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談政治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著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匯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隻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要服從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麵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隻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範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這幾句話，表麵上看來，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說到這裏，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起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後，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於解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裏，前後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因此我們了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後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裏，就告訴學生，這裏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孔子為什麽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
星辰知多少
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劃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幹。我們為什麽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台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劃過呢？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為什麽叫“宿”呢？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這出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係。過去發現了北鬥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麵，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鬥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鬥”。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著它，每到晚上，北鬥七星的鬥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春天北鬥星一定指著東方的寅宮。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鬥，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於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鬥星的指揮，跟著它，繞著它轉動。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鬥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每天十二個時辰，北鬥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於“北辰”我們了解了，那麽孔子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裏本身不要動，隻要發號施令，下麵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嶽飛所提出的。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來，嶽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那麽“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並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麵領導的人，什麽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而治”是製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裏，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裏，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麵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麽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我問他這話是什麽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麽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幹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幹，是鄰縣要這樣幹，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幹，那我們又有什麽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隻要大將在那裏，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麽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古人對中國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什麽叫經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準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拿曆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麵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其實不是的。我們讀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後世稱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作《春秋》，後來“春秋”成了曆史的代名詞。在孔子前後，有人寫了曆史，都稱春秋。中國文化中為什麽把曆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後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複雜的意義。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曆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這方麵等將來有機會談到《易經》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隻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黃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曆史為春秋。這就是中國的曆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平上來批判。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對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稱一稱。曆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台風了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曆史，孔子在《易經》的《係傳》上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係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於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台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台風。我們看到台風的力量這麽猛烈，但它在水麵上初起的時候，隻見到水麵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著水麵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台風。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颶風起於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說的上麵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麽偶然！”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麽？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後果。或者說，坐在家裏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裏，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裏，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裏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都是慢慢轉變來的。《易經》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隻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裏。
我們懂了《易經》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麽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麵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麽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從上麵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鬥爭，社會秩序之亂，文化的衰敗，與我們現在有些地區的社會情況相比較，幾乎有相同之處。孔子麵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聖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曆史，儒家思想為什麽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係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麽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麽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後麵真的。”李宗吾對曆史非常懷疑，他說聖人靠不住，為什麽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沒有聖人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聖人的懷疑”。這位老兄，專寫反麵文章，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做？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裏，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麽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隻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後，隻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誌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於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了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所以有人說《論語》要重新編排，他們看《論語》看到這裏就說：“講為政講得好好的，為什麽又突然講到文學上去，而講起詩來了呢？還不是編錯了，編亂了嗎？應該把它拿出來，照現在西方辦法，邏輯的整理一番。”我說：“邏輯？！大概是把它邏過一下，再輯一輯吧？”隻好為他們的主張作如是解釋。殊不知《論語》已經編得非常完整了。
為什麽在《為政》裏談這個問題？
“詩三百”，是指中國文學中的《詩經》，是孔子當時集中周朝以來數百年間，各個國家（各個地方單位）的勞人思婦的作品。所謂勞人就是成年不在家，為社會、國家在外奔波，一生勞勞碌碌的人。男女戀愛中，思想感情無法表達、蘊藏在心中的婦女，就是思婦。勞人思婦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國家、各時代，每個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有時候是不可對人說，而用文字記下來，後來又慢慢的流傳開了。孔子把許多資料收集起來，因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從中知道社會的趨勢到了什麽程度，為什麽人們要發牢騷？“其所由來者漸矣！”總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要找也不簡單，所以孔子把詩集中起來，其中有的可以流傳，有的不能流傳，必須刪掉，所以叫做刪詩書，定禮樂。他把中國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個編輯的工作。對於詩的部分，上下幾百年，地區包括那麽廣，他集中了以後，刪除了一部分，精選編出來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現在流傳下來的《詩經》。
讀《詩經》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現在青年的口語來講，“追！”追女人的詩。或者說，孔子為什麽這樣無聊，把台北市西門町追女人那樣的詩都拿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戀愛歌“給我一杯愛的咖啡”什麽的，這“一杯咖啡”實在不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來得曲折、含蓄。由此我們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們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男女追求，不過不能亂，要有限度，要有禮製。所以他認為正規的男女之愛，並不妨害風化，這也叫“為政”，正規的。那麽他把文王——周朝所領導的帝王國度中，男女相愛的詩列作第一篇，為什麽呢？人生：飲食男女。形而下的開始，就是這個樣子。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長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這個以外，幾乎沒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學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曆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
《詩經》歸納起來，有兩種分類——“風、雅、頌”、“賦、比、興”。什麽叫“風”？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說法國的文學是法國的文風，法國文風代表法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等等。“雅”以現代用詞來講，是合於音樂、文學的標準，文學化的、藝術化的，但有時候也不一定文學化、藝術化。“頌”就是社會、政府公事化的文學叫“頌”。
作品另三種型態，一種是“賦”，就是直接的述說。其次是“比”，如看見下大雪，想起北國的家鄉來，像李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因這個感觸聯想到那個，就叫“比”。“興”是情緒，高興的事自己自由發揮；悲哀的事也自由發揮；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過零丁洋》七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零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就是“興”。他在挽救自己的國家，挽救那個時代，而遭遇敵人痛苦打擊的時候，無限的情感，無限的感慨。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裏鬱悶的發泄，就是“興”。
詩的偉大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麽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人不能沒有思想，隻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如果作學問的人，男女之愛都不能要，世界上沒有這種人。我所接近的，社會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樣都有，常常聽他們訴說內心的痛苦。我跟他講，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問題，硬用思想把它切斷，是不可能的。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那麽為什麽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這不是次序亂了嗎？一點都不亂，這就是“點題”了，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
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隻是思想問題。隻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麽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學校裏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麽說，抄一節；孔子怎麽說，抄一節。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麽都沒有，這種哲學隻是文憑！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匯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發揮自己的文化。
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
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作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哪一樣不是哲學？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幾句說：“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裏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學裏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宇宙哪裏來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曆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裏麵的八書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麽那麽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對聯為什麽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盡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裏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幹什麽的，為什麽門口沒有對子。一問是yan豬的，不會作對聯。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詩都很好。為什麽他們沒有文名？因為在曆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台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麽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麽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其中國人，拚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麽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泄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曆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的為政。
窮哉法治
