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人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就向孔子請教軍事作戰的事。孔子並不是不懂，但提問題的是衛靈公這個人，孔子就不答複他。孔子希望他不要發動戰爭。對侵略的戰爭，孔子是反對的。所以孔子說對於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禮的祭器，以現在的觀念講，代表禮樂文化的真精神——我還懂；軍事學我還沒學過，對不起，我不懂。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到了陳國，結果餓飯，糧食斷了，還帶了一大批學生。絕糧的種因就在這裏。
跟著他的學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來的很多。這時子路很不高興，頗有怨言，臉色很難看，跑去對孔子說，老師你天天講道德、學問，講了半天，結果怎樣？現在同學們都快餓死了。君子！君子竟然窮得這麽倒楣？孔子說，君子才能夠守窮，換句話說，要看什麽人才有資格窮，隻有君子才有受窮的資格，雖然處在貧困中，還是能夠信仰堅定，不動搖。如果是小人，則相反，一窮了什麽事情都可以幹了。受不了窮就不算君子。
講到窮與不窮，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須要修養才能達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點之一。古代曆史上這類的人很多。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時記不起名字來了，很抱歉。）是大畫家，詩文也非常好，窮得不得了，第二天沒有米下鍋了，頭天晚上還坐在樹下賞月吟詩。太太嘮叨他：“明天沒有米，還作詩！”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說：“時間距明天早晨還有好幾個時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現在還是看月亮吧，風景太好了。”這是文人的修養，但是這種文人修養的胸襟、器度，又談何容易。總而言之，一個人要在心理上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自己要有個境界。假使內在沒有一個東西，人生是相當空虛的。有事情做，忙的時候不覺得，如果一個人把事放下來，處在清靈當中，就要受不了啦！這個窮還不隻是指經濟環境窮，人到了窮途末路，上了年紀，萬事俱空，兒女離開了身邊，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個人，的確不好受。這個時候，必須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風月”，自己有自己的修養才行。有了這個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窮”。
又說一貫
下麵等於注解了上麵一段。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在講上論時，孔子對曾參所說的那一段“一以貫之”，我們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三、四個小時。現在這四個字，不加以申論了。這一段是孔子對子貢講的。在文字上先解決“識”這個字的意義，是“誌”，也是“記”的意思；“記下來”，“記得”的意思。我們提出來研究的，一再說孔門所講的學問不是知識，再三強調學問是作人做事；文學、科學、哲學等等才是知識。從孔子這裏的話，也可證明我們這個觀念是對的。
他告訴子貢說，你以為我的學問，是從多方麵的學習而記聞來的嗎？（後世所謂“博聞強記”這隻是知識。）子貢說，對呀！我們認為你是這樣來的，難道我們的觀念錯了？孔子則說，我的學問是得到一個東西，懂了以後，一通百通。孔子這個話是事實，這個東西，這個“一”是很難解釋的，不容易講出來的。過去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宋儒解釋為“靜”，要在靜中養其端倪。所以後來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這樣，靜坐中間慢慢涵養，而以明心見性為宗旨標的。什麽是明心見性？像上午剛有人問起，什麽是佛？我告訴他，佛隻是一個代號，實際上就是人性的本源。儒家講善與惡，是人性作用的兩個現象。作用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的就是壞的。那個能使你善，能使你惡的，不屬於善、惡範圍中的東西，如果我們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用什麽方法去找？儒、釋、道三家都是從所謂打坐著手，在靜中慢慢體認，回轉來找自己本性的那個東西，就叫作“一”。老子也叫它作“一”。再討論下去就很多了，就屬於純粹的哲學範圍了。
這裏孔子就說自己的學問不是靠知識來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研究什麽是孔子的學問，這個地方就是中心了。我們講來講去，講死了也沒有辦法說出來的。舉一個例子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什麽是學？普通的知識，一天天累積起來，每天知識累積增加起來就是學。為道呢？是損，要丟掉，到最後連“丟掉”都要丟掉；到了空靈自在的境界，這還不夠。連空靈自在都要丟掉。最後到了無，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發現了。
孔子這裏就是說，不要以為我的學問是“益”，一點點累積起來的知識，而是找到了這個“一”，豁然貫通，什麽都懂了。的的確確有“一”這麽個東西。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經驗，其實這還是不夠的，必須加一句“交萬個友”，還要交一萬個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觸了，這樣學問就差不多了。由學問中再超脫、升華，可以達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告訴子路，他說子由啊！時代變了。德是用，道是體。現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業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
一般人說儒家的人反對道家，說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就是讓當領袖的，萬事都不要管，交給幾個部下去管就是。這樣解釋道家的“無為”，是錯誤的。實際上道家的“無為”，也就是“無不為”，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來不著痕跡，不費周章。譬如蓋一棟屋子，就在最初，把這棟房子將來可能發生的毛病，都逐次彌補好了。所以在蓋完了以後，看起來輕而易舉，不費什麽，而事實上把可能發生的漏洞，事先都彌補了，沒有了，這就叫“無為”。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已經看到，某一件事在將來某一個時候可能發生問題，而現在先把問題解決了，不再出毛病，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這是很難做到的。並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無為”。
孔子在這裏也提到，無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隻有上古時代的堯舜才做到。怎樣無為？對自己恭敬嚴肅，正南麵而已矣。中國古禮，當皇帝，坐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這裏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一層一層的負責。
使節的信條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這個“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官”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家都知道蘇武的故事，他當時的出使，便是行。後來，他回到漢朝，封的官是典屬國，等於是現在的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或外交部司長，管理附屬的國家。所以很多人替蘇武不平，認為漢朝待人並不厚，蘇武那麽辛苦，那麽忠毅，回來隻封這個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辦外交的專使、大使。
這位在上論中學幹祿的子張老兄，這時正在作行人，辦外交的事，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孔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中國文化中的這位聖人實在是了不起，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我們現在的國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則，古今如一。第一，對人絕對誠懇，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這是最高的禮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不要表現得太關心，過分的關心，也許被認為幹涉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反而感到麻煩。這不是說外國人不對，我們才對，這是文化基礎不同。了解這一點，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這裏孔子告訴子張，言語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講出的話一定兌現。行為態度上要“篤敬”，忠厚而誠敬。做到了這樣，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蠻貊”在中國古代，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
講到邊疆，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安定，先看邊疆。試看幾百年來所發生的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影響了國防問題。我曾在邊疆做過事，發現還是我們漢人壞，有知識，聰明而欺負人。所以邊疆人恨漢人，並不完全因為邊疆人野蠻，而漢人沒有做到“言忠信，行篤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別地區，漢人用幾根縫衣服的針，換人家十幾張牛皮；有的還騙他們財物、女人。這種人實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對邊疆問題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這句話的“雖”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就是自己的鄰居，本州本裏都走不通。在態度上，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裏，隨時好像麵對長輩那樣恭敬；坐在車上，就規規矩矩坐，身心修養，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子張聽了孔子這些話，就寫在衣服的衣帶上，準備隨時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從這裏開始，編排方式略有變化，看起來一條一條，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同上論的第五篇互相呼應，便很切實。
下麵就提到兩個人：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魚是衛國的大夫。孔子說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種環境之下，不論國家社會混亂或者安定，他的行為、言談，像射出去的箭一樣，都是直的，不轉彎的。在現在的社會上，仍然有很多這一類的人，但他們處世是落落寡合的，常會受到打擊，遭遇種種痛苦。可是這種人天生個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麽環境，平時也好，亂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無道也好，他的言行永遠像一支箭一樣。同時“矢”字也代表了尖銳的意思。有些人心腸非常好，做朋友好極了，因為他能說直話，可是有時候嘴巴太厲害，說的話如割人的肉一樣，使人受不了。但我們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發點是善意的。當然這就牽涉到修養問題，尤其領導人有這樣的部下，往往很難受的，因此做領導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時碰到這種講直話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夠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實在受不了。但是這一類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幹部，就必須放過他的尖銳直言，先要有準備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則就不行。
孔子接著就說蘧伯玉（前麵再三提到蘧伯玉，稱讚他的行誼。）這個人了不起，國家社會有道時，出來做事，擔當大任務，但在邦無道，國家社會紊亂的時候，他就卷而懷之，不發牢騷，也沒有什麽怨言。他認為時代轉變如無法挽回時，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畫一樣，卷起來懷之，收藏起來，就不說話了，沒有表現了。
這兩個人，也是典型的對照。一種人是無論什麽時間，什麽地區，都寧可直道而行，不轉彎，這是幹部中很好的。一種是像蘧伯玉這樣的人，比較才具大，而且有一個基本修養，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話我們都曉得講，但等到真窮，真困難的時候，退下來“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這是很難的基本修養。
下麵引申這個道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是講為人處世的道理很難。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講直話，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魚一樣肯對他講直話，這就對不起人，是不對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發生錯誤，寧可下一個警告，乃至他現在因此對自己不諒解都可以，自己還認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敗了，會想到自己的話是對的，那就對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講話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講話，是對不起人，不應該的。有時候有些人，無法和他講直話，如果對他講直話，不但浪費，而且得罪人。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說的時候直說。既不失人，也不失言。這個道理使我們想到曆史上範雎見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請教一次，兩次，他都不說話，使推薦他的人很難堪。範雎說我提出來的計劃，貢獻出來，可以使秦國馬上富強，國際間稱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沒有專心一意來聽我的計劃，所以不能講。推薦的人後來再向秦王報告。因此第三次見麵，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單獨和範雎見麵，很客氣的求教。範雎一篇話就把秦昭王說動了，立即發表他當首相。在戰國的時候，這一類的事情很多，這就說明了“說難”。
從人生經驗中知道，朋友之間這樣，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間也是這樣，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去提出問題來談，當然倒楣，這是時機不對。我們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做人家的幹部，在長官那裏碰了大釘子回來，一肚子牢騷。其實那個長官今天也許有件別的事情，心裏正在煩，做幹部的跑進去，報告不相幹的事，乃至與他心裏的事有關連，就正好觸上了黴頭。所謂：“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說話真難。這是要有許多人生經驗累積起來，才會了解的。學校裏同學之間相處，社會上同事之間相處，經常會碰到這種事情，說的不是時候，結果意見相左了。
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我們慣用“殺身成仁”這句話，就是出在《論語》這一篇，是孔子說的。這個仁在這裏我們不作解釋了，從上論一直講下來，都是說“仁”是孔門學問的中心。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心思想，所謂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許多宗教家，有時碰到與他的信仰抵觸的事，他寧可舍掉性命，所謂以身殉道。為衛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別多，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這個觀念，寧可犧牲，絕不為了生命而妨礙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寧可殺身以成仁。反麵的意思，當然不會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違背仁義的事了。這就關係到個人的修養以及生命價值的看法了。
長安居大不易
講到這裏，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麵的一個問題。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也是兩句名言，我們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論語》這個地方，孔子說的話。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那麽為仁是用什麽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換句話說，就是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從相反的角度看，曆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寫得像塑像那麽呆板可怕，並不是溫、良、恭、儉、讓。如果照那個樣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對他遠離一點，怕跟他對麵講話。那是我們的曆史在我們心理上，所塑造成一個下意識的形態。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他說，要到某一國家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政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裏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專學生中興起一股歪風，喜歡講謀略學，研究鬼穀子等學說。我常對他們說少缺德，把那些年輕人給鬼穀子迷住了幹什麽？對於謀略，應該學，不應該用。因為用謀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傷害自己，隻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會善於利用。我們前麵也曾引用過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說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馬丁·路德的話，隻用了上半截，講究“不擇手段”，忘記了下麵的“完成最高道德”。馬丁·路德是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來宗教革命，推翻舊的宗教，興起新的宗教——現在的基督教。而現在的人，隻講不擇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這裏孔子是因為子貢問為仁，他才這樣告訴子貢，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我們從曆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經濟家和工商業巨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七十二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著最高的道德原則。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再看曆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風氣，那時盡管是考試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規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氣的前輩栽培，就如韓愈的上書之類。有些人經常寫了文章，等在門口遞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麵看中了之後，就起步了。像白居易在首都長安的時候，最初很落魄，詩文雖好，沒有出路——沒有人保薦——連考試都沒有辦法參加。後來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輩顧況，將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這位老前輩接見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問他：你住在長安啊？長安居大不易！這句有名的話，代表一個國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費大，他對白居易講這話，包含有教訓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非常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有資格住在長安。於是為白居易向中央保薦，參加了考試，然後一帆風順。再看李白上韓朝宗的信，都是年輕人靠前輩提拔的例子。所以在唐代以後，前輩專門提拔後輩，為國家取士。
