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529),拜占庭帝國頒布了《敕法匯集》。由於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編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後,十六人的委員會又完成了《法學匯編》、《法學總論》和《法令新編》。其中,《法學匯編》被稱為“羅馬法的聖殿”,《法令新編》則用希臘語寫成。四部法典合起來統稱《民法大全》,並被公認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稱為“最偉大的立法者”。盡管他還有別的遺產,比如索菲亞大教堂;也還有別的頭銜,比如“大帝”的稱號,但《民法大全》肯定最為不朽。[36]


    那麽,這是一位怎樣的皇帝?


    跟劉裕等人一樣,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貧寒。那位收他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識丁,隻能用木刻的圖章來代替簽名。他自己的皇後狄奧多拉(theodora)則是馬戲場粗魯無禮的看門人或馴獸師的女兒,婚前的形跡十分可疑,在上流社會的眼裏完全不夠資格母儀天下。


    查士丁尼卻被這來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盡管她可能曾經與多個男人有染。為此,他請求父皇修改了相關法律。沒錯,門當戶對在中國隻是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羅馬帝國卻明文規定元老院議員不得與下層女子結婚。


    狄奧多拉也沒有辜負查士丁尼。在後來那些艱難的歲月裏,她不但堅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邊,而且成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場類似於侯景之亂的暴動中,她隻用一句話就鎮住了主張棄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權力是最好的殮屍布,統治者一旦成為逃亡者那就連死都不如。


    聽完這話,查士丁尼重新變成了男人。


    平息暴亂或鎮壓起義的一年後,意氣風發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滅亡汪達爾王國;535年,占領西西裏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複羅馬城;554年,滅亡東哥特王國,同時將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東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變成了羅馬的內湖。[37]


    當然,是東羅馬帝國的。


    羅馬夢實現了,查士丁尼如願以償。


    不能不說查士丁尼是一個幸運兒。上帝不但賜給他狄奧多拉,還賜給他足夠多的時間:享年八十三歲,執政三十八年。這在羅馬帝國的曆史上實屬罕見,跟享年八十六歲執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隻是略為遜色。[38]


    甚至就連兩人的時代背景和奮鬥目標都極為相似。查士丁尼有羅馬夢,梁武帝有中華夢。為了重建羅馬或振興中華,他們也都借助於宗教,隻不過梁武帝禮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個國家(羅馬帝國),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個教會(基督教會)。


    查士丁尼是羅馬人的梁武帝。


    當然,他們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是以後的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編纂法典,梁武帝則在大興佛教的同時製禮作樂。[39]


    沒錯,一個講法治,一個講禮治。


    禮治和法治,是傳統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重大區別,其中的成敗得失一言難盡。要說的是,查士丁尼實現的羅馬夢隻是曇花一現,梁武帝則在活著的時候就一敗塗地。他的理想其實是在中國北方實現的,靠禮治獲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讀如雍)。


    這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情。


    前麵說過,在鼎立的陳、齊、周三國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後勝出的卻是他們。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周武帝。畢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為他而重新統一,新帝國的基業也其實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壯誌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統天下卻是他的畢生追求。[40]


    當然,北周的創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禮的治國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等儒家倫理,也被全盤繼承。換句話說,禮治天下的設想在周武帝這裏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後繼者,隋文帝則不過是政治遺囑的執行人。[41]


    他們實現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經的夢想。


    那麽,梁武帝為什麽失敗?周武帝為什麽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對了路徑。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實上,四百年的動蕩既表現為國家分裂,也表現為人心渙散。胡人與漢人有民族矛盾,庶族與士族有階級鬥爭,佛教與道教有門戶之見。要想平定天下,必須先把他們都整合起來。


    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幟。


    力量隻能來自統治者,當時的民間沒有這個能力。旗幟則不能是某種宗教,因為宗教並非中華傳統。實現大一統的中華夢,本土的道教無能為力,北魏太武帝已經證明;外來的佛教也無濟於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經證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釋、道。


    梁武帝就是這樣做的。隻不過他的辦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說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於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隻不過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學為先,道教為次,佛教最後,盡管他曾經一度以道教為最上。[42]


    可惜三家誰都不服,世俗地主與僧侶地主的矛盾則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國強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再也不能溫良恭儉讓。[43]


    周武帝決心斬斷爭論。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滅北齊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詔同時禁止佛、道兩教,不但燒毀經書偶像,還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還俗,是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難。[44]


    手無寸鐵的僧侶當然無法抗拒。據說,周武帝在被兼並的北齊宣布滅佛令時,大殿裏聆聽訓示的五百僧侶全都低頭垂淚,隻有一位僧人抗聲爭辯:陛下仗著皇權破滅佛門,就不怕進阿鼻地獄嗎?那地方可是不分貴賤的。


    周武帝卻不為所動。他兩眼直視那位僧人,毫不客氣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間之福,朕也不辭地獄之苦。[45]


    這實在很有氣魄。


    毫無疑問,利用公權力來幹涉宗教信仰,並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我們知道,北周政權的鮮卑色彩原本很濃,許多漢族將領甚至都被迫改用鮮卑姓氏。周武帝卻把這件皇帝的新衣脫了下來。他原話是:朕非五胡,為什麽要信佛?[46]


    這就對了。現在已經沒有五胡,隻有中華。後來的曆史則證明,民族融合要以漢為主,漢胡互化;意識形態要以儒為主,並容佛道。這是最適合當時國情的選擇。


    周武帝遠見卓識。


    其他人也沒有錯。實際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門,周武帝之推崇儒學,都是在為將來的三教合流長期共存做準備。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著開放的心態和長遠的目光,這才置自己的族別於不顧,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當隋文帝楊堅改回漢姓並再度崇佛時,一種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們知道,那將是偉大的世界性文明。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隋唐定局》


    [35]《法學匯編》又譯《法理匯要》;《法學總論》又譯《法學階梯》,或稱《法學家指南》;《法令新編》又譯《新律》。


    [36]基督教會承認的羅馬帝國“大帝”隻有三個:君士坦丁、狄奧多西和查士丁尼,見(日)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


    [37]關於這段曆史,西方史學家著述甚多,恕不一一列舉。


    [38]查士丁尼生於公元482年或483年,死於565年,527年成為皇帝。


    [39]公元502年,梁武帝製定雅樂;505年,設立五館;512年,製成五禮。梁武帝的製禮作樂,讓北方士族都感到羨慕。


    [40]周武帝遺詔則稱:“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見《周書·武帝紀下》、《北史·周本紀下》。


    [41]奉行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的儒家倫理是蘇綽對宇文泰的建議。他的全部主張,是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稱為六條詔書,見《周書·蘇綽傳》。另據稱,宇文泰曾這樣評價宇文邕:“成吾誌者,必此兒也。”見《周書·武帝紀上》、《北史·周本紀下》。


    [42]梁武帝的說法見其所著《舍事道法詔》,周武帝的說法見《周書·武帝紀上》,曾經以道教為最上則見《廣弘明集》卷八《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同時請參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


    [43]見《廣弘明集》卷二十四《諫周祖沙汰僧表》,轉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


    [44]見《周書·武帝紀上》。


    [45]見《大正藏》卷五十二。


    [46]見《廣弘明集·辯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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