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係心於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隻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在孔教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裏麵，吾們可以看出人民組織範型的接續階段乃自家直接上升於國。《大學》有雲:“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欲求一與“社團”這個字眼意識最相近的名詞，在中文裏頭乃不能不推兩個單字綴成的“國家”一個連語，這是中國抽象名辭構成原則而來的。
“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詞，“公共意識”一詞亦然，“社會服務”一詞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但“社會事件”當然也是有的，如婚喪喜慶，僧侶儀仗，四時令節。所缺乏者，乃屬於那些足以構成英美人士的社會生活者，如運動，如政治結社，如宗教，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中國沒有教堂也沒有教會。中國人視談論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們不投票，也沒有討論政治的黨社。他們不事放縱於運動，運動乃為連係合群的最佳方法，固為英美人士社會生活的基礎。當然，中國人也玩玩種種遊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遊戲競技大率係屬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中國式的遊戲並不把競技者的分組對立兩大組合，如鬥蟋蟀，並非以一個組合對另一組合而作競賽。組合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國人的鬥牌遊戲，每人各自為戰。中國人歡喜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歡喜bridge一類的牌戲(bridge與whist相類，係四人成局以兩人為一組，兩兩相對的一種牌戲)。中國人常喜搓麻將，固已久著盛名，麻將即近似撲克，非似bridge。從這個麻將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中國人的個人主義的例證，可見之於中國新聞紙的組織。中國人經營報紙，譬如搓麻將。著者常見中國日報請了主任編輯，專門擔任寫寫社論;國內新聞，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國際電訊，又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聞也另有編輯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園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將的四個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別人手中捏著的什麽牌，各人想讓自己先挺張，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給下家的人。倘遇國內新聞過於擁擠，他可以隨隨便便地移入本埠新聞版，倘遇本埠新聞亦甚擁擠，又可移入盜警火警欄的地位(對於讀者向來不通知)。這樣一來，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編排，材料無需乎選擇，沒有調和作用，也沒有首要次要之分，每個編輯先生都能寫寫意意早些回府。製度本身固已很夠簡單，加以編者和讀者，兩方麵都是生而為個人主義者。出版新聞為編輯先生的職務，而閱讀新聞，乃在讀者，故兩方互不相涉。這是中國幾種最老最大最廣銷的報紙所延用迄今之專門技術。
假定你要問為什麽沒有調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為缺乏公共精神。因為假使總編輯而意欲施行改組，或許覺得本埠編輯之庸暗而欲予以開除，他就與家庭製度相衝突。他的幹涉他人事務，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攆出這位本埠編輯，敲碎他的飯碗，更連帶的使一切依賴於這位編輯身上的人同陷饑餓;更倘遇這位本埠編輯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攆他出去呢?這還了得!假使這位總編輯稍具中國式的社交覺悟，他不致幹出這等事情;若遇這位總編輯是新近回國的美國密蘇裏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生，還是快些走開為上策。於是來一個熟知中國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舊的製度乃仍延續工作下去，讀者照樣賴以查閱新聞，而報紙照樣擴展其發行額而賺錢。
許多這樣的整理都隱藏於一切中國人的社交往來後麵，吾們可以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顯示缺乏公共精神，簡直使二十世紀的西洋人難以置信。我所說“二十世紀的人”，因為他已經接受過十九世紀博愛主義的精神的教養而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眼界。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真堪為中國社會事業的思想代表。下麵一段是我逐句從《論語》兩周刊(一種幽默雜誌)上摘錄下來的，它記述一位中國軍閥對於民眾教育運動的演說。有些青年醉心於現代美國社會服務的熱情，組織一種團體，推行“掃除文盲”運動。這位軍閥便發揮其鴻論說:“學生應該勤勉讀書而不宜幹預外界事務。人家吃飽了自己的飯，幹自家的事情，而你們卻要掃除他們!”那動聽的論據是這樣說法的:不識字的人不來幹預你們，為什麽你們偏偏要去幹預他們?這些字句何等簡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樣真實。因為這些字句，字字直接發自演說者的心坎，毫無遮隱，毫無潤飾。在中國人看來，社會工作常視作幹預他人的事。一人熱心於社會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業，看來常覺得有些可笑。吾們不顧他的誠意，又不能了解他為什麽跑出來幹這些事業，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會公眾獻殷勤?為什麽他不效忠於家庭，更為什麽不巴圖上進，升官發財，俾及早幫助其親戚和自己的家庭?吾們決定他因為是年輕，或則為正常人類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為豪俠，可是這些人無疑即為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或則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豐富，勇於參加困難糾紛，吾們將確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為父母的致命傷。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壓服他，他或許會從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俠的盜夥。這就是為什麽他們是被認為舍離正道的理由。
這樣的情形怎會發生，中國人不是那樣的邪教徒，深陷於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雖然中國人因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盡基督教詛咒的“邪教徒”這個名詞加諸其身。倘基督教會能盡力以求了解他們，而從根源攻擊他們的劣點，則似較為適宜，因為劣點的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基督教的社會哲理觀念，這不同就是雙方觀點不同之由來。受了現代教育的中國最優秀之青年還是不能明了西洋婦女一定要組織“禁止虐待動物會”的意義，她們為什麽高興去替狗擔心事，又為什麽不好好坐在家裏看護看護自家的孩子。吾們可斷定他們是因為沒有孩子，因之在家裏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這樣的推斷或許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於家族觀念與公共精神二者間，一個人倘勤儉積財，而慳吝得夠程度，常可發現其家族觀念在發生作用。
因為家族製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製度。家族製度與村社製度——村社製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為擴大的範型——可以統括地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麵情，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汙，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製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態，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從家族製度裏頭產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產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將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興趣的，吾們將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裏，怎樣作為社會一分子而行動著。