現在講到這種文化的精神，我們老一輩的人應該留意後輩青年，培養他們，提拔出來，等他們有了功業、學問和表現，自己坐在一邊，好像在欣賞自己灌溉出來的花，心滿意足，該多高興。這種情形，曆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來我們老一輩文人的風範。這些史實都說明了孔子這裏告訴子貢的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有許多留學生，自美國回來，大談其美國的政情，我常常叫他們少做土包子，我說你住在加州或別處，生活隻限於大學文化圈中，別說隻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沒有用。你要了解美國，你和華盛頓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這個時代張儀式的基辛格腦子裏，是要生雞，還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沒見過，和我一樣隻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這樣就懂美國了嗎？等於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晃蕩三年然後回去，就說懂了中國，但他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裏做了些什麽？連影子都不知。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賢者”。前幾年，我就和一位美國教授說，你們美國到處出了錢，幫助人家，又在到處挨罵，就因美國的議員們，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門去懂天下事，不到東方來看，當然不懂天下事。有的來台灣看過，回去就不同了。這些秀才要出門才懂天下事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幾句書我們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無窮，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聞，多交遊，多了解，處處都是學問。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婬，佞人殆。
我們讀這段書，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騙得死死的。漢儒搞訓詁學——小學，尤其對四書五經的研究，對一個字的寫法、來源、涵義等等，寫上十多萬字，加以討論研究，認為這是學問。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拿學位、拿功名的就是這些人，這樣讀書也真不容易。吳稚暉先生罵宋儒理學家“酸得連狗都不喜歡吃的”。例如什麽叫“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古書並不難讀，千萬不要被騙住了。
夏曆與過年
孔子告訴顏回，國家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這個“時”，就是指的曆法。講到曆法，感慨很多了：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曆”，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曆法。在上古史上，中國的天文非常發達，這是中國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談到科學，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學的發展，最早是先發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數學。恰恰這兩門科學，中國的天文發展得最早；數學也是最早發展的，尤其發展到像《易經》的數理哲學，實在是精深幽遠。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最慘了。我們中國的童子軍，參加世界童軍露營，到了晚上還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國人覺得很驚愕。我們過去每一代都很注重曆法，隻要多看曆史上的史實便知道了。像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了，很多人還是不投降，曆史上對這種行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麽叫正朔？就是曆法為中心的朝代名號。曆代的皇帝，對曆法修整過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裏，又經過大整理。這個康麻子皇帝實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還通西班牙文。總之，無學不窺，在那時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利瑪竇以後的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中國，康熙跟他學天文、學數學，幾乎沒有一門學問不會的。他十幾歲上台當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礎，頭腦之聰明，學問之淵博，無以複加。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創造一個事業，是要真學問的。康熙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到他手裏，中國的曆法，已經加入了西洋的觀念和方法，與中國的綜合起來，是很好的。
我們中國的曆法，大家都喜歡用陰曆，過正月要拜年，就是夏曆的遺風。殷商的正月建醜——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曆正月。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曆年，這就是“夏之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過的也是陰曆年，越南、韓國、緬甸、東南亞各國，統統是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他們都是過陰曆年。
講到這裏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將來的曆史不知怎樣演變。我們推翻清朝，成立民國，實行過陽曆年以後，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傳說是湖南的名士葉德輝寫的，這副對聯說：“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講文化，牽涉到這些地方要注意，表麵上看起來好像都是不相幹的地方，但往往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是國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這副對聯代表了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就看過年這件事，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來沒協調、合作，老百姓內心對這政策始終不能適應配合。不要說民心——老百姓心理，關起門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曆年。可是我們偏偏過兩個年，加上現代過聖誕節的風氣，等於過三個年，內心自己在過陰曆年，外在偏偏過一個陽曆年，這就代表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搞曆史文化，這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還有，到了夏天，為什麽要把時鍾撥快一個小時呢？隻要規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個小時辦公，早一個小時下班，早一小時熄燈，很簡單的事嘛。可是卻像小孩子一樣，在鍾麵上撥快一個小時，就算對了，這是很奇怪的事。此風乃是美國來的。再研究美國是怎麽來的呢？原來是一個工廠的小孩子開始撥著玩，後來工人看到跟著起哄。美國文化沒有深厚的基礎，是喜歡鬧著玩的；結果美國玩，我們跟著當正經辦了。說是為了日光節約，實行夏令時間辦公，原來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改為七點上班，十一點下班，不就成了嗎？其實這些是小事情，但問題卻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為小的地方沒注意到，而使事情變得不成話。等於一棟房子，看見一個小洞，最初以為不重要，慢慢的，整棟房子，垮就垮在這個小洞上。
這裏講“行夏之時”，現在我們究竟采用哪個曆法還是一個問題。如孔子的誕辰，訂為陽曆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對不對？通不通？都是問題。如果講中國文化，除非中國不強盛，永遠如此，我們沒有話講。如果中國強盛起來，非把它變過來不可。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自尊觀念，這是一個文化問題。拿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曆史來比較，中國的文化的確具有世界性的標準。可是現在外國人把它拋棄了，不去說他，我們自己絕對不能拋棄，千萬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劇。所以我們今天談到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識，怎樣去複興文化，非常感慨，問題很多，也很難。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民族，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多讀書。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累積起來的智慧結晶。
孔子主張要“行夏之時”，在孔子的研究，夏曆對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土地空間上，是最合理的曆法。合理在什麽地方？這個問題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學和《易經》的陰陽學。譬如《易經》裏的八卦，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時空的學問，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個學生，到澳洲去做事，帶了一個中國羅盤去。到了澳洲，他寫信來問，這個中國文化的東西，到了南半球該怎麽用？我考慮了以後，告訴他反過來用。結果來信說，反過來用非常對。而我本身沒去過南半球親身經曆，後來再考慮，認為地球像西瓜一樣是圓的，雖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還是和中國一樣，所以寫信要他在國內一樣用。他回信說，根據實地經驗還是反過來用對。現在這個問題，暫時擱在這裏，沒有作最後的決定，不過我的結論，應該兩個方向都可以運用，看怎樣用而已。這以後有機會研究《易經》的時候再講。以上主要在說明我們的曆法是自夏朝來的，自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夏曆為什麽又叫陰曆呢？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曆。那麽我們的曆法，照不照太陽曆？事實上我們一樣，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節氣。什麽節氣種什麽農作物，是固定的，這是用太陽曆法的規律。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曆的法則。換句話說，我們幾千年的曆史，都是用陰陽合曆。所以說，幾千年前，我們的天文水準，就已經進步得很高了。但是這六七十年來，我們的大學裏有過天文係沒有？過去中大有過天文係。現在這麽多大學沒有一個天文係，在教育文化上講起來是非常遺憾的。過去有個高平子先生，還可以將西方的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配合起來講，所以當時我告訴學生們趕快跟他學，再不跟他學，要絕傳了。無奈這些學生不成器，學了幾次以後，沒有這個科學頭腦，沒有學下去，前幾年高先生也過世了。我實在擔心中國文化會斷絕。現在不要說沒有天文係，有了天文係，又有誰能夠真正懂得中國自己的天文？中國天文有自己的一套係統。這都是講起文化來，很悲哀、很可憐的事情。我常說，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斷絕了，將會永無翻身的日子。
時空問題
上麵是孔子“行夏之時”這句話引發起來，對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訴顏回，第一要行夏朝的曆法，第二要乘殷之輅。這是說，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到了殷商的時候，交通慢慢發達。乘殷商之輅，就是要發展交通的意思。
講到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交通發展史，又要講到《易經》了。不但中國，人類文化開始，一條江，一座山，就阻礙了交通。慢慢發明用木頭渡過江，江的阻礙沒有了；後來幾千年發展下來，海洋的阻礙沒有了；到了航空事業發達以後，空間阻礙沒有了。現在接下來，幾十年以後，太空問題來了，外太空的問題來了。我們自己這個國家民族，一方麵講科學，一方麵我們對外太空的東西，還沒有基礎。將來外太空的政治問題，又是大問題。這就看見人類的悲哀，問題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礙，變成海洋的阻礙；海洋的阻礙克服了，有空間的阻礙；由空間的阻礙，外太空星際問題來了。這一方麵的知識，我們還沒有。最近一個學生送來幾本太空問題的書，認為的確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類、有生命，說得很有道理。不過，在世界科學領域，又有一派，是主張地球中心還有人類。其實，這些上天入地的雜學，中國古人早就討論過了，隻是大家少研究而已。現在孔子就講，時間問題，天文用夏的曆法；空間問題，交通發展，要用殷商的車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樂則水準更高了，用虞舜時代的樂風最好了，對於當時鄭國的音樂——靡靡之音要遏止，要遠小人。用計謀、用手段的人多了，國家社會就很危險。
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於時代，而且包容萬象，並不限製於哪一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精神，後來並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精華拿來，用這些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大文化中新時代的文化係統。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許說，采用歐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國人的人治製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點，可以說文化是集中人類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長，舍其所短。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這一段有一個精神，就是孔子對於為政，並不是墨守成規，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曆史的發展，采用每個時代的精華而來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我們這就要回轉來讀讀自己的曆史，（但不是大專高中的課本，那隻是認識了一點點曆史，至少要讀《綱鑒易知錄》。這本書現在大學裏拿來研究，我們感覺是一個笑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十二三歲時就讀了。老實說這些都還隻是中國史的大綱而已，所以大家可以買一本來當小說看，一天隻要讀三頁，三幾年下來，就有用處。）懂了曆史，在擔當重要大事的時候，就受用無窮。看了這些書，就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是根據前朝的演變發展而來的。其實國父的三民主義，也是根據曆史演變而來的思想，這是大家很清楚的。因此，下麵接著兩句就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的編排，把這兩句話擺在這裏，正好作本文的小結論。從事政治、個人作人，都要以這兩句話作根據，隨時隨地要有深慮遠見，不要眼光短視，否則很快就會有憂患到來。小而言之，個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國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無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句話在上論中已經提到過，這裏又再提到。這是說明什麽呢？過去都說，孔子講這句話，是為了衛君而感慨的，因為衛靈公這個了不起的人，迷於一個美麗的妃子南子，所以他雖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見。因此孔子對他感慨：“算了吧！我沒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樣！”這個話，如果我們到後麵連起來討論，發揮起來，會有很多很多曆史上的典故，可以說也包括現代史上的事故。
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沒有離開過女人，女人何曾妨害了政治！大體上都是從政的人，自己搞壞了事業，因此連帶拖累了女人，背上“禍水”的壞名。例如清代詩人吳梅村的名作《圓圓曲》，有關吳三桂與陳圓圓的名句，如“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真是話裏有話，說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禍水，恐怕男人自成險山。我們仔細看孔子這一節話，他並沒有說女色不好，隻是人們沒有把好德的心思擺正，像好色那樣專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過借題發揮聊當牢騷而已，他老人家何嚐不懂，人世間就是這麽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後既不必因此而憤慨，也不必要去學壞。
上麵這個“色”字的意義，在上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現在不再重複。簡單的說，人類追求真理學問的決心，永遠是比不上對物欲的傾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魯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於柳下，諡號惠，是魯國的大夫。其實像柳下惠這樣坐懷不亂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過古人取其賢者為標榜。有唱反調的，像年輕人說，什麽柳下惠？那隻是性無能！或者說，那是陰陽人，沒有開刀。這類怪論可多啦！柳下惠的見色不動心，還隻是他私德的一麵，他真的好處是俠義，是一個濟困扶危的人。孔子這裏是在罵臧文仲，就是上論中提到，那個養玳瑁的魯國大夫，說他是個不稱職的人，“竊位”就是俗語說“占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曉得提拔青年，也不曉得提拔賢人，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而沒有起用他。
