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上，我回到家，家裏已浪靜風平。德華回他母親家籌備結婚的事，二姐在家過夜，與我擠一床。大姐與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鬧別扭。大姐火爆，有氣話藏不住；二姐心細，凡事心裏自有主張，她身體弱，幾次發高燒，險些斷了氣。母親說，她是二道命，回頭人，老天照顧，考上自帶夥食培養小學教師的半工半讀學校。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錢，步行幾個鍾頭，從學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車費。她的褲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後洗淨腳，就一聲不響地用剪刀尖挑腳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二姐快畢業時，正是我上小學一年級，她和一個男同學帶著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男同學戴了個眼鏡，拿著個有半截磚頭大的照相機，讓我手扯住一枝樹丫，他不說笑一笑，而說看看天！看看天！
我們從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親把二姐單個叫到屋裏，父親說這個男同學嘴太甜，眼睛溜轉，這種人靠不住終生。十多分鍾後，二姐就把男同學送走了。之後，男同學再未來家裏。那卷膠卷拆下時，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後悔地說，“一張也沒有，太可惜了！”二姐在這麽說時，神情黯然。
母親的一個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兒介紹給她。侄兒是一個軍工廠的造反派頭目，口才一等人材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廠裏的牛柵裏忙著。牛棚設在一幢大樓底層，窗子全被堵死，不見光線，從裏傳出來的一聲長一聲短的慘叫，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語錄。
二姐沒敢看，嚇得拔腿就走，她這一走，倒也對，若攤上那位造反的幹將作丈夫，她就真要後悔了。文革還未接近尾聲時，那位青年被投進了監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們家唯一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羨慕。
房間時早就關掉了燈，大姐在另一張床上問：“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兒去了？爸爸說你中午就不見了。”
“上學去了。”我睜開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樣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著我似的。我本來平躺，這時就用背對著二姐。
“你沒有去上學，我曉得。”大姐說。
“那還來問我做啥子？”我輕聲咕噥了一句。
2
三哥是長子，在家裏很霸道，父母寵他，他也認為該受寵。他十五歲時，街上所有同齡的少年，都抓了個紅衛兵袖章戴著，就他幸運地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從北京回來的那個夜晚，象變魔術一樣，從身後抓出幾顆玻璃紙包的水果糖，把當時年齡還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給迷住了。
從1980年夏天開始，他就在和父母鬧別扭。這陣子，他正在樓下房間裏向母親發脾氣，四姐的事是起因。母親說他不顧家，白養了他。為了脫離開家，不和父母五哥擠在樓下房間裏睡，他就跟街上一個姑娘神速結婚，當了人家的上門女婿，事後才告訴父母。“你的媳婦，從不叫我一聲媽，”母親說。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從屋裏跨到堂屋說：“反正我們從小長到大都未靠過你們當父母的。”他扔下這話就蹬蹬蹬走了。
閣樓裏的三位姐姐聽見了，都未作聲。
三哥從未與家人提起他在鄉下的經曆，也不提回城後在宜賓輪船分公司扛包當裝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說出來的。
七十年代中後期知青開始回城，分配工作時領導開後門越發猖狂無忌：有後台的分到辦公室，行了賄的分到船上學技術，無權無勢的統統當裝卸工。三哥他們一批青年裝卸工，鬧了一場罷工。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人有此權。領導一看見“鬧事”，就趕忙打電話，讓保衛人員和公安局趕來準備抓“為首的反革命分子”。罷工的青年們逮住了領導收賄的實證。文革後期慣用高壓手段的領導，見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隻能采勸和平解決”。罷工總算有了結果：青年裝卸隊全體人員，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長江上遊通航的頭一站躉船當水手，這是父親曾徑下放走船的航線。他明白自己受到了處罰。三哥咬著牙在那兒一幹就是六年，憑著他自己四處貼尋人對調單位的手寫張貼，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歲時才回到了重慶，在一個水運隊躉船當水手。
