適合治世，不適合亂世。亂世無秩序，無權威，無希望，靠得住的隻有神。是啊，統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靈異之力，草民們期盼著救世之主，於是佛法大行，道教大興。
剩下的事情就是選擇。
選擇也可以有各種標準，包括統治者的個人好惡，但在魏晉南北朝卻還有民族問題。石虎就說，佛是戎神，理當供奉。如此，則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當然。[32]
然而怪異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卻滅佛；南朝梁武帝是漢人，卻媚佛。這豈非顛倒？太武和梁武，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選擇？在顛倒的背後，又有什麽玄機呢？
也許，答案在南北朝謝幕的那一刻。
[22]見《魏書·釋老誌》、《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四，並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23]見《魏書·崔浩傳》。
[24]見《魏書·釋老誌》。
[25]見《魏書·宣武靈皇後胡氏傳》。
[26]見楊炫之《洛陽伽藍記》，並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27]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石窟約有二十多處，每處洞窟或數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較有名的還有克孜爾石窟、麥積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數，《梁書·武帝紀》記為三次，《南史·梁本紀中》和《建康實錄》記為四次，分別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稱自己為皇帝菩薩，見《魏書·蕭衍傳》。
[30]見《南史·郭祖深傳》。
[31]梁武帝之前，中國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誦律》規定，允許吃“三種淨肉”（即不為吃肉而故意殺生之肉）。梁武帝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按照大乘佛教主張禁止葷腥，此為中國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見《晉書·佛圖澄傳》。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燾親至道壇接受符籙的四年後，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全麵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確：所有的寺廟和佛像都必須搗毀，所有的經書都必須燒掉，所有的僧人無論老少都必須坑殺。而且，帶兵離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長安就已經這樣做了。
幸運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為然。於是他一麵上書父皇力陳不可，一麵故意泄露消息，讓各地的僧人帶著經書佛像藏匿起來。不過，無法藏匿的寺廟還是被毀於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慘重代價。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維護，佛教麵臨的將是滅頂之災。
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難。
造成法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根本原因以後再說，直接原因則有兩個：一是太武帝發現長安某寺廟居然私藏武器、財寶、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邊有人攛掇。[22]
攛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燾的親信，也是寇謙之的盟友。當時，寇謙之帶著編造的神話和經書來到平城，卻沒想到當局並沒有那麽好哄騙。太武帝隻是給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將信將疑。如果沒有崔浩，寇謙之肯定一事無成。
那麽，崔浩為什麽要幫助寇謙之？
誌同道合，或利益相關。
出身名門望族的崔浩是華夏文明的維護者，他的理想則是實現鮮卑民族和拓跋政權的全盤漢化（請見本書第二章）。因此，崔浩對佛教這種外來文化和外國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學說，哪怕這儒學已不純粹。
對此，寇謙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這同樣並不奇怪。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新天師道可以說是披著道教外衣的新儒學，寇謙之的宗教改革則是道教的儒學化。他甚至向崔浩虛心求教說：太上老君賦予我的使命，是輔佐太平真君，承繼千古絕統，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學淺孤陋寡聞，還請你多多指導！
於是，崔浩便幫寇謙之惡補儒學。
寇謙之則向崔浩傳授養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雙贏之後，崔浩便在太武帝麵前為寇謙之鼓吹。崔浩的長篇大論其實隻有一個要點：像寇謙之這樣的清德隱仙居然不請自到，隻能說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當於當年的軒轅黃帝了。
聽了這話，太武帝豈有不動心之理？
寇謙之能夠成功，崔浩功不可沒。
然而崔浩要滅佛，寇謙之卻不同意。沒錯，道教與佛教確有意見分歧和利益衝突。但這隻能打口水戰，不能動真格的。趕盡殺絕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會支持。因此寇謙之對崔浩說：你這樣毀佛殺生，會禍及滿門的！[24]
後來，崔浩果然被滅族。
佛教則死灰複燃。太武帝去世後，繼位的文成帝便下詔複興佛法，並把此前滅佛的責任，歸咎為有關部門錯誤地領會了先帝意圖。於是，由於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護而藏匿起來的僧人、佛像和經書，都重見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國北方興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難（請見本書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間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統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臨朝聽政的太後不但建寺禮佛，鬥爭失敗後還準備削發為尼。可惜她並沒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憤怒的政變者扔進了黃河。[25]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然而這位太後在新都洛陽修建的永寧寺，卻是北魏佛教繁榮的象征。據說，當時洛陽有佛教僧院一千多處，被稱為伽藍（僧伽藍sangharama，伽讀如茄），永寧寺無疑堪稱最壯觀的寺院之一。它金盤炫目光照雲表，就連中國禪宗的初祖菩提達摩見了，都不能不頂禮膜拜合掌數日。
