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訓所在 執政豈能大無畏
易中天中華史：王安石變法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熙寧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變法開始一年以後，神宗皇帝召見副宰相王安石，問了他一個問題：外麵議論紛紛，稱朝廷有“三不足”之說，卿知道嗎？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說：臣不知這話從何說起。陛下躬親聽政，唯恐傷民，怎麽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虛懷若穀，怎麽是不恤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幾。家法如不可變，祖宗為何要改？<small>[31]</small>
此事沒有下文，“三不足”卻成為疑案。請問，王安石說過這些話嗎？如果說過，為什麽要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反對派又為什麽能抓住大做文章？這是編得出來的嗎？
何況怎麽看，也都像他說的。
因此，一種可以被多數人接受的判斷是：無論王安石是不是說過這三句話，或有過諸如此類的言論，“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small>[32]</small>
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沒錯，按照現代科學觀點，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因果關係。像西漢董仲舒他們說的那樣，發生地震或水災是由於統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錯誤，並不成立。但是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卻有積極意義。因為中華帝國的掌舵人，無論皇帝還是代行皇權的，權力都實在太大了。他們既不像後來歐洲的帝王那樣有教皇和教會製約，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諸侯製衡。管得住這些人的，隻有老天爺。
所以，當王安石他們表現出不懼天變的苗頭時，老宰相富弼就憂心忡忡。他說：人君畏懼的也隻有天。如果連天命和天譴都不害怕，那還有什麽事情做不出來呢？<small>[33]</small>
的確如此。也難怪後來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膽敢那樣肆意妄為，因為精神導師王安石已經幫他們打消了顧慮。
不懼天變的，當然更不懼人言。
事實上，並非沒人勸過神宗他們。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蘇軾也曾當麵批評皇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據說，神宗當時聞言悚然。但是結果呢？蘇軾被打發到開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後離開了相位。<small>[34]</small>
這時是熙寧二年的上半年，變法剛剛開始。
實事求是地講，變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頭腦都是冷靜的，甚至考慮到了失敗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說，古往今來所有變革，常常是一人失誤滿盤皆輸。王安石也直言不諱：人才難得也難知。當年堯舜和群臣共同選擇鯀，尚且治水失敗，何況今日變法要用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又哪能不會看走眼？所以，他們才決定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希望依靠製度而不是個人來實現富國強兵和長治久安。<small>[35]</small>
製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一個月後，神宗詢問進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過，如今要理財，就得使用能幹的人。這樣一來，天下就會以為朝廷重才不重德，隻知道要錢不注意禮樂教化。所以，臣請陛下考慮輕重緩急。
神宗點頭稱是。<small>[36]</small>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變得狂躁而亢奮。
變化並不奇怪。熙寧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製置三司條例司成立半年後，青苗法頒布施行。對於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們當然高度關注。神宗甚至派出兩個宦官實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批評的意見也排山倒海般地洶湧而來，眼看就要淹沒那弱小的青苗。
◎論“三不足”前後與青苗法有關事件一覽表 <th scope=\"col\" v> 年 </th><th scope=\"col\" v> 月 </th><th scope=\"col\" v> 日 </th><th scope=\"col\" v> 事件 </th> 熙寧二年 九月 初四 試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馬光與呂惠卿辯論青苗法 熙寧三年 正月 初二 因範鎮等言下詔糾正青苗法之偏 二十六 張方平因反對青苗法出知陳州 二月 初一 韓琦上書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陳升之批評青苗法 王安石稱病不朝 初三 司馬光致函王安石 條例司疏駁韓琦 文彥博批評青苗法 陳留縣抵製青苗法 十七 範鎮抵製青苗法被罷 二十一 王安石論“三不足” 二十五 孫覺因反青苗法被貶 四月 初八 禦史中丞呂公著反青苗法被貶 十九 參知政事趙抃反青苗法被罷 李定頌揚青苗法 二十二 知諫院李常等人反青苗法被貶 史稱台諫一空
冰火兩重天，豈能不亢奮，不狂躁？
不能說朝廷聽到的捷報都是諂媚逢迎的謊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謊的樣子。更不能說韓琦他們是惡毒攻擊。文彥博說得對：韓琦三朝宰相，難道不比那兩個宦官可靠？<small>[37]</small>
因此，可能的事實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實施情況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們看見了好的，而韓琦他們發現了問題。這時，最重要的就是客觀冷靜。
王安石卻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監察禦史裏行程顥奉旨去中書省見他，他一開口便聲色俱厲。程顥則不緊不慢地說道：討論公事，就不能心平氣和好好說話？
於是，程顥被打發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small>[38]</small>
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結果是什麽呢？眾叛親離，就連最早將他推薦給皇帝的韓維也離他而去。王安石卻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為在他看來，他從事的是利國利民不同凡響的偉大事業，這種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優越感，讓他鬥誌昂揚無所畏懼。
道德，是王安石的雞血針，甚至海洛因。
司馬光也一樣。實際上，曆史給了他機會，環境和條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陣營裏，能對差役法一分為二的蘇軾已經要算頭腦清醒，範純仁更是客觀公正。這時，哪怕他稍微冷靜一點，事情也不至於像後來那麽糟。
可惜，司馬光比王安石還要意氣用事和隻爭朝夕，一門心思沉醉於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廢除的他就恢複。至於這樣做是否當真利國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為他身上流淌著一心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飽含著憂國憂民的真誠淚水。
悲劇就這樣釀成。