關於古人如何培養後進的事，我們在前麵已經講過，現在再說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跡作為參考。宋真宗時代，寇準與王旦同過事，但寇準常在真宗麵前攻擊王旦，結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後來寇準罷相，轉托別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為驚愕說：國家將相的位置，哪裏可以隨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請托。因此寇準對王旦不滿意。不久之後，寇準又發表中樞要職，內閣大員，叩見真宗的時候說：“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訴他，他的職位，都是出於王旦的極力保薦。寇準才知道個中實情，非常慚愧。真宗也常說：“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後進，但到宋仁宗時期，他也擔任首輔的職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間，王曾因政見不合，被罷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說：“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後來王曾在中央政府執政，平常很少說話，也不輕易說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別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時候，範仲淹還是後舉新進的人物。有一次範仲淹對他說：“明揚大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就是說公開提拔起後起的人才，這是首相的當然責任。你什麽都很好，隻是不肯說明提拔了些什麽人，未免有點欠缺。王曾便對他說：“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這是說：若要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對我都是感恩圖報，那麽，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們的怨恨，又叫誰去承擔呢！所謂國家大臣，不能隻接受別人的歌功頌德，同時也有藏垢納汙的容量容德才行。隻要多讀曆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們有時處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慮，曆史上前人的經驗，已經早有這些事例了，讀書的好處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這點很重要，也很難。躬就是反躬自問，自厚並不是對自己厚道，而是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於別人錯了的，責備人家時，不要像對自己那麽嚴肅。這樣處世作人，對長官也好，對同事也好，對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個社會風氣，到了亂的時代，往往是對別人要求重，對自己要求輕；要求別人特別嚴格，原諒自己輕而易舉。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們反身而誠，責備人家要以寬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嚴格檢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這一段文字乍讀之下，有點莫名其妙，把幾個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讀了這個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實一點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話，就很容易了解。孔子說，一個不說“怎麽樣？怎麽樣？”的人，我真不曉得他該怎麽辦了。意思是，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麽辦？去加以研究。若隻是糊裏糊塗的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麽辦了。當然，如果完全照字麵翻白話，這個白話也不能讀的。意思懂了以後，就知道孔子這幾句話是說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學家要提問題，哲學家要提問題，處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處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這個內容對不對？有沒有虛報？實在這樣嗎？尤其像執法的人，更要雞蛋裏挑骨頭，看有沒有冤枉的？有沒有放縱的？這幾句話就是這樣。文字很簡單，問題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態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社會到了亂的時候，就容易犯這個毛病。大家在一起，講起話來，沒什麽內容，無正事可談，談閑話，講些不相幹的話，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現今社會上這一類的人不少，娛樂場所更多了。大家如此，社會精神已經癱瘓，沒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嚴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歡使用小聰明，厲害得很，目前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全世界到處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聰明，孔子隻有搖頭了：“難矣哉！”歎口氣，到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麽辦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現在的一般青年，進入社會之後，慢慢地就染上這個習性。不是無所用心，他們所用的心，就是孔子這句話“好行小慧”，使小聰明，沒有從大學問、大聰明上著眼。這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病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是對上麵幾段話的引申。孔子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重視自己人生的責任，注意義、禮、孫、信四個字。本質上要有義。這裏的義，一是孟子的觀念——義者宜也，也就是適宜，合宜。二是傳統的仁義——人格標準。三是指“詞章之學”、“記聞之學”之外的“義理之學”。現代所謂哲學的、科學的也是義理之學，都是探討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義以為質”的“義”，同時也就是義理的義，用它作為本質。表達在外麵的行為是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行為。孫就是遜，態度上非常謙虛，不自滿，不驕傲。對人對事，處處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合於一個模範人格的標準，絕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這樣，專在小聰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反求諸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這句話的意義，《論語》中已多次提到。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這個思想，他說隻怕自己無能，沒有真才實學，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換句話說，隻要要求自己，充實自己。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這是一個大問題。司馬遷寫《史記》，在《伯夷列傳》中，特別引用孔子的這句話。孔子說，一個君子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後，曆史上無名，沒沒無聞，與草木同朽。但是曆史留名，談何容易？我們研究曆史哲學時，常問同學們，腦子裏能記得幾個皇帝的名字？一個人當了皇帝，就現實來說，那已經很夠了吧！死了以後，不必多久，連名字都被別人忘了，人生的價值又何在？曆代有那麽多宰相，民間又記得幾個？曆代有許多狀元，我們知道了幾個？而他們對於曆史、對於國家社會貢獻了什麽？老百姓知道的少數曆史人物，還是靠小說捧出來的，其他大多數的，有誰知道？所以，後世留名，談何容易！孔子、釋迦牟尼、耶穌留了名。在功業上的曆史人物，文天祥、嶽飛，也是少數；至於其他功業上的曆史人物，又有幾人知道？從這裏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暫的一段當中去爭名，上台去鏡頭上亮一下，有什麽用？
伊藤博文的話不錯，求名當求萬世名。人誰不好名？看好在哪裏。一個人真想求名，隻有一途——對社會真有貢獻。要曆史留名實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後，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好名看什麽名。遺臭萬年也是名，但有什麽用？真的大名，要對曆史有貢獻，就太難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樣，幾十年來，看到那麽多朋友，發那樣大的財，最後怎樣？豈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了解了人生，確定自己究竟走哪條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平實，很本分，該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過分的企求。一個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學問也好，一切事業也好，隻問自己，具備了多少？充實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賴別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內省的修養方麵，隻問自己應對人如何，而不要求別人對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這些都是講君子、知識分子的學問標準。要做到一個君子，必須矜而不爭。“矜”是內心的傲，（驕傲是兩回事。前麵說過，沒有真本事，看不起別人，是驕；有真本事而自視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裏，外麵對人不必傲，內在有氣節，窮死餓死可以，絕不低頭，這是矜。“群”則是敬業樂群，彼此相處融洽，但不營私，不走營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對於人的觀察，不要聽了對方一句話說對了，就認為他統統對了；也不要因為對方某一點不好，而因此不聽他的好意見。
上麵這些話，都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為中心，而引申出來的。
多為別人想一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人生修養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要說得那樣多，隻要有一個重點，終身都可以照此目標去做的，孔子就講出這個恕道。後世提到孔子教學的精神，每每說儒家忠恕之道。後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內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客觀，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對於一件事情的處理，常會有對人不痛快、不滿意的地方。說老實話，假如是自己去處理，不見得比對方好，問題在於我們人類的心理，有一個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能夠很圓滿；要求朋友、部下或長官，都希望他沒有缺點，樣樣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對方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缺點。再從心理學上研究，這樣希望別人好，是絕對的自私，因為所要求對方的圓滿無缺點，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為基礎。我認為對方的不對處，實際上隻是因為違反了我的看法，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行為產生的觀念，才會覺得對方是不對的。社會上都是如此要求別人，尤其是宗教圈子裏更嚴重，政治圈子裏也不外此例。一個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對領導人——牧師、神父或法師們的要求，都很嚴格。因為宗教徒忘記了領導人也是一個人，而認為牧師、神父、法師就是神。這個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別人太高了。從這個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難。後人解釋恕道，把這個恕字分開來，解作“如”“心”。就是合於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別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別人也想占。我們分一點利益出來給別人，這就是恕；覺得別人不對，原諒他一點，也就是恕。恕道對子貢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他才華很高，孔門弟子中，子貢在事功上的表現，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業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麵也都是傑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饒恕別人的毛病，看到別人的錯誤會難以容忍。所以孔子對子貢講這個話，更有深切的意義。他答複子貢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難做到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恕道的注解。
問題又來了，在上論《公冶長》篇中，我們看到子貢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也已經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說過“我不希望別人給我的；同樣的，我也不想轉加給別人。”可見他早已在實行恕道。可是在這裏孔子卻說，子貢啊！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現在孔子反而教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子貢的前言，又有什麽差別？難道孔子老是擺權威，隻有他的對，學生的話對了也是錯嗎？其實不然，子貢所提出的話，和孔子現在答的，從表麵上看，似乎隻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事實上，大有立足點的不同。
子貢是說，我所不想別人加給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樣的不想加到別人身上。這是以我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後，才想到不要同樣地找別人的麻煩。現在孔子說的，隻要我自己發現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給別人。根本上在嚴格要求自身的淨化，不要靠比較以後才想到別人。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其次，如果把這兩節連起來講，正好互作闡發，那便是“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機鋒銳利，等於後世禪門中一個故事：唐末詩僧貫休作了兩句很得意的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他拿給一位禪門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問他：“如何是此心呢？”貫休反而答不出來了。老和尚便笑說：“無人知此心。”這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便同此一樣雋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書呆子的立場，專門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八個字做不到，隨時隨地我們會犯違背這八個字的錯誤。尤其在年輕一輩的團體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個正在服兵役的學生回來說，他三支牙刷，六條短褲，都被“摸”跑了。事實上自己根本有這些東西，可是就喜歡把別人的“摸”來，“摸”到了心裏覺得很痛快。這種行為說他是“偷”嗎？不見得這麽嚴重。前天我們的樓梯口的一副門簾不見了。辦事的人說被偷了，我說算了，一定是被年輕人“摸”去了。說他有意偷嗎？他沒這個意思。說他沒有偷嗎？年輕人有這個心理，摸來很好玩，很有味道，還在那裏稱英雄。東西被人“摸”跑了，心裏一定會不高興，可是自己有機會，也會“摸”人家的。過團體生活的時候，有的人洗了手，本來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幹淨，看見旁邊掛了一條，順手擦在別人的毛巾上。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思想行為出來呢？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於人。”對於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讓別人承受，就太偉大了，這個人不是人，是聖人了。太難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須要向這個方向修養。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
這八個字的修養，要做到很難很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時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後來佛家思想傳到中國，翻譯為“布施”。施字上加一個“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這個恕道思想一樣，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兩樣最難舍，一是財，一是命。隻要有利於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都施出來，就是施。這太難了，雖然做不到，也應心向往之。
毀與譽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說，我對於人，毀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隻要不過分的恭維。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毀。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麵毀謗就跟著來了。
曹操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裏，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操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有人對曹操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曹操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夠寬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導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另外一些會說人家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裏，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家都很崇拜曾國藩。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獎狀。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性的傳單。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你隻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才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孔子這裏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所以毀譽不是衡量人的絕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孔子說到這裏，不禁感歎：“現在這些人啊！”他感歎了這一句，下麵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毀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毀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所以這一點，作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真的大聖人，毀譽不能動搖。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毀謗他，也絕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這就是毀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毀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曆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呆子的氣魄。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曆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家，這都很難定論。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誌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裏，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但也難下斷語。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視，吃菜隻看到麵前的一盤，生活那麽樸素，可是意誌之戇，戇得不得了。他對毀譽動都不動，表麵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毀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出入無車少馬騎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這是孔子對於時代文化在演變中的一個感歎。他當時研究中國上古文化，就說恐怕以後研究更困難了，史料都喪失了。他還很幸運看到古代曆史殘缺的資料。舉一例說，古代有馬的人，借給別人騎，現代對於這一點資料都很難找到了。所以今後對於上古史，無法研究。因此孔子當時把中國的曆史，暫時斬斷了，整理《書經》時便從唐堯開始，事實上堯以前還有史實的。如果照舊的方式研究，堯以前就有兩百萬年的曆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萬年。自伏羲、神農下來，從黃帝開始到現在是五千多年，從堯、舜開始到現在是三千多年，中華民族究竟上麵已經有多少年曆史，這很難講。