下麵提出問題來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製來領導，再用法製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製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製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麵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麽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曆，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誌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煉，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作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裏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麽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麵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作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盡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裏平靜。注意！心裏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麵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逾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逾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逾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裏，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麽把幾十年所經曆作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裏。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須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從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製、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麽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台上來玩過，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來的，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作人做事的艱難，並不簡單，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了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麵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麽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家夥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什麽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裏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幹什麽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麵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隻是情禮的象征，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了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家夥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事思想理論都翻遍了，但是連槍怎麽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麽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隻能當個參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曆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麽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車上的一課
接下來，根據我們全篇連貫起來的觀念，似乎有了問題了，因為下麵接著是說：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麵“為政以德”的引申發揮，把中國文化裏麵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麵，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曆代都有變動的。我們要了解中國曆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誌、通獻、通考。裏麵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製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國父為什麽采用了五權分立製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孔子當時在國際——諸侯間——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麽是孝，孔子隻告訴他“不要違背”。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不要違背什麽呢？沒有下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麽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禦”——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禦”是駕車。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麽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隻有這麽一句話。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那麽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麵的駕駛台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隻稱他的號。孔子說，他問我什麽叫作孝，我答複他“無違”，不要違背。“樊遲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麵上，學生正在前麵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複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麽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麽，很簡單。“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怎麽叫以“禮”事之呢？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裏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麽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論語》裏，到底有什麽意義呢？對為政又有什麽關係呢？
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下麵跟著記載的，是孟武伯問孝。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這又牽涉到什麽是“世家”，古代的製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複，和答複他父親的是兩樣的。
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麽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複有多妙！這句話，我們要這樣說，這個問題隻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裏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裏，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裏記掛著。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係列的總書叫十三經。《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係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麽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於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鍾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複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隻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麽呢？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於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他知道這樣的答複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後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團——肚裏有數。”都是“歇後語”。講了半天，後麵的意思要人猜的。他為什麽這樣答複？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複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隻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隻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麽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我們讀曆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哪裏。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裏吃得到比飯還不容易的肉糜。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我們也可以從曆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後的皇帝“長於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病——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所以曆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於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於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於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尤其對於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後，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曆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麽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隻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麽，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須發展商業。過去歐洲的曆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塗。十六世紀以後，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了解西方文化以後，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製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麽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曆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們看曆史，經常可以看到有個因果律，如清朝，孤兒寡婦率領三百萬人，入了中原，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兒寡婦，夾了一個皮包，回到關外去了。一部曆史，怎麽樣開始，就是怎麽樣結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曆史，也幾乎完全是跟著循環往複的因果律在演變。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不過這是清朝一個大疑案，有一說順治沒有死，出家去了，這是清人曆史上不能解決的幾大疑案之一。接著康熙以八歲的小孩當皇帝。到十四歲，正式親政。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四萬萬人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康麻子——康熙臉上有幾顆麻子的——十四歲開始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康熙八歲當皇帝，十四歲親政，六十九歲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裏安定下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反清複明的人太多了，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學說上所作反清複明的工作，實在太可怕了。結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滿清的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哪三部書呢？滿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是《三國誌》，在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三國演義》。第二部不是公開讀的，是在背地裏讀的——是《老子》，當時康熙有一本特別版本的《老子》，現在已經問世，注解上也沒有什麽特殊的地方，但當時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另一部書是《孝經》。但表麵上仍然是尊孔。說到這裏，諸位讀曆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曆史上隻用八個字說明——“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麽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麽組織呢？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進了，尤其提倡孝道。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麵的運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麽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麵，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複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作的。後來康熙到五台山並巡察陝西的時候，又特別命令陝西的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李二曲。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李二曲稱病，表示無法接駕。哪裏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去探病。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來，李二曲隻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李二曲隻好表示有病，於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的後麵，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隻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則非殺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有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為照顧李二曲。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麵，用到他的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罵，都太冤枉了。
實在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要說它對的理由，很多很多，現在是講《論語》，不在本題外說得太多，隻在這裏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擴而充之愛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這個精神的更深處，我們再看一下《孝經》，就了解了。
晚娘麵孔難為人
再下來是：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遊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遊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隻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裏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它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裏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複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至於接著下麵講孝道：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來問孝，孔子說色難。什麽叫色難呢？態度問題，上麵講不敬何以為孝，就是態度很難。他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的時候，像我們做後輩兒女的，看見父母掃地，接過掃把來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饌。”（先生是現代的一般稱呼，古代對前一輩的人都尊稱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曾是以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替長輩做了事，請長輩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為什麽呢？“色難”。態度很重要，好像我們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給他喝。做兒女的茶是倒了，但端過去時，沉著臉，把茶杯在床前幾上重重的一擱，用冷硬的語調說：“喝嘛！”在兒女這樣態度下，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難過，這是絕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個要敬，這是屬於內心的；第二個則是外形的色難，態度的。
為什麽這兩節放在這裏呢？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種是做人長官，領導人的；一種是做人部下，配合別人的。所以我們談為政之道，也是“色難”，也是“不敬，何以別乎？”我們愛護部下，態度很難。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嚴，有一天他問魏征，為什麽這些大臣們，當著他的麵都不講話。魏征就告訴他——也隻有魏征敢和他這樣講——陛下自己不知道，因為陛下很威嚴，大臣們看見你後，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講不出話來。唐太宗聽了這話以後，就去對著鏡子學笑，見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態度變得和藹起來。所以為政之道，也是色難。有時到機關中去，尤其郵政局或銀行，許多人怕那裏的麵孔，譬如到郵局買一塊錢郵票，郵局的櫃台小姐，忙累得那個樣子，給你郵票時，那種好像欠她多還她少的態度，實在叫人受不了。但替她想想也夠可憐，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對她還夠嚕蘇。所以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內心上更難。“敬”——真愛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你說你對部下是最愛護的，可是你對他開口就罵，把脾氣都發在他的身上，發了脾氣以後，對他再好也沒有用了。
現在接下來講孔子與顏回的談話，包括了上麵子遊與子夏問孝道的，連起來放在《為政》篇裏，是臣道與君道的理。
這一段是沒有問題，單獨記述出來的。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我們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就是顏回，又叫顏淵，無論在道德或學問上，是孔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經常提到顏回。
講到這裏，我們說個笑話，我常常說年輕學生們沒有辦法自己寫東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從不寫作東西，一個字也不寫，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學生寫。像釋迦牟尼、耶穌都是自己不寫東西，而由學生寫。可是中國的兩個聖人就慘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學生不大寫，都是老師寫東西捧學生的。老子也很可憐，隻一個學生，也沒寫，自己寫了五千字，這是中外聖人不同之處。今日我們所以知道顏回，也是孔子經常在他的著作裏，提到他這位得意弟子。這一段話，提到顏回。他說，我和顏回談話，有時談了一整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意思，看起來笨笨的，但當他離開我而單獨生活，不在我麵前時，作人做事都會自己檢討自己，結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還能更進一步發揮我的意思，由此看來顏回並不笨。
現在問題在於為什麽又把這樣一段話，編在這裏呢？就是談到《為政》這一篇書，上麵兩段的問孝，第一個是“敬”，第二個是“色難”，和臣道、君道都有關。現在以顏回的態度來講臣道，上麵對你講話都答“是”，都是隻有接受、服從。可是，光接受、服從，有時候反而有問題，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了接受、服從的修養，還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再加以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事業的好幹部，為政的人才。所以把顏回的個人修養，放在《為政》篇的這一段。
孔子也會看相
到了下麵，文章就轉了，正式談為政的道理。關於孔子對人的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這是孔子觀察人的道理。
