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前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時值滿清帝國末葉，光緒年輕，雖然在位，伯母慈禧太後，獨握大權，在國勢岌岌可危之日，這位老太婆驕奢淫逸。我之降生，正值中日戰爭起，中國慘敗，訂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中日戰爭之前，慈禧太後將用以建立中國海軍的款項，去修建頤和園。據記載，戰爭爆發後，中國一艘炮艇，曾以僅有之兩發炮彈，參予戰鬥。腐敗的滿清官僚曾自各國采購大小不同的炮彈，藉以中飽自肥。日本則在明治維新之下，勵精圖強，後來在一九○四年在日俄戰爭中擊敗帝俄，滿清王朝本已是行屍走肉，若幹年之後，依然是行屍走肉。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區之龍溪縣阪仔村。童年之早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無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嚴格的基督教家庭。
阪仔村位於肥沃的山穀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稱之為東湖。雖有急流激湍，但淺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僅淺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兒，在航行此急流之時，必須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際，真個是將小舟扛在肩上。
板仔村之南，極目遙望，但見遠山綿亙，無論晴雨，皆掩映於雲霧之間。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鋸齒狀，危崖高懸，塞天蔽日。冬日，風自極狹窄的狗牙穀呼哨而過，置身此地，人幾乎可與天帝相接。接近東南敞亮處，有一帶橫嶺，家姐家兄即埋葬於斯。但願他倆的墳墓今日仍然未遭毀壞。二姐之掙紮奮鬥請求上學的經過，今日我依然記憶如新。
童年時，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嶼去的情形，令人畢生難忘。在斜溪，另一條河與這條河匯合，河水遂展寬，我們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縣中大城漳州。到漳州視野突然開闊，船蜿蜒前行，兩岸群山或高或低，當時光景，至今猶在目前，與華北之童山濯濯，大為不同，樹木蔥蘢青翠，多果實，田園間農人牛畜耕作，荔枝，龍眼，朱欒等果樹，處處可見，巨榕枝柯伸展，濃陰如蓋，正好供人在下乘涼之用，冬季，橘樹開花，山間朱紅處處，爭鮮鬥豔。
父母讓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嶼求學，這樣自然就離開了母親。一去往往是一整年。坐在那種家房船裏，我總是看見海上風浪女神媽祖的神龕，放置在船尾，不停的點著幾炷香，船夫往往給我們說古老的故事。有時，我們聽見別的船上飄來的幽怨悅耳的簫聲。音樂在水上，上帝在天宮。在我那童稚的歲月，還能再希望什麽更好的環境呢？
在《賴柏英》那本書裏，我描寫生在山間，是以高地的觀點寫的，而且是與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觀點相對的。這完全決定於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觀點說明，我最好是從《賴柏英》第九十五頁引用幾句了。細老那個男孩子在和阮娜說山的時候兒，他說：
"在黛湖我們有山。可是我在你們那個地方，可沒看見那樣的山。我們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見的那種不像樣子的山。我們那兒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動，能夠誘惑人。峰外有峰，重重疊疊，神秘難測，龐大之至，簡直無法捉摸。"
他以突然興奮的心情說話，好像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樣，所以聽他說話的人竟覺得突如其然，迷惑不解。他則接著說："你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裏，山就會改變你的看法，山就好像進入你的血液一樣……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停下來在思索一個適當的字。他說："山逼得你謙——遜——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長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認為那山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以後也不會……"
阮娜聽見這話，她的眼睛越睜越大。她簡直沒辦法聽懂。她隻覺得細老越說越神奇，所談論的山的影響力，是別人難以聽得懂的。
"你意思是說你把對那山的記憶看得很珍貴呀！"
"不隻是珍貴。那些山的記憶都進入我渾身的血液了。隻要童年時成了個山地的孩子，擔保一輩子是個山地的孩子，永遠不會變的。你可以說天下有一種高地的人生觀，還有一種低地的人生觀。兩者判若天淵，永無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
她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麽？我所知道的隻是你這個家夥太奇怪。"
細老說："我給你說明白一點兒。我叔叔的人生觀，就是低地的人生觀。平的，什麽都是平的。從來不抬頭往上望。""我再改個說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間，你心裏不知不覺評判什麽都以山為標準，都以你平日看慣的山峰為標準。於是，你當然覺得摩天大樓都可笑，都細小得微不足道。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對人生別的一切你也是同樣一個看法。
