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秉誠親自找樊大章談的話。
一聽談話的口氣像念悼詞，盡說好的，樊大章馬上就明白壞了。
樊大章從上小學開始就當領導，差不多當了四十年，傻瓜也當精明了，每當遇到班子調整的時候，凡是一把手親自找談話的，並且一上來就猛一陣地說好話，準是讓你當“黃繼光”。
果然，樊大章沒有進入市委班子，甚至沒有進入市政府班子。
“這個崗位相當重要。”姚秉誠說，“是全國惟一的試點。我們臨港市的國有資產基本上都在這裏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這一塊，要為全國的國有資產管理摸索經驗，做出表率。做好了，經驗向全國推廣，萬一有什麽閃失，責任由市委承擔。”
樊大章心裏想：說得倒輕巧，既然這麽重要，你自己怎麽不去？
樊大章這麽想，也不能說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家都是京官，彼此太知道底細了。姚秉誠在北京的時候是司長，樊大章在北京的時候也是司長，雖然不在一個部，但彼此還是知道的。當初從北京出來的時候，樊大章想著三峽再小也是一個省，臨港市再大也是一個市，省裏的發展空間怎麽也比市裏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這麽多年，終於熬成了司長，如果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地方，熬上縣長的就算是奇跡了。所以，為了更大的發展，當時他選擇去了三峽，而姚秉誠則來到臨港市。沒想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才三年呀，三峽省不搞了，臨港市卻成了氣候。
如果當初樊大章沒有去三峽，而是來臨港市，那麽今天在這裏打官腔的還指不定是誰呢。
“我聽您的。”樊大章說，“來臨港市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見了穀老，穀老也教導我聽您的。您讓我去哪裏，我就去哪裏。”
姚秉誠愣了一下，愣的時間非常短，短到幾乎沒有間隔，馬上就接上樊大章的話說：“好。我就知道帥印交給你沒有錯。”
就這樣，樊大章到臨港市投資管理公司上任。
其實，姚秉誠也不是打官腔，投資管理公司確實不是一般意義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職能是經營，而投資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能是“管理”，具體地說，是代表臨港市政府對授權範圍內的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姚秉誠說它是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也是實話。隨著改革的深入，政企必須要分開，但是政企分開之後，政府不能幹預企業正常的經營活動了。那麽國有企業到底歸誰管呢？總不能不管了吧？於是，臨港市作為經濟特區，率先成立投資管理公司，讓投資管理公司來代表政府行使國有資產出資者的權利，包括資產受益、國有企業重大決策、選擇企業經營管理者等等，這個位置確實相當重要。
在姚秉誠的眼中，投資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委市政府裏的一個副書記或副市長還重要。正因為如此，他才親自挑選樊大章擔任這一職務。不料，剛才樊大章把穀老抬了出來，姚秉誠不知道樊大章這個時候抬出穀老是什麽意思。是無意還是有意？應該不會是無意的，對於他們這種級別的領導來說，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無意的話。如果是有意，那麽是什麽意思？
臨港市是經濟特區，各方麵都特，特到市委書記是省委副書記，市長是省委常委。不錯，三年前他們在北京都是司長，但是這三年樊大章在三峽荒了三年，荒到三峽省不搞了，才來臨港市，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書記，當然更不可能擔任書記或市長，而且，按照內地幹部來臨港市要降半級使用的慣例，樊大章連副市長都做不上。所以說，做投資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擔任的最高最好的職位了，難道他還不滿意？
問心無愧的姚秉誠現在隻能往好的方麵想，認為樊大章剛才提到穀老就是想跟他拉近關係，而並沒有對工作安排不滿意的意思。姚秉誠這樣想也有根據，在官場上混長了的人都練就了這樣一種本領，即便真的有什麽不滿意的，也絕對不會這麽快表露出來，尤其不會在一把手麵前表露出來，不但不會表露，而且還要越是不滿意越是要裝作非常滿意。這是常識，樊大章不會沒有掌握。這麽想著，姚秉誠就更加認定樊大章剛才的表白是套近乎了。
其實這個近乎套不套也無所謂。穀老是姚秉誠和樊大章共同的老領導。姚秉誠和樊大章雖然不是一個部委，但是這兩個部當初都直接歸穀老領導，並且他們倆都是當時最年輕的司長，都是梯隊人物，經常有機會聆聽穀老的教誨，如果不是趕上部委合並，機構精簡，他們可能早就更上一層樓了。事實上，穀老現在雖然退居二線，但是對改革和經濟發展還是十分關心的，對臨港市的工作當然更加關注。畢竟，臨港市是全國改革開放的實驗基地和前沿陣地。比如這次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姚秉誠就是事先征得穀老支持的。
穀老特別叮囑姚秉誠要挑選好一把手。穀老說：同樣一件事情，交給得力的同誌去做，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則就可能變成壞事情，改革就失敗。
這就是穀老，說話非常實在，實在到把改革成敗跟用人是否得當聯係起來了。其實，不光是穀老這麽看，就姚秉誠自己來說，也是這麽想的。改革的思路再好，如果具體執行人沒有選好，那麽還是搞不好，而搞不好之後，當事人馬上就會找替罪羊，這個替罪羊就是“體製”。因為說是體製問題就誰也不得罪，就證明改革是必要的，至少大方向是對的，所以上上下下皆大歡喜。於是，當事人作為改革的開拓者，十有八九換個地方繼續開拓，說不定還能官升一級。
