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沒有過去,她隨時準備賠光本錢重搭戲台。


    “反正,”她停止說話,向我攤開修長的手。那手精雕細琢,好像專做擺設讓人看的,最讓我著迷。她主動伸出了手,我的心跳了起來,能把這手握在自己的手裏,盡興研究一番必有所得。


    雖然這手上的紋路我已經相過多少次,她經常與我比手掌,多少次我如入八陣圖,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麽。從我們倆的一生來看,我好像應當更關心頭腦,她似乎本來就有更多的身體本錢。而肉身之運,更顯於手紋:上海人後來俗稱的“台型”,就是這個意思。她的台型真是絕無僅有。不過隻有這次,我有機會靜心端詳,這才進入了掌心絕陣:看出了她命犯三衝,災星攔運。更糟的是,我沒能做到麵不改色。我抬頭看著她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不由得一陣傷心。


    “本來麽,每台戲都得從頭唱起。”這是我的違心安慰,還是她的自我解嘲?已經記不起來。


    但做夢卻是她無法控製的事。


    她常夢見離開家鄉的那個早晨。在那早晨遲遲未到的時辰,她心跳急促加快。她害怕早晨果真不會來到,所以整夜在海邊泥灘上站著向東癡望,擔心太陽萬一不會從海水中升起。


    從七歲起,她就想離開這個地方,已整整有八年。多少年了,這點黑暗的記憶早就應當淡漠。但是每個月她總會有一次噩夢,夢到那個平生最恐怖的時刻,她對著黑暗的海水自言自語:“難道這次真的還走不了?”便一身冷汗驚醒過來。


    那天清晨,她終於看到海麵上升起一輪太陽,這是她這一生見到過的最輝煌的景象。她可以發這毒誓了:將永遠不會再朝這海邊漁村看一眼——除非父母要她回來看一眼,但他們雙雙去世八年了,不會要女兒回那本來就沒有的家。


    如果我在做一部關於她的紀錄片,我知道應當就從這個鏡頭開始。陽光溫馨地照在浦東的一條堤路上,三人抬的轎子裏坐著一個盛妝的女人,後麵顛顛地跟著一個臉色黑紅、發辮焦黃的鄉下小姑娘,個兒卻不矮,一手挎著一個包袱。她的鞋破爛了,右腳後跟不時掉下,扯上幾次都沒用,幹脆打赤腳,再提起包袱連跑幾步跟了上來。她奔得不停地抹汗,把本來特地洗幹淨的臉畫上了幾條汙痕。


    三個轎夫抬著滑竿,辮子壓在頭頂上,兩人在轎前,一人在轎後,他們打著赤腳,泥路把腳板拍得啪啪響。後麵的一人費力些,所以隔一陣,相互輪換,調位子時借機歇口氣,氣順過來又上路。


    越往前走,田野越是嫩綠,油菜花黃黃地塗出一塊一塊,一串白蛾圍著轎子飛舞。


    他們終於走上黃浦江長堤,景色突然全變了。一邊是各種各樣停靠在江岸邊的船舶,上麵有各式各樣怪裏怪氣的洋字,船甲板上半像人半像鬼的紅毛水手,對著轎子裏的女人亂叫亂吼。女人頭都不抬,但後麵的小姑娘仰臉看得出神,赤腳踏進鏽水泥坑,差點滑一跤。另一邊是形狀各異的倉庫。船是鐵板的,倉庫牆是鐵板皮的,兩邊都是油漆夾著水滴鏽痕,花花紋紋擠攏在一塊,怪得有趣。


    還沒來得及看仔細,行人多了,轎夫慢了下來,江麵也寬了,說是到了陸家嘴渡口。


    隔著黃浦江,對岸就是當時中國最特殊的地方:上海外灘。下午刺刺的陽光照著那些英式維多利亞建築、江中噴出煙霧不時發出怪叫的輪船。小姑娘把包袱擱在地上,雙手抓著自己的褲腿,看呆了。有人挑著擔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很痛,她隻是讓了讓,繼續傻看。


    渡口繁忙。輪渡是有巨大煙囪的蒸氣鐵輪,冒出的濃煤煙直衝到她的臉上,嗆得實在有勁,讓她哈哈笑了起來。


    來來往往的旅客提著包裹扛著行李,大人牽著小孩,喧喧嚷嚷地擠過她麵前,跨上跳板上船。


    盛妝的女人拂手理理一絲不亂的頭發,敲敲杠子,滑竿放下了。女人轉過臉去,大聲訓斥呆看江對麵的小姑娘:“小月桂,沒到上海就想享福了?還不看好行李!”


    這是1907年初春。宣統皇帝尚未上台,都知道這麽混不下去,但一切都懸著等著,連開端的開端都尚未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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