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軍發動布魯奈特戰役，以解救共和國首都馬德裏被圍之險。好幾個旅的國際縱隊投入戰鬥，傷亡慘重。叛軍有德國一百架飛機助戰。救護車在公路上，目標暴露，雖然頂篷漆著巨大的紅十字，一樣被德國飛機追裘。中旬戰事更緊，從前線撤下傷員越來越困難。
他已經幾次躲過飛機追裘。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開了一輛剛修複的卡車改裝的救護車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聽到討厭的德國飛機又在狼嗥般撲來。筆直的土路太窄，無法曲折前行，兩邊田野太暴露，已來不及撤下傷員。他隻能大踩油門，拚命加速，仔細辨聽飛機的狂吼聲，在俯衝到底最後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車，自己一埋頭俯身在座位上。隨著刹車的尖叫，兩顆炸彈落在汽車正前方，爆炸氣浪幾乎把車掀翻，彈片打爛了引擎。水箱破了，蒸氣帶著噓叫亂噴。
飛機呼啦一聲又拔高了。他爬出車座，抖落一身碎玻璃，罵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髒的話，瞧著飛機遠揚。後麵車廂的護士，雖然他警告過，還是撞得不輕，傷員更是狂聲叫疼。此時，馬德裏正在召開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會，紀念西班牙內戰一周年，會議邀請他作為一個“前線的詩人”去演講。他卻覺得不必去參加文人激昂的空談，前線也的確缺乏救護車司機。畢竟，在炸彈的呼嘯中，行動，是最有力的詩句。
卡車沒法開了，他隻能等著後麵一輛車接過傷員。回到醫院，他立即換了一輛卡車開出去。
這次他的運氣到了盡頭：一顆炸彈就在卡車邊上爆炸，半邊車廂與駕駛室都被炸爛。後麵的車趕了上來，把冒煙燃燒的車上活的人與死者搶抬出來。
他被抬到愛斯柯利亞英國誌願醫療隊，身上臉上蓋滿塵土血汙。醫生發現彈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經不能動手術：手術隻會加速死亡。滿地傷員，醫生隻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個護士專門照顧醫生不管的傷員，看到他躺在擔架上沒人理會，就用棉布沾水擦淨他的臉，想讓他臨死時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為開車時戴著頭盔，她發現他臉上連一道擦傷也沒有，臉色慘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極睡著了。
護士正要離開，看見他嘴唇啟動，好像有話要說，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睜開，但未能辦到。護士俯下身，醫院喧鬧，但他的聲音還是聽得清楚：“我一生想兩件事：有個最美麗的情婦，上戰場。都做到了，我很滿足。”
護士吃驚地抬起身來，端詳說話的這個人：他胸口繃帶已經通紅，還在快速滲血，紅殷殷地滴到擔架旁的地上。他卻好像沒有什麽痛苦，說這些話時異常安寧。如此自我得意的遺言，很少從重傷垂死者嘴裏聽到，但不是沒有可能的。戰爭正在進行，什麽都可能。
他又說了一些話，這個以前是教師的護士覺得是拉丁語，但是太含混模糊，怎麽聽也聽不清，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從此沒有再醒過來。
夜裏，他與當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爾墓地。
全身血跡斑斑的主治醫生，褪掉手套，洗了臉，坐下簽死亡證明。這是每天例行的最後一道公事，他很機械地簽著，眼睛差不多要閉上了。簽完最後一張，他順手把一大摞死亡證明磕整齊，才突然醒過神來，意識到簽過的紙片中，有一張，名字有點熟悉。他找到那一頁，不錯，就是這名字——裘利安·貝爾。通知書寄給最近親屬，母親範奈莎·貝爾，地址是倫敦，布魯姆斯勃裏，戈登廣場四十六號。
醫生擱下報告書，揉揉布滿紅絲的眼睛，叫護士長。
