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一肩挑盡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象。重和輕，是物理現象的相對。靜和躁，是生態現象的相對。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上側重“重”和“靜”的重要，隻偏向一頭，而舍置它相互影響的關係。
正如我們現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後，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遊的。我們人生的肉體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盡量鍛煉體能，也隻有相當的限度，不能達到想象的自由。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舍離後天躁動的習性，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哥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複命”的原理而來。如此習靜修煉，鍛煉精神和肉體，互相合一而歸於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衝舉”的成果。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係。“衝舉”，便是後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升”的古文辭之簡稱。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麽，為什麽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係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的理論來講，對於這裏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的理論配合。後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雖然是偏向一麵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靜是躁的主宰。“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稱。那麽，為什麽聖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裏，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裏拿著。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實。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麽，說也說不明白，隻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非聖人，但站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如果做聖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聖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聖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穀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的。讀本章這一節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麵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於任何代價。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效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學聖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願，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這便是“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導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誌在聖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於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毛，三過其門而不入。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才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這裏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築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因此，他才有深深感歎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隻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後果。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於天下
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於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揮，最為清楚。《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於華子見（韓）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輕於韓又遠，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嚐得間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誌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遊心於物欲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隻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欲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裏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麵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麵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範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裏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曆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製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曆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製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製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麵，正如唐征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係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係。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荊雖然由漢文帝劉恒的複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製，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鑒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麵。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製，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嘩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製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複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曆代的高明從政者，如範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幹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範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隻是誌在功名，或誌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隻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征，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範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征，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範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裏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範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歎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麵麵俱到的。曆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麵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複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複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裏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複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精華。司馬遷讚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服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誌，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並而已哉！
夫兼並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幹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誌。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一肩挑盡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象。重和輕，是物理現象的相對。靜和躁，是生態現象的相對。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上側重“重”和“靜”的重要，隻偏向一頭，而舍置它相互影響的關係。
正如我們現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後，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遊的。我們人生的肉體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盡量鍛煉體能，也隻有相當的限度，不能達到想象的自由。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舍離後天躁動的習性，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哥以觀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複命”的原理而來。如此習靜修煉，鍛煉精神和肉體，互相合一而歸於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衝舉”的成果。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係。“衝舉”，便是後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升”的古文辭之簡稱。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麽，為什麽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係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的理論來講，對於這裏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的理論配合。後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雖然是偏向一麵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靜是躁的主宰。“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稱。那麽，為什麽聖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裏，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裏拿著。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實。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麽，說也說不明白，隻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非聖人，但站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如果做聖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聖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聖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穀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的。讀本章這一節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麵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於任何代價。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效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學聖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願，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這便是“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導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誌在聖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於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毛，三過其門而不入。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才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這裏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築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因此，他才有深深感歎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隻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後果。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於天下
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於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揮，最為清楚。《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於華子見（韓）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輕於韓又遠，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嚐得間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誌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遊心於物欲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隻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欲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裏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麵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麵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範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裏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曆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製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曆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製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製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麵，正如唐征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係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係。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荊雖然由漢文帝劉恒的複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製，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鑒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麵。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製，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嘩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製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複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曆代的高明從政者，如範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幹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範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隻是誌在功名，或誌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隻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征，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範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征，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範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裏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範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歎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麵麵俱到的。曆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麵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複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複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裏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複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精華。司馬遷讚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服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誌，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並而已哉！
夫兼並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幹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誌。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