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於我卻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衝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隻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的麵目,西長安街揭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悲壯!國務院前嗶剝的槍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舁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在當日,卻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了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挽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隻剩些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頗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於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為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落拓,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隻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隻有一個,犯上作亂心誌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為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於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於"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隻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盡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於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於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槍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的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隻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為是偶爾隨興所暗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發正襟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腳,事後又未加以點綴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麵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雋趣。雖然還是粗拙的很,卻也索性粗拙為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為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的遺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於此已可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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