護士長取來這個名叫裘利安·貝爾司機的遺物，不過是一個軍用掛包。醫生將裏麵的東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訂的薄書，手書中分行的字，像詩，卻是一種他不懂的文字，東方文字。幾頁折疊齊整的紙，夾在詩集裏麵，沒有裝信封，字跡卻很工整。此信，請交給我母親，在我死於疾病，或事故時，或是聽到消息，或傳聞說我參加革命運動時。
開場很普通，明顯是遺書。不錯，醫生想，這小子還記得寫遺書。有遺書就省了大家許多事。遺書相當長，他沒有時間看。他的眼睛掃了信頂端的寫信時間和地點：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伏見丸駛進上海港時。
兩年前？中國？什麽遺書！
他的視線落在一條黃手帕上，摸著有股舒服的厚實感。暗花是竹葉，亮閃閃，翻一麵，黃色淡了些，雙麵絲緞，很東方情調。邊角有個k字，像是手工繡的，深黃絲線。他歎了口氣，每個死者的遺物都掛著一串兒故事，埋入土裏後，每個死者的故事都將是同一種苦味。
他把攤開的東西收回掛包，把死亡報告書再摞了一下，放在桌上。醫院秘書明天會來分別處理寄發。
他覺得從未有過的累，喉嚨和舌頭都像炙傷的皮膚一般難受。他站起來，往後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這時，他想了起來，他遇見過這個死者。
是好幾年前，他跟一個朋友去參加一個聚會，辯論如何製止法西斯全球擴張。他記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傑，“布魯姆斯勃裏兩姐妹”：畫家範奈莎·貝爾，作家弗吉妮婭·伍爾芙。她們倆中間坐著一個青年，亞麻色頭發，健康，高大，英俊，就是笑聲太響一點，明顯在嘲弄台上說話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教授。他大約是說了一句什麽特別逗趣的俏皮話，兩個女人都大笑起來，摟住他的肩膀，似乎他是她們共同的兒子。
“裘利安·貝爾，”朋友在他耳邊說。“劍橋國王學院的高材生，據說是布魯姆斯勃裏‘第二代’詩人。”演講又被打斷，會場鬧哄哄的。那位朋友悻悻地說，“自以為是的藝術家！”
他倒覺得那個青年像個長得太快的孩子，依然被寵著，心裏挺羨慕的。
他已經幾次躲過飛機追裘。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開了一輛剛修複的卡車改裝的救護車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聽到討厭的德國飛機又在狼嗥般撲來。筆直的土路太窄，無法曲折前行，兩邊田野太暴露，已來不及撤下傷員。他隻能大踩油門，拚命加速，仔細辨聽飛機的狂吼聲，在俯衝到底最後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車，自己一埋頭俯身在座位上。隨著刹車的尖叫，兩顆炸彈落在汽車正前方，爆炸氣浪幾乎把車掀翻，彈片打爛了引擎。水箱破了，蒸氣帶著噓叫亂噴。
飛機呼啦一聲又拔高了。他爬出車座，抖落一身碎玻璃，罵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髒的話，瞧著飛機遠揚。後麵車廂的護士，雖然他警告過，還是撞得不輕，傷員更是狂聲叫疼。此時，馬德裏正在召開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會，紀念西班牙內戰一周年，會議邀請他作為一個“前線的詩人”去演講。他卻覺得不必去參加文人激昂的空談，前線也的確缺乏救護車司機。畢竟，在炸彈的呼嘯中，行動，是最有力的詩句。
卡車沒法開了，他隻能等著後麵一輛車接過傷員。回到醫院，他立即換了一輛卡車開出去。
這次他的運氣到了盡頭：一顆炸彈就在卡車邊上爆炸，半邊車廂與駕駛室都被炸爛。後麵的車趕了上來，把冒煙燃燒的車上活的人與死者搶抬出來。