講到觀察人的道理，我們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現在很流行。這兩種事，在中國有幾千年曆史，就是世界各國，有所謂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見任何國家民族，都很流行。講中國人看相的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戰國時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國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現在市麵上流行的，麻衣、柳莊、鐵關刀，乃至現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來的手相學、掌紋學，許多新的東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國相法的範圍。但中國人還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這就深奧難懂了。“神相”，不是根據“形態”看，而是看“神態”的；還有一種“心相”，是以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絕對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學），所以有幾句名言：“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快發脾氣了，是怎麽知道的呢？因為從他相上看出來了，他心裏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所以，看相是科學。有人說，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兩個眉尖中間的距離——很寬就是度量大，這是什麽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皺眉頭，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緊縮了，這是當然的道理。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往往短命，因為他露牙齒，睡覺的時候嘴巴閉不攏來，呼吸時髒的東西進到體內，當然健康要出問題。還有很多這一類的道理，都是這樣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問他什麽原因，他說：“是書上說的。”實際上，這些東西是從經驗中來的。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隻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他的沒有了，其實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鑒》這一部書。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論，不同其他的相書。他說：“功名看器宇”，講器宇，又麻煩了。這又講到中國哲學了，這是與文學連起來的，這“器”怎麽解釋呢？就是東西。“宇”是代表天體。什麽叫“器宇”？就是天體構造的形態。勉強可以如此解釋。中國的事物，就是這樣討厭，像中國人說：“這個人風度不壞”。吹過來的是“風”，衡量多寬多長就是“度”。至於一個人的“風度”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但是也很科學，譬如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這個人並不一定長得漂亮，表麵上也無特別之處，但他使人心裏的感覺與其他人就不同，這就叫“風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功名，要看他的風度。“事業看精神”，這個當然，一個人精神不好，做一點事就累了，還會有什麽事業前途呢？“窮通看指甲”，一個人有沒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與人的前途有什麽關係呢？絕對有關係。根據生理學，指甲是以鈣質為主要成分，鈣質不夠，就是體力差，體力差就沒有精神競爭。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這種人體質非常弱，多病。“壽夭看腳踵”，命長不長，看他走路時的腳踵。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走路時腳根不點地，他果然短命。這種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聰明浮躁，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實。“如要看條理，隻在言語中”，一個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說話是否有條理，這種看法是很科學的。中國這套學問也叫“形名之學”，在魏晉時就流行了。有一部書——《人物誌》，大家不妨多讀讀它，會有用處的，是魏代劉劭著的，北魏劉昺所注，是專門談論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科學。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的科學，這些是從外國來的。而我們的《人物誌》，卻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指出哪些人歸哪一類。有些人是事業型的，有些人絕對不是事業型的，不要安排錯了，有的人有學問，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學問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這種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讀書不多，但他從人生經驗中，得來幾句話，蠻有意思，他說：“上等人，有本事沒有脾氣；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氣；末等人，沒有本事而脾氣卻大。”這可以說是名言，也是他的學問。所以各位立身處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學問，往往會有脾氣，就要對他容忍，用他的長處——學問，不計較他的短處——脾氣。他發脾氣不是對你有惡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來也就是他的短處，與你何關？你要講孝道，在君道上你要愛護他，尊重他。我有些學生，有時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後來他和我談話，道歉一番，我便問他要談的正題是什麽？先不要發脾氣，隻談正題，談完了再讓你發脾氣。他就笑了。
第二部應該研究的書是什麽呢？就是黃石公傳給張良的《素書》，這一部書很難說確是偽書，但它也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對於為人處世及認識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學見解，也可以說是看相的書，他並不是說眉毛長的如何，鼻子長的怎樣，它沒有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這個人處世的態度和條理。孟子也喜歡看相，不過他沒有掛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歡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歡下看的人會動心思；喜歡斜視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問題。這是看相當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說是看相當中的“眼科”吧！
孔子觀察人談原則。“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麽？“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以法理的觀點來說，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過去中國人不大打官司，喜歡打官司的叫作訟棍。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殺人，這是有罪的，要償命的。有訟棍要被告一千兩銀子，包可無罪。被告為了保命，就是上當受騙，也隻好出這一千兩銀子了。而那個訟棍得了銀子，將送出去的公文抽回來，將“用刀殺人”的“用”字，輕輕加了一筆，變成“甩”字，於是“甩”刀殺人，沒有犯意，是無罪的。
還有滿清時候，祭孔大典，凡是參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東張西望，或轉頭回身說話的，否則就犯了“大不敬”，重則殺頭，輕則坐牢，至少是免職永不錄用。有一次，一位督撫率領部屬祭孔，在部屬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麵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頭說話，於是皇帝下命令督撫查明這件事。督撫一接到聖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後從部屬中，找來了平日最討厭的訟棍，被敲了八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買一個字，訟棍還說白送了一個字，共有九個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顧。”這樣答複上去，不但沒有事，那個原告，也不敢頂上去了。因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規規矩矩不轉頭，又怎麽知道被告轉了頭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殺大官們腦袋的大案，就這樣由訟棍用九個字，輕輕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從政的人，都要了解這一點，公事辦久了，從政久了，法律熟了，專門在筆杆上做工夫，害死人殺死人，比刀都厲害。
所以講到這裏，要“視其所以”，看他的動機、目的。“觀其所由”，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於什麽？能不能安於現實。譬如有些人就很難安，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朋友，已滿頭白發了，讀書人，學問蠻好。剛剛退休，太太過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沒有興趣，書法好但沒興趣寫字，讀書人本可看書，但是拿到書，就想睡覺，躺下來又睡不著——講到這裏，請青年朋友們注意，老年人很可憐，有幾件事是相反的：坐著想睡，躺下來卻睡不著。哭起來沒有眼淚，笑起來把眼淚笑出來了。講現在的事，當麵講當麵忘，對過去的事，連小時候的都記得起來。講他好話聽不見，罵他的話馬上聽到了。這是老年人的慘狀——因為他太無聊、寂寞，事事無興趣，隻好交了個女朋友，我勸他不必結婚了。他這種現象，就是老年人的無所安，心不能安，這是老年人，但是年輕人也一樣。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一個人作學問修養，如果平常無所安頓之處，就大有問題。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孔子以這三點觀察人，所以他說“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這個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麽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作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麵，後者屬行為方麵。）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麽？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學問最難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麽事業都可以做。因為他不會被事業所困擾，這個話怎麽說呢？安於平淡的人，今天發了財，他不會覺得自己錢多了而弄得睡不著覺；如果窮了，也不會覺得窮，不會感到錢對他的威脅。所以安心是最難。以這三點觀人，放在《為政》篇中，就是知人勵品的重點所在。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從文字上去解釋，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溫習過去，知道現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師了。照表麵文字上的解釋，隻此而已，實際上我們要更深一步體會。“溫故”——說過去的我們要知道，譬如講中國曆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讀曆史的，目的並不在拿學位，那麽為了什麽呢？為了“溫故知新”，認識了過去，就知道未來，這樣，“可以為師矣”，過去就是你的老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這是什麽道理呢？因為前麵的成功與失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敗的，曆史上就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很多。剛才和人閑談，就談到過，現在這一代青年作學問很難，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國文化傳統的根——過去，也要知道現在社會的新學問，不但是國內的事，國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為政的人，更要注意這事，為政到底是要有學問的，所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樣才真能師法過去的曆史，判斷未來新的事物的發展。
是什麽東西
下麵接著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麵翻成白話就很好笑了——孔子說：“君子不是東西。”提到這個思想，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個個懂得哲學，尤其罵人的時候更是如此。譬如說：“你是什麽東西？”拿哲學來講，我真不知道我是什麽東西，因為人的生命究竟怎麽回事，還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麽東西。
但孔子這句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從表麵上看，一個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個很好的演員，演什麽角色，就是什麽角色。當演工友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掃地倒茶，當演大官的時候，溫溫和和就是作官，幹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為了真正的通才，否則隻有變成專才、專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說明為政在這方麵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論語》在這裏講到了君子，什麽是君子呢？下麵提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儒家孔孟思想，經常提到君子，什麽是君子？將來我們還要討論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裏不發揮。我們這裏隻講子貢問“君子”，孔子是怎麽答複他的？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麵，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古今中外，人類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多半愛吹牛，很少見諸於事實；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動上做出來就很難。所以，孔子說，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接著下來，對於君子的涵義，又有一說：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麽呢？周是包羅萬象，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他說一個君子的作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這就不對了，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一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就是“比”。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們對於人，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麽呢？我們知道中國字，古寫的篆文比字，是這樣寫的——，象形兩個人相同，同向一個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極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那就容易流於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隻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麽事都以“我”為中心、為標準，這樣就不能夠普遍。
講到這裏，君子的道理還沒有講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我們前麵講到的，過去的曆史，對於人才，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便是才、德、學。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於天性——但沒有才能。我們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這種人到大後方坐鎮，好得很；教他設法打開一個局麵，衝出去，那他辦不到，他沒有這個才，他隻有守成之才，沒有開創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兩個字很難兼全的，但有一個東西可以補救，那就是學，用學問來培養那所缺的一麵。有些人雖然天生有才有德，但還是須要學問來培養的。
講到學問，就須兩件事，一是要學，一是要問。多向人家請教，多向人家學習，接受前人的經驗，加以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便是學問。但“學而不思則罔”，有些人有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那麽就是迂闊疏遠，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罔”了，沒有用處。如此可以作學者，像我們一樣——教書，吹吹牛，不但學術界如此，別的圈子也是一樣，有學識，但沒有真思想，這就是不切實際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學則殆”。他們有思想，有天才，但沒有經過學問的踏實鍛煉，那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為，自己誤以為那便是創作，結果陷於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擊，思想的彷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時代性的紊亂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歎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其實童稚無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人間，宛如一張白紙，染之朱則赤，染之墨則黑，結果因為父母的主觀觀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塗塗抹抹，使他們成了五光十色，爛汙一片，不是把他們逼成了書呆子，就是把他們逼成太保，還不是真的太保。我經常說，真太保是創造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輩人的思想，無論是做父母的，當老師的，或者領導人的，都應該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領導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問題，首先要注意他們的幻想，因為幻想就是學問的基礎。據我的研究，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學問、事業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的個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個人的一生，也隻是把少年時期的理想加上學問的培養而已，到了中年的事業就是少年理想的發揮，晚年就回憶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說曆史文化，無論中外，永遠年輕，永遠隻有三十歲，沒有五千年，為什麽呢？人的聰明智慧都在四十歲以前發揮，就是從科學方麵也可以看到，四十歲以後，就難得有新的發明，每個人的成就都在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這個階段，人類在這一段時間的成果，累積起來，就變成文化曆史。人類的腦子長到完全成熟的時候，正在五六十歲，可是他大半像蘋果一樣，就此落地了。所以人類智慧永遠在這三四十歲的階段作接力賽，永遠以二三十年的經驗接下去，結果上下五千年曆史，隻有二三十年的經驗而已。所以人類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宇宙從哪裏來的？人生究竟如何？還是沒有絕對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還要力學。上麵所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如青少年們，天才奔放，但不力學，就像美國有些青少年一樣，由吸毒而裸奔，以後還不知道玩出什麽花樣。所以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異端與偏激
接著下來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是一個問題了。我們知道，“異”就是特別的，“端”也就是另外一頭。但在宋儒以後，“異端”兩字，就用來專指佛、道兩家，宋以前則沒有這種肯定的說法。
講到這裏，順便提到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流行一個名詞——漢學。歐美各國講中國學問，都稱之為“漢學”，這是世界通稱，成了習慣，已經沒辦法更正了。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所稱的漢學，是指漢儒的作學問，注重於訓詁。所謂“訓詁”，就是對於文字的考據，研究一個字作什麽解說，為什麽這樣寫？不過漢學很討厭，他們有時候為了一個字，可以寫十多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方麵的書，也是令人頭大的。但是古人所謂博士學位——我們現在的博士也是這樣——往往憑藉這些專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萬字的文章，這就是訓詁之學。後來發展為考據，就是對於書本上的某一句話，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這些學問，為了一個題目，或某一觀念也可寫百多萬字。總之，漢儒就是訓詁考據之學；在中國文化上叫“漢學”，意思是漢儒作的學問。漢學自漢武帝開始，就有“五經博士”，就是四書五經等書中，通了一經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國有博士這個尊稱，也是從漢朝開始的。所謂博士，就是專家。如《詩經》博士，就是《詩經》的專家。到了唐代以後，就慢慢注重文學了，因為幾百年訓詁考據下來，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當時有所謂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個人，他們提倡新的觀念，自認為孔孟以後繼承無人，儒家的學問斷了，到他們手裏才接上去。這中間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們在哪裏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傳一樣，把學說接上去了，這是宋儒很奇怪的觀念。然後他們就批評各家都不對，創了所謂理學。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現在的思想界中，理學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稱新理學，講儒學的學問。但很遺憾，他們還不成體係，仍舊不倫不類的。至於宋儒的理學家，專門講心性之學，他們所講的孔孟心性之學，實際上是從哪裏來的呢？一半是佛家來的，一半是拿道家的東西，換湯不換藥地轉到儒家來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對於宋儒的理學，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同意他們。一個人借了張家的東西用，沒有關係，可以告訴老李，這是向張家借來的，一點不為過。可是借了張家的東西，冒為己有充麵子，還轉過頭來罵張家，就沒道理了。宋儒們借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來解釋儒家的心性之學，一方麵又批駁佛道。其結果不止如此而已，從宋儒一直下來，曆代的這一派理學，弄到後來使孔孟學說被人打倒，受人批評，宋儒真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以後經過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學範圍中轉圈圈，是不是闡揚孔子的真義，很難下一定論。有一本《四朝學案》，是講宋、元、明、清幾百年來儒家心性之學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學非常盛行，所以清兵入關的時候，很多人對明儒的理學非常憤慨，認為明儒提倡理學的結果是：“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指責理學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於真正儒家的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離譜了。因此，清初一般學者，對於此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理學相當反感。最著名的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些人，也絕不投降滿清，而致力反清複明的工作。後來中國社會幫會中的洪幫，現在又叫洪門，就是他們當時的地下組織，是士大夫沒有辦法了，轉到地下去的，洪門首先是在台灣由鄭成功他們組織，一直影響到陝西，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所謂天地會等等，都由洪門後來的分衍而來。
