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緘口不語
在這個人人都竭力發表自己的觀點與看法的時代與國家，帕洛馬爾先生卻養成了三緘其口而後言的習慣。如果他第三次緘口還深信自己應該講，便開口講，否則便沉默不語。就這樣他整禮拜整禮拜或整月整月地沉默寡言。
應當沉默不語的時候是很多的。但偶爾也有這種時候：帕洛馬爾先生後悔沒有適時講出自己的想法。現在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如果他當初講出自己的想法，也許對後來發生的事會起到積極的、當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影響。這時候他的心情既滿意又負疚：滿意的是他的想法對了；負疚的是他過於謹慎。這兩種心情如此強烈，他情不自禁地想用語言把它們表述出來。可是經過三緘其口，共是六緘其口之後，他深信自己既沒有理由感到驕傲，也沒有理由感到後悔。
想對了並非功勞，因為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他頭腦裏出現的眾多荒誕的、平庸的或含糊不清的想法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個別條理清楚的想法，甚至會有天才的想法。對他是如此，對其他人當然也是如此。
如何評價他沒有講出自己的想法，這倒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普遍沉默的時代，隨波逐流、緘口不語，當然是有罪的；但現在是大家講話過多的時代，講話正確並不重要(因為你的話反正會消失在眾人話語的海洋之中)，重要的是講話時要講清前因後果，使你講的事情身價百倍。既然一席話的連貫性和因果關係決定著其中每句話的價值，那麽人們當今能夠做出的惟一選擇就是要麽口若懸河講個不停，要麽緘默不語絕不開口。如果選擇口若懸河，帕洛馬爾先生一定會發現自己的思想並非按直線展開，而是曲折反複或呈波浪式展開，時而自我否定，時而自我修正，根本談不上正確性；如果選擇緘默不語，應該說掌握沉默的藝術比掌握講話的藝術要困難得多。
沉默確實可以被看成是講話，不過這種講話拒絕使用其他人使用的語言，這種沉默式講話的語義在於講話中的停頓，亦即說這句與說那句之間那些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說得更清楚些：沉默可以省略某些話語，或者說可以保留某些話語，以便在更為合適的場合講出來。因此，沉默和講話一樣，可以免除明天要說二百句話之苦，也可能引出上千句話來。最後帕洛馬爾先生在心裏得出結論說：“每當我緘口不語之時，我不僅要想想我要說的或不要說的那句話，而且要想想由於我說或不說那句話從而引起我或其他人要說的話。”得出這個結論後，他還是決定緘口不語，保持沉默。
2、談同年輕人生氣
在這個老年人看不慣年輕人，年輕人看不慣老年人，相互不能容忍已經達到極點的時代，老年人的一切活動便是為了收集話柄，準備有朝一日數落這些年輕人，而年輕人則窺測時機，要證明老年人愚昧無知。帕洛馬爾先生真不知該說什麽。即使有時他想插話吧，也無法啟口，因為雙方都那麽固執己見，不願聽他那連他自己都不甚明白的道理。
其實他並不是想闡明什麽道理，隻是想給雙方提些問題。他知道，誰講話時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思路去回答別人的問題，因為那些問題是別人的語言，會迫使你采用別人的語言來重新思考你已經思考過的東西，使你陷入陌生的領域，不能駕輕就熟。他很願意別人給他提問題，然而他也一樣，有些問題他喜歡，有些問題卻不喜歡。他喜歡的問題，他願意回答，說出他想說並且能夠說的話。他什麽時候才能夠說出這些話呢?那得有人請問他，請求他講出那些話。可是，誰也未曾想到要向他請教什麽。
事情既然如此，帕洛馬爾先生隻好自己來細細體會對年輕人講話的困難。
他在心裏想道：“困難在於我們和他們之間有一條無法填平的鴻溝。在我們這輩人與他們那輩人之間肯定發生了什麽事情，破壞了生活的連續性，使我們之間失去了共同的參照物。”
繼而他又想道：“不對，困難在於我要譴責他們，批評他們，鼓勵他們或者勸誡他們時，我總是想，年輕時我若受到這種譴責、批評、鼓勵或勸誡，我也不願意聽。時代變了，人的行為、語言、習俗都相應發生了很大變化，可我年輕時的思想與現在的年輕人的思想差別並不大，因此，我無權對他們講話。”