人，商業，政治，金錢，等等，無不如此。"
阮娜把頭向後一仰，低聲嘻嘻的笑了。她說："噢，那麽……可是人都讚美摩天大樓呢。他們不像你把摩天大樓和山相比啊。"
細老說："自然啦，我們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時吃的東西，我們常去捉蝦捉小鮫魚，泡泡水使腳清涼一下兒的小河——那些簡單幼稚的事情，雖然你並不常想，可是那些東西，那些事情，總是存在你心坎兒的深處的。並沒有消失啊。"在另一本書裏，我也寫過贛柏英她那山間的茅屋。《賴柏英》是一本自傳小說。賴柏英是我初戀的女友。因為她堅持要對盲目的祖父盡孝道，又因為我要出洋留學，她就和我分離了。
"你整個下午都在白鷺窠消磨過了。他們的茅屋在西山的一個突出的地方。一個女孩子站在空曠處，頭後有青天做陪襯，頭發在風中飄動，就比平常美得多。她決不顯得卑躬屈節搖尾乞憐的樣子。她渾身的骨頭的結構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這樣，都是仰賴於山。這也是人品的基調，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願別人幹涉我。猶如一個山地人站在英國皇太子身旁而不認識他一樣。他愛說話，就快人快語，沒興致時，就閉口不言。
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派，銳敏而熱心，富於想象，幽默詼諧。在那些長老會牧師之中，家父是以極端的前進派知名的。在廈門很少男孩子聽說有個聖約翰大學之時，他已經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國語文的教育了。家父雖然並不健壯，他的前額高，下巴很相配，胡須下垂。據我的記憶，我十歲時，他是五十幾歲。我記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輩分的牧師在一起時，他那悠閑的笑聲。他對我們孩子，倒是和藹親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論，他也有幾分嚴厲。縱然如此，他還不至於不肯和我們開玩笑，他還會把一個特別的菜放在母親麵前，有時也給母親布菜。廈門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國五口通商後開放給西洋人傳教的一個都市。父親說的笑話之中，有一個是關於在廈門傳教的先驅搭拉瑪博士。當年的教堂裏是男女分坐，各占一邊。在一個又潮又熱的下午，他講道時，他看見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兒。沒有人聽講。他在講壇上向前彎著身子說："諸位姐妹如果說話的聲音不這麽大，這邊的弟兄們可以睡得安穩一點兒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愛戴。他的話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聽懂。
據我所知，家父是個自學努力成功的人。他過去曾經在街上賣糖果，賣米給囚犯，獲利頗厚。他也曾販賣竹筍到漳州，兩地距離約十至十五裏地。他的肩膀兒上有一個肉瘤，是由於擔扁擔磨出來的，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給一個牧師擔一擔東西，表示不拿他當做外人。那個基督徒對這個年輕人卻沒有憐憫心，讓他挑得很重，那些東西裏有盆有鍋。那人還說："小夥子，你很好。你挑得動。這樣兒才不愧是條好漢。"直到後來，父親還記得在那個炎熱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擔東西。這就是他讚成勞動的緣故。
我記得他和當地的一個稅吏打過一次架。那個稅吏領有執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鎮上，由他自己斟酌決定收取捐稅。有一個賣柴的人，費了三天工夫，斫柴，劈成棍狀，烘熏成炭，由山中運到集上賣。每一捆賣兩百銅錢，而稅吏每捆炭要他納一百二十銅錢的稅。家父趕巧在旁經過。看見稅吏欺負窮人，上前幹涉，於是惡語相侵。人群圍起來。最後，稅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長者地位，答應減低捐稅——減低多少，已經記不清。但是父親回家告訴我們這件事時，稅吏的邪惡不義，還讓父親怒火中燒。
家母出嫁得晚。她為人老實直率。她能看閩南語拚音的《聖經》。不管什麽農夫，她都會請到家喝杯茶，在熱天請人到家乘乘涼。她雖然是牧師的太太，但從不端架子。我記得母親是有八個孩子的兒媳婦，到晚上總是累得精疲力盡，兩隻腳邁門坎都覺得費勁。但是她給我們慈愛，天高地厚般的慈愛，可是子女對她也是同樣感德報恩。我十歲，也許是十二歲時，我的幾個姐姐就能夠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親才得安閑度日。二姐和我總是向媽媽說些荒唐故事，以逗媽媽為樂。等媽媽發覺我們逗弄她，好像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沒有這種事。你們說來逗我樂的。"母親一向牙齒不好，每逢在大家麵前笑時，總是習慣用手捂著嘴。
我們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數第二。在家，男孩子規定是應當掃地，由井上往缸裏挑水，還要澆菜園子。把水桶係下井去，到了底下時，讓桶慢慢傾斜，這種技巧我們很快就學會了。水井口上有邊緣，雖然一整桶水夠沉的，但是我很快就發覺打水滿有趣，隻是廚房裏用的那個水缸，能裝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給二姐做。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肥皂是什麽東西。等我十歲左右，母親用一種豆餅洗手時，有一種粘液。後來，我們用肥皂，是由商務印書館買來的。母親總是在太陽裏把肥皂曬硬，好能用得久些。
