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三暮四
<b>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予，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b>
這一段是罵世人的，也是警告世人。我們人不曉得用這個“庸”，聰明人為什麽反被聰明誤？就是喜歡玩弄自己的聰明，笨人吃虧在哪裏？不曉得玩弄自己的笨，所以更笨，聰明的人也很笨，玩弄自己的聰明也是笨人。這些人笨是為什麽？莊子說：“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後也。”把自己的精神、聰明向一點上鑽。這個“勞神明為一”的“一”，不是“道通為一”的“一”的意思，不要搞錯了。隻向一點上鑽牛角尖，他認為自己最高明，不曉得向大同方麵鑽，這些人叫“朝三暮四”。怎麽叫“朝三暮四”？有一位“狙公”，一個養猴子的老頭，動物園的院長，拿板粟喂他養的很多猴子，(“予”，像板栗一樣的另外一種食物，究竟是什麽，考據出來甚是為難，這個東西是猴子喜歡的食物。)本來每天早上喂四個，晚上喂三個，有一天，老頭子好玩，忽然對這些猴子講：明天開始，早上喂三個，晚上喂四個。猴子就吵了。老頭說：仍然是早上喂四個，晚上喂三個。猴子乖乖的。世界上的人都是這一群猴子，高明人玩一切眾生像玩猴子一樣，反正七個板栗給你吃就是了。時間安排不同，位子安排不同，你不要這麽高興，罵你一聲混蛋，你氣得非要打架，恭維你天下第一，這一下高興了，實際上都是給人家玩弄。這就是“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道理。所以，莊子最後一個結論：“名實未虧而喜怒屬用，亦因是也。”等於那個喂猴子的老人板栗一天喂了七個，實質並沒有變，隻是把觀念變一變就受不了。
民曰不便
你不要小看這個故事，社會學、經濟學、哲學的道理都在內，政治上的道理也一樣，領導政治的人很困難，一個政策一轉變，明明這個辦法拿出來，全社會全世界都有利的，開始老百姓絕對反對，不習慣，如果一件壞的事情習慣了，叫他改變也會覺得不習慣。所以我們讀了曆史，非常感歎，曆史上有“民曰不便’這種事，老百姓習慣了的，法令辦法有改變，鬧起來造反了。實際上造了半天，改變了的就是“狙公賦予”。
曆史上的商鞅變法，當時改變政治的“法治”主張，第一項是針對周公的公產製度。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主張財產私有。由商鞅變法，建立了私有財產製度以後，秦國一下子就富強起來了。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遭遇打擊很大，關鍵就在四個字：“發曰不便”，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這就講到群眾心理、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大家要了解，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習慣很難改，當商鞅改變政治製度，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產，社會的形態，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裏保甲的管理，社會組織非常嚴密，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開始的時候，“民曰不便”，老百姓統統反對，理由是不習慣。可是商鞅畢竟把秦國富強起來了。他自已失敗了，是因為他個人的學問修養、道德確有問題，以致後來被五馬分屍。可是他的變法真正成功了，商鞅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變，不止是影響了秦國後代的秦始皇，甚至影響了後世三千年來的中國，中國後來的政治路線，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
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複郡縣，把私有財產製度恢複到周朝的公有財產。王莽的失敗，又是“民曰不便”。王莽下來，再經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盡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在他當時，並沒有成功。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道德、學問樣樣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後世永遠留傳下來，而當時失敗，也是因為“民曰不便”我們讀曆史，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要把書本擺下來，寧靜地多想想，加以研究。這“不便”兩個字，往往毀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也毀了個人。以一件小事來比喻，這是舊的事實，新的名詞。所謂“代溝”，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老人曰不便”。就是不習慣，實在便不了。這往往是牽涉政治、社會型態很大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於是就產生“突變”與“漸變”的選擇問題。漸變是溫和的，突變是急進的。對於一個社會環境，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變他的“不便”而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能。