最早插隊的大姐，曾遠行它鄉的三哥，挑磚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認為不必與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幫不了他們，反倒使他們倍受欺壓。雖然母親送他們下鄉當知青時，都愁腸寸斷地流淚。我的姐姐哥哥，還有我，我們因年齡的逐步增長也都明白這樣的處境：怎麽闖也闖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麽命，子女也是什麽命。
3
四川麻辣火鍋，本是全國聞名，經過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鍋又重新給重慶添了驕傲的色香味：千變萬化，隻要是能吃的都可用於火鍋，不分炎熱的夏天，還是細雨紛揚綿綿不盡的春天，不管寒冬，還是秋晨，任何時候，包括夜裏3點鍾，任何場合，包括小巷子裏陰森的小店，或堂堂氣派的大餐館。
院子裏人在擺龍門陣時說，街上館子裏的火鍋，看看不得了，吃起來絕對不如以前純粹的辣辣麻麻。
這話有道理，那時，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個沒有新衣爆竹雞鴨魚的年過得難以忘記。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兩層襪子也冷得直跺腳。大姐從巫山農村回來，一家人圍著小鐵爐子在屋裏。吃的是白水蘿卜青菜火鍋，有點肉，早被撈盡，星星點點的油飄浮在滾燙的鍋裏。
父親說，菜沒了，讓四妹去洗菠菜來燙。
四姐說，讓六六去。
母親同意，叫我去。她讓我洗菜時不要多用水，卻要專心。我答應著，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廚房掏洗。
大姐燙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裏，即刻吐在碗裏，連聲叫有沙。
三哥站起來說，“去，重洗。”
大姐問：“你是不是說話了？”
我搖搖頭。
“肯定說了，”四姐嘴裏有菜，含含糊糊地說：“她經常一個人對牆壁說話。”
母親說：“難怪你洗的菠菜不幹淨。”
我一時未回過神來，他們一齊大笑起來。我反應過來，說，“我真的沒說話，連跟自己也沒說話。”他們笑得更厲害了。
我火了，把剛端在手裏的飯碗往地上一擱，對母親說，“我不吃飯了。”
母親說不吃就不吃，你讓出地方來，讓姐姐哥哥坐寬點。
我站了起來，走出房間。
“人這麽小，脾氣倒還不校”聽不出是誰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堂屋裏沒燈，沒有一個人跟來。我出了院門，穿得少，外麵冷極。院門外路燈被人用皮弓彈滅了，黑壓壓一片。對麵朝天門碼頭的港口客運站大樓上的大標語在閃爍，似乎聽得見隔岸稀疏的鞭炮聲。我一路往公共廁所去，那個地方可避風寒，這個除夕夜不會有人。我小心翼翼走進滿地是屎尿的廁所裏，兩隻腳踩在兩處幹淨一些門背後地上。盡量少吸氣，避開一點濃重的臭熏熏的廁所氣味。我就站在那裏，渾身哆嗦，腦子十分清醒，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裏人才找到我，他們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幾條街。誰也沒想到我會在廁所裏，是大姐尿急了，上廁所才發現了我。
我以為母親這時會對走進屋子裏的我，說兩句軟軟的話，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凍得發青的臉和嘴唇，自顧自地脫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嘻笑著對母親說，看來得對麽妹好點，不要看她老實，不愛說話，不聽話，說不定她會比我們有出息，以後媽媽老了還要靠她養老呢？
“喲，曉得發善心了。”母親說，“少說這些摻水話。我才不靠她，包括你們這幾個大的。我老了，誰也不會來照顧，我很清楚，她以後能好好嫁個人，顧得上自己的嘴，就謝天謝地了。”
4
大廚房裏，一個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蓋著油煙的灶神爺。供灶神爺的壁龕高，有個巴掌寬的坎，停電時經常被人放蠟燭和煤油燈。不停電，則放上醋、醬油瓶之類的東西。
那是張媽，她轉過臉，在盆子裏搓洗抹布。她住在院子最裏端一間房，有個令全院人羨慕的陽台，七平方，擱滿了種仙人掌、蘭草、太陽花、指甲花的花盆。陽台有水洞，下雨不會積水。除了花盆，還有二個水缸、一個裝著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據說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漢碼頭用一串銀元把她買下，也有人說是解放後妓女全關起來“改造”，她男人一分錢不化就把她領來。瓜子臉，白晰的皮膚，單眼皮，瞅人時目光會飛起來，很與人不同，讓人看了還想看。