他被抬到愛斯柯利亞英國誌願醫療隊，身上臉上蓋滿塵土血汙。醫生發現彈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經不能動手術：手術隻會加速死亡。滿地傷員，醫生隻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個護士專門照顧醫生不管的傷員，看到他躺在擔架上沒人理會，就用棉布沾水擦淨他的臉，想讓他臨死時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為開車時戴著頭盔，她發現他臉上連一道擦傷也沒有，臉色慘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極睡著了。
護士正要離開，看見他嘴唇啟動，好像有話要說，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睜開，但未能辦到。護士俯下身，醫院喧鬧，但他的聲音還是聽得清楚：“我一生想兩件事：有個最美麗的情婦，上戰場。都做到了，我很滿足。”
護士吃驚地抬起身來，端詳說話的這個人：他胸口繃帶已經通紅，還在快速滲血，紅殷殷地滴到擔架旁的地上。他卻好像沒有什麽痛苦，說這些話時異常安寧。如此自我得意的遺言，很少從重傷垂死者嘴裏聽到，但不是沒有可能的。戰爭正在進行，什麽都可能。
他又說了一些話，這個以前是教師的護士覺得是拉丁語，但是太含混模糊，怎麽聽也聽不清，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從此沒有再醒過來。
夜裏，他與當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爾墓地。
全身血跡斑斑的主治醫生，褪掉手套，洗了臉，坐下簽死亡證明。這是每天例行的最後一道公事，他很機械地簽著，眼睛差不多要閉上了。簽完最後一張，他順手把一大摞死亡證明磕整齊，才突然醒過神來，意識到簽過的紙片中，有一張，名字有點熟悉。他找到那一頁，不錯，就是這名字——裘利安·貝爾。通知書寄給最近親屬，母親範奈莎·貝爾，地址是倫敦，布魯姆斯勃裏，戈登廣場四十六號。
醫生擱下報告書，揉揉布滿紅絲的眼睛，叫護士長。
護士長取來這個名叫裘利安·貝爾司機的遺物，不過是一個軍用掛包。醫生將裏麵的東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訂的薄書，手書中分行的字，像詩，卻是一種他不懂的文字，東方文字。幾頁折疊齊整的紙，夾在詩集裏麵，沒有裝信封，字跡卻很工整。此信，請交給我母親，在我死於疾病，或事故時，或是聽到消息，或傳聞說我參加革命運動時。
開場很普通，明顯是遺書。不錯，醫生想，這小子還記得寫遺書。有遺書就省了大家許多事。遺書相當長，他沒有時間看。他的眼睛掃了信頂端的寫信時間和地點：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伏見丸駛進上海港時。
兩年前？中國？什麽遺書！
他的視線落在一條黃手帕上，摸著有股舒服的厚實感。暗花是竹葉，亮閃閃，翻一麵，黃色淡了些，雙麵絲緞，很東方情調。邊角有個k字，像是手工繡的，深黃絲線。他歎了口氣，每個死者的遺物都掛著一串兒故事，埋入土裏後，每個死者的故事都將是同一種苦味。
他把攤開的東西收回掛包，把死亡報告書再摞了一下，放在桌上。醫院秘書明天會來分別處理寄發。
他覺得從未有過的累，喉嚨和舌頭都像炙傷的皮膚一般難受。他站起來，往後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這時，他想了起來，他遇見過這個死者。
是好幾年前，他跟一個朋友去參加一個聚會，辯論如何製止法西斯全球擴張。他記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傑，“布魯姆斯勃裏兩姐妹”：畫家範奈莎·貝爾，作家弗吉妮婭·伍爾芙。她們倆中間坐著一個青年，亞麻色頭發，健康，高大，英俊，就是笑聲太響一點，明顯在嘲弄台上說話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教授。他大約是說了一句什麽特別逗趣的俏皮話，兩個女人都大笑起來，摟住他的肩膀，似乎他是她們共同的兒子。
“裘利安·貝爾，”朋友在他耳邊說。“劍橋國王學院的高材生，據說是布魯姆斯勃裏‘第二代’詩人。”演講又被打斷，會場鬧哄哄的。那位朋友悻悻地說，“自以為是的藝術家！”
他倒覺得那個青年像個長得太快的孩子，依然被寵著，心裏挺羨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