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噩夢,得采取輕盈的姿勢,抖落的羽毛上的血淚,飛過去!


    跨過大街,隨著人流到地鐵口,他停住腳步,看看手表,還早。他不想乘任何時候都鬧哄哄的地鐵,決定走路。剛過去的冬天冷極了,塞納河上漂浮著幾塊在融化的薄冰。大小遊艇、橋頭、街心都置滿了花籃花盆,鬱金香、水仙、風信子流淌鮮亮的色彩。過了橋,到北岸,通向香榭麗舍大道的幾條街,花香沉鬱,浸透空氣,直往身上湧。插入天空、低垂地麵的樹枝都賽著勁地綻開綠芽,柔白的李樹、嫩紅的桃樹開得燦爛,陽光很好,藍靛靛的雲相互卷裹著,點綴著建築物的古老與現代。


    盡管已在這城市快有十三個年頭了,但他還是第一次這麽專注欣賞春色——他知道自己這時很虛假。目光用力地投在景致上,裝成一個真正的旅遊者。


    因為那個研究生蘇珊娜?他堅持多年的打坐做氣功治好的失眠症複發,昨晚還加量吃了安眠藥,總算勉勉強強睡了幾小時。不僅如此,還讓他這個出了名的工作狂犧牲一個周末,特地挑了一條淡雅的領帶係上,刮了臉,穿著較平日講究的衣服,心情頗不平穩地躑躅街頭。他俯下身,拾起地上一顆鵝卵石,握在手裏,石子一點花紋也沒有,每一麵都磨得光滑,像個鴿子蛋,他扔在了地上。何必緊張,不就是去赴一個早就在計劃的約會嗎?劫後之詩:阿爾丹與《桃花扇》提綱的標題嚇了他一跳。蘇珊娜堅持研究論文寫阿爾丹,他一直沒有同意,但同意仔細讀一下大綱。


    對一個姑娘來說,蘇珊娜長得太高了點,一頭栗發,用木夾在腦後一綰,露出脖頸,眼睛低垂時看上去有些靦腆。她不像巴黎女郎,平時有意戴副眼鏡,不用隱形,舉止言語像個女教師。問題不在這上麵,也不在於她的研究方向。問題在於她的過分自信。這個學生對法國文學了如指掌,參加過三個月的中國什麽夏季速成班,《桃花扇》可能讀的是法譯本。


    不過這也不是他不高興的理由,或許是她對阿爾丹的態度——她說起阿爾丹的神態,她對阿爾丹點金術的迷信。


    “語言畫出的僅是一個平麵,我們靈魂上的傷痕是永恒的,表麵愈平往內鑽得更深。”蘇珊娜拿起膝蓋上一本黑皮封套的書,上麵印有扭曲的舌狀花,遞過來,“阿爾丹經曆的並非自己國家的災難,而是你的國家的災難。如果你讀過,應該重新讀;如果沒讀過,那麽更值得讀。”她的意思是,到那時,再議我的論文題目不遲。合上書,他把提綱裝入公文皮包裏,決定回家。他知道這個和勒內?夏爾齊名的讓?雅克?阿爾丹,今年雨果文學獎得主,卻發表了個聲明拒絕出席頒獎會。說實話,並不是他有意略過阿爾丹轟動一時的三部介於散文、詩和小說間的奇怪的書,其中的中國恐怕是想象的創造,一如龐德筆下的神州古國。洋人寫中國的事,無論小說、詩歌或紀實哪一種形式,都極為無知,多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這點他最厭惡。中西文學影響雖是他的課題,他早就覺得這題目隻能做泛泛的獵奇,深究不得。尤其當代作家,尚未在曆史放大鏡下聖者化,更犯不著提前上當。