看來，恐怕要對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傳統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當然是必需的，卻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還要科學、民主和法治，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須審時度勢，不能因為動機純正而一意孤行。
同樣，之前的“不合作主義”也未必可取。
毫無疑問，不合作本身並沒有問題。作為個人，誰都有權利不予合作，作為政治家卻需要慎重考慮。如果麵對的是專製政權或納粹政權，豈止不能合作，還該奮起抗爭。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開明的，表現就是皇帝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豈非更好的選擇？
但是司馬光做不到，因為他要堅守道德立場，占領道德高地。結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卻不能相容。何況祖宗家法隻是規定了皇帝不能獨斷專行，文官集團意見分歧卻不知道該怎麽辦。結果，皇帝倒是沒有獨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馬光反而成了獨裁者，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結果呢？離皇帝獨裁也隻有一步之遙。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變得越來越難，最高權力受到的製約也越來越少。因為變法原本就有集權傾向，黨爭則更是便宜了皇權。何況祖宗家法隻是政治規矩，不是政治製度。如果連這也不足守，士大夫們又內訌不已，本來就脆弱的政治文明便會蕩然無存。
顯然，政治文明需要製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無論在哪個領域，哪怕在戰場，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麽大無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權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總得有所敬畏有所不為。什麽都不怕，那才可怕。
有敬畏才有底線。所以，司馬光終其一生，都隻會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不會進行人身攻擊。到宰相變成連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況就開始急轉直下。再到膽大包天底線全無的蔡京，則不可收拾。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恐怕想不到，他已經完全被自己的大公無私和無所畏懼陶醉了。這當然是我們無可奈何的事情。問題在於，王安石變法的動機，就當真一點問題都沒有嗎？
[31]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三月壬子日條、黃以周等《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三月己未日條。此事發生日期，畢沅書不明，僅係於壬子日條下，黃以周書明確為己未日，今從黃以周。
[32]漆俠《王安石變法》一書即認為，“三不足”是反對派造的謠言，但符合王安石的為人。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則不但認為王安石親口說過這三句話，而且還認為這“三不足”正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33]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熙寧二年二月甲子日條。
[34]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熙寧二年四月丙午日條、五月癸巳日條。
[35]見楊仲良《紀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條例司廢置”條、黃以周等《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二月甲子日條。
[36]見楊仲良《紀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條例司廢置”條、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熙寧二年三月壬辰日條、黃以周等《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三月戊子日條。
[37]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三月甲午日條。
[38]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四月己卯日條。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說：臣不知這話從何說起。陛下躬親聽政，唯恐傷民，怎麽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虛懷若穀，怎麽是不恤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幾。家法如不可變，祖宗為何要改？<small>[31]</small>
此事沒有下文，“三不足”卻成為疑案。請問，王安石說過這些話嗎？如果說過，為什麽要矢口否認？如果沒有，反對派又為什麽能抓住大做文章？這是編得出來的嗎？
何況怎麽看，也都像他說的。
因此，一種可以被多數人接受的判斷是：無論王安石是不是說過這三句話，或有過諸如此類的言論，“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small>[32]</small>
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沒錯，按照現代科學觀點，自然界的變化與人世間的事情沒有因果關係。像西漢董仲舒他們說的那樣，發生地震或水災是由於統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錯誤，並不成立。但是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卻有積極意義。因為中華帝國的掌舵人，無論皇帝還是代行皇權的，權力都實在太大了。他們既不像後來歐洲的帝王那樣有教皇和教會製約，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諸侯製衡。管得住這些人的，隻有老天爺。
所以，當王安石他們表現出不懼天變的苗頭時，老宰相富弼就憂心忡忡。他說：人君畏懼的也隻有天。如果連天命和天譴都不害怕，那還有什麽事情做不出來呢？<small>[33]</small>
的確如此。也難怪後來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膽敢那樣肆意妄為，因為精神導師王安石已經幫他們打消了顧慮。
不懼天變的，當然更不懼人言。
事實上，並非沒人勸過神宗他們。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願陛下不以今日雨澤為喜，常以累年災變為懼。蘇軾也曾當麵批評皇帝：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據說，神宗當時聞言悚然。但是結果呢？蘇軾被打發到開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後離開了相位。<small>[34]</small>
這時是熙寧二年的上半年，變法剛剛開始。
實事求是地講，變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頭腦都是冷靜的，甚至考慮到了失敗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說，古往今來所有變革，常常是一人失誤滿盤皆輸。王安石也直言不諱：人才難得也難知。當年堯舜和群臣共同選擇鯀，尚且治水失敗，何況今日變法要用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又哪能不會看走眼？所以，他們才決定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希望依靠製度而不是個人來實現富國強兵和長治久安。<small>[35]</small>
