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國》（下）將於4月15日在上海發售。經與易教授聯係，我們於此先行刊發作者為該書撰寫的“後記”之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編 者
以言治罪
在許多人看來，曹操和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當然不無道理。不要說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天壤之別，即便他們的“曆史形象”，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這些原本就存在於曆史中的差異，才使他們在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變成了“針尖對麥芒”的“漢賊不兩立”。但是，如果我們徹底拋棄王朝正統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僅僅著眼於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那就不難發現他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
相對而言，諸葛亮對名士比較同情。劉備殺張裕的時候，諸葛亮就曾出麵相救，隻不過沒能救下來。他接管蜀漢政權以後，對蜀中名士如杜微、譙周等人也都禮遇有加。這並不奇怪，因為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張昭、魯肅他們一樣，也是流亡北士。但諸葛亮並不單單是士人，他還是蜀漢丞相。這個身份和角色當然更重要。因此，當名士們的行為或言論危害到蜀漢政權時，諸葛亮也不會客氣，甚至也會像曹操那樣“以言治罪”。
彭羕之死與孔融、禰衡頗有相似之處。他的罪名，大約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因為他對馬超說了“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的話。但彭羕辯解，說他這話是要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內輔佐劉備，共同討伐曹操，並沒有謀反的意思。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筆糊塗賬。
諸葛亮討厭彭，和曹操討厭禰衡、孔融是同樣的原因，這幾個都屬於最讓人討厭的一類名士，即所謂“浮華交會之徒”。此類名士的特點，是名氣大脾氣也大，學問大派頭也大，好發議論，口出狂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之前，曾寫信給他，說我曹某身為人臣，雖然“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整治那些“浮華交會之徒”，還是綽綽有餘的。諸葛亮的想法，當與此相同。他廢來敏的時候，就有“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的話。可見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彭羕則是蜀國的禰衡。這樣的人，無論在曹魏還是在蜀漢，都不受歡迎。
曹操殺孔融，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倒不完全出於他們的個人好惡，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需要。這種需要，也不單單隻是鞏固政權，還與他們的政治路線有關。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其實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與袁紹相反，與曹操相似，他堅持漢初的“察舉製”，就是不讓士族壟斷仕途；他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就是不讓士族控製輿論。至於豪強，諸葛亮的政策是兩個字：抑製。
虛君實相，依法治國
諸葛亮和曹操一樣，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製度的改革者。由此可見，諸葛亮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或者“反對曹操的曹操路線”。而且，諸葛亮走得還更遠。曹操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曹操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然後糾錯，然後再錯。他的“法家寒族路線”，其實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
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我們看諸葛亮的治蜀，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可見心中有數。也就是說，他有著明確的建國方略和執政理念，要建立一種新的國家製度。這個新的製度，從諸葛亮的實踐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虛君實相，依法治國。後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諸葛亮就更純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貪腐，諸葛亮那邊就廉潔得多。
從實際情況看，曹操為相與諸葛亮為相並沒有什麽兩樣，即都是丞相大權獨攬，皇帝形同虛設。漢獻帝固然是傀儡，劉阿鬥又何嚐有權？至於諸葛亮本人，就連職務也和曹操一模一樣，即都是開府的丞相。但是，曹操後來還封了魏公，建了魏國，稱了魏王，曹丕還奪了帝位。所有這些事，諸葛亮都沒有做。這就大不一樣。有什麽不一樣呢？就是誰都會認為，曹操的“虛君實相”，其實是為了自己“篡位奪權”，諸葛亮就不是。因為他既沒有封什麽公，建什麽國，稱什麽王，去世以後也沒有把相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諸葛亮的“虛君實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愛國的，你既然沒有篡逆之心，那又為什麽要把皇帝架空呢？於是一些維護諸葛亮名譽的人，便隻好一口咬定劉禪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劉禪並非無能的學者，便不免懷疑諸葛亮權欲太重，擅權心切。其實這兩種說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願以最大的善意猜測，諸葛亮的“虛君實相”，乃是一種製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象征國家的主權和統一；丞相做實際上的政府首腦，負責政策的製定和執行。西漢初年就有這麽一點意思。若如此，則無疑是當時最好的製度。諸葛亮的蜀國，也堪稱當時的“政治特區”。可惜這事隻有實踐，沒有理論，更沒有形成法律，即沒有真正成為製度。再加上諸葛亮壯誌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實在讓人痛惜。
不過諸葛亮的不幸還不在這裏，而在於他的想法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國家又最先滅亡。其實諸葛亮一去世，他的實驗就不再繼續；蜀國一亡，他的理想就徹底破滅。甚至就連崇拜、緬懷他的人，也是隻念念不忘他的“興複漢室”，耿耿於懷他的“出師未捷”，真正有意義的“依法治國”和“虛君實相”則少有人提起，這豈非不幸？有人說，偉大的人物都是孤獨的。我相信諸葛亮也如此。