帕洛馬爾先生長時間在這兩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之間徘徊。最後才得出結論：“這兩種立場之間不存在矛盾。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連續性被瓦解是由於生活經驗無法傳遞，是由於不可能使年輕人避免我們已經犯過的錯誤。兩代人之間的代溝來自他們的共性，正是由於這種共性他們才周期性地重複同一生活方式，猶如動物的種屬不斷繼承與傳遞它們那生物學上的本能一樣。我們與年輕人之間的真正差別，是時代帶來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發生作用而產生的結果，也就是說，是我們曆史地留給他們的遺產。我們應該對這份遺產負責，即使留下這份遺產並非出自我們的自願。因此，我們沒有什麽值得教導他們的。他們生活之中類似我們生活方式的地方，我們無法施加影響；他們生活之中打著我們的烙印的地方，我們卻不願承認自己的過錯。”
3、模式之模式
帕洛馬爾先生一生之中曾經有個時期，那時他的行為準則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種最完善、最符合邏輯、從幾何學上講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檢驗這個模式是否適合生活中可能觀察到的實際情況；第三，進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與現實相吻合。帕洛馬爾先生曾經認為，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發明並用來研究物質結構與宇宙結構的這種方法，是他可以借來研究錯綜複雜的人類問題首先是社會問題和管理問題的惟一方法。這裏要善於掌握兩方麵的情況：一方麵是人類社會那既無規則形狀又無邏輯可言的生活現實，這裏隻有畸形與紊亂；另一方麵是完美無缺的社會結構模式，這裏圖形清晰，圖上的直線與曲線，圓形、橢圓與平行四邊形，橫坐標與縱坐標，井井有條。
要建立模式(帕洛馬爾先生是知道的)，需要有個出發點，即需要一些原理，從而演繹自己的結論。這些原理(亦稱公理、公設)不需要人們去別處挑選，而是頭腦裏本來就有的。如果一個人頭腦裏沒有任何原理，那麽他怎麽進行思維呢?因此，帕洛馬爾先生頭腦裏也有這些原理，隻是(由於他既非數學家，亦非邏輯學家)未曾花力氣整理它們。演繹是他喜愛的一種活動，因為這種活動他可以獨自一人默默地進行，既不需要什麽器械，又可隨時隨地進行，坐在沙發上或散步時都可以進行。對於歸納法他卻不大信任，也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經驗不準確、不全麵。所以建立一種模式對他來說就成了在(隱隱約約存在於頭腦裏的)公理與(看不見摸不著的)經驗之間建立奇妙的平衡。這種模式一旦建立起來，它比公理與經驗就具有更為牢固的穩定性。一個好的模式確實如此，它的每個部分都與其他部分互相聯係，使得整體連貫一致，宛如一部機器，如果其中一個齒輪卡住了，整個機器都會停下來。從定義上講，模式不需要更換任何部件，可以完全正常地運轉。然而生活現實呢，我們看得很清楚，它卻百孔千瘡，無法運行。因此，隻能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迫使生活現實接受模式的形式。
相當長一段時期，帕洛馬爾先生都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情無動於衷或漠不關心，隻注意模式圖上的線條是否安寧與和諧，不關心人類生活現實為了具備模式的形狀會遭受什麽損害、扭傷或擠傷，並且要認為這些傷害都是暫時的、微不足道的現象。但是，隻要他一刻不把眼睛盯著理想模式王國裏的這個和諧的幾何圖形，人類生活的景象便會躍入他的眼簾，各種畸形與混亂便躍然紙上，模式圖上的線條也仿佛變樣了、歪斜了。
這就需要細心地進行調整：逐步修改模式圖樣，使之漸漸符合現實生活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同時逐漸改變現實，使之接近模式。然而，人類的適應性是有限的，並不像他原來想像的那樣；值得慶幸的倒是，任何嚴格的模式都可能表現出某種意想不到的靈活性。簡而言之，如果模式不能改變現實，現實則應當改變模式。
帕洛馬爾先生的行為準則漸漸改變了。現在他需要許多模式，需要許多可以按照組合方法加以變換的模式，以便從中挑選更符合某一生活現實的模式。而每一個生活現實都是由許許多多時間、地點各不相同的現實合成的。
