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官治天下 再反封建
易中天中華史：漢武的帝國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號稱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更喜歡法家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卻是事實。他重用的人，衛青、張湯、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則其實被邊緣化。
例外的是公孫弘。
公孫弘非同一般。我們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個，罷官免職四人，獲罪自殺二人，下獄處死三人。其餘，則石慶膽小怕事，田蚡精神失常，車千秋唯唯諾諾。既平安無事又能有所作為的，幾乎唯有公孫弘。
然而公孫弘這位儒生卻恰恰是獄吏出身，所以他跟張湯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張湯援引儒家經典解釋判決，公孫弘則對張湯讚不絕口。其中奧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還得從頭說起。
先說秦。
大秦帝國是“吏治天下”的，這當然與他們靠法家思想立國有關。在法家看來，一個國家隻需要兩種人：農民和戰士。農民為君主種田，戰士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國強兵。其他人，都是多餘。
那麽，誰來管理農民和戰士呢？
文吏。從朝廷大吏，到郡縣長吏，再到鄉裏小吏，都如此。事實上，一個隻有農民和戰士的國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種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蟻”，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紀律聽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劉邦創立的新政權則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務仍沿秦例交由文吏處理。占據要津的則不是功臣勳貴，便是他們的後代，比如曹參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亞夫。周亞夫還既當過太尉，也做過丞相。
也就是說，政由勳貴，事歸文吏。
這並不奇怪。畢竟，勳貴們是劉邦的戰友。劉邦及其繼承人既需要他們的政治經驗、崇高威望、影響力和號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謝他們的功勞。這跟當年的分封諸侯建立王國，如出一轍。
同樣，這兩件事也都是封建殘餘。[7]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業，還得由漢武帝來繼承。當然，徹底鏟除封建殘餘，要到隋唐以後。但，貴族政治轉變為官僚政治，卻勢在必行。
貴族政治，怎麽就要不得？
因為貴族政治與封建製度是共生並存的。在封建製度下，國是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國破家亡，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諸侯無不治國，大夫無不齊家，這就叫“首長負責製”。
何況封建前期的家和國，都不大。一國則一城，一家則一邑。諸侯和大夫，國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麵對國民和家人，這就叫“直接君主製”。
當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協助。這些助理、幫辦或官員，天子的是公卿，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後者在理論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實際上是族人們一起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叫“家族共治製”。
首長負責，直接君主，家族共治，這樣的政治當然是貴族的，也隻能是貴族的。
很難說這種政治好還是不好，但肯定不適用於帝國時代。帝國不是小國寡民的城市國家，而是幅員遼闊的領土國家。直接君主並不可能，首長負責更不可能。帝國的統治，隻能是皇帝授權，政府負責。
◎ 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的對比
逐級封建，逐級效忠，家臣幫大夫齊家，大夫幫諸侯治國，諸侯幫天子平天下。
直接任命，直接效忠，皇帝麵前，都是臣子，官員隻是代理皇權，不像封建貴族有獨立治權。
那麽，由貴族組成政府，不行嗎？
不行。因為凡貴族，都有特權。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權。封建時代，天子不能任命國卿，諸侯不能任命家臣。這些職位甚至是世襲的，叫世卿、世職。結果，天子管不了諸侯的國，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這當然為帝國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時代的君臣關係是逐級效忠的。家臣隻效忠大夫，不效忠諸侯；大夫隻效忠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齊造反，則舉國皆反；諸侯一齊造反，則天下皆亂。中央集權的帝國，豈能認可這套邏輯？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獨裁，而帝國是一定要走向獨裁的，隻不過需要時間。
事實上，正如漢初的製度是封國與郡縣並存的半封建製，兩漢政治也是半貴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團，後是外戚集團，與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這種狀態，也要到隋唐以後才發生根本改變。
這樣看，公孫弘和張湯的意義，就很不尋常。
公孫弘和張湯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貴族”，是文吏就“專業化”。專業化和平民化的傾向，都是反封建。不難設想，如果滿朝都是張湯、公孫弘，貴族政治就必定會轉變為官僚政治。
毫無疑問，這是大勢所趨。但這個轉變由漢帝國來完成，卻未嚐沒有機緣巧合。作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漢開創了一個“布衣將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而且其後也往往出身卑賤。景帝王皇後是再嫁女，武帝衛皇後衛子夫、成帝趙皇後趙飛燕則是歌伎，照樣母儀天下，也沒人說三道四。[8]
文吏為官更不足為奇。大秦傳統仍在，蕭何、曹參也都是文吏出身。何況文吏受過專業訓練。事歸文吏，便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可謂“專家治國”。
這，就是公孫弘和張湯平步青雲的背景。
然而公孫弘和張湯又是不同的。他們代表著兩種思想：儒家和法家；兩種官僚：文官和文吏；兩種仕途：文學和吏道；甚至兩種政治：官治和吏治。