清初顧亭林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談，於是回過頭來作學問，再走考據的路子，叫作“樸學”，因此也有稱之為漢學的。我們身為中國人，必須要了解“漢學”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也稱漢學，是指中國學問。古書上所指的漢學，是偏重於考證的學問，這是順便介紹的。
我們為什麽引出了這個問題呢？就是為了孔子這句話：“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後，八百年來，一提到異端，一般人都認為專指佛道兩家。這句話不要搞錯了，在孔子當時，沒有佛家，也沒有道家，在當時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後的事，所以認為《論語》中異端兩個字，是專指佛道而言，則是錯誤的觀念。
現在我們回轉來研究，什麽叫“異端”呢？這在文字上解釋非常簡單。“端”就是兩頭，尖端，兩邊的頭，或多邊的頭謂之“端”。“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用現代的思想問題和心理學來研究，也可以說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歡異端的，每個人都有愛好標新立異的天性。
由養士到考試
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製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裏作賓客。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裏——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麽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隻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板怎麽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麵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幹，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反了！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麽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製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稱為孝廉。（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製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製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製度。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製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隻要你有本事，盡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製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麵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釋了半天，“異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還想出特別花樣。但是，異端有沒有用處？仍是有用處的。舉個例子來說，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說，我不過得到幾個人而已。他是指張良、蕭何、陳平等，尤其是陳平這個人，在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計，他隻為漢高祖提過六個建議，還是秘密的建議，後世從曆史上知道內容的也隻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麽花樣，直到現在無法確定。
所謂奇計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們讀了曆史也就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異端多半走入術的路子，術就是方法、權術。權術沒有德業為基礎，就要不得。所以我們再看曆史，《史記》記載很清楚，陳平六出奇計，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但是陳平說了一個預言，他的後代不會太好。人家問他什麽原因，他說他喜歡用陰謀，他說：“陰謀者，道家之所忌也。”為天道所忌。果然漢高祖封給他的國，到他孫子手裏就亡，他也早知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道理，是說明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所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跟著下來，什麽不是異端呢？什麽是作人做事應該的道理？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誨”字下應該有一個小標點，誨是說教育、教誨。“汝知之乎？”你知道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尤其是當主管領導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換句話說，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則就真是愚蠢。
關於這一點，幾十年來看得很多。這個時代，很容易犯這個毛病。很多學問，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們看曆史上偉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說：“我不懂，所以要請教你，由你負責去辦，大原則告訴我就行了。”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結果一無所成。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樣，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對不起......我不懂。”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禮貌。所以我常對出國的學生們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也是走遍天下的國際禮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國家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來的，對這件事我不懂，請問應該怎麽辦？”萬萬不要認為這樣說是丟人，這是最大的禮貌，不會吃虧，尤其做國民外交更用得著，最怕冒充懂，就會失禮。
到這裏是為政的大原則，下麵文章的氣勢為之一轉，而轉到另外一個人。
千裏求官隻為財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他姓顓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是位年輕學生。他到孔子這裏來是要學幹祿的。什麽叫“幹祿”呢？就是怎樣去謀生。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幹”就是幹進、幹求；幹祿，就是如何拿到祿位。換句話說，孔子希望弟子們學仁學義，子張這位學生來的時候，大概填誌願表與眾不同，直截了當，幹脆兩個字——幹祿；要找飯吃，怎樣找公務員當。但是孔老夫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好幹部，做一個良好的公務員，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有懷疑不懂的地方則保留。闕就是保留，等著請教人家，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本來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後根本不通，這就丟人了。如不講過分的話，不吹牛，就很少過錯；多去看，多去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采取保留的態度。換句話說，對於模棱兩可的事，隨時隨地都用得到古人的兩句話：“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見闕殆的意思，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這樣去謀生，隨便幹哪一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從這一段書中，我們看到孔子的教育態度，實在了不起，這個學生是來學吃飯的本領，要如何馬上找到職業。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統道理，也就是求職業的基本條件，我們為人做任何事業，基本條件很要緊，孔子說的這個基本條件已經夠了。
到這一節為止，上麵都是講為政中關於作人處世的部分，下麵高峰突起，就正式講到政治問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孔子自己祖國的君侯，孔子忠君愛國之心是很強的，自己國家的領袖問他怎樣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這個“服”字，含義可說是服從，也可以說絕對服了，不敢反抗，這是重點。以魯國的國君，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一大笑話。在中國政治的道理，所謂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魯哀公拿這個問題問孔子，你說孔子怎麽辦？他很婉轉的說明這個道理，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這個“舉”就是提拔，這是針對魯哀公當時的政治毛病而來。舉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錯諸枉”的錯等於措，就是把他擺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舉枉錯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或隻用自己喜歡的人，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這是誰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這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他，就好像說當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到了那個權位的情況，就很難講了。譬如我們平時常會說，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絕對公正。人總會受人情的包圍，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覺得蠻舒服的，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個人能夠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種最高的修養。像唐朝的曆史中記載，武則天問武三思，朝中誰是忠臣？武三思說，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則天說，你這是什麽話？武三思說，我不認識的，怎麽知道他好不好？同樣的道理，看戲容易作戲難，所以我們批評曆史容易，身為當局者時，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們知道孔子答複魯哀公的話，雖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下麵接著是季康子的問話，我們曾經提到過，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是亡在他們手裏，季康子問什麽呢？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使民，就是怎樣使用群眾的意思，在為政的道德上而言，這個動機就有問題，要想使用別人就已經是問題了，他還用了一個當時蠻流行的口頭語，敬啊！忠啊！這些都是老子當時所罵的假仁假義。（其實老子並不反對仁義，隻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談的仁義，變成了虛假無實的名詞，所以老子反對。）他提到敬與忠兩個字，是大問題。敬是尊敬人，忠是忠於事，勸是教導的意思，等於現在所說的“教育”。孔子對於季康子所提這幾個大問題，沒有批評不對，認為都對。但是孔子告訴他，不要隻是空洞的宣傳，口頭話沒有用，天下人的聰明相等，口頭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訴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對人敬禮，隻是表麵的動作，而內心卻是不誠，則敬禮的姿勢都不對的，這樣的敬禮有什麽意義？要內心真正的莊嚴，尤其對部下、對群眾，有發自內心的莊嚴情操，部下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則忠”，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如果沒有這種慈孝，光是勸導教化是沒有用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對善的獎勵提倡，不作官樣文章，誠懇的舉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教他，因為你要作之君，作之師，等於他的長輩，既然作長輩，就是作老師，盡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這裏看到答複國君的問話與答複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幾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說的，把它連貫起來，而仍能成為一篇曲折有致，蠻講究結構的文章，它的文學價值，也實在不簡單。
治國難！齊家更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麽不出來為政呢？你自己來幹嘛！講到這裏，我要特別提醒諸位，以前我們說過《為政》這一篇，被大家解釋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不大對的，因為孔子不講政治，隻講為政。拿現代政治哲學來講，是大原則，並不是政治的一種方法。所以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複，他引用了《書經》裏的話解釋說，《書經》裏不是講過孝道嗎！一個人在家裏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說自己不得誌，我說你有什麽不得誌？不是員，就是長，他說沒有什麽長在身，我說你至少是家長呀！這個資格還真不容易，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麵講為政的原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這節很重要。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讀中國曆史，對於從政的人，始終要注意一個道理，所謂“百年大計”。一件事情，一個政策下來，要眼光遠大，至少須看到百年或幾十年以後的變化與發展，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沒有一個完整無缺的法律或完整無缺的辦法。天下事一定會變，而且時時在變，這張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後就不新了。不新了該怎麽辦？今天就要預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後應變的方案。我們看小說，諸葛亮給人補救的方法，都是“錦囊妙計”先放在那裏。對為政來講，這個“錦囊妙計”就是百年大計。不可隻顧目前，如隻顧目前，事情因時間的發展改變而情況不同，就變成言而無信，結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認為不對，去趕快改過來，究竟哪個對？老百姓搞不清楚，這就是大問題。所以孔子說作人、處世、對朋友，“信”是很重要的，無“信”是絕對不可以。尤其一些當主管的人，處理事情不多想想，驟下決定，以致隨時改變，使部下無所適從，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輗和軏兩個字，是古代車子上的車杆子。大車是牛車，輗就是牛車上一根用來套在牛肩上，中間的大梁子；小車是馬車，軏就是馬車上掛鉤的地方，這都是車子上的關鍵所在。他說作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關鍵。有如大車的橫杆，小車的掛鉤，如果沒有了它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講到這裏，本篇快近尾聲。子張，就是剛才說到那個來問謀生辦法的子張，現在提出一個大問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現在說十世的問題。先說世，什麽是世？西方的觀念，一百年為一世紀，西方文化以耶穌誕生那一年（約在我國漢朝的時候）開始為紀元——第一年。現在為一九七四年，又稱二十世紀。我們現在也用這個西元，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是相當令人痛心的事，一個當祖父的，不應該與孫子平行，不應該把自己的曆史抹煞，這實在痛心。這暫且不提，我們知道現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為一世紀，而中國文化過去的世，小的單位以三十年為一世，這是一個時間的代表單位，後來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單位了。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說到“世”的問題，常以“十世”表示久遠。唐代以後，佛學進了中國，又有“三世”之說，什麽叫“三世”呢？過去、現在、未來，就叫“三世”。幾千萬年前是過去，前一秒鍾也是過去的；現在就是現在；未來，此後的一秒鍾是未來，以後的千百萬年也是未來。這就叫“三世”——是佛學的名稱；儒學則稱之為“十世”。這裏《論語》上的十世，等於說千秋以後將來的世代。
子張問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預言將來怎麽演變，孔子在這裏講到夏、商、周三世，隻是引用過去以代表將來。子張問孔子將來時代的演變知不知道？孔子說知道。怎麽會知道呢？孔子說殷商的文化是哪裏來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變而來。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減損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減損也好，總由前麵的曆史跡象而來，必須要變才變。殷商以後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從殷商漸變而來的。我們現在說傳統文化，所謂傳統，就是這樣在一個係統中漸變傳下來的，並不是頑固得一定永遠保留原來的樣子，才叫傳統。所以周朝就因為殷禮——殷商的文化，演變成周朝的文化。那麽從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對與不對，而有所改變。“其或繼周者”，孔子是東周時代的人，這意思就是說，周代的文化也是要變的，而將來的曆史演變，不必說下一代會變成什麽樣子，就是千百萬年以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也可以知道。孔子並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換句話說，是他要人憑借智慧，多讀曆史，就知道過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則，循曆史的軌跡就可以知道過去，用同一法則，也就能知道未來。以前提到過，溫故而知新，也是這個道理。曆史的演變，不會突然的，都是漸變而來的。所以將來的曆史，未來的時代，明天怎麽樣？幾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為政的道理講完了，每篇都有一個結論，但是本篇的這個結論，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為什麽把這兩句話作為《為政》篇的結論？而且為什麽提到鬼呢？中國文化講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這裏，不是一般人講的魔鬼，而是祖宗的靈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還是拜別人的鬼呢？這句話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遠，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馬屁（諂媚），不知從何說起才對。
因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質。但是殷也尚鬼，那時社會的風氣，每個人都誠懇老實，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則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這是上古曆史文化演變有名的轉捩點，所以孔子在這裏提到鬼以後，第二句就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沒有勇氣。沒有智、仁、勇就無法從政，換句話說，也不應該從政。