姚秉誠選擇樊大章來出任投資管理公司一把手，就是相信他能挑得起這個擔子。
實事求是地說，沒能進入班子，樊大章多少有點失落，不過這種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為緊隨其後從北京直接來的兩位司局長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讓他發覺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種自己實際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覺。
這兩個人就是程思湧和王天容，都是原國家部委的正司局級領導，現在調到臨港市，到樊大章的手下，由樊大章安排工作。
發覺自己其實是被超值重用之後，樊大章幹勁上來了。而且突然發覺投資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實非常適合他做。投資管理公司雖然名稱是“公司”，其實自己並不參與經營，而是管理下屬那些國營大中型企業，這跟當初自己在部裏擔任企業司司長的工作和後來準備擔任的“三峽省”經委主任的角色基本是一樣的。
樊大章豁然發覺，市委書記姚秉誠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選用幹部方麵很有水平。做一把手的，隻要選用幹部有水平，那麽就等於全麵有水平。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並體現改革精神，樊大章馬上就把投資管理公司的職能進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從事國有資本的產權管理和資本運作，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上。定位後，為了方便記憶和匯報宣傳，根據以往在北京部裏時的工作經驗，參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慣用做法，樊大章把投資管理公司主要職能概括為“投資、經營、管理、服務”八個字。
樊大章的“八字方針”很快得到了姚秉誠的認同。當然，得到姚秉誠的認同就等於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這種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長”怎麽說，大家怎麽吆喝，誰也不可能為這種事情影響“班子團結”的大好局麵，更不會因為這種小事得罪“班長”。
職能搞清楚之後，樊大章開始落實幹部，重點是下屬大中型企業一把手的選拔任用。樊大章認為，“八字方針”中，核心是“管理”，至於“投資”，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說是在投資管理公司正式設立之前，國家早就已經“投資”了，他能把這些已經“投資”的企業管理好就不錯了，暫時還考慮不到新投資的問題。至於“經營”，前麵已經說了，主要是靠下麵被管理的企業去經營，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經營。而最後的一條“服務”，則主要是為了好聽，就像各級領導都謙虛地自稱自己是“公仆”一樣，理論上當然也能這麽說，好比牧羊人當然也可以說自己是為羊群“服務”的，不過實際操作過程中，羊還是要聽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隻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暫時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實上他也沒有辦法操心，因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別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職務是臨港市投資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黨委書記，與他同時定的還有楊昆侖，總裁兼黨委副書記，另配有副書記一人、副總裁若幹和紀委書記一名，幾乎沒有給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間。所以樊大章所謂的“管人”，其實隻能是管下屬企業的“人”，而不是管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見怪不怪，覺得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那麽他可能覺得就不正常：既然讓我負責投資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員卻不是我自己挑選的，責和權不是不對稱嗎？好在樊大章是從北京來的，或者說是從中途夭折的“三峽省”來的，所以對“中國特色”非常了解。不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認為這種現狀其實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說這種狀況真正體現了責和權的高度對稱。如果不對稱，那麽姚秉誠在跟他談話的時候，為什麽會說“萬一有什麽閃失，責任由市委承擔”呢？正因為整個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將來萬一有什麽閃失，責任當然要由市委承擔。盡管“讓市委承擔”就等於是沒有人承擔，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擔了。隻要不要他承擔了，那麽他的權力和責任就對稱了。
