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說法,是有人救了蘇軾。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經離開相位閑居江寧不問朝政。但聽說蘇軾危在旦夕,卻立即上書皇帝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這句話很關鍵。因為當時營救蘇軾的人雖然也有,比如張方平和範鎮,結果卻是自己也變成了同案犯。所以時事評論員們便認為,蘇軾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的命也隻有他救得了。<small>[9]</small>


    再就是仁宗的皇後曹氏了。這時她是太皇太後,正重病在身,將離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對他說:當年蘇軾兄弟進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說是為子孫發現了兩個宰相。現在蘇軾寫幾首詩也算有罪,過分了吧!<small>[10]</small>


    神宗皇帝不說話,隻是流眼淚。


    兩位重量級人物伸出援手,蘇軾終於死裏逃生,哲宗繼位後又入朝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後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親、哲宗的祖母,在夜間召見殿中值班的蘇軾。這時距離烏台詩案的發生,已將近九年。


    太皇太後問:愛卿前年做什麽官?


    蘇軾答:團練副使。


    又問:現在做什麽官?


    蘇軾答:翰林學士。


    再問:知道為什麽升得那麽快嗎?


    蘇軾答:幸遇太皇太後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後說:不對。


    蘇軾說:莫非是大臣推薦?


    太皇太後說:也不對。


    蘇軾大驚失色:臣雖無行,卻也不敢走邪門歪道。


    太皇太後說: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讀卿文章,總是感歎再三,連稱奇才,隻是還沒來得及重用而已。


    蘇軾聽說,五味雜陳,失聲痛哭。


    太皇太後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團。<small>[11]</small>


    這事十分耐人尋味。神宗確實欣賞蘇軾,未及重用也是事實。問題是,時隔多年,作為母親的太皇太後為什麽要舊話重提?難道是要變相地為烏台詩案打補丁? <small>[12]</small>


    倒也未必,因為神宗並不想殺蘇軾。


    這是有證據的。蘇軾下獄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曾經為他求情。王安禮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論罪人。如果蘇軾受到懲罰,臣恐後世批評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沒打算深究。<small>[13]</small>


    這個心思當然隻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說蘇軾有不臣之心。這是指控謀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問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於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說:有詩為證。


    神宗問:什麽詩?


    王珪答: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blockquote>墨跡素箋本,橫34.2厘米,縱18.9厘米,行書17行,129字,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是蘇軾在被貶黃州的第三年寒食節時作,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blockquote>


    前麵說過,王珪從來就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的。如果連他都來落井下石,可見朝中已是一片喊殺。事實上當時風聲之緊人人皆知,皇帝在對王安禮交底時也特地告誡:這些話你不要傳出去,以免他們在整治蘇軾時連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將蘇軾置於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機會。然而皇帝卻說:詩人之詞,豈能這樣解讀?他那詩朕知道,是寫檜樹(檜讀如貴)的呢,關朕什麽事!


    章惇在旁邊也說:人君人臣,都可稱龍。


    神宗說:沒錯。諸葛亮就是臥龍,難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張口結舌,麵紅耳赤。<small>[14]</small>


    顯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獄,簡直易如反掌。蘇軾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時代,有十個腦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沒有被殺,沒有被禁止寫作,已出版的著作沒有毀版,朝廷也沒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檢查一遍。這就說明,神宗並不曾想要殺雞儆猴,借此機會鉗製言論,禁錮思想。相反,有此四個沒有和一個不曾,可以斷定烏台詩案不是文字獄。


    不過,也就隻差一點。


    證據則在辦案人員的深文周納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隻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這本是蘇軾寫牡丹的,也被說成是指桑罵槐。如此辦案,豈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獄?隻是未能得逞而已。<small>[15]</small>


    問題是,這一點又是怎麽差出來的呢?


    直接原因當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剛剛接到報案時是大發雷霆的,逮捕令和嚴查令就是證明。但與王安禮的密談則告訴我們,他後來變得比較冷靜。冷靜很可能是李定他們把事情做過頭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還是他頭腦裏有一位最高檢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沒錯,善待士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麽請問,還能搞文字獄嗎?不能。對翰林學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經常會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藝術作品中尋找謀反的證據,則將為士林所不恥。據說,蘇軾寫檜樹的那兩句詩,在獄中也曾被問起。蘇軾回答,王安石有詩雲: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我這個龍也就是他那個龍。辦案人員聽了,不禁為之一笑。<small>[16]</small>


    顯然,抓住隻言片語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這是共識,也是必須堅守的底線。因為大家都要寫作,誰能保證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為政敵蘇軾說話,恐怕就因為有此共識和底線。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視,則因為他們在需要集體捍衛士大夫尊嚴的時候,做了可恥的事情。


    神宗當然丟不起這個人,更怕丟了江山。實際上從太祖皇帝開始,趙宋官家就很清楚他們那個靠欺負孤兒寡母得來的政權,其實沒有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又要維持,就隻能講正當性。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則是正當性之一。皇帝們對文官集團客客氣氣,固然由於教養,心虛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虛了呢?


    對不起,就會像後來的徽宗那樣,胡作非為。


    可見,這種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連士大夫們的堅守也靠不住,否則王珪之流怎麽會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麽會連聲喊殺?皇帝的決策就更是隻看怎樣才有利於鞏固皇權。所以,盡管神宗並不打算深究蘇軾,卻也不對禦史台喊停。他對王安禮的解釋是:此案畢竟是禦史告發。為了保證言路暢通,隻好讓蘇軾暫時受點委屈。


    這個細節值得注意,因為以前不是這樣的。熙寧八年閏四月初八,一個不怎麽樣的禦史請求辭職,中丞鄧綰為了留住他,上書稱其“資性端謹,終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著王安石和呂惠卿笑。一貫謹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則說:剛才惠卿已經改成“資性頗邪,終始如一”了。這時的君臣同僚之間,還真有點一家人說說笑笑的意思。<small>[17]</small>


    但是王安石再次罷相之後的朝廷,卻變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證言路暢通,也絕不是為了民主決策或言論自由,而是為了自己集權。為此,他把言官和諫官都變成了鷹犬,隻要服從命令聽指揮,咬錯人也沒關係。


    烏台詩案,當作如是觀。


    何況帝國對於何為誹謗,何為勸諫,從來就沒有過嚴格的界定,結果便隻能憑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連統治是否開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沒有譜。因為皇權本是鍾擺,往左擺到底就是專製,往右擺到底就是動亂,正好停在當中就是開明。但,能不能停在當中,能夠停多久,隻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馬光,當然也不知道。


    [9]見(南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九《讀詩讞》。


    [10]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元豐二年十月乙卯日條。


    [11]見《宋史·蘇軾傳》,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條,參看李燾《長編》卷四百九。


    [12]據李燾《長編》卷三百四十二、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日條。烏台詩案四年後,神宗曾經打算任命蘇軾知江州,未果。


    [13]見李燾《長編》卷三百一、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條。


    [14]見李燾《長編》卷三百四十二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日條。


    [15]見(宋)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


    [16]見(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東坡五。


    [17]見李燾《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閏四月己亥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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