不過最近從外國翻譯過來的關於外太空科學的新書，已懷疑的確有外太空人，證明人類不是由猿猴進化而來；而且證明人類文化曆史至少有一百多萬年。這些資料反而證明中國古代的傳說都對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國這方麵的資料。而我們自己的學者，恨不得把自己國家民族的曆史越縮短越好。我們拿舊史來讀，就曉得有一百多萬年。從伏羲畫八卦到黃帝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還不知道，至少有好幾萬年。孔子刪曆史，從唐堯作斷代的開始，是因有資料可查的，所以才從堯開始，可是後人對於這一部分資料還懷疑不信。現在這幾十年來，我們學說上犯一個“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壞了。最近全世界的學說，和我們以前一樣“崇古”了，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現在外太空科學、星際科學的新發現，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
講到這一段，孔子說從殘缺的史料中“有馬者，借人乘之。”可見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互助精神非常好。換句話說，自己有車子，鄰居要用，盡管去用，這是說以前社會的厚道。這是孔子隨便舉例，不是說以後的人就沒有這種厚道了，這意思主要是說，這一點殘缺的文字，他還看到了，但當時一般人對上古時代的研究，資料就不夠了。如此而已。並不是孔子沒有馬騎，向朋友借不到，便生氣了。
小忍與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兩句話很明白清楚，就是說個人的修養。巧言的內涵，也可以說包括了吹牛，喜歡說大話，亂恭維，說空話。巧言是很好聽的，使人聽得進去，聽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還不知道，這種巧言是最會攪亂正規的道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點，如果一點小事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壞了大事。許多大事失敗，常常都由於小地方搞壞的。一個意思是，作事要有忍勁，狠得下來，有決斷，有時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決斷，堅忍下來，才能成事，否則不當機立斷，以後就會很麻煩，姑息養奸，也是小不忍。這個“忍”可以作這兩麵的解釋。
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個思想言論，如果認為是小小的事情，無所謂，濫慈悲，濫仁愛，往往誤了大事。我們看孔子自己的作為就知道，他在魯國當司寇的時候，雖隻幹了三個月，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殺少正卯，就是因為他言偽而辯，可以亂正。現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是為了自私，因為少正卯思想、學問比他好，學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殺掉。這些論調，初聽似乎很有趣，事實上少正卯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孔子的學生也常常跑去聽他講，當時被他誘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為了報複而殺少正卯。當年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和現在批孔的這些歪文章、歪理論都寫得很好。這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天下寫歪文章的人，筆鋒都很厲害，很吸引人，有煽動性；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東西寫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才對於正派的東西卻寫不出來，這也是怪事情。寫煽動性文章的，都是少正卯這一類的人，這類人不一定站得起來，可是他的文章會鼓動社會風氣，乃至影響整個社會。外國人如馬克思的文章都很怪，煽動性卻非常大。所以人的講話、文章，如本身沒有道德基本修養，便成為巧言亂德。對於這種事，孔子認為一定要處理，否則成為姑息養奸，也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們對“小不忍，則亂大謀”作了這兩種解釋，姑且可以這樣分開來運用：處事的時候，“忍”字可作“決斷”用；對人的時候，“忍”應該作“忍耐”、“包容”的意思來用。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這是從毀譽的問題講下來，一直講到這裏，孔子又說，大家都討厭這個人，不要隨便相信，必須自己加以考察判斷；大家都公認為好，都愛好他，也不要受蒙蔽，一定要自己再觀察他。如果我們以這兩句話，來印證個人的經曆，對於小的事情，每人都很多，隻說大的經驗：過去很多年以前，當時我們所接觸的有些知識分子，多數有問題，最低限度也是思想有偏差的。為什麽會如此？那些學者、文人，學問都很高，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容易情感衝動，於是在觀察方麵、判斷方麵，往往會錯誤。當年看到的那些思想有問題的知識分子們，就犯了這個毛病，不肯深入觀察。有些人加給其他人的罪名，是“眾惡之”的，我們一聽，知道這種話是不對的，可是沒有辦法分辨。這兩句話，擴充起來，可以引證很多曆史的事實。
現在我們退回來講個人修養方麵，作一個領導人，對於自己的幹部，不要完全受別人的影響，自己要觀察得清楚，如王莽，當時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沒有篡位以前，上下左右，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後來哪曉得一變而成這樣壞。讀這一則曆史，就是很好的證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這是上麵這幾段中的主幹思想——人的問題。一切人事、一切曆史，都是人的問題。人才能夠弘揚道。所謂道，就是真理，這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呆板的，它不能弘揚人，須要人培養真理。這就是重點。所以孔子始終講的是人文的文化。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這是孔子對於過錯的看法：一個人有過錯不要緊，隻要能改，能改過就好了。如果有過錯而不肯改，這就是大過，真正的過錯了。
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子提供自己的經驗，他說他自己曾經為了研究一個問題，因而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專門自己用思考去研究，結果發現沒有用，不如去求知。因為須要知識配合思想，所以要多讀書，多思想。
上論也提到過：思而不學也不對，學而不思也不對。一個有天才、有思想的人，首先要注意多讀書、多求學。自己以為自己是天才，聰明了不起，如果多讀書以後，自己就會變得非常謙虛了。常常我們自以為是一個大發現，多讀了書以後，才知道古人早就講過了，知道了，原來我們並沒有超越古人，而且古人比我們所知道的還更多得多。譬如唯物思想，中國文化裏早就有過，不過沒有這麽多，隻一點點原則，經過研究，知道是不能成立的。還有西方很多東西，我們以前都有過，可是都沒有加以發揮。現在年輕人搞思想，都想創作，可是就創造不了，所以知識與思想要配合起來。學問思想配合好了以後，接著孔子就說：
幾人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我們大家都習慣地會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原文就是孔子說的。說一個真正有學問，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君子，隻憂道之不行，不考慮生活的問題；比如耕種田地，隻問耕耘不問收獲。好好的努力，生活總可以過得去，發財不一定。隻要努力求學問，有真學問不怕沒有前途、沒有位置，不怕埋沒。“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是很好的格言，人生的準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這是講到學問、修養在處事時的一些標準。有智慧，有眼光，看得準。譬如買股票吧，眼光看到了，買進來，賺了錢，可是又想貪多，這時候不能把握住自己，不知道煞車，最後還是賠本了。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事業前途，作人處世，都是如此。
眼光看得準，創業容易；在春風得意、該煞車的時候也能煞住，則是最高修養。可是在這個時候的人，總是不肯煞車的，隻顧向上麵衝，結果得到的，必定會失掉。老子告訴我們的“功成、名遂、身退。”要做得恰到好處，至少先穩定這個階段。這樣好像是手段了，但手段與道德，差別在於內心：走恕道，替別人著想，多為人，少點私心，就是道德。如果智慧夠了看得準，“仁能守之”，也拿得穩，但是不“莊以蒞之”，內心上沒有真正莊敬，口頭說為社會、為別人，人家還是不服氣的。做到了“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這三點以後，外在的行為動作，還要處處守禮，有禮貌，有法度，有規矩。做到了這四點，作人、做事、從政、修養、事業，才能盡善盡美，否則總歸有問題。如果以這四點，觀察工商業的社會，也是一樣，不能違背。有些人赤手空拳，本事大得很，當時很發財，但有許多人“仁不能守之”，又看到他掉下去，隻這二十年中，就不知多少實例。
器小易盈
下麵又轉入因人論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這段話有兩方麵的意思。我們研究起來就感覺到這則名言的深度。如配合人生的經驗，一生用之不盡，受用無窮。頭一段“君子不可小知”的“小知”，以客觀而言，我們對偉大成功的人物，不能以小處來看他，等他有成就才可以看出他的偉大；相反的，就是小人看不到大的成就，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長處。以主觀而言：君子之大，有偉大的學問、深厚的修養、崇高的道德，看事情不看小處而注意大處。小人則不可太得誌，如果給他大受，他受不了，小地方他就滿足了。
這是兩種觀點的解釋，如果在人生體會上，我們看到過許多的聰明人，年紀輕輕一得誌就完了，這就是“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許多人有真的智慧，要看大節，在大節處能受，就是大根大器。記得古人有一首刻畫人生很清楚的詠鬆詩：“自少齊埋於小草，而今漸卻出蓬蒿。時人不識淩雲幹，直待淩雲始道高。”這首詩是講一棵鬆樹的幼苗，當小的時候，和一般的草一樣，都埋在那裏，誰也想不到，這一片小草裏的這株幼苗，幾十年、幾百年以後，會成為那麽高大的樹。但它在當時是慢慢的出頭，比小草隻高一點，當時的人也絕認不出，它將來會變成神木。一般人都等到這棵樹長大了，高得看來差不多挨到了天了，才仰頭來讚歎：“偉大啊！高呀！好！了不起！”人生也就是這樣，當平常在努力的時候，就是那麽可憐，沒人了解，等到成功以後，各個都叫好了。看透了人生，隻有自己去努力，到成功了，自然有人讚美、喊偉大。學問也好，事業也好，都是這樣。同樣的，另外有首詩：“雨後山中蔓草榮，沿溪漫穀可憐生。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這首詩也經常寫來勉勵學生。中國詩有些很難讀，字麵上看來是描寫景物，一幅不相幹的圖畫，實際上含有很高的哲學道理。像這首詩說，下雨以後，山裏的草，很快的青青翠翠普遍長了起來，沿溪漫穀都是，綠成一片。這樣多普通的草，誰去種它？誰給它肥料？都是自得天機自長成的。我們人也是如此，像當年紅葉少棒隊，到日本比賽勝利了回來，大家都捧他們。可是當年他們在台東深山裏練習的時候，石塊當球，樹枝作棒，豈不是“沿溪漫穀可憐生”嗎？後來勝利凱旋遊行，大家都認為是我們的光榮。他們的成功不就是“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嗎？人生也是如此，對孩子們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使他受得艱難，要給他“自得天機自長成”的環境。父母的愛護過分了，恰恰是毀了他。我們看了這兩首詩，就可以了解小知大受的道理。偉大成就的人，都要從艱難困苦中站起來，不要被小聰明自誤，更不要短視。所以《論語》上記載聖人之言了不起的地方，像一具很好的古董放在麵前，它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越看越美，從任何角度看，都覺得有新的發現。現在的工業產品就不一樣，初看很漂亮，多擺兩天就完了，很討厭了，非把它毀掉不可。古書就有這個道理，它的含義使我們多方麵去發覺、體會。對這幾句書，我們有時不必一定說是哪方麵看法，要在人生中多加體會才對。
燙手的山芋
接著由為人處世，再講到政治的道理。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他說，一般人一提到仁義的事，那種懼怕的心理比怕水火還更厲害，水會淹死人，火會燒死人，所以人看到水火會怕。孔子說：我看到過人跳到水裏被淹死，跳到火裏被燒死。仁義沒有這樣可怕，真去做的話，不會被餓死的，真仁義還有好處的。可是人害怕，不肯去做，所以叫人做壞事很容易，叫人做好事反而怕。但沒有看見人因為做好事而死，沒有做好事的人，倒是死得更慘。
上星期中，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功名富貴也蠻高的老先生們談起，我說如果關起門來講，孔孟之道也好，仁也好，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是可怕的。試問孔子為什麽老是講仁？不但孔子講仁，老子、莊子也講，可見我們這個民族不仁的太多，不孝的太多，所以他們才講仁、講孝。等於西方文化，當年獨裁得太厲害，所以講民主、講自由。假使一個社會，民主太過了，自由太過了，你看他們還講不講自由民主？那時他不需要民主自由了。可見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很難弄的民族，就是不仁慈、不孝的太多，所以孔子教大家要仁慈，要行孝。教育就是大眾思想的反映，這是事實。研究春秋戰國時代，權力之爭，父子、兄弟之間都不認，有什麽親情？有什麽愛？因此孔子講仁呀！孝呀！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好地方是了不起，關起門來反省，實在難弄。我們是這個民族的一分子，就更深深的了解，不好辦。這裏孔子是說一般人的心理，講到仁慈就怕得很，生怕吃虧，孔子就講了一句幽默話，說沒有看到誰跳進仁裏被燒死淹死的，這就是說一般人不肯行仁道，道理很會講，做起來很難。那麽要用什麽精神來做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這句話又有幾個觀念。先解釋文字：當仁義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反對老師，老師錯了還是錯了，並不見得老師一定對。老師做得不仁，就不對。另一個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並不是專製教育。他這句話就是告訴學生，隻要認真理、認正義。真理對了，正義對了，就不要考慮我這個老師怎樣了。也等於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說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他當時與他的老師柏拉圖，發生了相左的意見，這種意見相左，並不是對老師不尊敬。真理所在，對於老師的意見，也沒有辦法同意的。這就是做學問的精神，把皇帝的意見都碰回去。不管是老師或皇帝，正義所在一定要爭，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必守的信條。但是有一點：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這個“不諒”不是不原諒，是說一個君子，要真正的誠敬而不能馬虎，不能隨便的違反了正義。接下來：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為人幹部，為人臣下的時候要敬，就是現在講的“負責任”，先真正能負了責任，然後再考慮到自己待遇、生活的問題。假使說為了待遇生活而擔任這個職務，那是另一觀念。一個知識分子做一件事，並不一定為了吃飯。一個人吃飯、生活的方式很多，所以要認識清楚，做事是為了責任問題。
子曰：有教無類。
這句話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解釋，這是孔子的教育精神。他不分階級，不分地域，不分智愚，隻要肯受教，以人文文化為基礎，一律諄諄教誨。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是有一點，思想目的不同，沒有辦法共同相謀。但並沒有說一定要排斥。沒有辦法互相討論計劃一件事，隻好各走各的路。
花果枝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說話、文章都是辭。當然，寫文章要成為一個文學家很難，說話要訓練得擅於言詞，擅於演講也很難。雖然不要求太華麗，但是有一個主要的目的，那便是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思。在人生的經驗上，有許多人真愛說話，開口就是一大篇，可是講了半天，不知他講了些什麽。寫文章也是一樣，許多人麵對稿子，心裏說“我要寫文章”，十分精神中七分在擔心寫不好，花了半天時間，兩行都寫不下來。其實不要管這些，心裏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寫完以後，再增刪調整一下就好了。所以孔子說的“辭，達而已矣！”真正的好文章，是表達意思，好的文章不要“作”的，雕鑿起來就不行了。這一句同時呼應上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話，說明文辭不過是學問的枝末。
下麵是結尾了。這一篇開始是衛靈公向孔子問軍事，孔子不願答這個問題。下麵結論，就是點出人文之道的重要。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是古代很重要的文化官，管音樂藝術的大樂師。在春秋戰國時代，樂師與後來的太史令同樣重要，因為古代非常重視禮樂文化。這個名叫冕的大樂師來看孔子。古代的樂師，多半是瞎子，孔子出來接他，扶著他，快要上台階時，告訴他這裏是台階了。古代沒有桌子板凳，席地而坐，就是後世日本的榻榻米一樣。到了席位時，孔子又說這裏是席位了，請坐吧。等大家坐下來，孔子就說某先生在你左邊，某先生在你對麵，一一很嚕嗦的告訴他。
等師冕走了，子張就問，老師，你待他的規矩這樣多，處處都要講一聲，待樂師之道，就要這樣嗎？孔子說，當然要這樣，我們不但是對他的官位要如此；對這樣眼睛看不見的人，在我們作人做事的態度上，都應該這樣接待他。
從這一點，我們想到，很多偉大的教主們，常做這樣的事。佛經裏就有這樣一個故事：釋迦牟尼有一個弟子，眼睛看不見，但還是自己縫衣服，有一天他穿不起針線來，就在那裏大聲叫，要求同學幫忙他穿一下針線。但是他的同學，那一班羅漢們，都在打坐入定了，沒人理他。釋迦牟尼這位老師，就自己下來幫他穿好針線，交給他手上，教他怎樣縫。這個學生一聽到聲音，才知道是釋迦牟尼。他說，老師怎麽親自來？釋迦牟尼說，這是我應該做的。而且馬上對所有的弟子們上了一課說，人應該做的，就是這種事，為什麽不肯幫助殘廢的人、窮苦的人？訓了一頓話。所以我說《論語》是連貫的，這一篇由第一段，孔子不肯答複軍事的問題，一直講到作人處世，結論是要幫助殘廢孤苦的人。而且又以孔子接待大樂師的事，烘托出國家的根本在禮樂。可見每篇的編輯、安排都是恰到好處。我們讀完全篇以後，再一想，餘味無窮，也代表了孔門的思想，孔子的精神——教人學問的道理究竟在什麽地方。