帕洛馬爾先生的全部工作並非自己製訂各種模式，亦非盡力應用現存的各種模式，他隻不過是想出一種正確使用正確模式的辦法，以填補他在現實與原理之間發現的日益加深的鴻溝。總而言之，各種模式的運行與管理方法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他亦不可能對它們進行修訂。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同他有很大區別，他們遵循的是另一套準則。他們首先是按照模式的功能來判斷模式，而不是按照一般原理或模式運用於一般人的生活後所產生的效果來判斷模式。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各種模式要塑造的東西構成了模式的功能體係。這種功能體係的效驗是看它能否廣泛應用和長久運用，這就等於要模式成為這樣一個城堡，等於要求這個城堡用自己那厚厚的牆壁去保衛城堡外邊的東西。帕洛馬爾先生對功能這個詞從來不抱什麽希望，他深信不管功能不功能，最重要的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諸如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不論是慢慢地、不聲不響地產生的形態，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形態，不論是生活習慣中的形態，還是思想方法中的形態，也不論是行為方式中的形態，還是價值觀念中的形態。如果問題就是這樣，那麽帕洛馬爾先生極力稱讚的模式之模式就應該有助於獲得一種透明的、能見的、細微的、像蜘蛛網那樣的模式，它能吸收別的模式卻不會被別的模式所吸收。
想到這裏，帕洛馬爾先生便把自己頭腦裏的各種模式和各種模式的模式統統一抹而盡。完成這項工作後，他便麵對麵地望著這個既不便控製也難以均一化的生活現實，逐個地形成自己的看法：“對，”“不對，”“嗯。”為此，最好能騰空自己的頭腦，把支離破碎的生活經曆和默認的且無法證明的公理也清掃幹淨。這樣一種行為方式雖不能使帕洛馬爾先生感到特別滿意，卻是他現在可以付諸行動的惟一方式。
當問題涉及的隻是社會的弊病或某些人的不法行為時，他的表態毫不遲疑(隻是他擔心說多了正確的東西也會變得重複噦嗦、平淡無味)。要是對那些靈丹妙藥發表意見，他就有些為難了，因為他首先要核查這些靈丹妙藥是否會引起更嚴重的社會弊病或不法行為，並且要核查由這些開明的改革者明智地提出來的這些措施能否被他們的後繼者所采納。因為他們的後繼者可能不像他們這樣開明與明智，可能是些庸庸碌碌的人，或者是些濫用職權的人，或者是既平庸又濫用職權的人。
這些天才的思想就待他係統地闡述了，但是下麵這種謹慎心情卻阻止他闡述出來：如果講出來變成模式怎麽辦呢?因此，他寧可使自己的信念保留著沒有具體形狀的流體狀態，使之成為指導自己日常行為但未明確表述的準則，遇到具體事情再給它賦形：采取行動還是等待觀望，接受還是拒絕，講話還是沉默。
在這個人人都竭力發表自己的觀點與看法的時代與國家，帕洛馬爾先生卻養成了三緘其口而後言的習慣。如果他第三次緘口還深信自己應該講，便開口講，否則便沉默不語。就這樣他整禮拜整禮拜或整月整月地沉默寡言。
應當沉默不語的時候是很多的。但偶爾也有這種時候：帕洛馬爾先生後悔沒有適時講出自己的想法。現在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如果他當初講出自己的想法，也許對後來發生的事會起到積極的、當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影響。這時候他的心情既滿意又負疚：滿意的是他的想法對了；負疚的是他過於謹慎。這兩種心情如此強烈，他情不自禁地想用語言把它們表述出來。可是經過三緘其口，共是六緘其口之後，他深信自己既沒有理由感到驕傲，也沒有理由感到後悔。
想對了並非功勞，因為從統計學的角度看，他頭腦裏出現的眾多荒誕的、平庸的或含糊不清的想法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個別條理清楚的想法，甚至會有天才的想法。對他是如此，對其他人當然也是如此。
如何評價他沒有講出自己的想法，這倒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普遍沉默的時代，隨波逐流、緘口不語，當然是有罪的；但現在是大家講話過多的時代，講話正確並不重要(因為你的話反正會消失在眾人話語的海洋之中)，重要的是講話時要講清前因後果，使你講的事情身價百倍。既然一席話的連貫性和因果關係決定著其中每句話的價值，那麽人們當今能夠做出的惟一選擇就是要麽口若懸河講個不停，要麽緘默不語絕不開口。如果選擇口若懸河，帕洛馬爾先生一定會發現自己的思想並非按直線展開，而是曲折反複或呈波浪式展開，時而自我否定，時而自我修正，根本談不上正確性；如果選擇緘默不語，應該說掌握沉默的藝術比掌握講話的藝術要困難得多。