在夏天，哥哥們回家來了，我們每逢上課前先打鈴。父親就是老師。他教我們念詩，念經書，古文，還有普通的對對子。父親輕鬆容易的把經典的意思講解出來，我們大家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歲時，我記得二姐常凝視著牆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願意的語氣說："現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點的時候，她又看一看牆上的影子，幾乎是自言自語的說："我該把曬的衣裳收回來了。"
在晚上，我們大家輪流讀《聖經》，轉過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禱告。有時候，我弟弟會睡著，大姐就會罵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兒子"。我們兄弟姐妹是不許吵架的，實際上我們也沒吵過架。理由是：每個人都要"友好和善"。後來，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我不得不勸我弟弟不要對每個人都那樣微笑表示友好。這個理想主義者的色彩現在還依然植在他心裏，由他的來信，就顯然可見。他還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穌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獲致。也許他對。他是教友會和平主義論者。
我最早就有想當作家的願望，八歲時我寫了一本教課書。一頁是課文，接著一頁是插圖。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細心不使別人看到。等大姐發現時，我好難為情，不久之後，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終必敗
持戰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強
他人力千百倍
以所用的字匯論，寫的算不壞。寫這篇文字時，是與新教堂正在建築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聯想在一起的。
另一頁是寫一個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禍。有一張畫兒，上麵畫著一個可以攜帶的小泥火爐。課文今已忘記。也是同樣道德教訓的意味。
我也以發明中國藥粉治療外傷為戲，名之為"好四散"。當時童年的幻想使我對這種藥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幾位姐姐因此常跟我開玩笑。
我曾寫過一副對子，諷刺老師給我作文的評語。老師給我的評語是"如巨蟒行小徑"，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過荒原"。現在我想到這副對聯，還頗得意。
我還想起來，我十幾歲時的頭腦，常常想到別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時候，我就問上帝是否是無所不在，若是的話，那一定是"頭上三尺有神明"。還有，為什麽我們每逢吃飯前先要感謝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結論，那就是，雖然我們吃的米不見得是上帝賜與的，我們總是要謝謝那位原始的賜與者，就猶如在曆史有一段太平的歲月時，老百姓要感謝皇帝一樣。
二姐比我大四歲，是我的顧問，也是我的伴侶。但是我們一塊兒玩兒起來，還是和她玩得很快樂，並不覺得她比我大。
我們倆的確是一塊兒長大，她教我，勸我，因為我是個可愛的孩子，又愛淘氣。後來她告訴我，我既頑皮，又愛發脾氣。我一聽見要挨一頓棍子時，臉就變得慘白，父親一見，手一鬆，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確是很愛我。他在十點左右吃點心時，往往是豬肝細麵，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進去吃。我從來沒吃過味道那麽美的豬肝麵。
有一次，家裏關上門，不許我回家，我往家裏扔石頭。母親不知道把我怎麽辦。我再三糾纏母親。我忽然想出一個妙計。我知道二姐必須洗衣裳，我就躺在泥裏說："現在你得給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別有神，牙又整齊又潔白。她的同學都把她看做學校中的美女，不過這個我不想說什麽。她的功課很好，應當上大學。但是我父親要供給幾個兒子。供給兒子上大學，可以；供給女兒，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學一學期學費要七、八十塊錢。我父親實在辦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經在鼓浪嶼上完了中學；那時是二十二歲，正是女孩子有人提親的時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靜更深時，我母親就找個機會和她說親事。她總是把燈吹滅，拒絕談論此事。
最後，她看到別無良策，隻好應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讀聖約翰大學。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們路上停下去參加她的婚禮。在婚禮前一天的早晨，她從身上掏出四毛錢對我說："和樂，你要去上大學了。不要糟塌了這個好機會。要做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做個有名氣的人。這是姐姐對你的願望。"我上大學，一部分是我父親的熱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願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幾句話簡單而充滿了力量。整個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覺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幾句話在我心裏有極重的壓力，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種感覺，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學。第二年我回到故鄉時，二姐卻因橫痃性瘟疫亡故，已經有八個月的身孕。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永遠不能忘記。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區之龍溪縣阪仔村。童年之早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無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嚴格的基督教家庭。
