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偽裝
從第十七章的道的層麵而相關於中國曆史哲學的演變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處。老子的曆史哲學與儒家的觀念，乃至一般社會人生的態度，另成一格，大異其趣。從前麵所說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對仁義和智慧等的語句。隻從文字上看，他是說，中國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是一個道，道衰微了，後來的人便提倡仁義道德，結果越強調越糟糕，適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對智慧。換句話說，知識越發達，教育學問越普及，人類社會陰謀詭詐，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擺不平。接著，他舉出更明顯的理由，“六親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謂的六親，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婦，彼此之間有了矛盾、衝突，才看得出來：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個美滿的家庭，一團和氣，大家和睦相處，那麽個個看來都是孝子賢孫，根本用不著特別標榜誰孝誰不孝。如果家中出了個孝子，相對之下，便有不被認同的不孝之子，這其間問題就大了。因此說，六親不和，才有所謂的“父慈子孝”。我們若是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標榜的“二十四孝”，將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擁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說不倫不類，很不像話，充分顯示了舜的父母，是處在一個問題家庭中，是非不斷，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為第一孝子。老子並不喜歡這樣，由於一個人的壞，襯托出另一個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幸福。
“國家昏亂有忠臣”，同樣道理，老子不希望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義士，忠臣義士並非好現象。我們曆史上所謂的忠臣，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為大家所景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臨危受命，連個人寶貴的生命，都可犧牲。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跡，無不發生於曆史混亂、生靈塗炭的悲慘時代。一個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難。假使國家風調雨順，永處太平盛世；社會上，大家自重自愛，沒有殺盜婬掠之事，那麽豈不個個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嗎？因此，他主張不需特別讚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縣靈岩寺，看到有人書刻在靈泉石壁上的兩句話：“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這幾句話，從字麵上粗淺一看，似乎非常反對儒家提倡仁義道德，但有幾點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個時代，正是春秋時期，社會麵臨轉型時的種種變動，一個新社會形態逐漸形成，這中間產生了很多病態的現象。老子在此病態社會中，體會出他的人生哲學，才會有這樣的說法。他的話，乍看起來是唱反調，但仔細研究一下，這正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正麵教育。
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反證。例如把孔子作的《禮記》中的《禮運篇》，加以整體研究後，就會發現孔子亦有老子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素來重視道德的價值，《禮記》中的《禮運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所謂的“德”乃歸於“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體。而這個道又是什麽呢？老子自己認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遠古到黃帝的時代，人為的一切，已經漸漸不合於道了。
第二，從黃帝以前的遠古史來看，在《列子》書中，假托黃帝本身夢想的文章，便是夢遊“華胥國”，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此處暫且不加討論。文中提到，黃帝作夢，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裏到處太平安詳，沒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類盼望中的天國。這篇“華胥夢”等於中國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國。其他像相拉圖的“理想國”、莫耳的“烏托邦”，乃至佛家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來有自，反映了這個世間的人類，苦難重重，無時不在鬥爭戰亂中，因此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個幸福圓滿的境界。而老子所謂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說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這也是愛之心切，所以責之更嚴。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隻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麵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麵，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裏，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並無矛盾衝突之處，隻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係，這是人生根本的欲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於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麽腦筋，打什麽主意，心地善與不善，隻要不表現於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麽，“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麽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
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麽？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裏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聖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症診斷出來，投以對症的藥石，嚐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麵來對症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麵，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於“道”，用之於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幹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後，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並不反對這些，他隻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麵，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並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後皆有其哲學道理。“象”，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數字符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象”、“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後，才知道“通”，隻知“理”，不通“象”、“數”；隻知“象”、“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隻合於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於變通的一種。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偽裝
從第十七章的道的層麵而相關於中國曆史哲學的演變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處。老子的曆史哲學與儒家的觀念，乃至一般社會人生的態度，另成一格，大異其趣。從前麵所說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對仁義和智慧等的語句。隻從文字上看，他是說，中國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是一個道，道衰微了，後來的人便提倡仁義道德，結果越強調越糟糕，適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對智慧。換句話說，知識越發達，教育學問越普及，人類社會陰謀詭詐，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擺不平。接著，他舉出更明顯的理由，“六親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謂的六親，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婦，彼此之間有了矛盾、衝突，才看得出來：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個美滿的家庭，一團和氣，大家和睦相處，那麽個個看來都是孝子賢孫，根本用不著特別標榜誰孝誰不孝。如果家中出了個孝子，相對之下，便有不被認同的不孝之子，這其間問題就大了。因此說，六親不和，才有所謂的“父慈子孝”。我們若是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標榜的“二十四孝”，將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擁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說不倫不類，很不像話，充分顯示了舜的父母，是處在一個問題家庭中，是非不斷，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為第一孝子。老子並不喜歡這樣，由於一個人的壞，襯托出另一個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幸福。
“國家昏亂有忠臣”，同樣道理，老子不希望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義士，忠臣義士並非好現象。我們曆史上所謂的忠臣，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為大家所景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臨危受命，連個人寶貴的生命，都可犧牲。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跡，無不發生於曆史混亂、生靈塗炭的悲慘時代。一個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難。假使國家風調雨順，永處太平盛世；社會上，大家自重自愛，沒有殺盜婬掠之事，那麽豈不個個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嗎？因此，他主張不需特別讚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縣靈岩寺，看到有人書刻在靈泉石壁上的兩句話：“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這幾句話，從字麵上粗淺一看，似乎非常反對儒家提倡仁義道德，但有幾點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個時代，正是春秋時期，社會麵臨轉型時的種種變動，一個新社會形態逐漸形成，這中間產生了很多病態的現象。老子在此病態社會中，體會出他的人生哲學，才會有這樣的說法。他的話，乍看起來是唱反調，但仔細研究一下，這正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正麵教育。
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反證。例如把孔子作的《禮記》中的《禮運篇》，加以整體研究後，就會發現孔子亦有老子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素來重視道德的價值，《禮記》中的《禮運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所謂的“德”乃歸於“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體。而這個道又是什麽呢？老子自己認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遠古到黃帝的時代，人為的一切，已經漸漸不合於道了。
第二，從黃帝以前的遠古史來看，在《列子》書中，假托黃帝本身夢想的文章，便是夢遊“華胥國”，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此處暫且不加討論。文中提到，黃帝作夢，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裏到處太平安詳，沒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類盼望中的天國。這篇“華胥夢”等於中國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國。其他像相拉圖的“理想國”、莫耳的“烏托邦”，乃至佛家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來有自，反映了這個世間的人類，苦難重重，無時不在鬥爭戰亂中，因此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個幸福圓滿的境界。而老子所謂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說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這也是愛之心切，所以責之更嚴。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隻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麵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麵，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裏，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並無矛盾衝突之處，隻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係，這是人生根本的欲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於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麽腦筋，打什麽主意，心地善與不善，隻要不表現於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麽，“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麽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
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麽？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裏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聖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症診斷出來，投以對症的藥石，嚐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麵來對症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麵，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於“道”，用之於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幹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後，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並不反對這些，他隻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麵，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並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後皆有其哲學道理。“象”，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數字符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象”、“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後，才知道“通”，隻知“理”，不通“象”、“數”；隻知“象”、“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隻合於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於變通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