    常在一些國際會議上碰到大陸來的同行,這些人認為他在國外教比較文學是賣野人頭,對他的婚姻狀況遠比對他的學術研究感興趣,話題總往這方麵引。他不置可否的態度使各種傳言在地球那半邊更加繪聲繪色,一種說法,他是喪失性能力的家夥;另一種說法,他是一兩個女人難以滿足的諸如此類的人物。巴黎啊,世界花都,燈光一旋轉,哪有不可能的事的?他並不是故意造成神秘感。隱秘越多在中國人中間道德上越可疑。出國前出國後,種種搏擊曆程,已在心裏成灰,他不願回顧,過去必須一絲不漏的封死,這是他的準則。本是單身漢的坯子,隨其自然,餘生不多矣,不想費時間精力去找一個妻子,組建一個家庭。下此決心後,他掙脫了煩惱,精力充沛,可謂風調雨順,索爾邦大學終身教職聘書得到後,生活漸漸穩定,心情也逐日舒暢。可是,蘇珊娜,他感到與她的談話是如此不快,直往他身上一處不能觸動的地方鑽,牽出一種怪異的氣味,讓他沒有躲閃的餘地。約會地點選在舊凱旋門和盧浮宮間的馬路旁的一家咖啡館,有個好聽的名字:綠珍珠。從未去過,名字似乎聽說過。他腳步平緩,拿不準朝舊凱旋門方向近一點,還是朝盧浮宮方向近一點。看了看自己的位置,好像朝哪一邊距離都差不多。他的手插入褲袋,繞過噴泉,耳朵裏全是機器轟響的聲音。碧藍的天上,英法兩國聯合設計的協和飛機,一個有著頎長脖頸的大雁,二十世紀技術唯一有美感的製造物,正飛過巴黎,輕盈,像個飛車走壁者直穿而過。他發現,盡是遊客的街上人們都抬頭往天空望:一道長長的痕線從雲間垂落。


    他們的臉一式鋼鐵鑄的,一滴淚也掛不住。他們的服飾一式綠,閃著灼人的光焰。他們懂得怎樣讓我饑渴,讓我滿心懊喪。他們像影子,又像蚊蟲尾隨,靠我的苦楚舞蹈。他們多強悍!讓我的一隻手偷走我的另一隻手;讓我的一隻腳偷走我的另一隻腳,再也到不了她的麵前。


    零散的句子,相互穿插,不規整地在這一刻,從他的腦子裏魚貫而出。飄蕩著花香的風中,他長長地吐了口氣。汽車、人聲的喧鬧變得很柔和,輕輕地被隔開了去,他已看得見盧浮宮,還有更近一些的老凱旋門。綠珍珠咖啡館有二百年曆史,蘇珊娜電話裏說。他說這樣好,離誰都不算遠。


    那天他決定晚上時間重讀阿爾丹的《食蓮者》,心想,或許自己已經獲得了解釋的鑰匙,以前他草草翻過,隻覺得陰冷而美麗,似可解不可解。可仔細一讀,便被那鬱澀的舌狀花卷裹了,幾乎一夜未睡。


    她在莽莽蒼蒼的黑暗中搖曳。雨雪霏霏,冰雹試比刀槍齊奏的嘹亮。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三山外的青天,白鷺洲畔,一個夢套另一個夢,是石頭都流成水,是水都流成石頭。可是我的喉嚨,嘶啞的喉嚨,能夠對你們,對那個陌生的東方,說出的唯一名字,仍然隻有溫柔纖秀而古典的她。


    第二天一早他到學校。在教師餐廳吃完中飯,路過學生酒吧門口,從裏麵擁出一群嘻裏哈拉的學生,帶著股濃濃的啤酒味和煙味。他推了推眼鏡,不錯,倚牆和一個男孩邊說邊走的高個女孩,就是他找了一個上午的蘇珊娜。他和蘇珊娜來到樓外的草坪。氣溫陡然升高,草坪和石階上的人紛紛脫去大衣、外套,在太陽下看書聊天。還是他一語攪碎了寧靜的氣氛:“阿爾丹在中國哪所大學教法語,你知道嗎?”


    “南京大學。”蘇珊娜說。


    “哪一年?”


    “一九六四年。那是戴高樂與北京建交不久,中國外交決策者想靠法語突破——你們稱為‘反華大合唱’的局麵。幾所大學在巴黎學中文的研究生中請法語教師。阿爾丹那一年正在寫《桃花扇》的論文,二十六歲。之後,他永遠也沒寫完論文得到學位。他永遠沒有成為漢學家。”


    “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國姑娘是真有其人,傾城傾國,”他輕淡的口吻像自言自語,但又不像,“他和她真的相愛?”


    “我想是真的。”蘇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把眼鏡托上鼻梁。“至少阿爾丹認為他是真愛!”她說,“那姑娘究竟是不是愛他,他們中間發生過什麽,我看阿爾丹自己也說不清。”


    他也發現阿爾丹的作品,每次說的故事不一樣,一會兒是秦淮名妓之後,一會兒是革命之家異端女兒。


    我問過他,他說這是扇上的血點,由藝術處理。總之,那姑娘是他的學生。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他認為她被關押起來,必須救她出來。於是他停止上課,在北京、巴黎、南京三地到處奔走,通過駐華使館,上訴法國外交部。回國後,四處發表文章呼籲幫助,這在“文革”前中法關係中算是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鳥叫,單調而無顧忌。樹枝被啪嗒折斷,銜在尖扁的嘴裏,撲閃雙翅,在屋簷的瓦片空隙處搭巢。草坪一側小路,是一些徘徊的腳步,自在輕鬆。一叢蘆葦繁茂,緊依著一頂碩大的栗樹,那裏人少,光線亮得顫顫悠悠。