另外還有一點關於這一段的附帶說明。就是我國古來的大音樂家，差不多全是瞎子。像師曠為了要使自己的音樂素養更上層樓，他覺得眼睛外視容易使精神耗散，所以將自己的雙眼刺瞎，結果果然成為中國的一代音樂宗師。這個道理也就是中國道家修持的理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就是老子所說的“不見可欲，其心不亂”。因為一個人的精神及生理，都是靠食物來補充，但又由思想、九竅消耗。而補充的永遠比不上消耗的，所以人才有衰老、死亡。這些都是由大樂師的眼睛而引起的，暫且擱置，以後如有機會，再談這個理論的正確與否。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就向孔子請教軍事作戰的事。孔子並不是不懂，但提問題的是衛靈公這個人，孔子就不答複他。孔子希望他不要發動戰爭。對侵略的戰爭，孔子是反對的。所以孔子說對於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禮的祭器，以現在的觀念講，代表禮樂文化的真精神——我還懂；軍事學我還沒學過，對不起，我不懂。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到了陳國，結果餓飯，糧食斷了，還帶了一大批學生。絕糧的種因就在這裏。
跟著他的學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來的很多。這時子路很不高興，頗有怨言，臉色很難看，跑去對孔子說，老師你天天講道德、學問，講了半天，結果怎樣？現在同學們都快餓死了。君子！君子竟然窮得這麽倒楣？孔子說，君子才能夠守窮，換句話說，要看什麽人才有資格窮，隻有君子才有受窮的資格，雖然處在貧困中，還是能夠信仰堅定，不動搖。如果是小人，則相反，一窮了什麽事情都可以幹了。受不了窮就不算君子。
講到窮與不窮，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須要修養才能達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點之一。古代曆史上這類的人很多。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時記不起名字來了，很抱歉。）是大畫家，詩文也非常好，窮得不得了，第二天沒有米下鍋了，頭天晚上還坐在樹下賞月吟詩。太太嘮叨他：“明天沒有米，還作詩！”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說：“時間距明天早晨還有好幾個時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現在還是看月亮吧，風景太好了。”這是文人的修養，但是這種文人修養的胸襟、器度，又談何容易。總而言之，一個人要在心理上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自己要有個境界。假使內在沒有一個東西，人生是相當空虛的。有事情做，忙的時候不覺得，如果一個人把事放下來，處在清靈當中，就要受不了啦！這個窮還不隻是指經濟環境窮，人到了窮途末路，上了年紀，萬事俱空，兒女離開了身邊，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個人，的確不好受。這個時候，必須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風月”，自己有自己的修養才行。有了這個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窮”。
又說一貫
下麵等於注解了上麵一段。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在講上論時，孔子對曾參所說的那一段“一以貫之”，我們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三、四個小時。現在這四個字，不加以申論了。這一段是孔子對子貢講的。在文字上先解決“識”這個字的意義，是“誌”，也是“記”的意思；“記下來”，“記得”的意思。我們提出來研究的，一再說孔門所講的學問不是知識，再三強調學問是作人做事；文學、科學、哲學等等才是知識。從孔子這裏的話，也可證明我們這個觀念是對的。
他告訴子貢說，你以為我的學問，是從多方麵的學習而記聞來的嗎？（後世所謂“博聞強記”這隻是知識。）子貢說，對呀！我們認為你是這樣來的，難道我們的觀念錯了？孔子則說，我的學問是得到一個東西，懂了以後，一通百通。孔子這個話是事實，這個東西，這個“一”是很難解釋的，不容易講出來的。過去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宋儒解釋為“靜”，要在靜中養其端倪。所以後來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這樣，靜坐中間慢慢涵養，而以明心見性為宗旨標的。什麽是明心見性？像上午剛有人問起，什麽是佛？我告訴他，佛隻是一個代號，實際上就是人性的本源。儒家講善與惡，是人性作用的兩個現象。作用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的就是壞的。那個能使你善，能使你惡的，不屬於善、惡範圍中的東西，如果我們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用什麽方法去找？儒、釋、道三家都是從所謂打坐著手，在靜中慢慢體認，回轉來找自己本性的那個東西，就叫作“一”。老子也叫它作“一”。再討論下去就很多了，就屬於純粹的哲學範圍了。
這裏孔子就說自己的學問不是靠知識來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研究什麽是孔子的學問，這個地方就是中心了。我們講來講去，講死了也沒有辦法說出來的。舉一個例子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什麽是學？普通的知識，一天天累積起來，每天知識累積增加起來就是學。為道呢？是損，要丟掉，到最後連“丟掉”都要丟掉；到了空靈自在的境界，這還不夠。連空靈自在都要丟掉。最後到了無，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發現了。
孔子這裏就是說，不要以為我的學問是“益”，一點點累積起來的知識，而是找到了這個“一”，豁然貫通，什麽都懂了。的的確確有“一”這麽個東西。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經驗，其實這還是不夠的，必須加一句“交萬個友”，還要交一萬個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觸了，這樣學問就差不多了。由學問中再超脫、升華，可以達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告訴子路，他說子由啊！時代變了。德是用，道是體。現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業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
一般人說儒家的人反對道家，說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就是讓當領袖的，萬事都不要管，交給幾個部下去管就是。這樣解釋道家的“無為”，是錯誤的。實際上道家的“無為”，也就是“無不為”，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來不著痕跡，不費周章。譬如蓋一棟屋子，就在最初，把這棟房子將來可能發生的毛病，都逐次彌補好了。所以在蓋完了以後，看起來輕而易舉，不費什麽，而事實上把可能發生的漏洞，事先都彌補了，沒有了，這就叫“無為”。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已經看到，某一件事在將來某一個時候可能發生問題，而現在先把問題解決了，不再出毛病，這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這是很難做到的。並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無為”。
孔子在這裏也提到，無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隻有上古時代的堯舜才做到。怎樣無為？對自己恭敬嚴肅，正南麵而已矣。中國古禮，當皇帝，坐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這裏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一層一層的負責。
使節的信條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這個“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官”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家都知道蘇武的故事，他當時的出使，便是行。後來，他回到漢朝，封的官是典屬國，等於是現在的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或外交部司長，管理附屬的國家。所以很多人替蘇武不平，認為漢朝待人並不厚，蘇武那麽辛苦，那麽忠毅，回來隻封這個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辦外交的專使、大使。
這位在上論中學幹祿的子張老兄，這時正在作行人，辦外交的事，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孔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中國文化中的這位聖人實在是了不起，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我們現在的國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則，古今如一。第一，對人絕對誠懇，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這是最高的禮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不要表現得太關心，過分的關心，也許被認為幹涉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反而感到麻煩。這不是說外國人不對，我們才對，這是文化基礎不同。了解這一點，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這裏孔子告訴子張，言語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講出的話一定兌現。行為態度上要“篤敬”，忠厚而誠敬。做到了這樣，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蠻貊”在中國古代，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
講到邊疆，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安定，先看邊疆。試看幾百年來所發生的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影響了國防問題。我曾在邊疆做過事，發現還是我們漢人壞，有知識，聰明而欺負人。所以邊疆人恨漢人，並不完全因為邊疆人野蠻，而漢人沒有做到“言忠信，行篤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別地區，漢人用幾根縫衣服的針，換人家十幾張牛皮；有的還騙他們財物、女人。這種人實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對邊疆問題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這句話的“雖”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就是自己的鄰居，本州本裏都走不通。在態度上，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裏，隨時好像麵對長輩那樣恭敬；坐在車上，就規規矩矩坐，身心修養，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子張聽了孔子這些話，就寫在衣服的衣帶上，準備隨時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從這裏開始，編排方式略有變化，看起來一條一條，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同上論的第五篇互相呼應，便很切實。
下麵就提到兩個人：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魚是衛國的大夫。孔子說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種環境之下，不論國家社會混亂或者安定，他的行為、言談，像射出去的箭一樣，都是直的，不轉彎的。在現在的社會上，仍然有很多這一類的人，但他們處世是落落寡合的，常會受到打擊，遭遇種種痛苦。可是這種人天生個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麽環境，平時也好，亂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無道也好，他的言行永遠像一支箭一樣。同時“矢”字也代表了尖銳的意思。有些人心腸非常好，做朋友好極了，因為他能說直話，可是有時候嘴巴太厲害，說的話如割人的肉一樣，使人受不了。但我們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發點是善意的。當然這就牽涉到修養問題，尤其領導人有這樣的部下，往往很難受的，因此做領導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時碰到這種講直話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夠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實在受不了。但是這一類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幹部，就必須放過他的尖銳直言，先要有準備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則就不行。
孔子接著就說蘧伯玉（前麵再三提到蘧伯玉，稱讚他的行誼。）這個人了不起，國家社會有道時，出來做事，擔當大任務，但在邦無道，國家社會紊亂的時候，他就卷而懷之，不發牢騷，也沒有什麽怨言。他認為時代轉變如無法挽回時，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畫一樣，卷起來懷之，收藏起來，就不說話了，沒有表現了。
這兩個人，也是典型的對照。一種人是無論什麽時間，什麽地區，都寧可直道而行，不轉彎，這是幹部中很好的。一種是像蘧伯玉這樣的人，比較才具大，而且有一個基本修養，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話我們都曉得講，但等到真窮，真困難的時候，退下來“卷而懷之”，“獨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這是很難的基本修養。
下麵引申這個道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是講為人處世的道理很難。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講直話，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魚一樣肯對他講直話，這就對不起人，是不對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發生錯誤，寧可下一個警告，乃至他現在因此對自己不諒解都可以，自己還認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敗了，會想到自己的話是對的，那就對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講話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講話，是對不起人，不應該的。有時候有些人，無法和他講直話，如果對他講直話，不但浪費，而且得罪人。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說的時候直說。既不失人，也不失言。這個道理使我們想到曆史上範雎見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請教一次，兩次，他都不說話，使推薦他的人很難堪。範雎說我提出來的計劃，貢獻出來，可以使秦國馬上富強，國際間稱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沒有專心一意來聽我的計劃，所以不能講。推薦的人後來再向秦王報告。因此第三次見麵，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單獨和範雎見麵，很客氣的求教。範雎一篇話就把秦昭王說動了，立即發表他當首相。在戰國的時候，這一類的事情很多，這就說明了“說難”。
從人生經驗中知道，朋友之間這樣，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間也是這樣，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去提出問題來談，當然倒楣，這是時機不對。我們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做人家的幹部，在長官那裏碰了大釘子回來，一肚子牢騷。其實那個長官今天也許有件別的事情，心裏正在煩，做幹部的跑進去，報告不相幹的事，乃至與他心裏的事有關連，就正好觸上了黴頭。所謂：“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說話真難。這是要有許多人生經驗累積起來，才會了解的。學校裏同學之間相處，社會上同事之間相處，經常會碰到這種事情，說的不是時候，結果意見相左了。
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我們慣用“殺身成仁”這句話，就是出在《論語》這一篇，是孔子說的。這個仁在這裏我們不作解釋了，從上論一直講下來，都是說“仁”是孔門學問的中心。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心思想，所謂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許多宗教家，有時碰到與他的信仰抵觸的事，他寧可舍掉性命，所謂以身殉道。為衛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別多，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這個觀念，寧可犧牲，絕不為了生命而妨礙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寧可殺身以成仁。反麵的意思，當然不會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違背仁義的事了。這就關係到個人的修養以及生命價值的看法了。
長安居大不易
講到這裏，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麵的一個問題。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也是兩句名言，我們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論語》這個地方，孔子說的話。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那麽為仁是用什麽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換句話說，就是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從相反的角度看，曆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寫得像塑像那麽呆板可怕，並不是溫、良、恭、儉、讓。如果照那個樣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對他遠離一點，怕跟他對麵講話。那是我們的曆史在我們心理上，所塑造成一個下意識的形態。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他說，要到某一國家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政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裏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專學生中興起一股歪風，喜歡講謀略學，研究鬼穀子等學說。我常對他們說少缺德，把那些年輕人給鬼穀子迷住了幹什麽？對於謀略，應該學，不應該用。因為用謀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傷害自己，隻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會善於利用。我們前麵也曾引用過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說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馬丁·路德的話，隻用了上半截，講究“不擇手段”，忘記了下麵的“完成最高道德”。馬丁·路德是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來宗教革命，推翻舊的宗教，興起新的宗教——現在的基督教。而現在的人，隻講不擇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這裏孔子是因為子貢問為仁，他才這樣告訴子貢，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我們從曆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經濟家和工商業巨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七十二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著最高的道德原則。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再看曆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風氣，那時盡管是考試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規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氣的前輩栽培，就如韓愈的上書之類。有些人經常寫了文章，等在門口遞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麵看中了之後，就起步了。像白居易在首都長安的時候，最初很落魄，詩文雖好，沒有出路——沒有人保薦——連考試都沒有辦法參加。後來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輩顧況，將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這位老前輩接見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問他：你住在長安啊？長安居大不易！這句有名的話，代表一個國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費大，他對白居易講這話，包含有教訓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非常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有資格住在長安。於是為白居易向中央保薦，參加了考試，然後一帆風順。再看李白上韓朝宗的信，都是年輕人靠前輩提拔的例子。所以在唐代以後，前輩專門提拔後輩，為國家取士。