“你的眼睛會飛？好，我叫你飛！”她丈夫用工裝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腫，也從不喊叫。她是我見過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個子，脖子和腿的修長，我對她的麵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臉不是常有青紫塊，不管化多少錢買，這個女人值得。可惜她養不出一兒半女，人說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後遺症。她總是默默少言語，很少有人肯與這個已經無法隱瞞身世的妓女說話。她彎著身子在空空的陽台上，靜靜地收拾被丈夫搗碎的花盆，收拾完後，又會重新去購買花苗種植。
張媽有個抱養的兒子，總有些紙頁發黃的厚書，趁文革之亂偷來的。那時稍有意思一點的書都是禁書，沒書可看。不過哪怕有書在售，我們這條街上的人哪有錢買書？買個糖含在嘴裏，買雙尼龍襪穿在腳上，也比書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課本，就找不到別的書。
張媽總背著兒子，讓我借閱他那些來曆不明的書。有一次，我在她家發現一本手抄本，第一頁已掉了，裏麵的字跡不工整，但也可辯認出大概意思來，講的是重慶解放後不久，國民黨潛伏下來特務要炸毀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頭在一條陰森森的街上，聽見結滿蛛網早已沒人住的樓房裏，有奇怪的聲音，就推開門，上樓去察看，被嚇死了。讀到這裏，我也嚇壞了，好象聽見恐怖的腳步聲，幽幽響起在這個冷清的院子裏。我壯著膽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內院外人都詭詭秘秘。
聽好多人說，還有一本流傳全國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經傳進了這個城市。書不長，情節也簡單，裏麵盡是男女之事詳細的描寫！那是一本最毒的壞書！為擋住資產階級腐朽糜爛的流毒，公安局對全市學校采取了好幾次襲擊行動，搜書包，追查抄寫之人，進一步追查炮製此書的壞分子。不知多少人為此書進了監獄，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滿好奇地等著張媽的兒子傳過這本書來——張媽不識字，我要書，她就拿給我看。但這本書，她兒子可能藏得太緊了，我很幸運，始終沒能看到。
張媽的寶貝兒子被兩個公安人員從院子裏帶走，勞教了好幾年，或許就跟這本書有關係。張媽哭天潑地，咒書燒書，鬧得轟轟烈烈。
我想起有一個深夜，張媽端著一盞煤油燈從後院走到前院，為兒子開門，兒子在門外抱住一個農村來的姑娘不放。張媽光著腳丫，就站在門裏候著。我赤腳站在閣樓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個情景，張媽不敢驚動他們，又不好讓他們到屋裏，隻是不時用手去遮護風吹著的煤油燈，燈芯的微光照著她苦惱的臉。
講共產黨帶領窮人鬧革命的革命小說，倒是可以從學校裏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寫，也吸引我，我喜歡小說裏窮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氣。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裏翻身。
母親的一件舊黑絨呢短大衣，她給大姐二姐四姐穿，一個接一個輪著空換。我想試一次都不行，母親說我穿上太長。四姐說，穿爛了，也不給你穿。半夜我恨不過，就對她說了“我要翻身！”
好吧，讓你翻個身！四姐在床上往牆根擠讓出一個地方。
那年我十一歲，我想穿母親黑絨呢短大衣，想極了。我終於等著家裏沒有人的時候。拿著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線把邊裹好縫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覺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發後，二姐把我拉上閣樓，她取出小木廊倒掛在欄杆上的長板凳，放在二張床間，閂上門，逼我趴上去。
我緊緊抓著木凳的腳，眼睛盯著地板。二姐從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褲子，打我的屁股，嘴裏嚷著：“你還不認錯，還要強？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權利？”二姐那麽小的個兒，哪來的氣這麽狠地打我？我忍著淚水，就是不求饒。木柴刺鑽在屁股肉裏，沁出血來，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橫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說，對父母也沒說。可能由於這件事，她對我另眼相看。同學捉了班上一個蓬頭垢麵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頭發裏。二姐發現我總是不停地抓頭發，扳過我的腦袋一看，發現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澆了我一頭，找了塊布把我的頭發嚴嚴實實包起來，不讓出氣。我頭悶眼花，約摸等了一個鍾頭左右，二姐才解開布。看著漂浮在臉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用煤油悶死虱子，使我的頭皮頭發大傷，發質細而脆，本來就不黑亮，此後就更加發黃。