    “文化革命”一來,阿爾丹成了巴黎造反學生的領袖之一,法國紅衛兵的頭兒!他想她在中國也肯定在造資產階級的反,如果她還活著的話。打倒資產階級,他們就能團圓。阿爾丹至今被法國知識界稱為“毛派”。當兩邊的“文革”都變成笑料和窘困的題目時,他不再激情政治鼓動,也不那麽拚命尋找。三十年過去了,他至今不知道那女學生的生死,十年前他問過北京駐法使館,他們很客氣,幫他找過,說畢業後幾次調動工作去向不明。他自己又到大陸,找到南京大學法語係,那裏的教師也說那個女學生,似乎在“文革”中畢業了,被分配到很偏遠的縣城,後來就不知下落。


    “你怎麽知道得如此詳細?”他的聲音僵硬起來。


    “我研究阿爾丹。”蘇珊娜還沒等問完就回答,早就等著這問題似的。


    “那你清楚他書中那個叫l的姑娘的真實姓名嗎?”他調侃地說,“總不至於是李香君?”


    “不是古代那一個,是現代這一個。”蘇珊娜倒懂得幽默。“她好像叫柳,”她發音不太準確的中文頓了一下,“柳小柳?對,就是這名字。”


    他沒有再說話,一切都是現成的,他早就應該知道。根本就不該問,現在問了,就沒法留在“不知”中退避三舍。叫阿爾丹的有很多,可他好像對這個阿爾丹負上什麽責任似的——欠了這世界。人人都覺得這世界欠了自己,例如,阿爾丹整個三部曲低回如訴,愴惻而艱深,一句話就可概括:你們欠我!越朝香榭麗舍大道西走,咖啡館、酒吧越多,許多桌椅還伸延到寬闊的街旁。咖啡館和酒吧無大區別,都可喝飲料、酒,區別在於酒吧酒類稍多一些。遠處星形廣場車流如注,藍、白、紅三色旗幟迎風飄舞。綠珍珠,綠是指珍珠永遠鮮豔奪目,還是時光久遠,吸聚了一層淡淡的人世起落?他喜歡這個咖啡館的名字,未把約會地點調換到幽深僻靜真正法國味的小巷裏,比如拉丁區的那些咖啡館。他當即同意了,或許就奔這名字。


    這時他止步了,馬路對麵,綠珍珠醒目的法文跳入眼底。掉轉視線,不僅舊凱旋門伸手可觸,新凱旋門居然也落入視野,它們相互鑲嵌。如果站在馬路中央適當的角度注視,兩者幾乎是重合的。他的心一下靜多了,不再像一路上的忐忑不安,顛簸起伏。


    他這一天第二次伸出手腕,看表: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鍾。他走得並不快,仍還是早到了。太陽光偏斜,房屋、雕塑、樹、雲多起來,一團團散開,一層層疊起。


    電話那頭,又是蘇珊娜:“我想知道你對我的課題的看法改變沒有?”


    “再給我點時間考慮,最遲下周一,也許明天告訴你。”他回答。


    “你在往後推,怎麽跟我們法國人學這壞習慣?”


    他說,你們法國人怎麽現在才有自知之明?三言兩語後,話題便轉到阿爾丹。


    “他不太好。”這次蘇珊娜點到為止,她已嗅出一些不同尋常的味道,她說談阿爾丹可以,但他得同意並指導她寫那論文。


    這丫頭像耗子精!他想笑,但笑不出。辦公桌上擺著他從圖書館借來的阿爾丹其他兩部重要著作:《扇舞》、《桃花之咒》——七十年代的早期作品。盡管電焊密封的過去,已不受他控製,鏽蝕洞開,但他最後一道防線是堅固的,不是這麽容易被衝破的。麵對這些比杜拉的《情人》、《北方的中國情人》更具有索引價值的作品,他發現自己的意誌頑強,不亞於以往,那些夾有暗器、尖刀的雨雪天。


    可能是他半晌未說話,可能是別的什麽情緒控製了蘇珊娜,她自己說起阿爾丹,大概她也太想找人訴說了。洋人要懺悔,要看心理醫生,肚裏藏不住話。陷入痛苦中的蘇珊娜,不再掩飾感情。


    “阿爾丹事實上很可憐,孤零零一人。騙人騙己的獎、假情假意的愛,並不是他要的。”蘇珊娜歎氣,說別的女人他根本看不上,拒絕了多少好女子的愛!他想那姑娘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煙頭灼傷手指,刮刀割破臉頰,血染紅了泡沫都沒感覺。我猜測,他之所以能持續寫作和活下去,恐怕是希望找到她,哪怕知道她一丁點確切的消息。我真擔心他一個人的時候。


    前麵對著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舊院和貢院隔江相對。那並不寬的江,水流平緩。盡是辛夷樹,哪及一株桃李花?