曆史上有許多人是見義不為，對許多事情，明明知道應該做，多半推說沒有辦法而不敢做。我們作人也是這樣，“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譬如抽香煙，明明知道這個嗜好的一切害處，是不應該抽，這是“看得破”，但口袋裏總是放一包香煙——“忍不過”。對於許多事，理論上認為都對，做起來就認為體力不行了，這就是“想得到，做不來。”對個人的前途這樣，對天下事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所以為政就是一種犧牲，要智、仁、勇齊備，看到該做的就去做，打算把這條命都付出去了。盡忠義，要見義勇為。所以把這句話加在《為政》篇的最後，這是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見義而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胸懷。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著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匯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隻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要服從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麵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隻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範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這幾句話，表麵上看來，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說到這裏，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起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後，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於解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裏，前後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因此我們了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後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裏，就告訴學生，這裏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孔子為什麽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
星辰知多少
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於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劃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幹。我們為什麽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台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劃過呢？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範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為什麽叫“宿”呢？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這出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係。過去發現了北鬥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麵，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鬥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鬥”。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著它，每到晚上，北鬥七星的鬥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春天北鬥星一定指著東方的寅宮。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鬥，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於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鬥星的指揮，跟著它，繞著它轉動。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鬥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每天十二個時辰，北鬥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於“北辰”我們了解了，那麽孔子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裏本身不要動，隻要發號施令，下麵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嶽飛所提出的。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來，嶽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那麽“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並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麵領導的人，什麽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而治”是製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裏，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裏，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麵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麽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我問他這話是什麽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麽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幹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幹，是鄰縣要這樣幹，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幹，那我們又有什麽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隻要大將在那裏，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麽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古人對中國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什麽叫經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準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拿曆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麵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其實不是的。我們讀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後世稱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作《春秋》，後來“春秋”成了曆史的代名詞。在孔子前後，有人寫了曆史，都稱春秋。中國文化中為什麽把曆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後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複雜的意義。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曆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這方麵等將來有機會談到《易經》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隻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黃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曆史為春秋。這就是中國的曆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平上來批判。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對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稱一稱。曆史叫作“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台風了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曆史，孔子在《易經》的《係傳》上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係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於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台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台風。我們看到台風的力量這麽猛烈，但它在水麵上初起的時候，隻見到水麵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著水麵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台風。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颶風起於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說的上麵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麽偶然！”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麽？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後果。或者說，坐在家裏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裏，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裏，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裏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都是慢慢轉變來的。《易經》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隻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裏。
我們懂了《易經》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麽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麵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麽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從上麵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鬥爭，社會秩序之亂，文化的衰敗，與我們現在有些地區的社會情況相比較，幾乎有相同之處。孔子麵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聖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曆史，儒家思想為什麽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係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麽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麽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後麵真的。”李宗吾對曆史非常懷疑，他說聖人靠不住，為什麽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沒有聖人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聖人的懷疑”。這位老兄，專寫反麵文章，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做？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裏，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麽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隻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後，隻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誌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於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了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所以有人說《論語》要重新編排，他們看《論語》看到這裏就說：“講為政講得好好的，為什麽又突然講到文學上去，而講起詩來了呢？還不是編錯了，編亂了嗎？應該把它拿出來，照現在西方辦法，邏輯的整理一番。”我說：“邏輯？！大概是把它邏過一下，再輯一輯吧？”隻好為他們的主張作如是解釋。殊不知《論語》已經編得非常完整了。
為什麽在《為政》裏談這個問題？
“詩三百”，是指中國文學中的《詩經》，是孔子當時集中周朝以來數百年間，各個國家（各個地方單位）的勞人思婦的作品。所謂勞人就是成年不在家，為社會、國家在外奔波，一生勞勞碌碌的人。男女戀愛中，思想感情無法表達、蘊藏在心中的婦女，就是思婦。勞人思婦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國家、各時代，每個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有時候是不可對人說，而用文字記下來，後來又慢慢的流傳開了。孔子把許多資料收集起來，因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從中知道社會的趨勢到了什麽程度，為什麽人們要發牢騷？“其所由來者漸矣！”總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要找也不簡單，所以孔子把詩集中起來，其中有的可以流傳，有的不能流傳，必須刪掉，所以叫做刪詩書，定禮樂。他把中國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個編輯的工作。對於詩的部分，上下幾百年，地區包括那麽廣，他集中了以後，刪除了一部分，精選編出來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現在流傳下來的《詩經》。
讀《詩經》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現在青年的口語來講，“追！”追女人的詩。或者說，孔子為什麽這樣無聊，把台北市西門町追女人那樣的詩都拿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戀愛歌“給我一杯愛的咖啡”什麽的，這“一杯咖啡”實在不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來得曲折、含蓄。由此我們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們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男女追求，不過不能亂，要有限度，要有禮製。所以他認為正規的男女之愛，並不妨害風化，這也叫“為政”，正規的。那麽他把文王——周朝所領導的帝王國度中，男女相愛的詩列作第一篇，為什麽呢？人生：飲食男女。形而下的開始，就是這個樣子。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長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這個以外，幾乎沒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學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曆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
《詩經》歸納起來，有兩種分類——“風、雅、頌”、“賦、比、興”。什麽叫“風”？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說法國的文學是法國的文風，法國文風代表法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等等。“雅”以現代用詞來講，是合於音樂、文學的標準，文學化的、藝術化的，但有時候也不一定文學化、藝術化。“頌”就是社會、政府公事化的文學叫“頌”。
作品另三種型態，一種是“賦”，就是直接的述說。其次是“比”，如看見下大雪，想起北國的家鄉來，像李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因這個感觸聯想到那個，就叫“比”。“興”是情緒，高興的事自己自由發揮；悲哀的事也自由發揮；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過零丁洋》七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零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就是“興”。他在挽救自己的國家，挽救那個時代，而遭遇敵人痛苦打擊的時候，無限的情感，無限的感慨。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裏鬱悶的發泄，就是“興”。
詩的偉大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麽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人不能沒有思想，隻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如果作學問的人，男女之愛都不能要，世界上沒有這種人。我所接近的，社會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樣都有，常常聽他們訴說內心的痛苦。我跟他講，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問題，硬用思想把它切斷，是不可能的。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那麽為什麽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這不是次序亂了嗎？一點都不亂，這就是“點題”了，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
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隻是思想問題。隻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麽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學校裏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麽說，抄一節；孔子怎麽說，抄一節。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麽都沒有，這種哲學隻是文憑！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匯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發揮自己的文化。
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
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作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哪一樣不是哲學？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幾句說：“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裏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學裏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宇宙哪裏來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曆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裏麵的八書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麽那麽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對聯為什麽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盡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裏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幹什麽的，為什麽門口沒有對子。一問是yan豬的，不會作對聯。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詩都很好。為什麽他們沒有文名？因為在曆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台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麽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麽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其中國人，拚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麽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泄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曆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於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鬆愉快的為政。
窮哉法治