現在講到這種文化的精神，我們老一輩的人應該留意後輩青年，培養他們，提拔出來，等他們有了功業、學問和表現，自己坐在一邊，好像在欣賞自己灌溉出來的花，心滿意足，該多高興。這種情形，曆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來我們老一輩文人的風範。這些史實都說明了孔子這裏告訴子貢的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有許多留學生，自美國回來，大談其美國的政情，我常常叫他們少做土包子，我說你住在加州或別處，生活隻限於大學文化圈中，別說隻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沒有用。你要了解美國，你和華盛頓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這個時代張儀式的基辛格腦子裏，是要生雞，還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沒見過，和我一樣隻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這樣就懂美國了嗎？等於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晃蕩三年然後回去，就說懂了中國，但他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裏做了些什麽？連影子都不知。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賢者”。前幾年，我就和一位美國教授說，你們美國到處出了錢，幫助人家，又在到處挨罵，就因美國的議員們，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門去懂天下事，不到東方來看，當然不懂天下事。有的來台灣看過，回去就不同了。這些秀才要出門才懂天下事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幾句書我們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無窮，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聞，多交遊，多了解，處處都是學問。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婬，佞人殆。
我們讀這段書，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騙得死死的。漢儒搞訓詁學——小學，尤其對四書五經的研究，對一個字的寫法、來源、涵義等等，寫上十多萬字，加以討論研究，認為這是學問。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拿學位、拿功名的就是這些人，這樣讀書也真不容易。吳稚暉先生罵宋儒理學家“酸得連狗都不喜歡吃的”。例如什麽叫“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古書並不難讀，千萬不要被騙住了。
夏曆與過年
孔子告訴顏回，國家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這個“時”，就是指的曆法。講到曆法，感慨很多了：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曆”，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曆法。在上古史上，中國的天文非常發達，這是中國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談到科學，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學的發展，最早是先發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數學。恰恰這兩門科學，中國的天文發展得最早；數學也是最早發展的，尤其發展到像《易經》的數理哲學，實在是精深幽遠。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最慘了。我們中國的童子軍，參加世界童軍露營，到了晚上還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國人覺得很驚愕。我們過去每一代都很注重曆法，隻要多看曆史上的史實便知道了。像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了，很多人還是不投降，曆史上對這種行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麽叫正朔？就是曆法為中心的朝代名號。曆代的皇帝，對曆法修整過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裏，又經過大整理。這個康麻子皇帝實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還通西班牙文。總之，無學不窺，在那時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利瑪竇以後的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中國，康熙跟他學天文、學數學，幾乎沒有一門學問不會的。他十幾歲上台當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礎，頭腦之聰明，學問之淵博，無以複加。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創造一個事業，是要真學問的。康熙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到他手裏，中國的曆法，已經加入了西洋的觀念和方法，與中國的綜合起來，是很好的。
我們中國的曆法，大家都喜歡用陰曆，過正月要拜年，就是夏曆的遺風。殷商的正月建醜——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曆正月。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曆年，這就是“夏之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過的也是陰曆年，越南、韓國、緬甸、東南亞各國，統統是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他們都是過陰曆年。
講到這裏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將來的曆史不知怎樣演變。我們推翻清朝，成立民國，實行過陽曆年以後，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傳說是湖南的名士葉德輝寫的，這副對聯說：“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講文化，牽涉到這些地方要注意，表麵上看起來好像都是不相幹的地方，但往往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是國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這副對聯代表了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就看過年這件事，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來沒協調、合作，老百姓內心對這政策始終不能適應配合。不要說民心——老百姓心理，關起門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曆年還是陰曆年？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曆年。可是我們偏偏過兩個年，加上現代過聖誕節的風氣，等於過三個年，內心自己在過陰曆年，外在偏偏過一個陽曆年，這就代表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搞曆史文化，這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還有，到了夏天，為什麽要把時鍾撥快一個小時呢？隻要規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個小時辦公，早一個小時下班，早一小時熄燈，很簡單的事嘛。可是卻像小孩子一樣，在鍾麵上撥快一個小時，就算對了，這是很奇怪的事。此風乃是美國來的。再研究美國是怎麽來的呢？原來是一個工廠的小孩子開始撥著玩，後來工人看到跟著起哄。美國文化沒有深厚的基礎，是喜歡鬧著玩的；結果美國玩，我們跟著當正經辦了。說是為了日光節約，實行夏令時間辦公，原來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改為七點上班，十一點下班，不就成了嗎？其實這些是小事情，但問題卻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為小的地方沒注意到，而使事情變得不成話。等於一棟房子，看見一個小洞，最初以為不重要，慢慢的，整棟房子，垮就垮在這個小洞上。
這裏講“行夏之時”，現在我們究竟采用哪個曆法還是一個問題。如孔子的誕辰，訂為陽曆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對不對？通不通？都是問題。如果講中國文化，除非中國不強盛，永遠如此，我們沒有話講。如果中國強盛起來，非把它變過來不可。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自尊觀念，這是一個文化問題。拿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曆史來比較，中國的文化的確具有世界性的標準。可是現在外國人把它拋棄了，不去說他，我們自己絕對不能拋棄，千萬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劇。所以我們今天談到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識，怎樣去複興文化，非常感慨，問題很多，也很難。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的民族，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多讀書。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累積起來的智慧結晶。
孔子主張要“行夏之時”，在孔子的研究，夏曆對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土地空間上，是最合理的曆法。合理在什麽地方？這個問題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學和《易經》的陰陽學。譬如《易經》裏的八卦，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時空的學問，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個學生，到澳洲去做事，帶了一個中國羅盤去。到了澳洲，他寫信來問，這個中國文化的東西，到了南半球該怎麽用？我考慮了以後，告訴他反過來用。結果來信說，反過來用非常對。而我本身沒去過南半球親身經曆，後來再考慮，認為地球像西瓜一樣是圓的，雖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還是和中國一樣，所以寫信要他在國內一樣用。他回信說，根據實地經驗還是反過來用對。現在這個問題，暫時擱在這裏，沒有作最後的決定，不過我的結論，應該兩個方向都可以運用，看怎樣用而已。這以後有機會研究《易經》的時候再講。以上主要在說明我們的曆法是自夏朝來的，自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夏曆為什麽又叫陰曆呢？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曆。那麽我們的曆法，照不照太陽曆？事實上我們一樣，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節氣。什麽節氣種什麽農作物，是固定的，這是用太陽曆法的規律。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曆的法則。換句話說，我們幾千年的曆史，都是用陰陽合曆。所以說，幾千年前，我們的天文水準，就已經進步得很高了。但是這六七十年來，我們的大學裏有過天文係沒有？過去中大有過天文係。現在這麽多大學沒有一個天文係，在教育文化上講起來是非常遺憾的。過去有個高平子先生，還可以將西方的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配合起來講，所以當時我告訴學生們趕快跟他學，再不跟他學，要絕傳了。無奈這些學生不成器，學了幾次以後，沒有這個科學頭腦，沒有學下去，前幾年高先生也過世了。我實在擔心中國文化會斷絕。現在不要說沒有天文係，有了天文係，又有誰能夠真正懂得中國自己的天文？中國天文有自己的一套係統。這都是講起文化來，很悲哀、很可憐的事情。我常說，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斷絕了，將會永無翻身的日子。
時空問題
上麵是孔子“行夏之時”這句話引發起來，對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訴顏回，第一要行夏朝的曆法，第二要乘殷之輅。這是說，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到了殷商的時候，交通慢慢發達。乘殷商之輅，就是要發展交通的意思。
講到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交通發展史，又要講到《易經》了。不但中國，人類文化開始，一條江，一座山，就阻礙了交通。慢慢發明用木頭渡過江，江的阻礙沒有了；後來幾千年發展下來，海洋的阻礙沒有了；到了航空事業發達以後，空間阻礙沒有了。現在接下來，幾十年以後，太空問題來了，外太空的問題來了。我們自己這個國家民族，一方麵講科學，一方麵我們對外太空的東西，還沒有基礎。將來外太空的政治問題，又是大問題。這就看見人類的悲哀，問題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礙，變成海洋的阻礙；海洋的阻礙克服了，有空間的阻礙；由空間的阻礙，外太空星際問題來了。這一方麵的知識，我們還沒有。最近一個學生送來幾本太空問題的書，認為的確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類、有生命，說得很有道理。不過，在世界科學領域，又有一派，是主張地球中心還有人類。其實，這些上天入地的雜學，中國古人早就討論過了，隻是大家少研究而已。現在孔子就講，時間問題，天文用夏的曆法；空間問題，交通發展，要用殷商的車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樂則水準更高了，用虞舜時代的樂風最好了，對於當時鄭國的音樂——靡靡之音要遏止，要遠小人。用計謀、用手段的人多了，國家社會就很危險。
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於時代，而且包容萬象，並不限製於哪一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精神，後來並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精華拿來，用這些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大文化中新時代的文化係統。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許說，采用歐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國人的人治製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點，可以說文化是集中人類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長，舍其所短。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這一段有一個精神，就是孔子對於為政，並不是墨守成規，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曆史的發展，采用每個時代的精華而來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我們這就要回轉來讀讀自己的曆史，（但不是大專高中的課本，那隻是認識了一點點曆史，至少要讀《綱鑒易知錄》。這本書現在大學裏拿來研究，我們感覺是一個笑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十二三歲時就讀了。老實說這些都還隻是中國史的大綱而已，所以大家可以買一本來當小說看，一天隻要讀三頁，三幾年下來，就有用處。）懂了曆史，在擔當重要大事的時候，就受用無窮。看了這些書，就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是根據前朝的演變發展而來的。其實國父的三民主義，也是根據曆史演變而來的思想，這是大家很清楚的。因此，下麵接著兩句就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的編排，把這兩句話擺在這裏，正好作本文的小結論。從事政治、個人作人，都要以這兩句話作根據，隨時隨地要有深慮遠見，不要眼光短視，否則很快就會有憂患到來。小而言之，個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國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無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句話在上論中已經提到過，這裏又再提到。這是說明什麽呢？過去都說，孔子講這句話，是為了衛君而感慨的，因為衛靈公這個了不起的人，迷於一個美麗的妃子南子，所以他雖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見。因此孔子對他感慨：“算了吧！我沒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樣！”這個話，如果我們到後麵連起來討論，發揮起來，會有很多很多曆史上的典故，可以說也包括現代史上的事故。
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沒有離開過女人，女人何曾妨害了政治！大體上都是從政的人，自己搞壞了事業，因此連帶拖累了女人，背上“禍水”的壞名。例如清代詩人吳梅村的名作《圓圓曲》，有關吳三桂與陳圓圓的名句，如“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真是話裏有話，說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禍水，恐怕男人自成險山。我們仔細看孔子這一節話，他並沒有說女色不好，隻是人們沒有把好德的心思擺正，像好色那樣專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過借題發揮聊當牢騷而已，他老人家何嚐不懂，人世間就是這麽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後既不必因此而憤慨，也不必要去學壞。
上麵這個“色”字的意義，在上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現在不再重複。簡單的說，人類追求真理學問的決心，永遠是比不上對物欲的傾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魯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於柳下，諡號惠，是魯國的大夫。其實像柳下惠這樣坐懷不亂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過古人取其賢者為標榜。有唱反調的，像年輕人說，什麽柳下惠？那隻是性無能！或者說，那是陰陽人，沒有開刀。這類怪論可多啦！柳下惠的見色不動心，還隻是他私德的一麵，他真的好處是俠義，是一個濟困扶危的人。孔子這裏是在罵臧文仲，就是上論中提到，那個養玳瑁的魯國大夫，說他是個不稱職的人，“竊位”就是俗語說“占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曉得提拔青年，也不曉得提拔賢人，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而沒有起用他。