隻不過，要弄清楚這些，並回答前麵的問題，還必須先講清楚官僚製度。
[7]本節論述亦請參看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製度研究·緒論》。
[8]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
例外的是公孫弘。
公孫弘非同一般。我們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個，罷官免職四人，獲罪自殺二人，下獄處死三人。其餘，則石慶膽小怕事，田蚡精神失常，車千秋唯唯諾諾。既平安無事又能有所作為的，幾乎唯有公孫弘。
然而公孫弘這位儒生卻恰恰是獄吏出身，所以他跟張湯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張湯援引儒家經典解釋判決，公孫弘則對張湯讚不絕口。其中奧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還得從頭說起。
先說秦。
大秦帝國是“吏治天下”的，這當然與他們靠法家思想立國有關。在法家看來，一個國家隻需要兩種人：農民和戰士。農民為君主種田，戰士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國強兵。其他人，都是多餘。
那麽，誰來管理農民和戰士呢？
文吏。從朝廷大吏，到郡縣長吏，再到鄉裏小吏，都如此。事實上，一個隻有農民和戰士的國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種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蟻”，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紀律聽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劉邦創立的新政權則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務仍沿秦例交由文吏處理。占據要津的則不是功臣勳貴，便是他們的後代，比如曹參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亞夫。周亞夫還既當過太尉，也做過丞相。
也就是說，政由勳貴，事歸文吏。
這並不奇怪。畢竟，勳貴們是劉邦的戰友。劉邦及其繼承人既需要他們的政治經驗、崇高威望、影響力和號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謝他們的功勞。這跟當年的分封諸侯建立王國，如出一轍。
同樣，這兩件事也都是封建殘餘。[7]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業，還得由漢武帝來繼承。當然，徹底鏟除封建殘餘，要到隋唐以後。但，貴族政治轉變為官僚政治，卻勢在必行。
貴族政治，怎麽就要不得？
因為貴族政治與封建製度是共生並存的。在封建製度下，國是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國破家亡，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諸侯無不治國，大夫無不齊家，這就叫“首長負責製”。
何況封建前期的家和國，都不大。一國則一城，一家則一邑。諸侯和大夫，國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麵對國民和家人，這就叫“直接君主製”。
當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協助。這些助理、幫辦或官員，天子的是公卿，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後者在理論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實際上是族人們一起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叫“家族共治製”。
首長負責，直接君主，家族共治，這樣的政治當然是貴族的，也隻能是貴族的。
很難說這種政治好還是不好，但肯定不適用於帝國時代。帝國不是小國寡民的城市國家，而是幅員遼闊的領土國家。直接君主並不可能，首長負責更不可能。帝國的統治，隻能是皇帝授權，政府負責。
◎ 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的對比
逐級封建，逐級效忠，家臣幫大夫齊家，大夫幫諸侯治國，諸侯幫天子平天下。
直接任命，直接效忠，皇帝麵前，都是臣子，官員隻是代理皇權，不像封建貴族有獨立治權。
那麽，由貴族組成政府，不行嗎？
不行。因為凡貴族，都有特權。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權。封建時代，天子不能任命國卿，諸侯不能任命家臣。這些職位甚至是世襲的，叫世卿、世職。結果，天子管不了諸侯的國，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這當然為帝國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時代的君臣關係是逐級效忠的。家臣隻效忠大夫，不效忠諸侯；大夫隻效忠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齊造反，則舉國皆反；諸侯一齊造反，則天下皆亂。中央集權的帝國，豈能認可這套邏輯？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獨裁，而帝國是一定要走向獨裁的，隻不過需要時間。
事實上，正如漢初的製度是封國與郡縣並存的半封建製，兩漢政治也是半貴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團，後是外戚集團，與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這種狀態，也要到隋唐以後才發生根本改變。
這樣看，公孫弘和張湯的意義，就很不尋常。
公孫弘和張湯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貴族”，是文吏就“專業化”。專業化和平民化的傾向，都是反封建。不難設想，如果滿朝都是張湯、公孫弘，貴族政治就必定會轉變為官僚政治。
毫無疑問，這是大勢所趨。但這個轉變由漢帝國來完成，卻未嚐沒有機緣巧合。作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漢開創了一個“布衣將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而且其後也往往出身卑賤。景帝王皇後是再嫁女，武帝衛皇後衛子夫、成帝趙皇後趙飛燕則是歌伎，照樣母儀天下，也沒人說三道四。[8]
文吏為官更不足為奇。大秦傳統仍在，蕭何、曹參也都是文吏出身。何況文吏受過專業訓練。事歸文吏，便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可謂“專家治國”。
這，就是公孫弘和張湯平步青雲的背景。
然而公孫弘和張湯又是不同的。他們代表著兩種思想：儒家和法家；兩種官僚：文官和文吏；兩種仕途：文學和吏道；甚至兩種政治：官治和吏治。
隻不過，要弄清楚這些，並回答前麵的問題，還必須先講清楚官僚製度。
[7]本節論述亦請參看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製度研究·緒論》。
[8]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