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東京最熱的夏天，是我移居國外後遇到的最酷熱的日子，那是1996年。漫長寬闊的青山大道，我忽然覺得與我並肩而行的那個身著和服的人，似曾相識。他沉靜地走著，沒有朝我看一眼。他走到一所房子前背對推拉門轉過身來，進入一張泛黃的照片：是一個小夥子的樣子，開始留小胡子，和日本青年沒有什麽區別。我看見照片背後他題下的名字：周樹人，1906年。這題字如我腳步一樣有音有節。我轉頭看四周，並沒有什麽異樣：皇宮大道美麗如初。我沒有驚惶，因為我就是來找他的，就象1936年的蕭紅，曾經在東京等待他的靈魂。陰陽兩界，過去今日，在某一時刻某一地點能夠交會：遇到6字，就象火車開過叉口，扳道工的鬼魂在關切地注視。
我看到的周樹人，個兒不高，是不能嘲笑日本人矮的少數中國人之一。人偏瘦，完全沒有後來那一身英氣，那種嘲弄天下群雄的傲睨目光。他在成為把中國曆史推上審判台的魯迅之前，一直是個意誌消沉的人，一個一無所成的人。留學日本前後七年，可以說做什麽失敗什麽。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沒有能力做好，就是做不好，可能他認為命中注定是個失敗者。
剛到東京讀語言學校，那時還能寫出“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樣的豪句，一輩子唯一的一句激情。到小地方仙台讀醫學院，成績看來不行。據他自己說，凡是到了中等，就會有日本同學懷疑老師藤野先生讓他先看了題目，可見他一直分數不高。留過學的人，都明白，留學生成績往往比較本國人好，因為本是精選出來的。《呐喊》那篇著名的序言中寫的新聞電影，被魯迅專家門捧為“愛國主義的覺醒”，其實那時的他感到震驚的是中國人自己的麻木，以及他自己的無助。
於是他到東京，“棄”醫而“自學”文學。從他這一段時間寫的文章，可以看到他讀書雜亂，漫無目標。《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被認為是尼采哲學的中國版，仔細看就明白是亂抄書，自相矛盾之處甚多。外國文學讀得多而不成係統，最後還是回歸國學：每星期日去章太炎的東京寓所聽經學課。
我想問，周樹人如果在上海“自學文學”，又會如何？那裏的南社分子已經非常活躍，並且開始轉入小說。如果周樹人的深刻沉靜，昂然出世，代替徐枕亞，周瘦鵑，包天笑之流領導中國文學的轉型，可能新文學運動的起端，會提前在上海出現，中國現代小說，就不會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一刀切開。我當然無法為曆史作懸測，但是周樹人在日本，就在我提著裙子，低身脫鞋進入的一間房子裏，閑住了兩年多，隻是用文言翻譯了一本小說集，寫了幾篇頭緒如亂麻的文化論文。這倒也不奇怪：這個人終其一生，沒有成為一個思索嚴密的理論家，外國文學也一直在介紹，但從無係統。在東京時，用了功夫，但是他不會在這兩個領域裏成功。
於是他投身革命，參加了浙江同鄉組成的光複會。隻是當派他到中國去執行刺殺任務，他猶豫了，因為怕母親無人贍養。這是最好的推脫理由，他的領導馬上解除了他的任務，而且從此把這個怯懦的人視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絕對不希望周樹人枉死在反滿恐怖的行動中，象俄國虛無黨那樣，用炸彈革命，反而推遲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此人後來寫文章，說如果光複會領袖陶成章當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會掉腦袋，就覺得他未免誇張了。魯迅專家都避而不談此事，我想替周樹人辯護一句：他的性格中缺乏以命相拚的血性，也無法冷峻到指揮別人去拚命——中國政治能幹的人實在嫌多，太好：周樹人有勇氣做一個考驗關頭臨場退卻的人。
除了應母親命回鄉成包辦結婚之禮，他似乎從來沒有女人。現在寫野史者紛紛揚揚，說白淨清秀的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是他的女友。此事已成千古之謎，沒有足夠證據，多說也是白說。我相信不是真的——他的性格中缺乏浪漫。
不管真相如何，在兩性關係上，他並非沒有興趣，卻始終隻能壓抑。他和那個從東北投靠他而來的年輕女作家的感情，我有中篇小說《歸來的女人》寫到中間曲折。女作家不得不隻身來到東京，如1996年的我，行影孤單，看每個男人都象那個人。但是一個一生憂鬱的人，你能讓他在病床上點燃浪漫？
我絕對不應當是發現他有憂鬱症的第一個人。那麽多魯迅專家，應當看出，他在日本住了七年，竟然對日本景色秀麗，從不著一字，從來沒有什麽美好的回憶。如果他是反日情緒強烈，倒也罷了。不，他並沒有那樣的排外情緒。他隻是對什麽都無法提起精神：當他在生病時，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覺得四周的大樓正在坍塌，把他吞沒。隻是沒有自絕的必要，才撐著去買藥和食品。多年後他喝醉了，對著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說：隻有你知道，我是一個人在掙紮，隻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經向命運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終於活了下來。他成為書寫曆史的勝者，成為每件事都做得驚天動地輝煌燦爛的大師，這真是命運的諷刺。