    看清你的拂曉,屬於風輪草、櫻草吹拂的家園,知足,渴求早生晚死。彎細的眉,高髻峨然,笛子攜扶二胡,撥回時針,令我忘了傷悲。


    他從來沒有這麽帶勁地攥緊電話。將轉椅移向牆,背對辦公桌和窗,試圖將神經擰鬆一點。沒用!仿佛調轉視覺,僅為更清楚地看到他的防線在掙紮,在搖搖欲墜,再輕輕一觸,就崩潰了。


    “我能見阿爾丹嗎?”他被自己突然響起的聲音嚇了一跳。


    “你?”蘇珊娜似乎沒想到,“讓我來想想辦法。你知道他那樣的人,造反失敗後,性格乖僻到記者、出版商、經紀人都不理睬,有時連我在內。我會找到他精神狀態好點的時候跟他談。不過,你想見他,隻是對他的作品感興趣?他向來不見仰慕者、研究者。”


    他感到蘇珊娜不是在奚落他,而是在撕他多年來層層加厚的繭。縫裂開了,語言一下子“騰”地冒出來:“好吧,你告訴他,說我曾在南京大學讀法語,我上過他的課。”沉吟了好一陣,他才穩住,盡量轉用另一種口氣,“這也是我不願同意你的論文題目的原因之一,那題目不適合你,你對我的國家實在太不了解了。”全是竹椅,椅背和四條腿用同色的麻繩加固綁緊。桌子鋪著粉紅色的桌布。每張桌上一個玻璃瓶,插了一枝新鮮的白玫瑰。唱機低低轉悠著一首古老的民歌,不時有人跟上機器哼唱。色澤不一致的酒瓶、弓箭、火藥長槍裝飾四壁,還有一些好看的小旗。橢圓形鏡框裏是二戰時法國西岸諾曼底的城市被飛機炸成廢墟的照片,這點和其他咖啡館不一樣,那些店總愛掛幾幅莫奈或雷諾阿的複製品。


    酒櫃在最裏處,暗暗的燈光。他要了一杯咖啡。櫃台上端向下傾斜的屋梁,不知誰的刀雕刻的一排歪歪扭扭的線條,仔細辨認是一行字:時光消逝了我沒有移動。這是阿波裏奈爾詩裏的句子,也許是阿波裏奈爾刻的?也許《米拉波橋》就是在這裏寫下的第一行?也許這首詩,是綠珍珠這名字給他的啟發?他端著杯子的手顫了顫,咖啡並未濺出。


    他在臨街的落地玻璃窗角落坐下來。這位置能看見進門來的人,還能透過玻璃,不被人察覺地縱觀露天桌椅。店外店內顧客加起來約二十人,大多是旅遊者。他不也一樣?客居異鄉,一個無根的孤魂。常客大都在吧台上,他們喜歡和酒保、侍者或熟麵孔攀談。一個穿紅衣的西班牙女人,獨自坐在一隅,啜酒,抽煙。她抽煙的姿勢很美,一頭黑發濃密地披瀉肩上。


    裏外掃視一遍後,他可以肯定阿爾丹還沒到。沒有一位顧客是抽煙鬥的法國男人。蘇珊娜在電話裏說的這個標誌很明顯,現在有這耐心抽煙鬥的人真是太少了。法國人約會很少準時,盡管阿爾丹一聽他的名字,便要求在盡快的時間內見麵。他對這種急切相當理解:和他不同,他是拒絕過去;阿爾丹呢,則一直生活在三十年前的記憶裏。


    桌上這杯咖啡喝到尾聲,牆上的鍾已過了約會時間五分鍾。他第二遍掃視店內店外顧客,發現露天桌椅旁一個上了年紀的先生,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煙鬥,放在桌布上,慢慢打開扁平的銀盒,將裏麵的煙絲放入煙鬥裏,一邊眼睛左顧右盼,一邊把煙鬥含在嘴裏,用一根手指壓緊,動作挺別扭。他看清,那位先生,左手從藏青色西裝口袋裏掏出一盒火柴,手指抖動,想點火,劃了三次才點上。難怪他喜歡用右手。