關於古人如何培養後進的事，我們在前麵已經講過，現在再說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跡作為參考。宋真宗時代，寇準與王旦同過事，但寇準常在真宗麵前攻擊王旦，結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後來寇準罷相，轉托別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為驚愕說：國家將相的位置，哪裏可以隨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請托。因此寇準對王旦不滿意。不久之後，寇準又發表中樞要職，內閣大員，叩見真宗的時候說：“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訴他，他的職位，都是出於王旦的極力保薦。寇準才知道個中實情，非常慚愧。真宗也常說：“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後進，但到宋仁宗時期，他也擔任首輔的職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間，王曾因政見不合，被罷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說：“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後來王曾在中央政府執政，平常很少說話，也不輕易說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別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時候，範仲淹還是後舉新進的人物。有一次範仲淹對他說：“明揚大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就是說公開提拔起後起的人才，這是首相的當然責任。你什麽都很好，隻是不肯說明提拔了些什麽人，未免有點欠缺。王曾便對他說：“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這是說：若要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對我都是感恩圖報，那麽，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們的怨恨，又叫誰去承擔呢！所謂國家大臣，不能隻接受別人的歌功頌德，同時也有藏垢納汙的容量容德才行。隻要多讀曆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們有時處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慮，曆史上前人的經驗，已經早有這些事例了，讀書的好處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這點很重要，也很難。躬就是反躬自問，自厚並不是對自己厚道，而是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於別人錯了的，責備人家時，不要像對自己那麽嚴肅。這樣處世作人，對長官也好，對同事也好，對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個社會風氣，到了亂的時代，往往是對別人要求重，對自己要求輕；要求別人特別嚴格，原諒自己輕而易舉。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們反身而誠，責備人家要以寬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嚴格檢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這一段文字乍讀之下，有點莫名其妙，把幾個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讀了這個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實一點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話，就很容易了解。孔子說，一個不說“怎麽樣？怎麽樣？”的人，我真不曉得他該怎麽辦了。意思是，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麽辦？去加以研究。若隻是糊裏糊塗的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麽辦了。當然，如果完全照字麵翻白話，這個白話也不能讀的。意思懂了以後，就知道孔子這幾句話是說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學家要提問題，哲學家要提問題，處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處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這個內容對不對？有沒有虛報？實在這樣嗎？尤其像執法的人，更要雞蛋裏挑骨頭，看有沒有冤枉的？有沒有放縱的？這幾句話就是這樣。文字很簡單，問題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態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社會到了亂的時候，就容易犯這個毛病。大家在一起，講起話來，沒什麽內容，無正事可談，談閑話，講些不相幹的話，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現今社會上這一類的人不少，娛樂場所更多了。大家如此，社會精神已經癱瘓，沒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嚴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歡使用小聰明，厲害得很，目前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全世界到處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聰明，孔子隻有搖頭了：“難矣哉！”歎口氣，到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麽辦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現在的一般青年，進入社會之後，慢慢地就染上這個習性。不是無所用心，他們所用的心，就是孔子這句話“好行小慧”，使小聰明，沒有從大學問、大聰明上著眼。這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病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是對上麵幾段話的引申。孔子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重視自己人生的責任，注意義、禮、孫、信四個字。本質上要有義。這裏的義，一是孟子的觀念——義者宜也，也就是適宜，合宜。二是傳統的仁義——人格標準。三是指“詞章之學”、“記聞之學”之外的“義理之學”。現代所謂哲學的、科學的也是義理之學，都是探討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義以為質”的“義”，同時也就是義理的義，用它作為本質。表達在外麵的行為是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行為。孫就是遜，態度上非常謙虛，不自滿，不驕傲。對人對事，處處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合於一個模範人格的標準，絕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這樣，專在小聰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反求諸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這句話的意義，《論語》中已多次提到。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這個思想，他說隻怕自己無能，沒有真才實學，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換句話說，隻要要求自己，充實自己。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這是一個大問題。司馬遷寫《史記》，在《伯夷列傳》中，特別引用孔子的這句話。孔子說，一個君子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後，曆史上無名，沒沒無聞，與草木同朽。但是曆史留名，談何容易？我們研究曆史哲學時，常問同學們，腦子裏能記得幾個皇帝的名字？一個人當了皇帝，就現實來說，那已經很夠了吧！死了以後，不必多久，連名字都被別人忘了，人生的價值又何在？曆代有那麽多宰相，民間又記得幾個？曆代有許多狀元，我們知道了幾個？而他們對於曆史、對於國家社會貢獻了什麽？老百姓知道的少數曆史人物，還是靠小說捧出來的，其他大多數的，有誰知道？所以，後世留名，談何容易！孔子、釋迦牟尼、耶穌留了名。在功業上的曆史人物，文天祥、嶽飛，也是少數；至於其他功業上的曆史人物，又有幾人知道？從這裏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暫的一段當中去爭名，上台去鏡頭上亮一下，有什麽用？
伊藤博文的話不錯，求名當求萬世名。人誰不好名？看好在哪裏。一個人真想求名，隻有一途——對社會真有貢獻。要曆史留名實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後，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好名看什麽名。遺臭萬年也是名，但有什麽用？真的大名，要對曆史有貢獻，就太難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樣，幾十年來，看到那麽多朋友，發那樣大的財，最後怎樣？豈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了解了人生，確定自己究竟走哪條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平實，很本分，該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過分的企求。一個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學問也好，一切事業也好，隻問自己，具備了多少？充實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賴別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內省的修養方麵，隻問自己應對人如何，而不要求別人對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這些都是講君子、知識分子的學問標準。要做到一個君子，必須矜而不爭。“矜”是內心的傲，（驕傲是兩回事。前麵說過，沒有真本事，看不起別人，是驕；有真本事而自視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裏，外麵對人不必傲，內在有氣節，窮死餓死可以，絕不低頭，這是矜。“群”則是敬業樂群，彼此相處融洽，但不營私，不走營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對於人的觀察，不要聽了對方一句話說對了，就認為他統統對了；也不要因為對方某一點不好，而因此不聽他的好意見。
上麵這些話，都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為中心，而引申出來的。
多為別人想一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人生修養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要說得那樣多，隻要有一個重點，終身都可以照此目標去做的，孔子就講出這個恕道。後世提到孔子教學的精神，每每說儒家忠恕之道。後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內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客觀，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對於一件事情的處理，常會有對人不痛快、不滿意的地方。說老實話，假如是自己去處理，不見得比對方好，問題在於我們人類的心理，有一個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能夠很圓滿；要求朋友、部下或長官，都希望他沒有缺點，樣樣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對方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缺點。再從心理學上研究，這樣希望別人好，是絕對的自私，因為所要求對方的圓滿無缺點，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為基礎。我認為對方的不對處，實際上隻是因為違反了我的看法，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行為產生的觀念，才會覺得對方是不對的。社會上都是如此要求別人，尤其是宗教圈子裏更嚴重，政治圈子裏也不外此例。一個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對領導人——牧師、神父或法師們的要求，都很嚴格。因為宗教徒忘記了領導人也是一個人，而認為牧師、神父、法師就是神。這個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別人太高了。從這個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難。後人解釋恕道，把這個恕字分開來，解作“如”“心”。就是合於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別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別人也想占。我們分一點利益出來給別人，這就是恕；覺得別人不對，原諒他一點，也就是恕。恕道對子貢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他才華很高，孔門弟子中，子貢在事功上的表現，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業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麵也都是傑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饒恕別人的毛病，看到別人的錯誤會難以容忍。所以孔子對子貢講這個話，更有深切的意義。他答複子貢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難做到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恕道的注解。
問題又來了，在上論《公冶長》篇中，我們看到子貢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也已經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說過“我不希望別人給我的；同樣的，我也不想轉加給別人。”可見他早已在實行恕道。可是在這裏孔子卻說，子貢啊！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現在孔子反而教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子貢的前言，又有什麽差別？難道孔子老是擺權威，隻有他的對，學生的話對了也是錯嗎？其實不然，子貢所提出的話，和孔子現在答的，從表麵上看，似乎隻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事實上，大有立足點的不同。
子貢是說，我所不想別人加給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樣的不想加到別人身上。這是以我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後，才想到不要同樣地找別人的麻煩。現在孔子說的，隻要我自己發現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給別人。根本上在嚴格要求自身的淨化，不要靠比較以後才想到別人。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其次，如果把這兩節連起來講，正好互作闡發，那便是“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機鋒銳利，等於後世禪門中一個故事：唐末詩僧貫休作了兩句很得意的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他拿給一位禪門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問他：“如何是此心呢？”貫休反而答不出來了。老和尚便笑說：“無人知此心。”這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便同此一樣雋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書呆子的立場，專門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八個字做不到，隨時隨地我們會犯違背這八個字的錯誤。尤其在年輕一輩的團體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個正在服兵役的學生回來說，他三支牙刷，六條短褲，都被“摸”跑了。事實上自己根本有這些東西，可是就喜歡把別人的“摸”來，“摸”到了心裏覺得很痛快。這種行為說他是“偷”嗎？不見得這麽嚴重。前天我們的樓梯口的一副門簾不見了。辦事的人說被偷了，我說算了，一定是被年輕人“摸”去了。說他有意偷嗎？他沒這個意思。說他沒有偷嗎？年輕人有這個心理，摸來很好玩，很有味道，還在那裏稱英雄。東西被人“摸”跑了，心裏一定會不高興，可是自己有機會，也會“摸”人家的。過團體生活的時候，有的人洗了手，本來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幹淨，看見旁邊掛了一條，順手擦在別人的毛巾上。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思想行為出來呢？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於人。”對於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讓別人承受，就太偉大了，這個人不是人，是聖人了。太難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須要向這個方向修養。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
這八個字的修養，要做到很難很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時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後來佛家思想傳到中國，翻譯為“布施”。施字上加一個“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這個恕道思想一樣，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兩樣最難舍，一是財，一是命。隻要有利於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都施出來，就是施。這太難了，雖然做不到，也應心向往之。
毀與譽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說，我對於人，毀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隻要不過分的恭維。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毀。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麵毀謗就跟著來了。
曹操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裏，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操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有人對曹操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曹操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夠寬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導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另外一些會說人家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裏，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家都很崇拜曾國藩。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獎狀。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性的傳單。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你隻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才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孔子這裏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所以毀譽不是衡量人的絕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孔子說到這裏，不禁感歎：“現在這些人啊！”他感歎了這一句，下麵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毀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毀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所以這一點，作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真的大聖人，毀譽不能動搖。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毀謗他，也絕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這就是毀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毀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曆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呆子的氣魄。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曆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家，這都很難定論。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誌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裏，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但也難下斷語。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視，吃菜隻看到麵前的一盤，生活那麽樸素，可是意誌之戇，戇得不得了。他對毀譽動都不動，表麵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毀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出入無車少馬騎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這是孔子對於時代文化在演變中的一個感歎。他當時研究中國上古文化，就說恐怕以後研究更困難了，史料都喪失了。他還很幸運看到古代曆史殘缺的資料。舉一例說，古代有馬的人，借給別人騎，現代對於這一點資料都很難找到了。所以今後對於上古史，無法研究。因此孔子當時把中國的曆史，暫時斬斷了，整理《書經》時便從唐堯開始，事實上堯以前還有史實的。如果照舊的方式研究，堯以前就有兩百萬年的曆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萬年。自伏羲、神農下來，從黃帝開始到現在是五千多年，從堯、舜開始到現在是三千多年，中華民族究竟上麵已經有多少年曆史，這很難講。