下麵提出問題來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製來領導，再用法製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製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鑽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製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麵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麽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曆，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誌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煉，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作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裏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麽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麵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作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盡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裏平靜。注意！心裏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麵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逾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逾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逾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裏，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麽把幾十年所經曆作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裏。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須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從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製、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麽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台上來玩過，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來的，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作人做事的艱難，並不簡單，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了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麵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麽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家夥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什麽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裏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幹什麽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麵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隻是情禮的象征，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了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家夥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事思想理論都翻遍了，但是連槍怎麽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麽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隻能當個參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曆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麽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車上的一課
接下來，根據我們全篇連貫起來的觀念，似乎有了問題了，因為下麵接著是說：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麵“為政以德”的引申發揮，把中國文化裏麵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麵，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曆代都有變動的。我們要了解中國曆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誌、通獻、通考。裏麵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製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國父為什麽采用了五權分立製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孔子當時在國際——諸侯間——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麽是孝，孔子隻告訴他“不要違背”。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不要違背什麽呢？沒有下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麽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禦”——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禦”是駕車。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麽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隻有這麽一句話。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那麽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麵的駕駛台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隻稱他的號。孔子說，他問我什麽叫作孝，我答複他“無違”，不要違背。“樊遲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麵上，學生正在前麵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複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麽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麽，很簡單。“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怎麽叫以“禮”事之呢？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裏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麽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論語》裏，到底有什麽意義呢？對為政又有什麽關係呢？
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下麵跟著記載的，是孟武伯問孝。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這又牽涉到什麽是“世家”，古代的製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複，和答複他父親的是兩樣的。
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麽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複有多妙！這句話，我們要這樣說，這個問題隻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裏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裏，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裏記掛著。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係列的總書叫十三經。《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係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麽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於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鍾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複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隻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麽呢？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於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他知道這樣的答複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後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團——肚裏有數。”都是“歇後語”。講了半天，後麵的意思要人猜的。他為什麽這樣答複？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複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隻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隻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麽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我們讀曆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哪裏。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裏吃得到比飯還不容易的肉糜。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我們也可以從曆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後的皇帝“長於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病——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所以曆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於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於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於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尤其對於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後，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曆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麽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隻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麽，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須發展商業。過去歐洲的曆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塗。十六世紀以後，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了解西方文化以後，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製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麽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曆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們看曆史，經常可以看到有個因果律，如清朝，孤兒寡婦率領三百萬人，入了中原，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兒寡婦，夾了一個皮包，回到關外去了。一部曆史，怎麽樣開始，就是怎麽樣結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曆史，也幾乎完全是跟著循環往複的因果律在演變。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不過這是清朝一個大疑案，有一說順治沒有死，出家去了，這是清人曆史上不能解決的幾大疑案之一。接著康熙以八歲的小孩當皇帝。到十四歲，正式親政。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四萬萬人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康麻子——康熙臉上有幾顆麻子的——十四歲開始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康熙八歲當皇帝，十四歲親政，六十九歲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裏安定下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反清複明的人太多了，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學說上所作反清複明的工作，實在太可怕了。結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滿清的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哪三部書呢？滿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是《三國誌》，在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三國演義》。第二部不是公開讀的，是在背地裏讀的——是《老子》，當時康熙有一本特別版本的《老子》，現在已經問世，注解上也沒有什麽特殊的地方，但當時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另一部書是《孝經》。但表麵上仍然是尊孔。說到這裏，諸位讀曆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曆史上隻用八個字說明——“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麽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麽組織呢？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進了，尤其提倡孝道。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麵的運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麽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麵，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複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作的。後來康熙到五台山並巡察陝西的時候，又特別命令陝西的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李二曲。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李二曲稱病，表示無法接駕。哪裏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去探病。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來，李二曲隻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李二曲隻好表示有病，於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的後麵，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隻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則非殺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有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為照顧李二曲。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麵，用到他的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罵，都太冤枉了。
實在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要說它對的理由，很多很多，現在是講《論語》，不在本題外說得太多，隻在這裏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擴而充之愛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這個精神的更深處，我們再看一下《孝經》，就了解了。
晚娘麵孔難為人
再下來是：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遊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遊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隻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裏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它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裏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複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至於接著下麵講孝道：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來問孝，孔子說色難。什麽叫色難呢？態度問題，上麵講不敬何以為孝，就是態度很難。他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的時候，像我們做後輩兒女的，看見父母掃地，接過掃把來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饌。”（先生是現代的一般稱呼，古代對前一輩的人都尊稱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曾是以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替長輩做了事，請長輩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為什麽呢？“色難”。態度很重要，好像我們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給他喝。做兒女的茶是倒了，但端過去時，沉著臉，把茶杯在床前幾上重重的一擱，用冷硬的語調說：“喝嘛！”在兒女這樣態度下，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難過，這是絕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個要敬，這是屬於內心的；第二個則是外形的色難，態度的。
為什麽這兩節放在這裏呢？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種是做人長官，領導人的；一種是做人部下，配合別人的。所以我們談為政之道，也是“色難”，也是“不敬，何以別乎？”我們愛護部下，態度很難。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嚴，有一天他問魏征，為什麽這些大臣們，當著他的麵都不講話。魏征就告訴他——也隻有魏征敢和他這樣講——陛下自己不知道，因為陛下很威嚴，大臣們看見你後，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講不出話來。唐太宗聽了這話以後，就去對著鏡子學笑，見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態度變得和藹起來。所以為政之道，也是色難。有時到機關中去，尤其郵政局或銀行，許多人怕那裏的麵孔，譬如到郵局買一塊錢郵票，郵局的櫃台小姐，忙累得那個樣子，給你郵票時，那種好像欠她多還她少的態度，實在叫人受不了。但替她想想也夠可憐，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對她還夠嚕蘇。所以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內心上更難。“敬”——真愛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你說你對部下是最愛護的，可是你對他開口就罵，把脾氣都發在他的身上，發了脾氣以後，對他再好也沒有用了。
現在接下來講孔子與顏回的談話，包括了上麵子遊與子夏問孝道的，連起來放在《為政》篇裏，是臣道與君道的理。
這一段是沒有問題，單獨記述出來的。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我們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就是顏回，又叫顏淵，無論在道德或學問上，是孔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經常提到顏回。
講到這裏，我們說個笑話，我常常說年輕學生們沒有辦法自己寫東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從不寫作東西，一個字也不寫，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學生寫。像釋迦牟尼、耶穌都是自己不寫東西，而由學生寫。可是中國的兩個聖人就慘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學生不大寫，都是老師寫東西捧學生的。老子也很可憐，隻一個學生，也沒寫，自己寫了五千字，這是中外聖人不同之處。今日我們所以知道顏回，也是孔子經常在他的著作裏，提到他這位得意弟子。這一段話，提到顏回。他說，我和顏回談話，有時談了一整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意思，看起來笨笨的，但當他離開我而單獨生活，不在我麵前時，作人做事都會自己檢討自己，結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還能更進一步發揮我的意思，由此看來顏回並不笨。
現在問題在於為什麽又把這樣一段話，編在這裏呢？就是談到《為政》這一篇書，上麵兩段的問孝，第一個是“敬”，第二個是“色難”，和臣道、君道都有關。現在以顏回的態度來講臣道，上麵對你講話都答“是”，都是隻有接受、服從。可是，光接受、服從，有時候反而有問題，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了接受、服從的修養，還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再加以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事業的好幹部，為政的人才。所以把顏回的個人修養，放在《為政》篇的這一段。
孔子也會看相
到了下麵，文章就轉了，正式談為政的道理。關於孔子對人的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這是孔子觀察人的道理。