“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詞，“公共意識”一詞亦然，“社會服務”一詞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但“社會事件”當然也是有的，如婚喪喜慶，僧侶儀仗，四時令節。所缺乏者，乃屬於那些足以構成英美人士的社會生活者，如運動，如政治結社，如宗教，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中國沒有教堂也沒有教會。中國人視談論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們不投票，也沒有討論政治的黨社。他們不事放縱於運動，運動乃為連係合群的最佳方法，固為英美人士社會生活的基礎。當然，中國人也玩玩種種遊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遊戲競技大率係屬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中國式的遊戲並不把競技者的分組對立兩大組合，如鬥蟋蟀，並非以一個組合對另一組合而作競賽。組合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國人的鬥牌遊戲，每人各自為戰。中國人歡喜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歡喜bridge一類的牌戲(bridge與whist相類，係四人成局以兩人為一組，兩兩相對的一種牌戲)。中國人常喜搓麻將，固已久著盛名，麻將即近似撲克，非似bridge。從這個麻將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中國人的個人主義的例證，可見之於中國新聞紙的組織。中國人經營報紙，譬如搓麻將。著者常見中國日報請了主任編輯，專門擔任寫寫社論;國內新聞，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國際電訊，又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聞也另有編輯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園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將的四個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別人手中捏著的什麽牌，各人想讓自己先挺張，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給下家的人。倘遇國內新聞過於擁擠，他可以隨隨便便地移入本埠新聞版，倘遇本埠新聞亦甚擁擠，又可移入盜警火警欄的地位(對於讀者向來不通知)。這樣一來，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編排，材料無需乎選擇，沒有調和作用，也沒有首要次要之分，每個編輯先生都能寫寫意意早些回府。製度本身固已很夠簡單，加以編者和讀者，兩方麵都是生而為個人主義者。出版新聞為編輯先生的職務，而閱讀新聞，乃在讀者，故兩方互不相涉。這是中國幾種最老最大最廣銷的報紙所延用迄今之專門技術。
假定你要問為什麽沒有調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為缺乏公共精神。因為假使總編輯而意欲施行改組，或許覺得本埠編輯之庸暗而欲予以開除，他就與家庭製度相衝突。他的幹涉他人事務，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攆出這位本埠編輯，敲碎他的飯碗，更連帶的使一切依賴於這位編輯身上的人同陷饑餓;更倘遇這位本埠編輯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攆他出去呢?這還了得!假使這位總編輯稍具中國式的社交覺悟，他不致幹出這等事情;若遇這位總編輯是新近回國的美國密蘇裏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生，還是快些走開為上策。於是來一個熟知中國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舊的製度乃仍延續工作下去，讀者照樣賴以查閱新聞，而報紙照樣擴展其發行額而賺錢。
許多這樣的整理都隱藏於一切中國人的社交往來後麵，吾們可以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顯示缺乏公共精神，簡直使二十世紀的西洋人難以置信。我所說“二十世紀的人”，因為他已經接受過十九世紀博愛主義的精神的教養而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眼界。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真堪為中國社會事業的思想代表。下麵一段是我逐句從《論語》兩周刊(一種幽默雜誌)上摘錄下來的，它記述一位中國軍閥對於民眾教育運動的演說。有些青年醉心於現代美國社會服務的熱情，組織一種團體，推行“掃除文盲”運動。這位軍閥便發揮其鴻論說:“學生應該勤勉讀書而不宜幹預外界事務。人家吃飽了自己的飯，幹自家的事情，而你們卻要掃除他們!”那動聽的論據是這樣說法的:不識字的人不來幹預你們，為什麽你們偏偏要去幹預他們?這些字句何等簡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樣真實。因為這些字句，字字直接發自演說者的心坎，毫無遮隱，毫無潤飾。在中國人看來，社會工作常視作幹預他人的事。一人熱心於社會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業，看來常覺得有些可笑。吾們不顧他的誠意，又不能了解他為什麽跑出來幹這些事業，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會公眾獻殷勤?為什麽他不效忠於家庭，更為什麽不巴圖上進，升官發財，俾及早幫助其親戚和自己的家庭?吾們決定他因為是年輕，或則為正常人類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為豪俠，可是這些人無疑即為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或則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豐富，勇於參加困難糾紛，吾們將確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為父母的致命傷。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壓服他，他或許會從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俠的盜夥。這就是為什麽他們是被認為舍離正道的理由。
這樣的情形怎會發生，中國人不是那樣的邪教徒，深陷於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雖然中國人因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盡基督教詛咒的“邪教徒”這個名詞加諸其身。倘基督教會能盡力以求了解他們，而從根源攻擊他們的劣點，則似較為適宜，因為劣點的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基督教的社會哲理觀念，這不同就是雙方觀點不同之由來。受了現代教育的中國最優秀之青年還是不能明了西洋婦女一定要組織“禁止虐待動物會”的意義，她們為什麽高興去替狗擔心事，又為什麽不好好坐在家裏看護看護自家的孩子。吾們可斷定他們是因為沒有孩子，因之在家裏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這樣的推斷或許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於家族觀念與公共精神二者間，一個人倘勤儉積財，而慳吝得夠程度，常可發現其家族觀念在發生作用。
因為家族製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製度。家族製度與村社製度——村社製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為擴大的範型——可以統括地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麵情，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汙，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製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態，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從家族製度裏頭產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產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將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興趣的，吾們將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裏，怎樣作為社會一分子而行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