阪仔村位於肥沃的山穀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稱之為東湖。雖有急流激湍，但淺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僅淺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兒，在航行此急流之時，必須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際，真個是將小舟扛在肩上。
板仔村之南，極目遙望，但見遠山綿亙，無論晴雨，皆掩映於雲霧之間。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鋸齒狀，危崖高懸，塞天蔽日。冬日，風自極狹窄的狗牙穀呼哨而過，置身此地，人幾乎可與天帝相接。接近東南敞亮處，有一帶橫嶺，家姐家兄即埋葬於斯。但願他倆的墳墓今日仍然未遭毀壞。二姐之掙紮奮鬥請求上學的經過，今日我依然記憶如新。
童年時，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嶼去的情形，令人畢生難忘。在斜溪，另一條河與這條河匯合，河水遂展寬，我們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縣中大城漳州。到漳州視野突然開闊，船蜿蜒前行，兩岸群山或高或低，當時光景，至今猶在目前，與華北之童山濯濯，大為不同，樹木蔥蘢青翠，多果實，田園間農人牛畜耕作，荔枝，龍眼，朱欒等果樹，處處可見，巨榕枝柯伸展，濃陰如蓋，正好供人在下乘涼之用，冬季，橘樹開花，山間朱紅處處，爭鮮鬥豔。
父母讓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嶼求學，這樣自然就離開了母親。一去往往是一整年。坐在那種家房船裏，我總是看見海上風浪女神媽祖的神龕，放置在船尾，不停的點著幾炷香，船夫往往給我們說古老的故事。有時，我們聽見別的船上飄來的幽怨悅耳的簫聲。音樂在水上，上帝在天宮。在我那童稚的歲月，還能再希望什麽更好的環境呢？
在《賴柏英》那本書裏，我描寫生在山間，是以高地的觀點寫的，而且是與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觀點相對的。這完全決定於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觀點說明，我最好是從《賴柏英》第九十五頁引用幾句了。細老那個男孩子在和阮娜說山的時候兒，他說：
"在黛湖我們有山。可是我在你們那個地方，可沒看見那樣的山。我們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見的那種不像樣子的山。我們那兒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動，能夠誘惑人。峰外有峰，重重疊疊，神秘難測，龐大之至，簡直無法捉摸。"
他以突然興奮的心情說話，好像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樣，所以聽他說話的人竟覺得突如其然，迷惑不解。他則接著說："你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裏，山就會改變你的看法，山就好像進入你的血液一樣……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停下來在思索一個適當的字。他說："山逼得你謙——遜——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長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認為那山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以後也不會……"
阮娜聽見這話，她的眼睛越睜越大。她簡直沒辦法聽懂。她隻覺得細老越說越神奇，所談論的山的影響力，是別人難以聽得懂的。
"你意思是說你把對那山的記憶看得很珍貴呀！"
"不隻是珍貴。那些山的記憶都進入我渾身的血液了。隻要童年時成了個山地的孩子，擔保一輩子是個山地的孩子，永遠不會變的。你可以說天下有一種高地的人生觀，還有一種低地的人生觀。兩者判若天淵，永無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
她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麽？我所知道的隻是你這個家夥太奇怪。"
細老說："我給你說明白一點兒。我叔叔的人生觀，就是低地的人生觀。平的，什麽都是平的。從來不抬頭往上望。""我再改個說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間，你心裏不知不覺評判什麽都以山為標準，都以你平日看慣的山峰為標準。於是，你當然覺得摩天大樓都可笑，都細小得微不足道。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對人生別的一切你也是同樣一個看法。
人，商業，政治，金錢，等等，無不如此。"
阮娜把頭向後一仰，低聲嘻嘻的笑了。她說："噢，那麽……可是人都讚美摩天大樓呢。他們不像你把摩天大樓和山相比啊。"