講到觀察人的道理，我們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現在很流行。這兩種事，在中國有幾千年曆史，就是世界各國，有所謂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見任何國家民族，都很流行。講中國人看相的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戰國時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國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現在市麵上流行的，麻衣、柳莊、鐵關刀，乃至現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來的手相學、掌紋學，許多新的東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國相法的範圍。但中國人還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這就深奧難懂了。“神相”，不是根據“形態”看，而是看“神態”的；還有一種“心相”，是以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絕對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學），所以有幾句名言：“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快發脾氣了，是怎麽知道的呢？因為從他相上看出來了，他心裏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所以，看相是科學。有人說，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兩個眉尖中間的距離——很寬就是度量大，這是什麽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皺眉頭，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緊縮了，這是當然的道理。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往往短命，因為他露牙齒，睡覺的時候嘴巴閉不攏來，呼吸時髒的東西進到體內，當然健康要出問題。還有很多這一類的道理，都是這樣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問他什麽原因，他說：“是書上說的。”實際上，這些東西是從經驗中來的。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隻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他的沒有了，其實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鑒》這一部書。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論，不同其他的相書。他說：“功名看器宇”，講器宇，又麻煩了。這又講到中國哲學了，這是與文學連起來的，這“器”怎麽解釋呢？就是東西。“宇”是代表天體。什麽叫“器宇”？就是天體構造的形態。勉強可以如此解釋。中國的事物，就是這樣討厭，像中國人說：“這個人風度不壞”。吹過來的是“風”，衡量多寬多長就是“度”。至於一個人的“風度”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但是也很科學，譬如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這個人並不一定長得漂亮，表麵上也無特別之處，但他使人心裏的感覺與其他人就不同，這就叫“風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功名，要看他的風度。“事業看精神”，這個當然，一個人精神不好，做一點事就累了，還會有什麽事業前途呢？“窮通看指甲”，一個人有沒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與人的前途有什麽關係呢？絕對有關係。根據生理學，指甲是以鈣質為主要成分，鈣質不夠，就是體力差，體力差就沒有精神競爭。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這種人體質非常弱，多病。“壽夭看腳踵”，命長不長，看他走路時的腳踵。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走路時腳根不點地，他果然短命。這種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聰明浮躁，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實。“如要看條理，隻在言語中”，一個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說話是否有條理，這種看法是很科學的。中國這套學問也叫“形名之學”，在魏晉時就流行了。有一部書——《人物誌》，大家不妨多讀讀它，會有用處的，是魏代劉劭著的，北魏劉昺所注，是專門談論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科學。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的科學，這些是從外國來的。而我們的《人物誌》，卻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指出哪些人歸哪一類。有些人是事業型的，有些人絕對不是事業型的，不要安排錯了，有的人有學問，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學問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這種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讀書不多，但他從人生經驗中，得來幾句話，蠻有意思，他說：“上等人，有本事沒有脾氣；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氣；末等人，沒有本事而脾氣卻大。”這可以說是名言，也是他的學問。所以各位立身處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學問，往往會有脾氣，就要對他容忍，用他的長處——學問，不計較他的短處——脾氣。他發脾氣不是對你有惡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來也就是他的短處，與你何關？你要講孝道，在君道上你要愛護他，尊重他。我有些學生，有時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後來他和我談話，道歉一番，我便問他要談的正題是什麽？先不要發脾氣，隻談正題，談完了再讓你發脾氣。他就笑了。
第二部應該研究的書是什麽呢？就是黃石公傳給張良的《素書》，這一部書很難說確是偽書，但它也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對於為人處世及認識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學見解，也可以說是看相的書，他並不是說眉毛長的如何，鼻子長的怎樣，它沒有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這個人處世的態度和條理。孟子也喜歡看相，不過他沒有掛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歡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歡下看的人會動心思；喜歡斜視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問題。這是看相當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說是看相當中的“眼科”吧！
孔子觀察人談原則。“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麽？“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以法理的觀點來說，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過去中國人不大打官司，喜歡打官司的叫作訟棍。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殺人，這是有罪的，要償命的。有訟棍要被告一千兩銀子，包可無罪。被告為了保命，就是上當受騙，也隻好出這一千兩銀子了。而那個訟棍得了銀子，將送出去的公文抽回來，將“用刀殺人”的“用”字，輕輕加了一筆，變成“甩”字，於是“甩”刀殺人，沒有犯意，是無罪的。
還有滿清時候，祭孔大典，凡是參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東張西望，或轉頭回身說話的，否則就犯了“大不敬”，重則殺頭，輕則坐牢，至少是免職永不錄用。有一次，一位督撫率領部屬祭孔，在部屬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麵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頭說話，於是皇帝下命令督撫查明這件事。督撫一接到聖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後從部屬中，找來了平日最討厭的訟棍，被敲了八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買一個字，訟棍還說白送了一個字，共有九個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顧。”這樣答複上去，不但沒有事，那個原告，也不敢頂上去了。因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規規矩矩不轉頭，又怎麽知道被告轉了頭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殺大官們腦袋的大案，就這樣由訟棍用九個字，輕輕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從政的人，都要了解這一點，公事辦久了，從政久了，法律熟了，專門在筆杆上做工夫，害死人殺死人，比刀都厲害。
所以講到這裏，要“視其所以”，看他的動機、目的。“觀其所由”，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於什麽？能不能安於現實。譬如有些人就很難安，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朋友，已滿頭白發了，讀書人，學問蠻好。剛剛退休，太太過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沒有興趣，書法好但沒興趣寫字，讀書人本可看書，但是拿到書，就想睡覺，躺下來又睡不著——講到這裏，請青年朋友們注意，老年人很可憐，有幾件事是相反的：坐著想睡，躺下來卻睡不著。哭起來沒有眼淚，笑起來把眼淚笑出來了。講現在的事，當麵講當麵忘，對過去的事，連小時候的都記得起來。講他好話聽不見，罵他的話馬上聽到了。這是老年人的慘狀——因為他太無聊、寂寞，事事無興趣，隻好交了個女朋友，我勸他不必結婚了。他這種現象，就是老年人的無所安，心不能安，這是老年人，但是年輕人也一樣。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一個人作學問修養，如果平常無所安頓之處，就大有問題。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孔子以這三點觀察人，所以他說“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這個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麽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作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麵，後者屬行為方麵。）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麽？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學問最難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麽事業都可以做。因為他不會被事業所困擾，這個話怎麽說呢？安於平淡的人，今天發了財，他不會覺得自己錢多了而弄得睡不著覺；如果窮了，也不會覺得窮，不會感到錢對他的威脅。所以安心是最難。以這三點觀人，放在《為政》篇中，就是知人勵品的重點所在。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從文字上去解釋，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溫習過去，知道現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師了。照表麵文字上的解釋，隻此而已，實際上我們要更深一步體會。“溫故”——說過去的我們要知道，譬如講中國曆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讀曆史的，目的並不在拿學位，那麽為了什麽呢？為了“溫故知新”，認識了過去，就知道未來，這樣，“可以為師矣”，過去就是你的老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這是什麽道理呢？因為前麵的成功與失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敗的，曆史上就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很多。剛才和人閑談，就談到過，現在這一代青年作學問很難，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國文化傳統的根——過去，也要知道現在社會的新學問，不但是國內的事，國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為政的人，更要注意這事，為政到底是要有學問的，所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樣才真能師法過去的曆史，判斷未來新的事物的發展。
是什麽東西
下麵接著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麵翻成白話就很好笑了——孔子說：“君子不是東西。”提到這個思想，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個個懂得哲學，尤其罵人的時候更是如此。譬如說：“你是什麽東西？”拿哲學來講，我真不知道我是什麽東西，因為人的生命究竟怎麽回事，還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麽東西。
但孔子這句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從表麵上看，一個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個很好的演員，演什麽角色，就是什麽角色。當演工友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掃地倒茶，當演大官的時候，溫溫和和就是作官，幹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為了真正的通才，否則隻有變成專才、專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說明為政在這方麵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論語》在這裏講到了君子，什麽是君子呢？下麵提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儒家孔孟思想，經常提到君子，什麽是君子？將來我們還要討論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裏不發揮。我們這裏隻講子貢問“君子”，孔子是怎麽答複他的？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麵，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古今中外，人類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多半愛吹牛，很少見諸於事實；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動上做出來就很難。所以，孔子說，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接著下來，對於君子的涵義，又有一說：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麽呢？周是包羅萬象，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他說一個君子的作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這就不對了，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一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就是“比”。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們對於人，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麽呢？我們知道中國字，古寫的篆文比字，是這樣寫的——，象形兩個人相同，同向一個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極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那就容易流於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隻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麽事都以“我”為中心、為標準，這樣就不能夠普遍。
講到這裏，君子的道理還沒有講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我們前麵講到的，過去的曆史，對於人才，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便是才、德、學。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於天性——但沒有才能。我們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這種人到大後方坐鎮，好得很；教他設法打開一個局麵，衝出去，那他辦不到，他沒有這個才，他隻有守成之才，沒有開創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兩個字很難兼全的，但有一個東西可以補救，那就是學，用學問來培養那所缺的一麵。有些人雖然天生有才有德，但還是須要學問來培養的。
講到學問，就須兩件事，一是要學，一是要問。多向人家請教，多向人家學習，接受前人的經驗，加以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便是學問。但“學而不思則罔”，有些人有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那麽就是迂闊疏遠，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罔”了，沒有用處。如此可以作學者，像我們一樣——教書，吹吹牛，不但學術界如此，別的圈子也是一樣，有學識，但沒有真思想，這就是不切實際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學則殆”。他們有思想，有天才，但沒有經過學問的踏實鍛煉，那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為，自己誤以為那便是創作，結果陷於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擊，思想的彷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時代性的紊亂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歎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其實童稚無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人間，宛如一張白紙，染之朱則赤，染之墨則黑，結果因為父母的主觀觀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塗塗抹抹，使他們成了五光十色，爛汙一片，不是把他們逼成了書呆子，就是把他們逼成太保，還不是真的太保。我經常說，真太保是創造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輩人的思想，無論是做父母的，當老師的，或者領導人的，都應該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領導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問題，首先要注意他們的幻想，因為幻想就是學問的基礎。據我的研究，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學問、事業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的個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個人的一生，也隻是把少年時期的理想加上學問的培養而已，到了中年的事業就是少年理想的發揮，晚年就回憶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說曆史文化，無論中外，永遠年輕，永遠隻有三十歲，沒有五千年，為什麽呢？人的聰明智慧都在四十歲以前發揮，就是從科學方麵也可以看到，四十歲以後，就難得有新的發明，每個人的成就都在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這個階段，人類在這一段時間的成果，累積起來，就變成文化曆史。人類的腦子長到完全成熟的時候，正在五六十歲，可是他大半像蘋果一樣，就此落地了。所以人類智慧永遠在這三四十歲的階段作接力賽，永遠以二三十年的經驗接下去，結果上下五千年曆史，隻有二三十年的經驗而已。所以人類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宇宙從哪裏來的？人生究竟如何？還是沒有絕對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還要力學。上麵所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如青少年們，天才奔放，但不力學，就像美國有些青少年一樣，由吸毒而裸奔，以後還不知道玩出什麽花樣。所以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異端與偏激
接著下來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是一個問題了。我們知道，“異”就是特別的，“端”也就是另外一頭。但在宋儒以後，“異端”兩字，就用來專指佛、道兩家，宋以前則沒有這種肯定的說法。
講到這裏，順便提到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流行一個名詞——漢學。歐美各國講中國學問，都稱之為“漢學”，這是世界通稱，成了習慣，已經沒辦法更正了。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所稱的漢學，是指漢儒的作學問，注重於訓詁。所謂“訓詁”，就是對於文字的考據，研究一個字作什麽解說，為什麽這樣寫？不過漢學很討厭，他們有時候為了一個字，可以寫十多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方麵的書，也是令人頭大的。但是古人所謂博士學位——我們現在的博士也是這樣——往往憑藉這些專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萬字的文章，這就是訓詁之學。後來發展為考據，就是對於書本上的某一句話，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這些學問，為了一個題目，或某一觀念也可寫百多萬字。總之，漢儒就是訓詁考據之學；在中國文化上叫“漢學”，意思是漢儒作的學問。漢學自漢武帝開始，就有“五經博士”，就是四書五經等書中，通了一經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國有博士這個尊稱，也是從漢朝開始的。所謂博士，就是專家。如《詩經》博士，就是《詩經》的專家。到了唐代以後，就慢慢注重文學了，因為幾百年訓詁考據下來，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當時有所謂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個人，他們提倡新的觀念，自認為孔孟以後繼承無人，儒家的學問斷了，到他們手裏才接上去。這中間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們在哪裏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傳一樣，把學說接上去了，這是宋儒很奇怪的觀念。然後他們就批評各家都不對，創了所謂理學。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現在的思想界中，理學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稱新理學，講儒學的學問。但很遺憾，他們還不成體係，仍舊不倫不類的。至於宋儒的理學家，專門講心性之學，他們所講的孔孟心性之學，實際上是從哪裏來的呢？一半是佛家來的，一半是拿道家的東西，換湯不換藥地轉到儒家來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對於宋儒的理學，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同意他們。一個人借了張家的東西用，沒有關係，可以告訴老李，這是向張家借來的，一點不為過。可是借了張家的東西，冒為己有充麵子，還轉過頭來罵張家，就沒道理了。宋儒們借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來解釋儒家的心性之學，一方麵又批駁佛道。其結果不止如此而已，從宋儒一直下來，曆代的這一派理學，弄到後來使孔孟學說被人打倒，受人批評，宋儒真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以後經過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學範圍中轉圈圈，是不是闡揚孔子的真義，很難下一定論。有一本《四朝學案》，是講宋、元、明、清幾百年來儒家心性之學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學非常盛行，所以清兵入關的時候，很多人對明儒的理學非常憤慨，認為明儒提倡理學的結果是：“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指責理學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於真正儒家的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離譜了。因此，清初一般學者，對於此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理學相當反感。最著名的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些人，也絕不投降滿清，而致力反清複明的工作。後來中國社會幫會中的洪幫，現在又叫洪門，就是他們當時的地下組織，是士大夫沒有辦法了，轉到地下去的，洪門首先是在台灣由鄭成功他們組織，一直影響到陝西，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所謂天地會等等，都由洪門後來的分衍而來。