這麽一想，樊大章又覺得有點不對勁，如果責任不落實到人，而集中到一個集體，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資管理公司黨委，那麽就等於誰都沒有責任了。樊大章發現，這種責任不到人的“中國特色”可能才是國有企業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就是我們現行管理體製的妙處。這種妙處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思想，或者說是充分體現了官本位的思想，換句好聽的話說，就是體現了黨對領導幹部的一種特殊保護的思想。試想一下，一句“黨委承擔”，等於是把個人的責任推卸得一幹二淨，倒也確實能挽救許多幹部。但是正因為個人都沒有責任，比如企業的一把手對企業的經營好壞沒有責任，所以企業當然搞不好，而如果企業都搞不好，企業都垮了，誰挽救工人呢？誰挽救國有資產呢？誰挽救我們國家呢？
這麽想著，樊大章自己就感覺到了一種責任。他覺得既然是試點，而且是全國性的試點，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嚐試新的管理模式。
雖然這麽想了，並且也打算這麽做了，但是樊大章並沒有向姚秉誠匯報自己的想法。他擔心自己的想法或許還不成熟，還是暫時不向上麵匯報為好。他還擔心向上麵匯報了，上麵不是表示反對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現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對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對了，那麽他的想法就沒有辦法實踐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麽他就肯定有壓力了。他決定學習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裏悄悄地幹，幹失敗了，自己悄悄地收場；幹成功了，再向上麵匯報。
於是，樊大章準備改一改“黨委承擔責任”的做法，讓他下屬企業的一把手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否則肯定還是老樣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湧和王天容擔任下屬兩個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的時候，既沒有對他們說“將來萬一有什麽閃失投資公司黨委承擔責任”，也沒有直接指派總裁和副總裁，除了按照上麵明確規定的必須派的紀委書記之外，其他一切人員都由程思湧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後報投資管理公司審批。並且隻要不離譜，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們自己的意見。
後來的實踐證明，樊大章的這種把權力和責任同時下放的做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起到了相當好的作用。
一聽談話的口氣像念悼詞，盡說好的，樊大章馬上就明白壞了。
樊大章從上小學開始就當領導，差不多當了四十年，傻瓜也當精明了，每當遇到班子調整的時候，凡是一把手親自找談話的，並且一上來就猛一陣地說好話，準是讓你當“黃繼光”。
果然，樊大章沒有進入市委班子，甚至沒有進入市政府班子。
“這個崗位相當重要。”姚秉誠說，“是全國惟一的試點。我們臨港市的國有資產基本上都在這裏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這一塊，要為全國的國有資產管理摸索經驗，做出表率。做好了，經驗向全國推廣，萬一有什麽閃失，責任由市委承擔。”
樊大章心裏想：說得倒輕巧，既然這麽重要，你自己怎麽不去？
樊大章這麽想，也不能說他不知道天高地厚。大家都是京官，彼此太知道底細了。姚秉誠在北京的時候是司長，樊大章在北京的時候也是司長，雖然不在一個部，但彼此還是知道的。當初從北京出來的時候，樊大章想著三峽再小也是一個省，臨港市再大也是一個市，省裏的發展空間怎麽也比市裏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這麽多年，終於熬成了司長，如果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地方，熬上縣長的就算是奇跡了。所以，為了更大的發展，當時他選擇去了三峽，而姚秉誠則來到臨港市。沒想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才三年呀，三峽省不搞了，臨港市卻成了氣候。
如果當初樊大章沒有去三峽，而是來臨港市，那麽今天在這裏打官腔的還指不定是誰呢。
“我聽您的。”樊大章說，“來臨港市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見了穀老，穀老也教導我聽您的。您讓我去哪裏，我就去哪裏。”
姚秉誠愣了一下，愣的時間非常短，短到幾乎沒有間隔，馬上就接上樊大章的話說：“好。我就知道帥印交給你沒有錯。”
就這樣，樊大章到臨港市投資管理公司上任。
其實，姚秉誠也不是打官腔，投資管理公司確實不是一般意義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職能是經營，而投資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能是“管理”，具體地說，是代表臨港市政府對授權範圍內的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姚秉誠說它是全國第一家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也是實話。隨著改革的深入，政企必須要分開，但是政企分開之後，政府不能幹預企業正常的經營活動了。那麽國有企業到底歸誰管呢？總不能不管了吧？於是，臨港市作為經濟特區，率先成立投資管理公司，讓投資管理公司來代表政府行使國有資產出資者的權利，包括資產受益、國有企業重大決策、選擇企業經營管理者等等，這個位置確實相當重要。
