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回國了,先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英文和語言學。在萊比錫時,我已讀了許多的中國書,並努力研究中國語言學,頗有所得,因在萊比錫和柏林兩地都有很好的中國圖書館,而由後一處又可以郵借所需的書籍來應用。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用功也。


    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恒被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一個激烈的分子。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於後一派的。當這兩個周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之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那裏真是一個知識界發表意見的中心,是知識界活動的園地,那一場大戰令我十分歡欣。我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警察雇用一班半赤體的流氓向學生擲磚頭,以防止學生出第三院而遊行。我於是也有機會以施用我的擲棒球技術了。我以前在外國各大學所錯過的大學生生活,至是補足。那時,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極尊重出版和開會的自由。國民黨也是學生運動的後盾,現在南京國民政府有幾位要人便是當年學生示威運動之主腦和領袖。


    在這時期還有兩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圍堵請願的學生,槍殺兩位女生及傷殘五十多個學生。他們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鐵鏈,等候學生抗議遊行到執政府,然後關起外門揮鞭動劍,在陷阱中置他們於死地。那時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寫文章。我個人親見一個女生(劉和珍)於下午一點鍾時安放在棺木內,而在十二點時,我還看見她歡天喜地的遊行和喊口號呢。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出殯——這事令我震動於心比其他甚麽事都厲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間,狗肉將軍張宗昌長驅入北平,不經審訊而槍殺兩個最勇敢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那時又有一張名單要捕殺五十個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訊息外傳,我即躲避一月,先在東交民巷一個法國醫院,後在友人家內。有一日早晨,我便攜家眷悄然離開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廈門大學惹起一場大風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裏安身,就於民十六年春間離開,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我不能不把這一章紀事刪去,隻能說我那時身任外交部秘書,住在鮑羅庭的對門,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鮑羅庭或汪精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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