    即使是三十年過去了,阿爾丹今年應當五十六歲,怎會如此?頭發稀疏、灰白,臉上皺紋雖不是連褶帶疊,但下顎突出,瘦削,下巴有一道新傷,與脖頸的舊傷疤形成呼應。那雙眼睛,和自己的一樣布滿血絲,是曾見過的,和書上的照片吻合的——那可以掩蓋一切璧瑕的黑白照片,隻留閃光燈下最智慧光輝的一麵。或許他根本就沒有料到阿爾丹會是這麽副模樣,忽略了他的存在,他一直坐在那個與自己呈四十五度角不遠不近的位置。這個人早就到了,但他絕沒有想到此人是阿爾丹微弱的可能性,根本沒多看一眼。


    他招呼侍者,要了一個大杯黑啤酒。他平日滴酒不沾,此刻,要啤酒是為了讓自己鎮定。


    漸漸地,人多起來。來了一大群日本遊客,幾乎坐滿了露天桌椅剩下的空位。他想,這也好。阿爾丹沒法在咖啡館一下子找到他,東方人的臉差不多,尤其三十年後。喧笑聲壓倒唱機上的音樂。阿爾丹打了一次電話,然後回到座位。要了一份白蘭地,從盒裏抓出煙絲,放入倒空的煙鬥裏,用右手劃燃火柴,點上,抽起來。阿爾丹顯得很安靜,似乎知道約見者確實已出門,肯定在路上,遇到特殊情況,正值交通高峰時間。那個西班牙女人移到酒櫃前,臉上一團冰在融化。他收回目光,用手撫了撫額前的頭發,握住酒杯。他感到自己站了起來,朝門口走去,直走到阿爾丹雙人桌的對麵,那個位子是為他空著的。很好,彼此不用介紹,也未握手,更不需要客套地問候,而是像經常見麵的朋友一樣。


    他把酒杯握得緊緊的,他很想問阿爾丹臉上的傷是怎麽回事,為什麽要自虐自殘?這時,他聽見阿爾丹在說:“我知道你喜歡柳小柳!但我不是有意的。你明白她讓人不得不喜歡,不得不愛!”


    還是當年年輕英俊的法語教師,一點也沒變,變的是外殼。他和阿爾丹兩人太像,又太不相像。來見阿爾丹是為了柳小柳,為了找一個可以談論柳小柳的人,還是真心想幫幫當年的對手?種種因素,可能都占一些。當年知道底細的人,塵灰一樣失散,滲水一樣出國,五洲四洋,連一絲波紋、一個影子也不剩。老的老死,病的病死,苦的苦死,更多的是麻木不仁,福禍都一樣。哪怕是中文通,一個外國人要想弄清怎麽一回事,不過是性急地做了一個白日夢。那麽混亂的年代,發生過太多說來驚人的事,有幾件水落石出,追問得出個因由?


    太陽沉入西邊,樹叢和凱旋門鍍上神秘的紅色,阿爾丹臉轉暗,些許逆光擦過他的麵頰、鬢角的白發、肩,眼睛更為閃亮。他一動不動注視著,第二杯啤酒順暢地滑下喉嚨,沉鬱地飆出一種引導他往下說的力量。


    阿爾丹講《米拉波橋》。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法語音質有多美。塞納河在米拉波橋下揚波……愛情消逝了,像一江流逝的春水,愛情消逝了,生命多麽迂回,希望又是多麽雄偉。他終於笑了,咱倆坐的這家咖啡館也有這首詩。難道不是天意?柳小柳是在這一天和所有女生一樣,嘴裏不停地談論著你的朗誦、你的博學、你文雅的儀表。你請她晚上去你宿舍喝真正的法國咖啡。她說不知該不該。她應該明白。但她還是去了。


    “是從那一刻開始,”阿爾丹聲音濃重,卻毫無嘶啞,“我和她便落入學校的監視盯梢之中?”