在姚秉誠的眼中，投資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委市政府裏的一個副書記或副市長還重要。正因為如此，他才親自挑選樊大章擔任這一職務。不料，剛才樊大章把穀老抬了出來，姚秉誠不知道樊大章這個時候抬出穀老是什麽意思。是無意還是有意？應該不會是無意的，對於他們這種級別的領導來說，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無意的話。如果是有意，那麽是什麽意思？
臨港市是經濟特區，各方麵都特，特到市委書記是省委副書記，市長是省委常委。不錯，三年前他們在北京都是司長，但是這三年樊大章在三峽荒了三年，荒到三峽省不搞了，才來臨港市，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書記，當然更不可能擔任書記或市長，而且，按照內地幹部來臨港市要降半級使用的慣例，樊大章連副市長都做不上。所以說，做投資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擔任的最高最好的職位了，難道他還不滿意？
問心無愧的姚秉誠現在隻能往好的方麵想，認為樊大章剛才提到穀老就是想跟他拉近關係，而並沒有對工作安排不滿意的意思。姚秉誠這樣想也有根據，在官場上混長了的人都練就了這樣一種本領，即便真的有什麽不滿意的，也絕對不會這麽快表露出來，尤其不會在一把手麵前表露出來，不但不會表露，而且還要越是不滿意越是要裝作非常滿意。這是常識，樊大章不會沒有掌握。這麽想著，姚秉誠就更加認定樊大章剛才的表白是套近乎了。
其實這個近乎套不套也無所謂。穀老是姚秉誠和樊大章共同的老領導。姚秉誠和樊大章雖然不是一個部委，但是這兩個部當初都直接歸穀老領導，並且他們倆都是當時最年輕的司長，都是梯隊人物，經常有機會聆聽穀老的教誨，如果不是趕上部委合並，機構精簡，他們可能早就更上一層樓了。事實上，穀老現在雖然退居二線，但是對改革和經濟發展還是十分關心的，對臨港市的工作當然更加關注。畢竟，臨港市是全國改革開放的實驗基地和前沿陣地。比如這次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姚秉誠就是事先征得穀老支持的。
穀老特別叮囑姚秉誠要挑選好一把手。穀老說：同樣一件事情，交給得力的同誌去做，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則就可能變成壞事情，改革就失敗。
這就是穀老，說話非常實在，實在到把改革成敗跟用人是否得當聯係起來了。其實，不光是穀老這麽看，就姚秉誠自己來說，也是這麽想的。改革的思路再好，如果具體執行人沒有選好，那麽還是搞不好，而搞不好之後，當事人馬上就會找替罪羊，這個替罪羊就是“體製”。因為說是體製問題就誰也不得罪，就證明改革是必要的，至少大方向是對的，所以上上下下皆大歡喜。於是，當事人作為改革的開拓者，十有八九換個地方繼續開拓，說不定還能官升一級。
姚秉誠選擇樊大章來出任投資管理公司一把手，就是相信他能挑得起這個擔子。
實事求是地說，沒能進入班子，樊大章多少有點失落，不過這種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為緊隨其後從北京直接來的兩位司局長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讓他發覺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種自己實際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覺。
這兩個人就是程思湧和王天容，都是原國家部委的正司局級領導，現在調到臨港市，到樊大章的手下，由樊大章安排工作。
發覺自己其實是被超值重用之後，樊大章幹勁上來了。而且突然發覺投資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實非常適合他做。投資管理公司雖然名稱是“公司”，其實自己並不參與經營，而是管理下屬那些國營大中型企業，這跟當初自己在部裏擔任企業司司長的工作和後來準備擔任的“三峽省”經委主任的角色基本是一樣的。
樊大章豁然發覺，市委書記姚秉誠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選用幹部方麵很有水平。做一把手的，隻要選用幹部有水平，那麽就等於全麵有水平。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並體現改革精神，樊大章馬上就把投資管理公司的職能進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從事國有資本的產權管理和資本運作，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上。定位後，為了方便記憶和匯報宣傳，根據以往在北京部裏時的工作經驗，參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慣用做法，樊大章把投資管理公司主要職能概括為“投資、經營、管理、服務”八個字。
樊大章的“八字方針”很快得到了姚秉誠的認同。當然，得到姚秉誠的認同就等於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這種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長”怎麽說，大家怎麽吆喝，誰也不可能為這種事情影響“班子團結”的大好局麵，更不會因為這種小事得罪“班長”。