細老說："自然啦，我們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時吃的東西，我們常去捉蝦捉小鮫魚，泡泡水使腳清涼一下兒的小河——那些簡單幼稚的事情，雖然你並不常想，可是那些東西，那些事情，總是存在你心坎兒的深處的。並沒有消失啊。"在另一本書裏，我也寫過贛柏英她那山間的茅屋。《賴柏英》是一本自傳小說。賴柏英是我初戀的女友。因為她堅持要對盲目的祖父盡孝道，又因為我要出洋留學，她就和我分離了。
"你整個下午都在白鷺窠消磨過了。他們的茅屋在西山的一個突出的地方。一個女孩子站在空曠處，頭後有青天做陪襯，頭發在風中飄動，就比平常美得多。她決不顯得卑躬屈節搖尾乞憐的樣子。她渾身的骨頭的結構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這樣，都是仰賴於山。這也是人品的基調，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願別人幹涉我。猶如一個山地人站在英國皇太子身旁而不認識他一樣。他愛說話，就快人快語，沒興致時，就閉口不言。
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派，銳敏而熱心，富於想象，幽默詼諧。在那些長老會牧師之中，家父是以極端的前進派知名的。在廈門很少男孩子聽說有個聖約翰大學之時，他已經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國語文的教育了。家父雖然並不健壯，他的前額高，下巴很相配，胡須下垂。據我的記憶，我十歲時，他是五十幾歲。我記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輩分的牧師在一起時，他那悠閑的笑聲。他對我們孩子，倒是和藹親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論，他也有幾分嚴厲。縱然如此，他還不至於不肯和我們開玩笑，他還會把一個特別的菜放在母親麵前，有時也給母親布菜。廈門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國五口通商後開放給西洋人傳教的一個都市。父親說的笑話之中，有一個是關於在廈門傳教的先驅搭拉瑪博士。當年的教堂裏是男女分坐，各占一邊。在一個又潮又熱的下午，他講道時，他看見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兒。沒有人聽講。他在講壇上向前彎著身子說："諸位姐妹如果說話的聲音不這麽大，這邊的弟兄們可以睡得安穩一點兒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愛戴。他的話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聽懂。
據我所知，家父是個自學努力成功的人。他過去曾經在街上賣糖果，賣米給囚犯，獲利頗厚。他也曾販賣竹筍到漳州，兩地距離約十至十五裏地。他的肩膀兒上有一個肉瘤，是由於擔扁擔磨出來的，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給一個牧師擔一擔東西，表示不拿他當做外人。那個基督徒對這個年輕人卻沒有憐憫心，讓他挑得很重，那些東西裏有盆有鍋。那人還說："小夥子，你很好。你挑得動。這樣兒才不愧是條好漢。"直到後來，父親還記得在那個炎熱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擔東西。這就是他讚成勞動的緣故。
我記得他和當地的一個稅吏打過一次架。那個稅吏領有執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鎮上，由他自己斟酌決定收取捐稅。有一個賣柴的人，費了三天工夫，斫柴，劈成棍狀，烘熏成炭，由山中運到集上賣。每一捆賣兩百銅錢，而稅吏每捆炭要他納一百二十銅錢的稅。家父趕巧在旁經過。看見稅吏欺負窮人，上前幹涉，於是惡語相侵。人群圍起來。最後，稅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長者地位，答應減低捐稅——減低多少，已經記不清。但是父親回家告訴我們這件事時，稅吏的邪惡不義，還讓父親怒火中燒。
家母出嫁得晚。她為人老實直率。她能看閩南語拚音的《聖經》。不管什麽農夫，她都會請到家喝杯茶，在熱天請人到家乘乘涼。她雖然是牧師的太太，但從不端架子。我記得母親是有八個孩子的兒媳婦，到晚上總是累得精疲力盡，兩隻腳邁門坎都覺得費勁。但是她給我們慈愛，天高地厚般的慈愛，可是子女對她也是同樣感德報恩。我十歲，也許是十二歲時，我的幾個姐姐就能夠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親才得安閑度日。二姐和我總是向媽媽說些荒唐故事，以逗媽媽為樂。等媽媽發覺我們逗弄她，好像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沒有這種事。你們說來逗我樂的。"母親一向牙齒不好，每逢在大家麵前笑時，總是習慣用手捂著嘴。
我們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數第二。在家，男孩子規定是應當掃地，由井上往缸裏挑水，還要澆菜園子。把水桶係下井去，到了底下時，讓桶慢慢傾斜，這種技巧我們很快就學會了。水井口上有邊緣，雖然一整桶水夠沉的，但是我很快就發覺打水滿有趣，隻是廚房裏用的那個水缸，能裝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給二姐做。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肥皂是什麽東西。等我十歲左右，母親用一種豆餅洗手時，有一種粘液。後來，我們用肥皂，是由商務印書館買來的。母親總是在太陽裏把肥皂曬硬，好能用得久些。
在夏天，哥哥們回家來了，我們每逢上課前先打鈴。父親就是老師。他教我們念詩，念經書，古文，還有普通的對對子。父親輕鬆容易的把經典的意思講解出來，我們大家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歲時，我記得二姐常凝視著牆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願意的語氣說："現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點的時候，她又看一看牆上的影子，幾乎是自言自語的說："我該把曬的衣裳收回來了。"