清初顧亭林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談，於是回過頭來作學問，再走考據的路子，叫作“樸學”，因此也有稱之為漢學的。我們身為中國人，必須要了解“漢學”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也稱漢學，是指中國學問。古書上所指的漢學，是偏重於考證的學問，這是順便介紹的。
我們為什麽引出了這個問題呢？就是為了孔子這句話：“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後，八百年來，一提到異端，一般人都認為專指佛道兩家。這句話不要搞錯了，在孔子當時，沒有佛家，也沒有道家，在當時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後的事，所以認為《論語》中異端兩個字，是專指佛道而言，則是錯誤的觀念。
現在我們回轉來研究，什麽叫“異端”呢？這在文字上解釋非常簡單。“端”就是兩頭，尖端，兩邊的頭，或多邊的頭謂之“端”。“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用現代的思想問題和心理學來研究，也可以說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歡異端的，每個人都有愛好標新立異的天性。
由養士到考試
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製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裏作賓客。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裏——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麽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隻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板怎麽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麵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幹，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反了！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麽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製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稱為孝廉。（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製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製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製度。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製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隻要你有本事，盡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製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麵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釋了半天，“異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還想出特別花樣。但是，異端有沒有用處？仍是有用處的。舉個例子來說，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說，我不過得到幾個人而已。他是指張良、蕭何、陳平等，尤其是陳平這個人，在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計，他隻為漢高祖提過六個建議，還是秘密的建議，後世從曆史上知道內容的也隻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麽花樣，直到現在無法確定。
所謂奇計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們讀了曆史也就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異端多半走入術的路子，術就是方法、權術。權術沒有德業為基礎，就要不得。所以我們再看曆史，《史記》記載很清楚，陳平六出奇計，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但是陳平說了一個預言，他的後代不會太好。人家問他什麽原因，他說他喜歡用陰謀，他說：“陰謀者，道家之所忌也。”為天道所忌。果然漢高祖封給他的國，到他孫子手裏就亡，他也早知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道理，是說明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所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跟著下來，什麽不是異端呢？什麽是作人做事應該的道理？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誨”字下應該有一個小標點，誨是說教育、教誨。“汝知之乎？”你知道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尤其是當主管領導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換句話說，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則就真是愚蠢。
關於這一點，幾十年來看得很多。這個時代，很容易犯這個毛病。很多學問，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們看曆史上偉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說：“我不懂，所以要請教你，由你負責去辦，大原則告訴我就行了。”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結果一無所成。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樣，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對不起......我不懂。”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禮貌。所以我常對出國的學生們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也是走遍天下的國際禮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國家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來的，對這件事我不懂，請問應該怎麽辦？”萬萬不要認為這樣說是丟人，這是最大的禮貌，不會吃虧，尤其做國民外交更用得著，最怕冒充懂，就會失禮。
到這裏是為政的大原則，下麵文章的氣勢為之一轉，而轉到另外一個人。
千裏求官隻為財
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他姓顓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是位年輕學生。他到孔子這裏來是要學幹祿的。什麽叫“幹祿”呢？就是怎樣去謀生。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幹”就是幹進、幹求；幹祿，就是如何拿到祿位。換句話說，孔子希望弟子們學仁學義，子張這位學生來的時候，大概填誌願表與眾不同，直截了當，幹脆兩個字——幹祿；要找飯吃，怎樣找公務員當。但是孔老夫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好幹部，做一個良好的公務員，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有懷疑不懂的地方則保留。闕就是保留，等著請教人家，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本來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後根本不通，這就丟人了。如不講過分的話，不吹牛，就很少過錯；多去看，多去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采取保留的態度。換句話說，對於模棱兩可的事，隨時隨地都用得到古人的兩句話：“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見闕殆的意思，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這樣去謀生，隨便幹哪一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從這一段書中，我們看到孔子的教育態度，實在了不起，這個學生是來學吃飯的本領，要如何馬上找到職業。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統道理，也就是求職業的基本條件，我們為人做任何事業，基本條件很要緊，孔子說的這個基本條件已經夠了。
到這一節為止，上麵都是講為政中關於作人處世的部分，下麵高峰突起，就正式講到政治問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孔子自己祖國的君侯，孔子忠君愛國之心是很強的，自己國家的領袖問他怎樣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這個“服”字，含義可說是服從，也可以說絕對服了，不敢反抗，這是重點。以魯國的國君，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一大笑話。在中國政治的道理，所謂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魯哀公拿這個問題問孔子，你說孔子怎麽辦？他很婉轉的說明這個道理，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這個“舉”就是提拔，這是針對魯哀公當時的政治毛病而來。舉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錯諸枉”的錯等於措，就是把他擺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舉枉錯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或隻用自己喜歡的人，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這是誰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這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他，就好像說當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到了那個權位的情況，就很難講了。譬如我們平時常會說，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絕對公正。人總會受人情的包圍，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覺得蠻舒服的，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個人能夠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種最高的修養。像唐朝的曆史中記載，武則天問武三思，朝中誰是忠臣？武三思說，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則天說，你這是什麽話？武三思說，我不認識的，怎麽知道他好不好？同樣的道理，看戲容易作戲難，所以我們批評曆史容易，身為當局者時，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們知道孔子答複魯哀公的話，雖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下麵接著是季康子的問話，我們曾經提到過，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是亡在他們手裏，季康子問什麽呢？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使民，就是怎樣使用群眾的意思，在為政的道德上而言，這個動機就有問題，要想使用別人就已經是問題了，他還用了一個當時蠻流行的口頭語，敬啊！忠啊！這些都是老子當時所罵的假仁假義。（其實老子並不反對仁義，隻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談的仁義，變成了虛假無實的名詞，所以老子反對。）他提到敬與忠兩個字，是大問題。敬是尊敬人，忠是忠於事，勸是教導的意思，等於現在所說的“教育”。孔子對於季康子所提這幾個大問題，沒有批評不對，認為都對。但是孔子告訴他，不要隻是空洞的宣傳，口頭話沒有用，天下人的聰明相等，口頭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訴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對人敬禮，隻是表麵的動作，而內心卻是不誠，則敬禮的姿勢都不對的，這樣的敬禮有什麽意義？要內心真正的莊嚴，尤其對部下、對群眾，有發自內心的莊嚴情操，部下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則忠”，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如果沒有這種慈孝，光是勸導教化是沒有用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對善的獎勵提倡，不作官樣文章，誠懇的舉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教他，因為你要作之君，作之師，等於他的長輩，既然作長輩，就是作老師，盡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這裏看到答複國君的問話與答複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幾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說的，把它連貫起來，而仍能成為一篇曲折有致，蠻講究結構的文章，它的文學價值，也實在不簡單。
治國難！齊家更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麽不出來為政呢？你自己來幹嘛！講到這裏，我要特別提醒諸位，以前我們說過《為政》這一篇，被大家解釋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不大對的，因為孔子不講政治，隻講為政。拿現代政治哲學來講，是大原則，並不是政治的一種方法。所以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複，他引用了《書經》裏的話解釋說，《書經》裏不是講過孝道嗎！一個人在家裏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說自己不得誌，我說你有什麽不得誌？不是員，就是長，他說沒有什麽長在身，我說你至少是家長呀！這個資格還真不容易，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麵講為政的原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這節很重要。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讀中國曆史，對於從政的人，始終要注意一個道理，所謂“百年大計”。一件事情，一個政策下來，要眼光遠大，至少須看到百年或幾十年以後的變化與發展，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沒有一個完整無缺的法律或完整無缺的辦法。天下事一定會變，而且時時在變，這張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後就不新了。不新了該怎麽辦？今天就要預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後應變的方案。我們看小說，諸葛亮給人補救的方法，都是“錦囊妙計”先放在那裏。對為政來講，這個“錦囊妙計”就是百年大計。不可隻顧目前，如隻顧目前，事情因時間的發展改變而情況不同，就變成言而無信，結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認為不對，去趕快改過來，究竟哪個對？老百姓搞不清楚，這就是大問題。所以孔子說作人、處世、對朋友，“信”是很重要的，無“信”是絕對不可以。尤其一些當主管的人，處理事情不多想想，驟下決定，以致隨時改變，使部下無所適從，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輗和軏兩個字，是古代車子上的車杆子。大車是牛車，輗就是牛車上一根用來套在牛肩上，中間的大梁子；小車是馬車，軏就是馬車上掛鉤的地方，這都是車子上的關鍵所在。他說作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關鍵。有如大車的橫杆，小車的掛鉤，如果沒有了它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講到這裏，本篇快近尾聲。子張，就是剛才說到那個來問謀生辦法的子張，現在提出一個大問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現在說十世的問題。先說世，什麽是世？西方的觀念，一百年為一世紀，西方文化以耶穌誕生那一年（約在我國漢朝的時候）開始為紀元——第一年。現在為一九七四年，又稱二十世紀。我們現在也用這個西元，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是相當令人痛心的事，一個當祖父的，不應該與孫子平行，不應該把自己的曆史抹煞，這實在痛心。這暫且不提，我們知道現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為一世紀，而中國文化過去的世，小的單位以三十年為一世，這是一個時間的代表單位，後來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單位了。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說到“世”的問題，常以“十世”表示久遠。唐代以後，佛學進了中國，又有“三世”之說，什麽叫“三世”呢？過去、現在、未來，就叫“三世”。幾千萬年前是過去，前一秒鍾也是過去的；現在就是現在；未來，此後的一秒鍾是未來，以後的千百萬年也是未來。這就叫“三世”——是佛學的名稱；儒學則稱之為“十世”。這裏《論語》上的十世，等於說千秋以後將來的世代。
子張問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預言將來怎麽演變，孔子在這裏講到夏、商、周三世，隻是引用過去以代表將來。子張問孔子將來時代的演變知不知道？孔子說知道。怎麽會知道呢？孔子說殷商的文化是哪裏來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變而來。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減損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減損也好，總由前麵的曆史跡象而來，必須要變才變。殷商以後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從殷商漸變而來的。我們現在說傳統文化，所謂傳統，就是這樣在一個係統中漸變傳下來的，並不是頑固得一定永遠保留原來的樣子，才叫傳統。所以周朝就因為殷禮——殷商的文化，演變成周朝的文化。那麽從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對與不對，而有所改變。“其或繼周者”，孔子是東周時代的人，這意思就是說，周代的文化也是要變的，而將來的曆史演變，不必說下一代會變成什麽樣子，就是千百萬年以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也可以知道。孔子並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換句話說，是他要人憑借智慧，多讀曆史，就知道過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則，循曆史的軌跡就可以知道過去，用同一法則，也就能知道未來。以前提到過，溫故而知新，也是這個道理。曆史的演變，不會突然的，都是漸變而來的。所以將來的曆史，未來的時代，明天怎麽樣？幾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為政的道理講完了，每篇都有一個結論，但是本篇的這個結論，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為什麽把這兩句話作為《為政》篇的結論？而且為什麽提到鬼呢？中國文化講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這裏，不是一般人講的魔鬼，而是祖宗的靈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還是拜別人的鬼呢？這句話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遠，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馬屁（諂媚），不知從何說起才對。
因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質。但是殷也尚鬼，那時社會的風氣，每個人都誠懇老實，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則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這是上古曆史文化演變有名的轉捩點，所以孔子在這裏提到鬼以後，第二句就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沒有勇氣。沒有智、仁、勇就無法從政，換句話說，也不應該從政。
曆史上有許多人是見義不為，對許多事情，明明知道應該做，多半推說沒有辦法而不敢做。我們作人也是這樣，“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譬如抽香煙，明明知道這個嗜好的一切害處，是不應該抽，這是“看得破”，但口袋裏總是放一包香煙——“忍不過”。對於許多事，理論上認為都對，做起來就認為體力不行了，這就是“想得到，做不來。”對個人的前途這樣，對天下事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所以為政就是一種犧牲，要智、仁、勇齊備，看到該做的就去做，打算把這條命都付出去了。盡忠義，要見義勇為。所以把這句話加在《為政》篇的最後，這是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見義而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