晚上，我回到家，家裏已浪靜風平。德華回他母親家籌備結婚的事，二姐在家過夜，與我擠一床。大姐與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鬧別扭。大姐火爆，有氣話藏不住；二姐心細，凡事心裏自有主張，她身體弱，幾次發高燒，險些斷了氣。母親說，她是二道命，回頭人，老天照顧，考上自帶夥食培養小學教師的半工半讀學校。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錢，步行幾個鍾頭，從學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車費。她的褲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後洗淨腳，就一聲不響地用剪刀尖挑腳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二姐快畢業時，正是我上小學一年級，她和一個男同學帶著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男同學戴了個眼鏡，拿著個有半截磚頭大的照相機，讓我手扯住一枝樹丫，他不說笑一笑，而說看看天！看看天！
我們從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親把二姐單個叫到屋裏，父親說這個男同學嘴太甜，眼睛溜轉，這種人靠不住終生。十多分鍾後，二姐就把男同學送走了。之後，男同學再未來家裏。那卷膠卷拆下時，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後悔地說，“一張也沒有，太可惜了！”二姐在這麽說時，神情黯然。
母親的一個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兒介紹給她。侄兒是一個軍工廠的造反派頭目，口才一等人材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廠裏的牛柵裏忙著。牛棚設在一幢大樓底層，窗子全被堵死，不見光線，從裏傳出來的一聲長一聲短的慘叫，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語錄。
二姐沒敢看，嚇得拔腿就走，她這一走，倒也對，若攤上那位造反的幹將作丈夫，她就真要後悔了。文革還未接近尾聲時，那位青年被投進了監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們家唯一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羨慕。
房間時早就關掉了燈，大姐在另一張床上問：“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兒去了？爸爸說你中午就不見了。”
“上學去了。”我睜開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樣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著我似的。我本來平躺，這時就用背對著二姐。
“你沒有去上學，我曉得。”大姐說。
“那還來問我做啥子？”我輕聲咕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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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是長子，在家裏很霸道，父母寵他，他也認為該受寵。他十五歲時，街上所有同齡的少年，都抓了個紅衛兵袖章戴著，就他幸運地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從北京回來的那個夜晚，象變魔術一樣，從身後抓出幾顆玻璃紙包的水果糖，把當時年齡還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給迷住了。
從1980年夏天開始，他就在和父母鬧別扭。這陣子，他正在樓下房間裏向母親發脾氣，四姐的事是起因。母親說他不顧家，白養了他。為了脫離開家，不和父母五哥擠在樓下房間裏睡，他就跟街上一個姑娘神速結婚，當了人家的上門女婿，事後才告訴父母。“你的媳婦，從不叫我一聲媽，”母親說。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從屋裏跨到堂屋說：“反正我們從小長到大都未靠過你們當父母的。”他扔下這話就蹬蹬蹬走了。
閣樓裏的三位姐姐聽見了，都未作聲。
三哥從未與家人提起他在鄉下的經曆，也不提回城後在宜賓輪船分公司扛包當裝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說出來的。
七十年代中後期知青開始回城，分配工作時領導開後門越發猖狂無忌：有後台的分到辦公室，行了賄的分到船上學技術，無權無勢的統統當裝卸工。三哥他們一批青年裝卸工，鬧了一場罷工。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人有此權。領導一看見“鬧事”，就趕忙打電話，讓保衛人員和公安局趕來準備抓“為首的反革命分子”。罷工的青年們逮住了領導收賄的實證。文革後期慣用高壓手段的領導，見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隻能采勸和平解決”。罷工總算有了結果：青年裝卸隊全體人員，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長江上遊通航的頭一站躉船當水手，這是父親曾徑下放走船的航線。他明白自己受到了處罰。三哥咬著牙在那兒一幹就是六年，憑著他自己四處貼尋人對調單位的手寫張貼，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歲時才回到了重慶，在一個水運隊躉船當水手。