沉默確實可以被看成是講話，不過這種講話拒絕使用其他人使用的語言，這種沉默式講話的語義在於講話中的停頓，亦即說這句與說那句之間那些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說得更清楚些：沉默可以省略某些話語，或者說可以保留某些話語，以便在更為合適的場合講出來。因此，沉默和講話一樣，可以免除明天要說二百句話之苦，也可能引出上千句話來。最後帕洛馬爾先生在心裏得出結論說：“每當我緘口不語之時，我不僅要想想我要說的或不要說的那句話，而且要想想由於我說或不說那句話從而引起我或其他人要說的話。”得出這個結論後，他還是決定緘口不語，保持沉默。
2、談同年輕人生氣
在這個老年人看不慣年輕人，年輕人看不慣老年人，相互不能容忍已經達到極點的時代，老年人的一切活動便是為了收集話柄，準備有朝一日數落這些年輕人，而年輕人則窺測時機，要證明老年人愚昧無知。帕洛馬爾先生真不知該說什麽。即使有時他想插話吧，也無法啟口，因為雙方都那麽固執己見，不願聽他那連他自己都不甚明白的道理。
其實他並不是想闡明什麽道理，隻是想給雙方提些問題。他知道，誰講話時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思路去回答別人的問題，因為那些問題是別人的語言，會迫使你采用別人的語言來重新思考你已經思考過的東西，使你陷入陌生的領域，不能駕輕就熟。他很願意別人給他提問題，然而他也一樣，有些問題他喜歡，有些問題卻不喜歡。他喜歡的問題，他願意回答，說出他想說並且能夠說的話。他什麽時候才能夠說出這些話呢?那得有人請問他，請求他講出那些話。可是，誰也未曾想到要向他請教什麽。
事情既然如此，帕洛馬爾先生隻好自己來細細體會對年輕人講話的困難。
他在心裏想道：“困難在於我們和他們之間有一條無法填平的鴻溝。在我們這輩人與他們那輩人之間肯定發生了什麽事情，破壞了生活的連續性，使我們之間失去了共同的參照物。”
繼而他又想道：“不對，困難在於我要譴責他們，批評他們，鼓勵他們或者勸誡他們時，我總是想，年輕時我若受到這種譴責、批評、鼓勵或勸誡，我也不願意聽。時代變了，人的行為、語言、習俗都相應發生了很大變化，可我年輕時的思想與現在的年輕人的思想差別並不大，因此，我無權對他們講話。”
帕洛馬爾先生長時間在這兩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之間徘徊。最後才得出結論：“這兩種立場之間不存在矛盾。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連續性被瓦解是由於生活經驗無法傳遞，是由於不可能使年輕人避免我們已經犯過的錯誤。兩代人之間的代溝來自他們的共性，正是由於這種共性他們才周期性地重複同一生活方式，猶如動物的種屬不斷繼承與傳遞它們那生物學上的本能一樣。我們與年輕人之間的真正差別，是時代帶來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發生作用而產生的結果，也就是說，是我們曆史地留給他們的遺產。我們應該對這份遺產負責，即使留下這份遺產並非出自我們的自願。因此，我們沒有什麽值得教導他們的。他們生活之中類似我們生活方式的地方，我們無法施加影響；他們生活之中打著我們的烙印的地方，我們卻不願承認自己的過錯。”
3、模式之模式
帕洛馬爾先生一生之中曾經有個時期，那時他的行為準則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種最完善、最符合邏輯、從幾何學上講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檢驗這個模式是否適合生活中可能觀察到的實際情況；第三，進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與現實相吻合。帕洛馬爾先生曾經認為，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發明並用來研究物質結構與宇宙結構的這種方法，是他可以借來研究錯綜複雜的人類問題首先是社會問題和管理問題的惟一方法。這裏要善於掌握兩方麵的情況：一方麵是人類社會那既無規則形狀又無邏輯可言的生活現實，這裏隻有畸形與紊亂；另一方麵是完美無缺的社會結構模式，這裏圖形清晰，圖上的直線與曲線，圓形、橢圓與平行四邊形，橫坐標與縱坐標，井井有條。