不過最近從外國翻譯過來的關於外太空科學的新書，已懷疑的確有外太空人，證明人類不是由猿猴進化而來；而且證明人類文化曆史至少有一百多萬年。這些資料反而證明中國古代的傳說都對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國這方麵的資料。而我們自己的學者，恨不得把自己國家民族的曆史越縮短越好。我們拿舊史來讀，就曉得有一百多萬年。從伏羲畫八卦到黃帝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還不知道，至少有好幾萬年。孔子刪曆史，從唐堯作斷代的開始，是因有資料可查的，所以才從堯開始，可是後人對於這一部分資料還懷疑不信。現在這幾十年來，我們學說上犯一個“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壞了。最近全世界的學說，和我們以前一樣“崇古”了，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現在外太空科學、星際科學的新發現，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
講到這一段，孔子說從殘缺的史料中“有馬者，借人乘之。”可見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互助精神非常好。換句話說，自己有車子，鄰居要用，盡管去用，這是說以前社會的厚道。這是孔子隨便舉例，不是說以後的人就沒有這種厚道了，這意思主要是說，這一點殘缺的文字，他還看到了，但當時一般人對上古時代的研究，資料就不夠了。如此而已。並不是孔子沒有馬騎，向朋友借不到，便生氣了。
小忍與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兩句話很明白清楚，就是說個人的修養。巧言的內涵，也可以說包括了吹牛，喜歡說大話，亂恭維，說空話。巧言是很好聽的，使人聽得進去，聽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還不知道，這種巧言是最會攪亂正規的道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點，如果一點小事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壞了大事。許多大事失敗，常常都由於小地方搞壞的。一個意思是，作事要有忍勁，狠得下來，有決斷，有時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決斷，堅忍下來，才能成事，否則不當機立斷，以後就會很麻煩，姑息養奸，也是小不忍。這個“忍”可以作這兩麵的解釋。
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個思想言論，如果認為是小小的事情，無所謂，濫慈悲，濫仁愛，往往誤了大事。我們看孔子自己的作為就知道，他在魯國當司寇的時候，雖隻幹了三個月，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殺少正卯，就是因為他言偽而辯，可以亂正。現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是為了自私，因為少正卯思想、學問比他好，學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殺掉。這些論調，初聽似乎很有趣，事實上少正卯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孔子的學生也常常跑去聽他講，當時被他誘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為了報複而殺少正卯。當年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和現在批孔的這些歪文章、歪理論都寫得很好。這一點我們要注意的，天下寫歪文章的人，筆鋒都很厲害，很吸引人，有煽動性；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東西寫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才對於正派的東西卻寫不出來，這也是怪事情。寫煽動性文章的，都是少正卯這一類的人，這類人不一定站得起來，可是他的文章會鼓動社會風氣，乃至影響整個社會。外國人如馬克思的文章都很怪，煽動性卻非常大。所以人的講話、文章，如本身沒有道德基本修養，便成為巧言亂德。對於這種事，孔子認為一定要處理，否則成為姑息養奸，也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們對“小不忍，則亂大謀”作了這兩種解釋，姑且可以這樣分開來運用：處事的時候，“忍”字可作“決斷”用；對人的時候，“忍”應該作“忍耐”、“包容”的意思來用。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這是從毀譽的問題講下來，一直講到這裏，孔子又說，大家都討厭這個人，不要隨便相信，必須自己加以考察判斷；大家都公認為好，都愛好他，也不要受蒙蔽，一定要自己再觀察他。如果我們以這兩句話，來印證個人的經曆，對於小的事情，每人都很多，隻說大的經驗：過去很多年以前，當時我們所接觸的有些知識分子，多數有問題，最低限度也是思想有偏差的。為什麽會如此？那些學者、文人，學問都很高，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容易情感衝動，於是在觀察方麵、判斷方麵，往往會錯誤。當年看到的那些思想有問題的知識分子們，就犯了這個毛病，不肯深入觀察。有些人加給其他人的罪名，是“眾惡之”的，我們一聽，知道這種話是不對的，可是沒有辦法分辨。這兩句話，擴充起來，可以引證很多曆史的事實。
現在我們退回來講個人修養方麵，作一個領導人，對於自己的幹部，不要完全受別人的影響，自己要觀察得清楚，如王莽，當時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沒有篡位以前，上下左右，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後來哪曉得一變而成這樣壞。讀這一則曆史，就是很好的證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這是上麵這幾段中的主幹思想——人的問題。一切人事、一切曆史，都是人的問題。人才能夠弘揚道。所謂道，就是真理，這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呆板的，它不能弘揚人，須要人培養真理。這就是重點。所以孔子始終講的是人文的文化。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這是孔子對於過錯的看法：一個人有過錯不要緊，隻要能改，能改過就好了。如果有過錯而不肯改，這就是大過，真正的過錯了。
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子提供自己的經驗，他說他自己曾經為了研究一個問題，因而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專門自己用思考去研究，結果發現沒有用，不如去求知。因為須要知識配合思想，所以要多讀書，多思想。
上論也提到過：思而不學也不對，學而不思也不對。一個有天才、有思想的人，首先要注意多讀書、多求學。自己以為自己是天才，聰明了不起，如果多讀書以後，自己就會變得非常謙虛了。常常我們自以為是一個大發現，多讀了書以後，才知道古人早就講過了，知道了，原來我們並沒有超越古人，而且古人比我們所知道的還更多得多。譬如唯物思想，中國文化裏早就有過，不過沒有這麽多，隻一點點原則，經過研究，知道是不能成立的。還有西方很多東西，我們以前都有過，可是都沒有加以發揮。現在年輕人搞思想，都想創作，可是就創造不了，所以知識與思想要配合起來。學問思想配合好了以後，接著孔子就說：
幾人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我們大家都習慣地會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原文就是孔子說的。說一個真正有學問，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君子，隻憂道之不行，不考慮生活的問題；比如耕種田地，隻問耕耘不問收獲。好好的努力，生活總可以過得去，發財不一定。隻要努力求學問，有真學問不怕沒有前途、沒有位置，不怕埋沒。“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是很好的格言，人生的準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這是講到學問、修養在處事時的一些標準。有智慧，有眼光，看得準。譬如買股票吧，眼光看到了，買進來，賺了錢，可是又想貪多，這時候不能把握住自己，不知道煞車，最後還是賠本了。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事業前途，作人處世，都是如此。
眼光看得準，創業容易；在春風得意、該煞車的時候也能煞住，則是最高修養。可是在這個時候的人，總是不肯煞車的，隻顧向上麵衝，結果得到的，必定會失掉。老子告訴我們的“功成、名遂、身退。”要做得恰到好處，至少先穩定這個階段。這樣好像是手段了，但手段與道德，差別在於內心：走恕道，替別人著想，多為人，少點私心，就是道德。如果智慧夠了看得準，“仁能守之”，也拿得穩，但是不“莊以蒞之”，內心上沒有真正莊敬，口頭說為社會、為別人，人家還是不服氣的。做到了“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這三點以後，外在的行為動作，還要處處守禮，有禮貌，有法度，有規矩。做到了這四點，作人、做事、從政、修養、事業，才能盡善盡美，否則總歸有問題。如果以這四點，觀察工商業的社會，也是一樣，不能違背。有些人赤手空拳，本事大得很，當時很發財，但有許多人“仁不能守之”，又看到他掉下去，隻這二十年中，就不知多少實例。
器小易盈
下麵又轉入因人論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這段話有兩方麵的意思。我們研究起來就感覺到這則名言的深度。如配合人生的經驗，一生用之不盡，受用無窮。頭一段“君子不可小知”的“小知”，以客觀而言，我們對偉大成功的人物，不能以小處來看他，等他有成就才可以看出他的偉大；相反的，就是小人看不到大的成就，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長處。以主觀而言：君子之大，有偉大的學問、深厚的修養、崇高的道德，看事情不看小處而注意大處。小人則不可太得誌，如果給他大受，他受不了，小地方他就滿足了。
這是兩種觀點的解釋，如果在人生體會上，我們看到過許多的聰明人，年紀輕輕一得誌就完了，這就是“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許多人有真的智慧，要看大節，在大節處能受，就是大根大器。記得古人有一首刻畫人生很清楚的詠鬆詩：“自少齊埋於小草，而今漸卻出蓬蒿。時人不識淩雲幹，直待淩雲始道高。”這首詩是講一棵鬆樹的幼苗，當小的時候，和一般的草一樣，都埋在那裏，誰也想不到，這一片小草裏的這株幼苗，幾十年、幾百年以後，會成為那麽高大的樹。但它在當時是慢慢的出頭，比小草隻高一點，當時的人也絕認不出，它將來會變成神木。一般人都等到這棵樹長大了，高得看來差不多挨到了天了，才仰頭來讚歎：“偉大啊！高呀！好！了不起！”人生也就是這樣，當平常在努力的時候，就是那麽可憐，沒人了解，等到成功以後，各個都叫好了。看透了人生，隻有自己去努力，到成功了，自然有人讚美、喊偉大。學問也好，事業也好，都是這樣。同樣的，另外有首詩：“雨後山中蔓草榮，沿溪漫穀可憐生。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這首詩也經常寫來勉勵學生。中國詩有些很難讀，字麵上看來是描寫景物，一幅不相幹的圖畫，實際上含有很高的哲學道理。像這首詩說，下雨以後，山裏的草，很快的青青翠翠普遍長了起來，沿溪漫穀都是，綠成一片。這樣多普通的草，誰去種它？誰給它肥料？都是自得天機自長成的。我們人也是如此，像當年紅葉少棒隊，到日本比賽勝利了回來，大家都捧他們。可是當年他們在台東深山裏練習的時候，石塊當球，樹枝作棒，豈不是“沿溪漫穀可憐生”嗎？後來勝利凱旋遊行，大家都認為是我們的光榮。他們的成功不就是“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嗎？人生也是如此，對孩子們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使他受得艱難，要給他“自得天機自長成”的環境。父母的愛護過分了，恰恰是毀了他。我們看了這兩首詩，就可以了解小知大受的道理。偉大成就的人，都要從艱難困苦中站起來，不要被小聰明自誤，更不要短視。所以《論語》上記載聖人之言了不起的地方，像一具很好的古董放在麵前，它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越看越美，從任何角度看，都覺得有新的發現。現在的工業產品就不一樣，初看很漂亮，多擺兩天就完了，很討厭了，非把它毀掉不可。古書就有這個道理，它的含義使我們多方麵去發覺、體會。對這幾句書，我們有時不必一定說是哪方麵看法，要在人生中多加體會才對。
燙手的山芋
接著由為人處世，再講到政治的道理。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他說，一般人一提到仁義的事，那種懼怕的心理比怕水火還更厲害，水會淹死人，火會燒死人，所以人看到水火會怕。孔子說：我看到過人跳到水裏被淹死，跳到火裏被燒死。仁義沒有這樣可怕，真去做的話，不會被餓死的，真仁義還有好處的。可是人害怕，不肯去做，所以叫人做壞事很容易，叫人做好事反而怕。但沒有看見人因為做好事而死，沒有做好事的人，倒是死得更慘。
上星期中，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功名富貴也蠻高的老先生們談起，我說如果關起門來講，孔孟之道也好，仁也好，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是可怕的。試問孔子為什麽老是講仁？不但孔子講仁，老子、莊子也講，可見我們這個民族不仁的太多，不孝的太多，所以他們才講仁、講孝。等於西方文化，當年獨裁得太厲害，所以講民主、講自由。假使一個社會，民主太過了，自由太過了，你看他們還講不講自由民主？那時他不需要民主自由了。可見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很難弄的民族，就是不仁慈、不孝的太多，所以孔子教大家要仁慈，要行孝。教育就是大眾思想的反映，這是事實。研究春秋戰國時代，權力之爭，父子、兄弟之間都不認，有什麽親情？有什麽愛？因此孔子講仁呀！孝呀！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好地方是了不起，關起門來反省，實在難弄。我們是這個民族的一分子，就更深深的了解，不好辦。這裏孔子是說一般人的心理，講到仁慈就怕得很，生怕吃虧，孔子就講了一句幽默話，說沒有看到誰跳進仁裏被燒死淹死的，這就是說一般人不肯行仁道，道理很會講，做起來很難。那麽要用什麽精神來做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這句話又有幾個觀念。先解釋文字：當仁義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反對老師，老師錯了還是錯了，並不見得老師一定對。老師做得不仁，就不對。另一個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並不是專製教育。他這句話就是告訴學生，隻要認真理、認正義。真理對了，正義對了，就不要考慮我這個老師怎樣了。也等於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說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他當時與他的老師柏拉圖，發生了相左的意見，這種意見相左，並不是對老師不尊敬。真理所在，對於老師的意見，也沒有辦法同意的。這就是做學問的精神，把皇帝的意見都碰回去。不管是老師或皇帝，正義所在一定要爭，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必守的信條。但是有一點：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這個“不諒”不是不原諒，是說一個君子，要真正的誠敬而不能馬虎，不能隨便的違反了正義。接下來：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為人幹部，為人臣下的時候要敬，就是現在講的“負責任”，先真正能負了責任，然後再考慮到自己待遇、生活的問題。假使說為了待遇生活而擔任這個職務，那是另一觀念。一個知識分子做一件事，並不一定為了吃飯。一個人吃飯、生活的方式很多，所以要認識清楚，做事是為了責任問題。
子曰：有教無類。
這句話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解釋，這是孔子的教育精神。他不分階級，不分地域，不分智愚，隻要肯受教，以人文文化為基礎，一律諄諄教誨。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是有一點，思想目的不同，沒有辦法共同相謀。但並沒有說一定要排斥。沒有辦法互相討論計劃一件事，隻好各走各的路。
花果枝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說話、文章都是辭。當然，寫文章要成為一個文學家很難，說話要訓練得擅於言詞，擅於演講也很難。雖然不要求太華麗，但是有一個主要的目的，那便是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思。在人生的經驗上，有許多人真愛說話，開口就是一大篇，可是講了半天，不知他講了些什麽。寫文章也是一樣，許多人麵對稿子，心裏說“我要寫文章”，十分精神中七分在擔心寫不好，花了半天時間，兩行都寫不下來。其實不要管這些，心裏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寫完以後，再增刪調整一下就好了。所以孔子說的“辭，達而已矣！”真正的好文章，是表達意思，好的文章不要“作”的，雕鑿起來就不行了。這一句同時呼應上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話，說明文辭不過是學問的枝末。
下麵是結尾了。這一篇開始是衛靈公向孔子問軍事，孔子不願答這個問題。下麵結論，就是點出人文之道的重要。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是古代很重要的文化官，管音樂藝術的大樂師。在春秋戰國時代，樂師與後來的太史令同樣重要，因為古代非常重視禮樂文化。這個名叫冕的大樂師來看孔子。古代的樂師，多半是瞎子，孔子出來接他，扶著他，快要上台階時，告訴他這裏是台階了。古代沒有桌子板凳，席地而坐，就是後世日本的榻榻米一樣。到了席位時，孔子又說這裏是席位了，請坐吧。等大家坐下來，孔子就說某先生在你左邊，某先生在你對麵，一一很嚕嗦的告訴他。
等師冕走了，子張就問，老師，你待他的規矩這樣多，處處都要講一聲，待樂師之道，就要這樣嗎？孔子說，當然要這樣，我們不但是對他的官位要如此；對這樣眼睛看不見的人，在我們作人做事的態度上，都應該這樣接待他。
從這一點，我們想到，很多偉大的教主們，常做這樣的事。佛經裏就有這樣一個故事：釋迦牟尼有一個弟子，眼睛看不見，但還是自己縫衣服，有一天他穿不起針線來，就在那裏大聲叫，要求同學幫忙他穿一下針線。但是他的同學，那一班羅漢們，都在打坐入定了，沒人理他。釋迦牟尼這位老師，就自己下來幫他穿好針線，交給他手上，教他怎樣縫。這個學生一聽到聲音，才知道是釋迦牟尼。他說，老師怎麽親自來？釋迦牟尼說，這是我應該做的。而且馬上對所有的弟子們上了一課說，人應該做的，就是這種事，為什麽不肯幫助殘廢的人、窮苦的人？訓了一頓話。所以我說《論語》是連貫的，這一篇由第一段，孔子不肯答複軍事的問題，一直講到作人處世，結論是要幫助殘廢孤苦的人。而且又以孔子接待大樂師的事，烘托出國家的根本在禮樂。可見每篇的編輯、安排都是恰到好處。我們讀完全篇以後，再一想，餘味無窮，也代表了孔門的思想，孔子的精神——教人學問的道理究竟在什麽地方。
另外還有一點關於這一段的附帶說明。就是我國古來的大音樂家，差不多全是瞎子。像師曠為了要使自己的音樂素養更上層樓，他覺得眼睛外視容易使精神耗散，所以將自己的雙眼刺瞎，結果果然成為中國的一代音樂宗師。這個道理也就是中國道家修持的理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就是老子所說的“不見可欲，其心不亂”。因為一個人的精神及生理，都是靠食物來補充，但又由思想、九竅消耗。而補充的永遠比不上消耗的，所以人才有衰老、死亡。這些都是由大樂師的眼睛而引起的，暫且擱置，以後如有機會，再談這個理論的正確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