    他點了點頭。第二天,柳小柳便被叫到校外事辦公室。要她交代。交代什麽呀?她給嚇傻了。包括你上課下課遞給她的紙條,送給她的書都被勒令交出。從那天之後,她很少在課堂上出現。不久東西搬出宿舍,誰也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


    “她可從未告訴過我。隻有一次,我給她我用毛筆從《采薇》裏抄下的句子——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她轉身離去時眼裏含著淚。可一個月後,上課時,那個早晨,我突然發現她的座位空了,以為她生病了,但一周過去,那座位仍空著。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她。”阿爾丹的敘說方式幾乎和書裏一樣陰冷,語言略轉平常,撞擊力毫不減色,直逼所敘說的內核。他的身子微微動了動,晚霞的餘暉已在他身後轉換成一片混沌的天青色。“那段時間,我在火車上過日子,從北京怒喊到南京,從南京絞盡腦汁到北京。”


    他胸口像有重物擠壓,緩不過氣來,且渴得厲害。他猛喝一口啤酒。不久學校裏便傳開了,柳小柳生活上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叛國!看著你像個受傷的猛獸四處碰壁,我承認自己內心潛遊著快意,哪怕她不僅不敢再理你,連我這個平日裏她最信賴的人也不理。可笑的是,我的快意隻一瞬就結束了,我也看不到她。打聽了整整半年,才知她先是被關起來,然後才被送到四川大學法文係,去寫檢查。你想象力再豐富,也不會找到成都去。


    有幾次,我在校園裏看見你,兩眼炯炯卻無神,東瞧西顧,掉魂似的。我知道你在找什麽。我沒有上前跟你打招呼。你身後有幾個“跟班”,誰和你說了話,都得去黨委報告。走過種滿萬年青的花壇,聽見你在叫我的名字,隻能當一陣風吹過。況且,我也無話對你可說,甚至,比任何一個人都更不願你嗅到一星她的蛛絲馬跡。


    “後來呢,”阿爾丹緊追不舍,“我被趕出中國後?”他去了一次衛生間,為了放鬆那些啤酒的壓力。抽水馬桶在嘩嘩地響,他洗手時不願往鏡子裏瞧。不看還行,若看到那形象一定讓自己感到難堪。這個已被夜色籠罩的時候,他僅僅是甩了甩頭,想把披掛在頭上的靠不住的燈光甩掉。


    當時,教書的一群法國青年男女,無數的風流韻事,喝酒打架,把那個“文革”前的古板校園弄得浪漫無比,很明智地隻是在法國人之間。隻有這個阿爾丹像一副書生樣子,文質彬彬,矜持自重。用功的學生都喜歡他,保衛部門卻覺得這樣的人更危險,對他的行蹤監視最嚴,也許是他常到中文係聽明清文學課引起麻煩。


    “後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他接著阿爾丹剛才的話,“後來便不上課了,造反了!各自拉起一幫人鬧革命,用紅寶書,也有刀槍。”


    “最後是軍隊押著‘複課’,也就是坐在教室裏讀毛著。大學生得壓一壓才懂乖巧。你是六八屆畢業的,你一定見過她,對不對?”


    “複課?”他眼裏閃過柳小柳。就是那時,趁一片亂糟糟,她從成都回到南京家中,到學校來,見沒人注意她,便索性住回了原來的宿舍,家中已不能住了。


    他在路上見到她時,嚇了一跳。幾年不見,二人都變了許多。她清瘦,眉目淒冷,添了幾分滄桑,但比以前更美。而他正因造反太積極,現在麵臨被軍隊支持的對方組織清算的危險。她轉頭離去,沒有理他。難道我有什麽對不起她的地方?我沒有出賣過阿爾丹,我沒有告過密。她怎麽能對我這樣?


    她心裏隻有那個法國佬!他忿忿地想。咖啡館裏人更多了,唱機上響著一支舞曲。趁著酒勁,認識和不認識的顧客在酒櫃前跳舞。煙霧中夾有女人快樂的尖笑、男人應和的吼叫。氣氛熱烈。


    對麵的阿爾丹又開始拿起煙鬥,裝煙絲,點火。


    侍者送來一杯啤酒。他從皮夾子裏掏錢,他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這已是第幾杯了。


    阿爾丹抽得不多,隻是在不斷用大拇指壓煙鬥裏的煙絲。


    酒黏旋在舌頭上,澀澀的,喉嚨幹燥,酒流下去便極舒服,因而他吐出的法文慢一點,卻還是條理不亂、有次有序的。


    秦淮燈船酒旗,何處笙簫。飄飄白鳥,綠水滔滔。玄武湖,大行宮,北園草坪,圖書館。無非枯井頹巢,磚苔砌草。他每說一字一詞,卷裹的舊日便鋪展開一段,阿爾丹托著煙鬥的手和整張臉就扭動一下。


    那是九月一個燠熱的下午,天悶得隨時要下雷陣雨似的。他在樓道盥洗室用自來水龍頭衝了衝涼水,回到房間,把濕毛巾搭在靠窗和牆間的鐵絲上。看見柳小柳從東樓方向出來,走在宿舍樓相圍的空壩上,戴了頂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帽,露出兩條黑黑的辮子,白襯衣,白裙,塑料涼鞋,肩上挎著一個軍布書包,裝得脹鼓鼓的。那天周一,她肯定是剛從城西家裏回來。