回國後他從中小學教師，做成教育部小官僚，謀生為業，其他一直沒有興致，也沒有專業可言。唯一的興趣，是校讎古籍，抄錄整理古碑。回國後轉向國學，是留學生中常有的事，但是他做的閑事，與他的留學毫無關係，日本七年，在他的生命中成為潛流，至今沒有人理解的一段生涯。但是我明白：要有魯迅，必須要先有失敗者周樹人。
周作人正好可以作為對比：小夥子一到日本就興高采烈，事事新鮮。日本的花草樹木悅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動心，日本類似唐俗的民風，使他終身回憶不盡。周作人跟著乃兄“自學文學”，也真是認真，西洋文學，日本文學，都學到一個係統知識。在種族歧視嚴重的日本，他並沒有氣鼓鼓地勉強滯留，實際上周作人在日六年，樂不思歸。這裏談不上不愛國，留學而與環境心理對抗，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至於周作人的戀愛成功，更是沒有自卑加自尊折磨的人才能做到。
麵對曆史，我隻能說：痛苦出詩人。失敗和失意緊跟著周樹人，許多年，加深了他的內向，他的深沉，一直到新青年的錢玄同來逼稿，才突然找到噴湧的出口，於是出現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有了一個極高的起點。沒有愛情的生活，製造了對文字的愛情。但是在這個壯觀的噴發之前，那是多少年不得誌的憂鬱？多少年找不到感情寄托的苦惱？多少年碌碌無為的頹唐？多少年與幸福背道而弛的悲愴？
我不止一次在夢裏夢見他，那些在東京的日子，櫻花早謝。我想到他，看見我自己如孩子的孱弱，我記得那天晚上，日落之時，我對著鏡子換上一件深黃色和服，插上菊魚蘭花，且學一次楊貴妃帶到蓬萊島的濃妝豔抹。從馬簣坡死裏逃生的楊貴妃，在日本開拓藝妓行業——她不會別的專業——我為什麽不能做一次藝妓？這是一種藝術職業，不是“妓”。魯迅日記裏，有“席中招妓”記錄，那麽，我就去。為魯迅辯護的人說這是“同席招妓”。我知道不是，是他要我去說說話。因此，我去，穿上讓他或許會心裏一動的服裝，跟著他，走進那照片發黃的心境。
那年夏天在東京，我突然醒悟：我應當學學我去見的人，周樹人從來沒有夢想充當民族的喉舌，我也決定清除代小女子發言的打算。於是自己沉一沉氣，開始亂讀閑書，胡拚cd，讓自己在憂鬱中慢慢體驗憂鬱。心理消沉時，看男人女人，也就都平淡如水。
周樹人近四十歲突然爆發，變成自己也沒有想到會變成的人：我在臨近四十歲時漸漸沉靜隨遇而安，做一個努力模仿當年周樹人的人——我終於敢做一個失敗者。
我看到的周樹人，個兒不高，是不能嘲笑日本人矮的少數中國人之一。人偏瘦，完全沒有後來那一身英氣，那種嘲弄天下群雄的傲睨目光。他在成為把中國曆史推上審判台的魯迅之前，一直是個意誌消沉的人，一個一無所成的人。留學日本前後七年，可以說做什麽失敗什麽。不是不想做好，也不是沒有能力做好，就是做不好，可能他認為命中注定是個失敗者。
剛到東京讀語言學校，那時還能寫出“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樣的豪句，一輩子唯一的一句激情。到小地方仙台讀醫學院，成績看來不行。據他自己說，凡是到了中等，就會有日本同學懷疑老師藤野先生讓他先看了題目，可見他一直分數不高。留過學的人，都明白，留學生成績往往比較本國人好，因為本是精選出來的。《呐喊》那篇著名的序言中寫的新聞電影，被魯迅專家門捧為“愛國主義的覺醒”，其實那時的他感到震驚的是中國人自己的麻木，以及他自己的無助。
於是他到東京，“棄”醫而“自學”文學。從他這一段時間寫的文章，可以看到他讀書雜亂，漫無目標。《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被認為是尼采哲學的中國版，仔細看就明白是亂抄書，自相矛盾之處甚多。外國文學讀得多而不成係統，最後還是回歸國學：每星期日去章太炎的東京寓所聽經學課。
我想問，周樹人如果在上海“自學文學”，又會如何？那裏的南社分子已經非常活躍，並且開始轉入小說。如果周樹人的深刻沉靜，昂然出世，代替徐枕亞，周瘦鵑，包天笑之流領導中國文學的轉型，可能新文學運動的起端，會提前在上海出現，中國現代小說，就不會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一刀切開。我當然無法為曆史作懸測，但是周樹人在日本，就在我提著裙子，低身脫鞋進入的一間房子裏，閑住了兩年多，隻是用文言翻譯了一本小說集，寫了幾篇頭緒如亂麻的文化論文。這倒也不奇怪：這個人終其一生，沒有成為一個思索嚴密的理論家，外國文學也一直在介紹，但從無係統。在東京時，用了功夫，但是他不會在這兩個領域裏成功。