其實曹操又何嚐不是這樣。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認為就在於他要建立一種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從階級關係講，是庶族的；從意識形態講，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這個人一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曆史證明，最適合帝國的統治階級，就是庶族地主；最適合帝國的意識形態，卻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後的政治路線，既不是袁紹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這隻能在經過了魏晉南北朝369年試錯之後才能實現，以司馬家族為代表的士族政權也有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敗？
現在我們知道，士族地主階級為什麽那麽不待見曹操了。因為曹操擋了他們的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因此，士族地主階級肯定要將自己滿腔的憤怒，都傾瀉到曹操身上，懷著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義，曹操便不可避免地從英雄變成奸雄。
何況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誤，就是為曹丕的稱帝創造了條件。盡管曆史不能假設，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如果曹操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恐怕也會兩樣。可惜曹操太迷戀那最高權力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當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時，曹操就隻能等著被畫成一張大白臉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獄的時候，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精神。他的心係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成為神，卻並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需要典型。帝國統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言人。這和曹操變成鬼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正麵典型，也需要反麵典型。
然而在我看來，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和諸葛亮，不過是長江的前浪和後浪；作為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曹操和諸葛亮，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這枚硬幣就是人性的兩麵。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隻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後浪”，那麽，作為“前浪”的曹操，也就隻好“死在沙灘上”。
這可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的希望，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不斷變新浪”。但，曆史的長河果真能夠如此嗎？
以言治罪
在許多人看來，曹操和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當然不無道理。不要說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天壤之別，即便他們的“曆史形象”，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這些原本就存在於曆史中的差異，才使他們在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變成了“針尖對麥芒”的“漢賊不兩立”。但是，如果我們徹底拋棄王朝正統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僅僅著眼於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那就不難發現他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
相對而言，諸葛亮對名士比較同情。劉備殺張裕的時候，諸葛亮就曾出麵相救，隻不過沒能救下來。他接管蜀漢政權以後，對蜀中名士如杜微、譙周等人也都禮遇有加。這並不奇怪，因為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張昭、魯肅他們一樣，也是流亡北士。但諸葛亮並不單單是士人，他還是蜀漢丞相。這個身份和角色當然更重要。因此，當名士們的行為或言論危害到蜀漢政權時，諸葛亮也不會客氣，甚至也會像曹操那樣“以言治罪”。
彭羕之死與孔融、禰衡頗有相似之處。他的罪名，大約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因為他對馬超說了“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的話。但彭羕辯解，說他這話是要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內輔佐劉備，共同討伐曹操，並沒有謀反的意思。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筆糊塗賬。
諸葛亮討厭彭，和曹操討厭禰衡、孔融是同樣的原因，這幾個都屬於最讓人討厭的一類名士，即所謂“浮華交會之徒”。此類名士的特點，是名氣大脾氣也大，學問大派頭也大，好發議論，口出狂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之前，曾寫信給他，說我曹某身為人臣，雖然“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整治那些“浮華交會之徒”，還是綽綽有餘的。諸葛亮的想法，當與此相同。他廢來敏的時候，就有“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的話。可見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彭羕則是蜀國的禰衡。這樣的人，無論在曹魏還是在蜀漢，都不受歡迎。
曹操殺孔融，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倒不完全出於他們的個人好惡，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需要。這種需要，也不單單隻是鞏固政權，還與他們的政治路線有關。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其實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與袁紹相反，與曹操相似，他堅持漢初的“察舉製”，就是不讓士族壟斷仕途；他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就是不讓士族控製輿論。至於豪強，諸葛亮的政策是兩個字：抑製。