    宿舍裏其他幾個同學都回來了,他們剛去女生宿舍貼了一張大字報,可以壓壓對方組織的囂張氣焰,也可以緩一下批鬥壓力。貼柳小柳大字報的事,不是他想出來的。如果他反對,他們或許不會貼,這班人平常都聽他的。他就是沒有說話,似乎大字報批的對象他完全不認識。“我們身邊就有一個影響最壞的女特務,怎麽能允許她溜過?”他的注意力在柳小柳窄肩細腰文靜好看的走路動作上。男生宿舍樓呈凹形相對女生宿舍樓。所有的大門向南開,靠南一邊為單號,靠北一邊為雙號。女生都集中在一幢樓裏,門朝圍牆和樹林。他任憑房間裏的嘈雜,自個兒站在窗前,直到柳小柳消失在大樓拐角處。


    跳樓了!有人跳樓了!他心裏驟然一驚,身體本能地和所有聽見喊聲的人一樣往外衝。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校內每三天就有人自殺,每次都是萬人空樓地觀看。他已經拒絕去看死人的演出,但這次不同,一種預感——覺得恐怕與自己有關?他沾了一樓的光,反應又快,第一個跑出樓,跑到前麵。因為跑得太快,太陽光刺得他眼花繚亂,他似乎被什麽東西絆倒在地。


    站穩了,一瞧,地上果真是她:白衣白裙一點灰也沒有,隻是裙子不太雅觀地飛起,露出修長的腿,和身上其他部位的皮膚一樣,像一種很細的絲織品。一條辮子壓在身下,一條辮子在努力遠離身體。全身完好,四肢和臉無一損傷,眼睛睜開,黝黑發亮,盯著一個方向,他的方向。她像好玩似的躺在那兒,又像在對他說著什麽。突然,血如一根細線,從她左邊的嘴角流出。


    他蹲下,機械地把翻卷的白裙拉好,蓋住她的膝蓋。蹲下,就意味著站不起來,他的腦袋好像炸碎了,空空的,不複存在。


    他們說,那張“剝開跟法國資產階級上床的女鬼畫皮”的大字報貼在女生宿舍樓門口,限令柳小柳在二十四小時內交代賣國投敵罪行。女學生們熱鍋螞蟻一樣多,擠著看。見柳小柳走來,閃出一條道。她仔細地看了一遍糨糊未幹的大字報,就噔噔噔上了樓。與她同室平日相處得還可以的同學,跟在她的身後。一前一後走進五二室,還未來得及說句話,便見她一聲不吭地摘掉頭上的草帽,把脹鼓鼓的軍布書包往自己床鋪一扔,就從五二室敞開的窗戶躍了出去,雙臂張開,飛墜在宿舍樓間的空地上。


    柳小柳被送到鼓樓醫院,醫生說這還能救嗎——心髒位移?


    他本以為柳小柳美麗的容貌下,是一顆軟弱柔順甚至苟活的心,隨風吹到哪兒就哪兒,但沒想到她像瓷瓶,堅硬,卻易碎。她對這個世界絕望之極,早就打定主意,隻等一個信號。那時我們都才二十一歲!他躺倒在宿舍床上,蚊帳把他與外界隔絕開來,他的眼淚流了下來。那一瞬間,他才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失去了什麽,並將為此終身覆滿陰霾。但一切都太晚了。


    他被押到軍墾農場。他寫了無數認罪坦白書,他的“反軍罪”千條萬條,卻沒有一條涉及柳小柳。在這件事上,誰也沒說他有罪,越這樣,他越不這麽看。之後,發配到煤礦挖了近十年煤,至“文革”結束研究生製度恢複,到八十年代初允許自找獎學金留學。


    他說自己現在回憶這一切,是為了使阿爾丹忘記。生活就得學會遺忘,清除一些東西,一些讓人窘困倉皇的東西。對麵馬路閃爍著形狀不一的光環,在黑夜裏遊來遊去。那是一種可折可彎的夜光玩具,遊客喜歡戴在頭頂、套在手腕、脖頸或腰上。他和阿爾丹都看見了。


    “對噩夢,得采取輕盈的姿勢,抖落羽毛上的血淚,飛過去!”


