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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春節,我突然從深圳消失,回到馬鞍山,尋找苗軍、史常紅。


    我坐在路邊,安靜地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


    我處在一種半迷糊的狀態。偶然清醒的時候,就懷疑自己老了。甚至有點老年癡呆。經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時常去香港,卻什麽東西也不買,什麽目的也沒有,就那麽靜靜地坐在路邊,看著匆匆走過的人群,心裏問自己:他們這麽急著去幹什麽?


    但此時我坐在馬鞍山的一條馬路邊,目的很明確,就是尋找依稀熟習的麵孔,然後截住他們,向他們打聽苗軍和史常紅。


    馬鞍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度過童年、少年和青年一部分時間的地方,因此被我稱作故鄉。可這個故鄉的觀念並不完整,因為我的父親和爺爺出生在當塗,所以我的祖籍是當塗,個人檔案裏就是這麽寫的。馬鞍山挨著南京,加上母親是南京人,所以,除非特別注意,否則隻要我一開口,別人就說:“你是南京人吧?”我難得解釋,點頭,微笑,算是默認。或者並非“難得解釋”,而是回複了少年時代的虛榮心,為自己是“南京人”暗暗得意。


    南京和當塗是我小時候經常光顧的地方。寒假去南京,看著街道兩旁已經落葉的高大的梧桐樹和一間接著一間店麵屋簷上懸掛著的劍一般的長長冰淩,以及拖著兩條大尾巴的電車緩緩走過,就感到一種新鮮和興奮。暑假去當塗,白天聽著知了的歡叫偷偷地下河劃水,晚上和小夥伴們一起摸瓜或“打遊擊”,我至始至終都是同齡人保護對象和關注中心,多少產生一點優越感。小學二年級,父親調回老家,我也轉學來到當塗縣解放街小學,繼續享受著“馬鞍山來的”優越。小學畢業,依照父親韜光偉略,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和戶口所在地,住在親戚家,就讀十七冶學校。


    學校的全稱是“冶金工業部第十七冶金建設公司職工子弟小學”。可這一年恰好趕上“戴帽子”,小學畢業直接在本校上初中,因此,“十七冶小學”變成“十七冶學校”,並且落實就近入學,而親戚家住雨山五區,守著學校門口,所以,我這個非十七冶職工子弟就進入了該所職工子弟學校。


    與在當塗解放街小學的處境正好相反,因為不是十七冶子弟,並且是“當塗來的”,所以,沒人願意接近我,而且他們一律不接受“被接近”。


    同樣不願意“被接近”的還有史常紅。


    與我心中蘊藏著渴望被接納的熱情不同,史常紅的臉上明顯壓抑著怒火。他冷冷地看著世界,也冷冷地看著同學。當同學們全部投入瘋狂的運動中時,他卻投去冷酷、鄙視甚至是仇恨的目光。


    “運動”是批判史任重。紮個稻草人批判。因為史任重已經“畏罪自殺”。


    我實在不能忍受孤獨,於是就接近同樣孤獨的史常紅。但馬上就被警告:他是史任重的兒子!


    我嚇了一跳,但很快趨於平靜,因為受父親的影響,我竟然有一個奇怪的印象:被批判的都是好人。


    我給他糖果。因為住在親戚家,父母擔心我受委屈,就給我一定的零花錢,並且時常給我帶來零食。包括大白兔糖和酒心糖。


    史常紅冷眼看著大白兔,又冷眼看著我,沒接,僵持了一會兒,問:“有煙嗎?”


    我愣了一下,說:“沒有。但可以買。”


    說著,我亮出了一張大票子——一張深綠色的一元整鈔。


    史常紅眼光一閃,又馬上收回,但沒有收回到完全冷漠的程度,而是滯留在冷熱之間。他這樣不冷不熱地沉默了大約十秒鍾,說出一個字:走!


    我們來到五區菜場。菜場裏麵有一個櫃台,裏麵放著油鹽醬醋,還有煙酒。我壯著膽子上前,對裏麵的營業員說:“阿姨,買包東海”。


    我並不抽煙,也從來沒有嚐試過抽煙,但絲瓜藤還是抽過的。在當塗解放街小學的時候和同學們一起抽過。


    我不想被小瞧,所以,這時候假裝老練地把香煙拆開,取出兩支,給史常紅一支,自己嘴上刁一支,卻發現忘記買火柴。


    “我有。”史常紅說。說著,掏出一個已經癟了的火柴盒,又摸出幾根上麵粘著衣服纖維的火柴杆,兩根並在一起,一下、兩下、三下,撲哧一聲,擦著了。


    史常紅是真正的老練,他知道先為我點,我趕緊把嘴對上,煙沒點著,卻差一點把火柴弄熄滅了。


    史常紅趕快把火苗湊到他自己的嘴邊,點著之後,猛吸一口,吸透了,然後把煙遞給我,我拿他的煙對著我的煙,也點著了。


    史常紅在那裏騰雲駕霧,我在旁邊一聲接一聲地咳嗽。


    “你沒抽過?”他問。


    我有些尷尬,略微停頓了一下,說:“抽過絲瓜藤。”


    “哈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發現史常紅也會開心,也會笑,而且是開懷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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