永寧寺塔為北魏洛陽城的皇家寺院永寧寺中的佛塔。始建於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由篤信佛法的胡太後主持修建，規模宏大，為洛陽千寺之冠。是專供皇帝、太後禮佛的場所。永熙三年（534），永寧寺塔被大火焚毀。
四月初八的佛誕節，就更是盛況空前。旗幡如林，寶蓋如雲，香煙如霧，飄散的金花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梵樂和誦經之聲響徹雲霄。洛陽，簡直就是佛國之都。[26]
實際上太武帝滅佛幾年後，首都平城西郊的雲岡石窟便已開鑿。此後曆時一百多年，鑿出佛像十萬多個，最大的高達七丈。遷都洛陽後，又在城南開鑿龍門石窟，工程期延續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開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麵容和目光，可謂無處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過佛教受到的最高禮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滅佛的八十一年後。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來到建康的一座寺廟，脫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眾的身份在佛寺裏服雜役，誦經文，講佛學，一如在教堂裏素服下跪的狄奧多西（請參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隻不過，那羅馬皇帝是要懺悔，這中國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願舍身的是梁武帝，地點則是同泰寺，它的舊址上現在是明代所建的雞鳴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當然每次都被群臣贖回，贖金是一個億。也就是說，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為寺廟募得四個億的國家捐款。[28]
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讚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薩”自居。然而菩提達摩卻嗤之以鼻，認為他並無功德（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事實上也沒有——這些功德錢並非他個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況梁武帝對佛教的狂熱扶植，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財政和國計民生。要知道，按照當時的政策，寺廟的土地是不要錢的，和尚尼姑是不納稅的。結果，正如一位官員所說，天下戶口已經丟失一半。而且長此以往，勢必處處建廟家家剃發，不會有一寸土地和一個人屬於國家。[30]
梁武帝當然明白這一點，他的辦法是廢除小乘佛教允許吃肉的規定，嚴禁酒肉並帶頭吃素。可惜這種假慈悲並不能解決問題，何況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實際上佛教的多次被滅，包括滅佛的同時滅道教，原因之一也在這裏。是的，沒有哪個政權會願意自己的勞動力和戰鬥力，統統變成了在統治者看來毫無用處的出家人。
控製宗教的規模，是統治者不能不考慮的。
除了經濟原因，還有政治原因。事實上，宗教如果對政治介入過深，統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範和忌憚。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放心的隻有儒學。因為按照儒家的教導，居家則為孝子，出門則是忠臣，這樣的子民誰不喜歡？
可惜儒學不是宗教，也隻適合治世，不適合亂世。亂世無秩序，無權威，無希望，靠得住的隻有神。是啊，統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靈異之力，草民們期盼著救世之主，於是佛法大行，道教大興。
剩下的事情就是選擇。
選擇也可以有各種標準，包括統治者的個人好惡，但在魏晉南北朝卻還有民族問題。石虎就說，佛是戎神，理當供奉。如此，則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當然。[32]
然而怪異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卻滅佛；南朝梁武帝是漢人，卻媚佛。這豈非顛倒？太武和梁武，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選擇？在顛倒的背後，又有什麽玄機呢？
也許，答案在南北朝謝幕的那一刻。
[22]見《魏書·釋老誌》、《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四，並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23]見《魏書·崔浩傳》。
[24]見《魏書·釋老誌》。
[25]見《魏書·宣武靈皇後胡氏傳》。
[26]見楊炫之《洛陽伽藍記》，並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27]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石窟約有二十多處，每處洞窟或數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較有名的還有克孜爾石窟、麥積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數，《梁書·武帝紀》記為三次，《南史·梁本紀中》和《建康實錄》記為四次，分別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稱自己為皇帝菩薩，見《魏書·蕭衍傳》。
[30]見《南史·郭祖深傳》。
[31]梁武帝之前，中國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誦律》規定，允許吃“三種淨肉”（即不為吃肉而故意殺生之肉）。梁武帝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按照大乘佛教主張禁止葷腥，此為中國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見《晉書·佛圖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