像當年在四川成都開馬路的時候，就發生這種事，那裏的路都是石頭鋪成的，下雨很滑，成都當時開馬路很困難，當時群眾認為破壞了風水，大家反對，所謂五老七賢，出來講話，硬是不準開。五老七賢是滿清遺老，地位很高，財產很多，學問很好，社會力量很大。後來有一先生(他是在這裏去世的，後人叫他軍閥)，他實在府有辦法，有一天，他請五老七賢來吃飯，這邊在杯酒聯歡吃飯的時候，那邊已經派兵把他們的房子一角折掉了，等五老七賢回家，已經是既成事實。隨便大家怎麽罵法，而事情還是做了。等到後來馬路修成了，連瞎子都說：有了馬路走路不用手棍了。天下事情，有時要改變是很難的。有時必須正以逆眾意，違反大眾的意思堅持正碓的政策。要有這個但當。這就要諒解他這樣是為了長遠的公利，也有的時候，在執法上違反了自己的私欲，寧可自己忍痛犧牲，這都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時代，一個環境，譬如我們這個環境，假如下一次來改變了，許多人就會覺得“民曰不便”，一定一塌糊塗，其實都是心理作用。很多事情，不但政治、社會、家庭也是這樣。你的孩子讀書不用功習慣了以後，一下又叫他用功，“民曰不便”，他也不會用功的。所以，“朝三暮四”“狙公賦予”這個故事所包含的哲學意義，很深的人生實用，太多的道理，你當一個笑話聽過去了，那就辜負了莊子。
道並行而不悖
<b>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b>
形而上之道無是也無非，無善也無惡，形而下之道，有是非，有善惡。那麽，得道的“聖人”，取形而下之道，人與人之間怎麽處呢？一個字，“和之以是非”，是非善惡要調和。道個“和”就是《中庸》這個“庸”的意思。《中庸》也提到“中和”這個“和”字，“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有人提出子思著《中庸》是根據《莊子》來的。
所以得道的聖人，曉得形而下有是非，是非是絕對的，隻有調和它，中和了，在人道，在形而下就好多了。但是還不行，要進一步“休乎天鈞”，這是莊子取的名字，“天”就代表形而上道，“鈞”就是平衡，像天地一樣的公平。像天地一樣的公平，怎麽調和？這就是智能之學。依我們看，天地並不公平，當我們喜歡熱的時候，它偏要冷起來；當我們喜歡冷的時候，它偏要熱起來。但是，這個天地有了白天給你鬧，還有夜裏給你休息，它又是很公平的。要怎麽才能做到天地一樣的公平呢？這個中間的調和，要參透天地的造化，“而休乎天鈞”，在《莊子》裏提出來，這叫做“兩行”。“兩行”的道理，拿我們現在的觀念，認為莊子是主張雙軌的。許多東西都走雙軌的路線，走雙軌的路線往往發生矛盾，發生爭鬥。實際上，“兩行”的道理不是雙軌，也就是孔子講的一句話：“道並行而不悖”。
講到這裏，我們不要被莊子文章汪洋倘恍迷住了，說了半天，還由邏輯講起，自己各說一番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後他又批評了每一個人所用的邏輯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形成，天地間沒有真正的是非，形上、形下都講遍了，中間引用的很多。莊子的文章等於我們去看一個噴水池一樣，萬花筒噴出來，給燈光一照，五光十色，水池裏頭波浪起伏，就這麽一個畫麵。但不要被騙住了，我們還是要看水，不要看那個現象，看現象已經上了莊子的當。他始終講形而上的道，現在還沒有講到中心來，還在中間轉。下麵，莊子又提到道的影子啦。
<b>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予，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b>
這一段是罵世人的，也是警告世人。我們人不曉得用這個“庸”，聰明人為什麽反被聰明誤？就是喜歡玩弄自己的聰明，笨人吃虧在哪裏？不曉得玩弄自己的笨，所以更笨，聰明的人也很笨，玩弄自己的聰明也是笨人。這些人笨是為什麽？莊子說：“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後也。”把自己的精神、聰明向一點上鑽。這個“勞神明為一”的“一”，不是“道通為一”的“一”的意思，不要搞錯了。隻向一點上鑽牛角尖，他認為自己最高明，不曉得向大同方麵鑽，這些人叫“朝三暮四”。怎麽叫“朝三暮四”？有一位“狙公”，一個養猴子的老頭，動物園的院長，拿板粟喂他養的很多猴子，(“予”，像板栗一樣的另外一種食物，究竟是什麽，考據出來甚是為難，這個東西是猴子喜歡的食物。)本來每天早上喂四個，晚上喂三個，有一天，老頭子好玩，忽然對這些猴子講：明天開始，早上喂三個，晚上喂四個。猴子就吵了。老頭說：仍然是早上喂四個，晚上喂三個。猴子乖乖的。世界上的人都是這一群猴子，高明人玩一切眾生像玩猴子一樣，反正七個板栗給你吃就是了。時間安排不同，位子安排不同，你不要這麽高興，罵你一聲混蛋，你氣得非要打架，恭維你天下第一，這一下高興了，實際上都是給人家玩弄。這就是“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道理。所以，莊子最後一個結論：“名實未虧而喜怒屬用，亦因是也。”等於那個喂猴子的老人板栗一天喂了七個，實質並沒有變，隻是把觀念變一變就受不了。
民曰不便
你不要小看這個故事，社會學、經濟學、哲學的道理都在內，政治上的道理也一樣，領導政治的人很困難，一個政策一轉變，明明這個辦法拿出來，全社會全世界都有利的，開始老百姓絕對反對，不習慣，如果一件壞的事情習慣了，叫他改變也會覺得不習慣。所以我們讀了曆史，非常感歎，曆史上有“民曰不便’這種事，老百姓習慣了的，法令辦法有改變，鬧起來造反了。實際上造了半天，改變了的就是“狙公賦予”。
曆史上的商鞅變法，當時改變政治的“法治”主張，第一項是針對周公的公產製度。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主張財產私有。由商鞅變法，建立了私有財產製度以後，秦國一下子就富強起來了。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遭遇打擊很大，關鍵就在四個字：“發曰不便”，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這就講到群眾心理、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大家要了解，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習慣很難改，當商鞅改變政治製度，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產，社會的形態，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裏保甲的管理，社會組織非常嚴密，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開始的時候，“民曰不便”，老百姓統統反對，理由是不習慣。可是商鞅畢竟把秦國富強起來了。他自已失敗了，是因為他個人的學問修養、道德確有問題，以致後來被五馬分屍。可是他的變法真正成功了，商鞅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變，不止是影響了秦國後代的秦始皇，甚至影響了後世三千年來的中國，中國後來的政治路線，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