最早插隊的大姐，曾遠行它鄉的三哥，挑磚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認為不必與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幫不了他們，反倒使他們倍受欺壓。雖然母親送他們下鄉當知青時，都愁腸寸斷地流淚。我的姐姐哥哥，還有我，我們因年齡的逐步增長也都明白這樣的處境：怎麽闖也闖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麽命，子女也是什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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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麻辣火鍋，本是全國聞名，經過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鍋又重新給重慶添了驕傲的色香味：千變萬化，隻要是能吃的都可用於火鍋，不分炎熱的夏天，還是細雨紛揚綿綿不盡的春天，不管寒冬，還是秋晨，任何時候，包括夜裏3點鍾，任何場合，包括小巷子裏陰森的小店，或堂堂氣派的大餐館。
院子裏人在擺龍門陣時說，街上館子裏的火鍋，看看不得了，吃起來絕對不如以前純粹的辣辣麻麻。
這話有道理，那時，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個沒有新衣爆竹雞鴨魚的年過得難以忘記。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兩層襪子也冷得直跺腳。大姐從巫山農村回來，一家人圍著小鐵爐子在屋裏。吃的是白水蘿卜青菜火鍋，有點肉，早被撈盡，星星點點的油飄浮在滾燙的鍋裏。
父親說，菜沒了，讓四妹去洗菠菜來燙。
四姐說，讓六六去。
母親同意，叫我去。她讓我洗菜時不要多用水，卻要專心。我答應著，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廚房掏洗。
大姐燙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裏，即刻吐在碗裏，連聲叫有沙。
三哥站起來說，“去，重洗。”
大姐問：“你是不是說話了？”
我搖搖頭。
“肯定說了，”四姐嘴裏有菜，含含糊糊地說：“她經常一個人對牆壁說話。”
母親說：“難怪你洗的菠菜不幹淨。”
我一時未回過神來，他們一齊大笑起來。我反應過來，說，“我真的沒說話，連跟自己也沒說話。”他們笑得更厲害了。
我火了，把剛端在手裏的飯碗往地上一擱，對母親說，“我不吃飯了。”
母親說不吃就不吃，你讓出地方來，讓姐姐哥哥坐寬點。
我站了起來，走出房間。
“人這麽小，脾氣倒還不校”聽不出是誰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堂屋裏沒燈，沒有一個人跟來。我出了院門，穿得少，外麵冷極。院門外路燈被人用皮弓彈滅了，黑壓壓一片。對麵朝天門碼頭的港口客運站大樓上的大標語在閃爍，似乎聽得見隔岸稀疏的鞭炮聲。我一路往公共廁所去，那個地方可避風寒，這個除夕夜不會有人。我小心翼翼走進滿地是屎尿的廁所裏，兩隻腳踩在兩處幹淨一些門背後地上。盡量少吸氣，避開一點濃重的臭熏熏的廁所氣味。我就站在那裏，渾身哆嗦，腦子十分清醒，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裏人才找到我，他們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幾條街。誰也沒想到我會在廁所裏，是大姐尿急了，上廁所才發現了我。
我以為母親這時會對走進屋子裏的我，說兩句軟軟的話，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凍得發青的臉和嘴唇，自顧自地脫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嘻笑著對母親說，看來得對麽妹好點，不要看她老實，不愛說話，不聽話，說不定她會比我們有出息，以後媽媽老了還要靠她養老呢？
“喲，曉得發善心了。”母親說，“少說這些摻水話。我才不靠她，包括你們這幾個大的。我老了，誰也不會來照顧，我很清楚，她以後能好好嫁個人，顧得上自己的嘴，就謝天謝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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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廚房裏，一個瘦高女人在用抹布擦蓋著油煙的灶神爺。供灶神爺的壁龕高，有個巴掌寬的坎，停電時經常被人放蠟燭和煤油燈。不停電，則放上醋、醬油瓶之類的東西。
那是張媽，她轉過臉，在盆子裏搓洗抹布。她住在院子最裏端一間房，有個令全院人羨慕的陽台，七平方，擱滿了種仙人掌、蘭草、太陽花、指甲花的花盆。陽台有水洞，下雨不會積水。除了花盆，還有二個水缸、一個裝著自做的榨菜的瓦缸。據說她是妓女，她男人在武漢碼頭用一串銀元把她買下，也有人說是解放後妓女全關起來“改造”，她男人一分錢不化就把她領來。瓜子臉，白晰的皮膚，單眼皮，瞅人時目光會飛起來，很與人不同，讓人看了還想看。