於是他投身革命，參加了浙江同鄉組成的光複會。隻是當派他到中國去執行刺殺任務，他猶豫了，因為怕母親無人贍養。這是最好的推脫理由，他的領導馬上解除了他的任務，而且從此把這個怯懦的人視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絕對不希望周樹人枉死在反滿恐怖的行動中，象俄國虛無黨那樣，用炸彈革命，反而推遲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是此人後來寫文章，說如果光複會領袖陶成章當了皇帝，老朋友如他也會掉腦袋，就覺得他未免誇張了。魯迅專家都避而不談此事，我想替周樹人辯護一句：他的性格中缺乏以命相拚的血性，也無法冷峻到指揮別人去拚命——中國政治能幹的人實在嫌多，太好：周樹人有勇氣做一個考驗關頭臨場退卻的人。
除了應母親命回鄉成包辦結婚之禮，他似乎從來沒有女人。現在寫野史者紛紛揚揚，說白淨清秀的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原是他的女友。此事已成千古之謎，沒有足夠證據，多說也是白說。我相信不是真的——他的性格中缺乏浪漫。
不管真相如何，在兩性關係上，他並非沒有興趣，卻始終隻能壓抑。他和那個從東北投靠他而來的年輕女作家的感情，我有中篇小說《歸來的女人》寫到中間曲折。女作家不得不隻身來到東京，如1996年的我，行影孤單，看每個男人都象那個人。但是一個一生憂鬱的人，你能讓他在病床上點燃浪漫？
我絕對不應當是發現他有憂鬱症的第一個人。那麽多魯迅專家，應當看出，他在日本住了七年，竟然對日本景色秀麗，從不著一字，從來沒有什麽美好的回憶。如果他是反日情緒強烈，倒也罷了。不，他並沒有那樣的排外情緒。他隻是對什麽都無法提起精神：當他在生病時，一人躺在榻榻米上，覺得四周的大樓正在坍塌，把他吞沒。隻是沒有自絕的必要，才撐著去買藥和食品。多年後他喝醉了，對著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說：隻有你知道，我是一個人在掙紮，隻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經向命運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終於活了下來。他成為書寫曆史的勝者，成為每件事都做得驚天動地輝煌燦爛的大師，這真是命運的諷刺。
回國後他從中小學教師，做成教育部小官僚，謀生為業，其他一直沒有興致，也沒有專業可言。唯一的興趣，是校讎古籍，抄錄整理古碑。回國後轉向國學，是留學生中常有的事，但是他做的閑事，與他的留學毫無關係，日本七年，在他的生命中成為潛流，至今沒有人理解的一段生涯。但是我明白：要有魯迅，必須要先有失敗者周樹人。
周作人正好可以作為對比：小夥子一到日本就興高采烈，事事新鮮。日本的花草樹木悅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動心，日本類似唐俗的民風，使他終身回憶不盡。周作人跟著乃兄“自學文學”，也真是認真，西洋文學，日本文學，都學到一個係統知識。在種族歧視嚴重的日本，他並沒有氣鼓鼓地勉強滯留，實際上周作人在日六年，樂不思歸。這裏談不上不愛國，留學而與環境心理對抗，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至於周作人的戀愛成功，更是沒有自卑加自尊折磨的人才能做到。
麵對曆史，我隻能說：痛苦出詩人。失敗和失意緊跟著周樹人，許多年，加深了他的內向，他的深沉，一直到新青年的錢玄同來逼稿，才突然找到噴湧的出口，於是出現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有了一個極高的起點。沒有愛情的生活，製造了對文字的愛情。但是在這個壯觀的噴發之前，那是多少年不得誌的憂鬱？多少年找不到感情寄托的苦惱？多少年碌碌無為的頹唐？多少年與幸福背道而弛的悲愴？
我不止一次在夢裏夢見他，那些在東京的日子，櫻花早謝。我想到他，看見我自己如孩子的孱弱，我記得那天晚上，日落之時，我對著鏡子換上一件深黃色和服，插上菊魚蘭花，且學一次楊貴妃帶到蓬萊島的濃妝豔抹。從馬簣坡死裏逃生的楊貴妃，在日本開拓藝妓行業——她不會別的專業——我為什麽不能做一次藝妓？這是一種藝術職業，不是“妓”。魯迅日記裏，有“席中招妓”記錄，那麽，我就去。為魯迅辯護的人說這是“同席招妓”。我知道不是，是他要我去說說話。因此，我去，穿上讓他或許會心裏一動的服裝，跟著他，走進那照片發黃的心境。
那年夏天在東京，我突然醒悟：我應當學學我去見的人，周樹人從來沒有夢想充當民族的喉舌，我也決定清除代小女子發言的打算。於是自己沉一沉氣，開始亂讀閑書，胡拚cd，讓自己在憂鬱中慢慢體驗憂鬱。心理消沉時，看男人女人，也就都平淡如水。
周樹人近四十歲突然爆發，變成自己也沒有想到會變成的人：我在臨近四十歲時漸漸沉靜隨遇而安，做一個努力模仿當年周樹人的人——我終於敢做一個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