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複郡縣，把私有財產製度恢複到周朝的公有財產。王莽的失敗，又是“民曰不便”。王莽下來，再經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盡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在他當時，並沒有成功。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道德、學問樣樣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後世永遠留傳下來，而當時失敗，也是因為“民曰不便”我們讀曆史，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要把書本擺下來，寧靜地多想想，加以研究。這“不便”兩個字，往往毀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也毀了個人。以一件小事來比喻，這是舊的事實，新的名詞。所謂“代溝”，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老人曰不便”。就是不習慣，實在便不了。這往往是牽涉政治、社會型態很大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於是就產生“突變”與“漸變”的選擇問題。漸變是溫和的，突變是急進的。對於一個社會環境，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變他的“不便”而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能。
像當年在四川成都開馬路的時候，就發生這種事，那裏的路都是石頭鋪成的，下雨很滑，成都當時開馬路很困難，當時群眾認為破壞了風水，大家反對，所謂五老七賢，出來講話，硬是不準開。五老七賢是滿清遺老，地位很高，財產很多，學問很好，社會力量很大。後來有一先生(他是在這裏去世的，後人叫他軍閥)，他實在府有辦法，有一天，他請五老七賢來吃飯，這邊在杯酒聯歡吃飯的時候，那邊已經派兵把他們的房子一角折掉了，等五老七賢回家，已經是既成事實。隨便大家怎麽罵法，而事情還是做了。等到後來馬路修成了，連瞎子都說：有了馬路走路不用手棍了。天下事情，有時要改變是很難的。有時必須正以逆眾意，違反大眾的意思堅持正碓的政策。要有這個但當。這就要諒解他這樣是為了長遠的公利，也有的時候，在執法上違反了自己的私欲，寧可自己忍痛犧牲，這都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時代，一個環境，譬如我們這個環境，假如下一次來改變了，許多人就會覺得“民曰不便”，一定一塌糊塗，其實都是心理作用。很多事情，不但政治、社會、家庭也是這樣。你的孩子讀書不用功習慣了以後，一下又叫他用功，“民曰不便”，他也不會用功的。所以，“朝三暮四”“狙公賦予”這個故事所包含的哲學意義，很深的人生實用，太多的道理，你當一個笑話聽過去了，那就辜負了莊子。
道並行而不悖
<b>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b>
形而上之道無是也無非，無善也無惡，形而下之道，有是非，有善惡。那麽，得道的“聖人”，取形而下之道，人與人之間怎麽處呢？一個字，“和之以是非”，是非善惡要調和。道個“和”就是《中庸》這個“庸”的意思。《中庸》也提到“中和”這個“和”字，“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有人提出子思著《中庸》是根據《莊子》來的。
所以得道的聖人，曉得形而下有是非，是非是絕對的，隻有調和它，中和了，在人道，在形而下就好多了。但是還不行，要進一步“休乎天鈞”，這是莊子取的名字，“天”就代表形而上道，“鈞”就是平衡，像天地一樣的公平。像天地一樣的公平，怎麽調和？這就是智能之學。依我們看，天地並不公平，當我們喜歡熱的時候，它偏要冷起來；當我們喜歡冷的時候，它偏要熱起來。但是，這個天地有了白天給你鬧，還有夜裏給你休息，它又是很公平的。要怎麽才能做到天地一樣的公平呢？這個中間的調和，要參透天地的造化，“而休乎天鈞”，在《莊子》裏提出來，這叫做“兩行”。“兩行”的道理，拿我們現在的觀念，認為莊子是主張雙軌的。許多東西都走雙軌的路線，走雙軌的路線往往發生矛盾，發生爭鬥。實際上，“兩行”的道理不是雙軌，也就是孔子講的一句話：“道並行而不悖”。
講到這裏，我們不要被莊子文章汪洋倘恍迷住了，說了半天，還由邏輯講起，自己各說一番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後他又批評了每一個人所用的邏輯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形成，天地間沒有真正的是非，形上、形下都講遍了，中間引用的很多。莊子的文章等於我們去看一個噴水池一樣，萬花筒噴出來，給燈光一照，五光十色，水池裏頭波浪起伏，就這麽一個畫麵。但不要被騙住了，我們還是要看水，不要看那個現象，看現象已經上了莊子的當。他始終講形而上的道，現在還沒有講到中心來，還在中間轉。下麵，莊子又提到道的影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