“你的眼睛會飛？好，我叫你飛！”她丈夫用工裝皮鞋狠命踢她。她被踢得一身青腫，也從不喊叫。她是我見過身材最高挺的女人，足足有一米七個子，脖子和腿的修長，我對她的麵貌反而印象模糊了。
若她的臉不是常有青紫塊，不管化多少錢買，這個女人值得。可惜她養不出一兒半女，人說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後遺症。她總是默默少言語，很少有人肯與這個已經無法隱瞞身世的妓女說話。她彎著身子在空空的陽台上，靜靜地收拾被丈夫搗碎的花盆，收拾完後，又會重新去購買花苗種植。
張媽有個抱養的兒子，總有些紙頁發黃的厚書，趁文革之亂偷來的。那時稍有意思一點的書都是禁書，沒書可看。不過哪怕有書在售，我們這條街上的人哪有錢買書？買個糖含在嘴裏，買雙尼龍襪穿在腳上，也比書好百倍。我家除了我的課本，就找不到別的書。
張媽總背著兒子，讓我借閱他那些來曆不明的書。有一次，我在她家發現一本手抄本，第一頁已掉了，裏麵的字跡不工整，但也可辯認出大概意思來，講的是重慶解放後不久，國民黨潛伏下來特務要炸毀這城市的故事。引子是打更老頭在一條陰森森的街上，聽見結滿蛛網早已沒人住的樓房裏，有奇怪的聲音，就推開門，上樓去察看，被嚇死了。讀到這裏，我也嚇壞了，好象聽見恐怖的腳步聲，幽幽響起在這個冷清的院子裏。我壯著膽子看下去，直看得院內院外人都詭詭秘秘。
聽好多人說，還有一本流傳全國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經傳進了這個城市。書不長，情節也簡單，裏麵盡是男女之事詳細的描寫！那是一本最毒的壞書！為擋住資產階級腐朽糜爛的流毒，公安局對全市學校采取了好幾次襲擊行動，搜書包，追查抄寫之人，進一步追查炮製此書的壞分子。不知多少人為此書進了監獄，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滿好奇地等著張媽的兒子傳過這本書來——張媽不識字，我要書，她就拿給我看。但這本書，她兒子可能藏得太緊了，我很幸運，始終沒能看到。
張媽的寶貝兒子被兩個公安人員從院子裏帶走，勞教了好幾年，或許就跟這本書有關係。張媽哭天潑地，咒書燒書，鬧得轟轟烈烈。
我想起有一個深夜，張媽端著一盞煤油燈從後院走到前院，為兒子開門，兒子在門外抱住一個農村來的姑娘不放。張媽光著腳丫，就站在門裏候著。我赤腳站在閣樓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個情景，張媽不敢驚動他們，又不好讓他們到屋裏，隻是不時用手去遮護風吹著的煤油燈，燈芯的微光照著她苦惱的臉。
講共產黨帶領窮人鬧革命的革命小說，倒是可以從學校裏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寫，也吸引我，我喜歡小說裏窮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氣。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裏翻身。
母親的一件舊黑絨呢短大衣，她給大姐二姐四姐穿，一個接一個輪著空換。我想試一次都不行，母親說我穿上太長。四姐說，穿爛了，也不給你穿。半夜我恨不過，就對她說了“我要翻身！”
好吧，讓你翻個身！四姐在床上往牆根擠讓出一個地方。
那年我十一歲，我想穿母親黑絨呢短大衣，想極了。我終於等著家裏沒有人的時候。拿著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線把邊裹好縫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覺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發後，二姐把我拉上閣樓，她取出小木廊倒掛在欄杆上的長板凳，放在二張床間，閂上門，逼我趴上去。
我緊緊抓著木凳的腳，眼睛盯著地板。二姐從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褲子，打我的屁股，嘴裏嚷著：“你還不認錯，還要強？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權利？”二姐那麽小的個兒，哪來的氣這麽狠地打我？我忍著淚水，就是不求饒。木柴刺鑽在屁股肉裏，沁出血來，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橫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說，對父母也沒說。可能由於這件事，她對我另眼相看。同學捉了班上一個蓬頭垢麵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頭發裏。二姐發現我總是不停地抓頭發，扳過我的腦袋一看，發現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澆了我一頭，找了塊布把我的頭發嚴嚴實實包起來，不讓出氣。我頭悶眼花，約摸等了一個鍾頭左右，二姐才解開布。看著漂浮在臉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用煤油悶死虱子，使我的頭皮頭發大傷，發質細而脆，本來就不黑亮，此後就更加發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