    “三十年,可不是一瞬,如此漫長,能飛過嗎?”阿爾丹問。


    他點了點頭,說:“能辦到,試試,再試試。”


    “你們中國人能那麽飛翔,恐怕我們法國人不行。”阿爾丹這句不無嘲諷的話,像帶鉤的釘子紮扭在肉裏,痛得他說不出話來。要做中國人就必須堅強,傷痕兩年就讓中國人煩了。他求救似的端起酒杯,卻發現杯子早空了,他對麵的座位,如隻剩下泡沫痕跡的酒杯一樣,根本就沒有阿爾丹。他仍坐在店內原來的位置上。


    他湊近玻璃窗,看見阿爾丹坐在露天桌前,像尊雕塑一動不動。


    是的,即使自己走向阿爾丹,自己也不可能講出柳小柳的結局。內疚、愧恨和應擔當的責任阻礙了他,如果自己真是想幫阿爾丹一把,那還有比什麽都不說更適合的呢?柳小柳要麽香消玉殞,要麽成了一個半老太婆,在什麽地方混日子似的活著。阿爾丹把謎底認做希望,握在手中,而不肯開啟,無疑這希望是他活下去的借口。


    他穿過歡聲笑語跳舞的人群,走到門口,突然想到,不對,阿爾丹從露天桌進咖啡店內來打過一次電話,出店時,朝自己方向看了一眼,分明應當看見了當時唯一的一個東方人。他雖不再是當年那個年輕學生,阿爾丹一定認出了自己,而且和自己一樣臨時改變了主意,不用了解——或許已從他眼裏知道了?或許不願知道?他們沒說一句話,也一樣達到了會麵的目的。阿爾丹不在那兒了。他站在阿爾丹待過的桌前,滿滿一缸煙灰,一個高腳玻璃杯,幾滴殘酒,緊挨著在黑暗中白得驚人的玫瑰。


    小心繞開桌子旁那些放置不整齊的竹椅,他朝盧浮宮方向走,走了幾步,停住,轉過身,阿爾丹正慢慢走在馬路邊,麵朝透明的舊凱旋門,他的腿又瘸又拐,背彎到駝的程度,衰老、沉重,大衣灌滿了風,那麽隨意地晃蕩著。


    他想叫住阿爾丹,張開嘴,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他的腦子全是阿爾丹《桃花之咒》裏的句子:那是飽滿的種子,撒在紅色的陰影裏。看它與我們的心誰肯易嫁,看它與我們的眼睛誰含著遲鈍的汁液,看它與我們誰有被畫醜的麵孔。朝避霜雷,夕避蟲獸。當我們被摒棄時,唯有它是因為我們而生長,毫不動搖地盛開,一個月份一個月份地挨到被摘取的這一天。


    忍住身體掙紮,他掉轉過頭。被黑暗主宰的酒吧咖啡館一個比一個神秘浪漫,錚錚地發出誘人的光亮。他與自己的影子周旋,從香榭麗舍大道折向南走。塞納河兩岸,鍍金圓頂、披綠鏽銅塑像、樹、房屋若隱若現。街角和橋欄佇立著遊動著的情侶遊客,單個的多半是不正常的人。街頭樂隊電吉他彈奏的流行歌曲從河對岸飄移過來,曲調很適合這個夜晚。


    風變得涼氣襲人。他拉拉西裝,讓衣領豎起來。順著沿河步道走,像踩在那揮也揮不去的流行歌曲上。一艘大遊艇穿過橋,為娛樂遊客,巨燈掃向岸上,正好照亮他,他成為遊艇上愚蠢的觀光者注視的物體。他想用手遮擋眼睛,隻覺腳下一滑,便感到自己跌下一個空間,那兒冰涼刺骨。積蓄在他身體內的酒精全從胃裏衝出來了,頭轟的一下灼熱。像是水,像是汗,濃稠卻又清淡,纏繞著他,他吸了口氣。《食蓮者》的題詞,是這樣的麽?我們在相互認識的苦痛中緊緊擁抱,使我們能挺住,不被悲傷擊倒。他揮動手臂遊著,他和阿爾丹總會見麵的吧?那樣的見麵不會像這個晚上?還有,他將抱歉地告訴蘇珊娜,他無法指導她的論文,這個題目是根本不能做學問的。《桃花扇》那許多現代改編者處理結尾,自以為得計。李香君該罵侯方域少氣節?侯方域該責李香君無情理?不,不,孔尚任是對的:兩人理該分別出家,永不會麵,男有男境,女有女界。大劫大難之後,國在哪裏?家在哪裏?


    他遊得比自己想象的從容。


    縈繞在耳畔的流行歌曲終於飄遠了,他感到自己的雙臂不再是在劃動,而是飛起來,慢慢地融入了溫暖的高度,恍惚之中,他看到了地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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