職能搞清楚之後，樊大章開始落實幹部，重點是下屬大中型企業一把手的選拔任用。樊大章認為，“八字方針”中，核心是“管理”，至於“投資”，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說是在投資管理公司正式設立之前，國家早就已經“投資”了，他能把這些已經“投資”的企業管理好就不錯了，暫時還考慮不到新投資的問題。至於“經營”，前麵已經說了，主要是靠下麵被管理的企業去經營，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經營。而最後的一條“服務”，則主要是為了好聽，就像各級領導都謙虛地自稱自己是“公仆”一樣，理論上當然也能這麽說，好比牧羊人當然也可以說自己是為羊群“服務”的，不過實際操作過程中，羊還是要聽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隻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暫時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實上他也沒有辦法操心，因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別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職務是臨港市投資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黨委書記，與他同時定的還有楊昆侖，總裁兼黨委副書記，另配有副書記一人、副總裁若幹和紀委書記一名，幾乎沒有給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間。所以樊大章所謂的“管人”，其實隻能是管下屬企業的“人”，而不是管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見怪不怪，覺得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那麽他可能覺得就不正常：既然讓我負責投資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員卻不是我自己挑選的，責和權不是不對稱嗎？好在樊大章是從北京來的，或者說是從中途夭折的“三峽省”來的，所以對“中國特色”非常了解。不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認為這種現狀其實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說這種狀況真正體現了責和權的高度對稱。如果不對稱，那麽姚秉誠在跟他談話的時候，為什麽會說“萬一有什麽閃失，責任由市委承擔”呢？正因為整個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將來萬一有什麽閃失，責任當然要由市委承擔。盡管“讓市委承擔”就等於是沒有人承擔，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擔了。隻要不要他承擔了，那麽他的權力和責任就對稱了。
這麽一想，樊大章又覺得有點不對勁，如果責任不落實到人，而集中到一個集體，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資管理公司黨委，那麽就等於誰都沒有責任了。樊大章發現，這種責任不到人的“中國特色”可能才是國有企業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就是我們現行管理體製的妙處。這種妙處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思想，或者說是充分體現了官本位的思想，換句好聽的話說，就是體現了黨對領導幹部的一種特殊保護的思想。試想一下，一句“黨委承擔”，等於是把個人的責任推卸得一幹二淨，倒也確實能挽救許多幹部。但是正因為個人都沒有責任，比如企業的一把手對企業的經營好壞沒有責任，所以企業當然搞不好，而如果企業都搞不好，企業都垮了，誰挽救工人呢？誰挽救國有資產呢？誰挽救我們國家呢？
這麽想著，樊大章自己就感覺到了一種責任。他覺得既然是試點，而且是全國性的試點，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嚐試新的管理模式。
雖然這麽想了，並且也打算這麽做了，但是樊大章並沒有向姚秉誠匯報自己的想法。他擔心自己的想法或許還不成熟，還是暫時不向上麵匯報為好。他還擔心向上麵匯報了，上麵不是表示反對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現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對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對了，那麽他的想法就沒有辦法實踐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麽他就肯定有壓力了。他決定學習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裏悄悄地幹，幹失敗了，自己悄悄地收場；幹成功了，再向上麵匯報。
於是，樊大章準備改一改“黨委承擔責任”的做法，讓他下屬企業的一把手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否則肯定還是老樣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湧和王天容擔任下屬兩個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的時候，既沒有對他們說“將來萬一有什麽閃失投資公司黨委承擔責任”，也沒有直接指派總裁和副總裁，除了按照上麵明確規定的必須派的紀委書記之外，其他一切人員都由程思湧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後報投資管理公司審批。並且隻要不離譜，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們自己的意見。
後來的實踐證明，樊大章的這種把權力和責任同時下放的做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起到了相當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