虛君實相，依法治國
諸葛亮和曹操一樣，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製度的改革者。由此可見，諸葛亮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或者“反對曹操的曹操路線”。而且，諸葛亮走得還更遠。曹操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曹操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然後糾錯，然後再錯。他的“法家寒族路線”，其實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
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我們看諸葛亮的治蜀，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可見心中有數。也就是說，他有著明確的建國方略和執政理念，要建立一種新的國家製度。這個新的製度，從諸葛亮的實踐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虛君實相，依法治國。後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諸葛亮就更純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貪腐，諸葛亮那邊就廉潔得多。
從實際情況看，曹操為相與諸葛亮為相並沒有什麽兩樣，即都是丞相大權獨攬，皇帝形同虛設。漢獻帝固然是傀儡，劉阿鬥又何嚐有權？至於諸葛亮本人，就連職務也和曹操一模一樣，即都是開府的丞相。但是，曹操後來還封了魏公，建了魏國，稱了魏王，曹丕還奪了帝位。所有這些事，諸葛亮都沒有做。這就大不一樣。有什麽不一樣呢？就是誰都會認為，曹操的“虛君實相”，其實是為了自己“篡位奪權”，諸葛亮就不是。因為他既沒有封什麽公，建什麽國，稱什麽王，去世以後也沒有把相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諸葛亮的“虛君實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愛國的，你既然沒有篡逆之心，那又為什麽要把皇帝架空呢？於是一些維護諸葛亮名譽的人，便隻好一口咬定劉禪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劉禪並非無能的學者，便不免懷疑諸葛亮權欲太重，擅權心切。其實這兩種說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願以最大的善意猜測，諸葛亮的“虛君實相”，乃是一種製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象征國家的主權和統一；丞相做實際上的政府首腦，負責政策的製定和執行。西漢初年就有這麽一點意思。若如此，則無疑是當時最好的製度。諸葛亮的蜀國，也堪稱當時的“政治特區”。可惜這事隻有實踐，沒有理論，更沒有形成法律，即沒有真正成為製度。再加上諸葛亮壯誌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實在讓人痛惜。
不過諸葛亮的不幸還不在這裏，而在於他的想法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國家又最先滅亡。其實諸葛亮一去世，他的實驗就不再繼續；蜀國一亡，他的理想就徹底破滅。甚至就連崇拜、緬懷他的人，也是隻念念不忘他的“興複漢室”，耿耿於懷他的“出師未捷”，真正有意義的“依法治國”和“虛君實相”則少有人提起，這豈非不幸？有人說，偉大的人物都是孤獨的。我相信諸葛亮也如此。
其實曹操又何嚐不是這樣。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認為就在於他要建立一種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從階級關係講，是庶族的；從意識形態講，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這個人一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曆史證明，最適合帝國的統治階級，就是庶族地主；最適合帝國的意識形態，卻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後的政治路線，既不是袁紹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這隻能在經過了魏晉南北朝369年試錯之後才能實現，以司馬家族為代表的士族政權也有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敗？
現在我們知道，士族地主階級為什麽那麽不待見曹操了。因為曹操擋了他們的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因此，士族地主階級肯定要將自己滿腔的憤怒，都傾瀉到曹操身上，懷著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義，曹操便不可避免地從英雄變成奸雄。
何況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誤，就是為曹丕的稱帝創造了條件。盡管曆史不能假設，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如果曹操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恐怕也會兩樣。可惜曹操太迷戀那最高權力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當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時，曹操就隻能等著被畫成一張大白臉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獄的時候，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精神。他的心係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成為神，卻並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需要典型。帝國統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言人。這和曹操變成鬼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正麵典型，也需要反麵典型。
然而在我看來，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和諸葛亮，不過是長江的前浪和後浪；作為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曹操和諸葛亮，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這枚硬幣就是人性的兩麵。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隻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後浪”，那麽，作為“前浪”的曹操，也就隻好“死在沙灘上”。
這可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的希望，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不斷變新浪”。但，曆史的長河果真能夠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