在晚上，我們大家輪流讀《聖經》，轉過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禱告。有時候，我弟弟會睡著，大姐就會罵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兒子"。我們兄弟姐妹是不許吵架的，實際上我們也沒吵過架。理由是：每個人都要"友好和善"。後來，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我不得不勸我弟弟不要對每個人都那樣微笑表示友好。這個理想主義者的色彩現在還依然植在他心裏，由他的來信，就顯然可見。他還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穌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獲致。也許他對。他是教友會和平主義論者。
我最早就有想當作家的願望，八歲時我寫了一本教課書。一頁是課文，接著一頁是插圖。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細心不使別人看到。等大姐發現時，我好難為情，不久之後，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終必敗
持戰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強
他人力千百倍
以所用的字匯論，寫的算不壞。寫這篇文字時，是與新教堂正在建築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聯想在一起的。
另一頁是寫一個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禍。有一張畫兒，上麵畫著一個可以攜帶的小泥火爐。課文今已忘記。也是同樣道德教訓的意味。
我也以發明中國藥粉治療外傷為戲，名之為"好四散"。當時童年的幻想使我對這種藥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幾位姐姐因此常跟我開玩笑。
我曾寫過一副對子，諷刺老師給我作文的評語。老師給我的評語是"如巨蟒行小徑"，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過荒原"。現在我想到這副對聯，還頗得意。
我還想起來，我十幾歲時的頭腦，常常想到別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時候，我就問上帝是否是無所不在，若是的話，那一定是"頭上三尺有神明"。還有，為什麽我們每逢吃飯前先要感謝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結論，那就是，雖然我們吃的米不見得是上帝賜與的，我們總是要謝謝那位原始的賜與者，就猶如在曆史有一段太平的歲月時，老百姓要感謝皇帝一樣。
二姐比我大四歲，是我的顧問，也是我的伴侶。但是我們一塊兒玩兒起來，還是和她玩得很快樂，並不覺得她比我大。
我們倆的確是一塊兒長大，她教我，勸我，因為我是個可愛的孩子，又愛淘氣。後來她告訴我，我既頑皮，又愛發脾氣。我一聽見要挨一頓棍子時，臉就變得慘白，父親一見，手一鬆，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確是很愛我。他在十點左右吃點心時，往往是豬肝細麵，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進去吃。我從來沒吃過味道那麽美的豬肝麵。
有一次，家裏關上門，不許我回家，我往家裏扔石頭。母親不知道把我怎麽辦。我再三糾纏母親。我忽然想出一個妙計。我知道二姐必須洗衣裳，我就躺在泥裏說："現在你得給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別有神，牙又整齊又潔白。她的同學都把她看做學校中的美女，不過這個我不想說什麽。她的功課很好，應當上大學。但是我父親要供給幾個兒子。供給兒子上大學，可以；供給女兒，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學一學期學費要七、八十塊錢。我父親實在辦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經在鼓浪嶼上完了中學；那時是二十二歲，正是女孩子有人提親的時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靜更深時，我母親就找個機會和她說親事。她總是把燈吹滅，拒絕談論此事。
最後，她看到別無良策，隻好應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讀聖約翰大學。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們路上停下去參加她的婚禮。在婚禮前一天的早晨，她從身上掏出四毛錢對我說："和樂，你要去上大學了。不要糟塌了這個好機會。要做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做個有名氣的人。這是姐姐對你的願望。"我上大學，一部分是我父親的熱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願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幾句話簡單而充滿了力量。整個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覺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幾句話在我心裏有極重的壓力，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種感覺，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學。第二年我回到故鄉時，二姐卻因橫痃性瘟疫亡故，已經有八個月的身孕。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永遠不能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