製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一個月後，神宗詢問進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過，如今要理財，就得使用能幹的人。這樣一來，天下就會以為朝廷重才不重德，隻知道要錢不注意禮樂教化。所以，臣請陛下考慮輕重緩急。
神宗點頭稱是。<small>[36]</small>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變得狂躁而亢奮。
變化並不奇怪。熙寧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製置三司條例司成立半年後，青苗法頒布施行。對於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們當然高度關注。神宗甚至派出兩個宦官實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批評的意見也排山倒海般地洶湧而來，眼看就要淹沒那弱小的青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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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火兩重天，豈能不亢奮，不狂躁？
不能說朝廷聽到的捷報都是諂媚逢迎的謊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謊的樣子。更不能說韓琦他們是惡毒攻擊。文彥博說得對：韓琦三朝宰相，難道不比那兩個宦官可靠？<small>[37]</small>
因此，可能的事實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實施情況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們看見了好的，而韓琦他們發現了問題。這時，最重要的就是客觀冷靜。
王安石卻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監察禦史裏行程顥奉旨去中書省見他，他一開口便聲色俱厲。程顥則不緊不慢地說道：討論公事，就不能心平氣和好好說話？
於是，程顥被打發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small>[38]</small>
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
結果是什麽呢？眾叛親離，就連最早將他推薦給皇帝的韓維也離他而去。王安石卻不在乎，也不能在乎。因為在他看來，他從事的是利國利民不同凡響的偉大事業，這種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優越感，讓他鬥誌昂揚無所畏懼。
道德，是王安石的雞血針，甚至海洛因。
司馬光也一樣。實際上，曆史給了他機會，環境和條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陣營裏，能對差役法一分為二的蘇軾已經要算頭腦清醒，範純仁更是客觀公正。這時，哪怕他稍微冷靜一點，事情也不至於像後來那麽糟。
可惜，司馬光比王安石還要意氣用事和隻爭朝夕，一門心思沉醉於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廢除的他就恢複。至於這樣做是否當真利國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為他身上流淌著一心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飽含著憂國憂民的真誠淚水。
悲劇就這樣釀成。
看來，恐怕要對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傳統做出深刻反省了。道德當然是必需的，卻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還要科學、民主和法治，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須審時度勢，不能因為動機純正而一意孤行。
同樣，之前的“不合作主義”也未必可取。
毫無疑問，不合作本身並沒有問題。作為個人，誰都有權利不予合作，作為政治家卻需要慎重考慮。如果麵對的是專製政權或納粹政權，豈止不能合作，還該奮起抗爭。然而宋不是。宋代政治至少是開明的，表現就是皇帝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有此前提，留在朝中抗衡豈非更好的選擇？
但是司馬光做不到，因為他要堅守道德立場，占領道德高地。結果，君臣可以共治，士大夫卻不能相容。何況祖宗家法隻是規定了皇帝不能獨斷專行，文官集團意見分歧卻不知道該怎麽辦。結果，皇帝倒是沒有獨裁，宰相如王安石和司馬光反而成了獨裁者，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結果呢？離皇帝獨裁也隻有一步之遙。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變得越來越難，最高權力受到的製約也越來越少。因為變法原本就有集權傾向，黨爭則更是便宜了皇權。何況祖宗家法隻是政治規矩，不是政治製度。如果連這也不足守，士大夫們又內訌不已，本來就脆弱的政治文明便會蕩然無存。
顯然，政治文明需要製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無論在哪個領域，哪怕在戰場，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麽大無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權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總得有所敬畏有所不為。什麽都不怕，那才可怕。
有敬畏才有底線。所以，司馬光終其一生，都隻會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不會進行人身攻擊。到宰相變成連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況就開始急轉直下。再到膽大包天底線全無的蔡京，則不可收拾。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恐怕想不到，他已經完全被自己的大公無私和無所畏懼陶醉了。這當然是我們無可奈何的事情。問題在於，王安石變法的動機，就當真一點問題都沒有嗎？
[31]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三月壬子日條、黃以周等《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三月己未日條。此事發生日期，畢沅書不明，僅係於壬子日條下，黃以周書明確為己未日，今從黃以周。
[32]漆俠《王安石變法》一書即認為，“三不足”是反對派造的謠言，但符合王安石的為人。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則不但認為王安石親口說過這三句話，而且還認為這“三不足”正是他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33]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熙寧二年二月甲子日條。
[34]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熙寧二年四月丙午日條、五月癸巳日條。
[35]見楊仲良《紀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條例司廢置”條、黃以周等《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二月甲子日條。
[36]見楊仲良《紀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條例司廢置”條、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熙寧二年三月壬辰日條、黃以周等《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三月戊子日條。
[37]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三月甲午日條。
[38]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四月己卯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