要建立模式(帕洛馬爾先生是知道的)，需要有個出發點，即需要一些原理，從而演繹自己的結論。這些原理(亦稱公理、公設)不需要人們去別處挑選，而是頭腦裏本來就有的。如果一個人頭腦裏沒有任何原理，那麽他怎麽進行思維呢?因此，帕洛馬爾先生頭腦裏也有這些原理，隻是(由於他既非數學家，亦非邏輯學家)未曾花力氣整理它們。演繹是他喜愛的一種活動，因為這種活動他可以獨自一人默默地進行，既不需要什麽器械，又可隨時隨地進行，坐在沙發上或散步時都可以進行。對於歸納法他卻不大信任，也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經驗不準確、不全麵。所以建立一種模式對他來說就成了在(隱隱約約存在於頭腦裏的)公理與(看不見摸不著的)經驗之間建立奇妙的平衡。這種模式一旦建立起來，它比公理與經驗就具有更為牢固的穩定性。一個好的模式確實如此，它的每個部分都與其他部分互相聯係，使得整體連貫一致，宛如一部機器，如果其中一個齒輪卡住了，整個機器都會停下來。從定義上講，模式不需要更換任何部件，可以完全正常地運轉。然而生活現實呢，我們看得很清楚，它卻百孔千瘡，無法運行。因此，隻能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迫使生活現實接受模式的形式。
相當長一段時期，帕洛馬爾先生都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情無動於衷或漠不關心，隻注意模式圖上的線條是否安寧與和諧，不關心人類生活現實為了具備模式的形狀會遭受什麽損害、扭傷或擠傷，並且要認為這些傷害都是暫時的、微不足道的現象。但是，隻要他一刻不把眼睛盯著理想模式王國裏的這個和諧的幾何圖形，人類生活的景象便會躍入他的眼簾，各種畸形與混亂便躍然紙上，模式圖上的線條也仿佛變樣了、歪斜了。
這就需要細心地進行調整：逐步修改模式圖樣，使之漸漸符合現實生活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同時逐漸改變現實，使之接近模式。然而，人類的適應性是有限的，並不像他原來想像的那樣；值得慶幸的倒是，任何嚴格的模式都可能表現出某種意想不到的靈活性。簡而言之，如果模式不能改變現實，現實則應當改變模式。
帕洛馬爾先生的行為準則漸漸改變了。現在他需要許多模式，需要許多可以按照組合方法加以變換的模式，以便從中挑選更符合某一生活現實的模式。而每一個生活現實都是由許許多多時間、地點各不相同的現實合成的。
帕洛馬爾先生的全部工作並非自己製訂各種模式，亦非盡力應用現存的各種模式，他隻不過是想出一種正確使用正確模式的辦法，以填補他在現實與原理之間發現的日益加深的鴻溝。總而言之，各種模式的運行與管理方法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他亦不可能對它們進行修訂。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同他有很大區別，他們遵循的是另一套準則。他們首先是按照模式的功能來判斷模式，而不是按照一般原理或模式運用於一般人的生活後所產生的效果來判斷模式。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各種模式要塑造的東西構成了模式的功能體係。這種功能體係的效驗是看它能否廣泛應用和長久運用，這就等於要模式成為這樣一個城堡，等於要求這個城堡用自己那厚厚的牆壁去保衛城堡外邊的東西。帕洛馬爾先生對功能這個詞從來不抱什麽希望，他深信不管功能不功能，最重要的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諸如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不論是慢慢地、不聲不響地產生的形態，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形態，不論是生活習慣中的形態，還是思想方法中的形態，也不論是行為方式中的形態，還是價值觀念中的形態。如果問題就是這樣，那麽帕洛馬爾先生極力稱讚的模式之模式就應該有助於獲得一種透明的、能見的、細微的、像蜘蛛網那樣的模式，它能吸收別的模式卻不會被別的模式所吸收。
想到這裏，帕洛馬爾先生便把自己頭腦裏的各種模式和各種模式的模式統統一抹而盡。完成這項工作後，他便麵對麵地望著這個既不便控製也難以均一化的生活現實，逐個地形成自己的看法：“對，”“不對，”“嗯。”為此，最好能騰空自己的頭腦，把支離破碎的生活經曆和默認的且無法證明的公理也清掃幹淨。這樣一種行為方式雖不能使帕洛馬爾先生感到特別滿意，卻是他現在可以付諸行動的惟一方式。
當問題涉及的隻是社會的弊病或某些人的不法行為時，他的表態毫不遲疑(隻是他擔心說多了正確的東西也會變得重複噦嗦、平淡無味)。要是對那些靈丹妙藥發表意見，他就有些為難了，因為他首先要核查這些靈丹妙藥是否會引起更嚴重的社會弊病或不法行為，並且要核查由這些開明的改革者明智地提出來的這些措施能否被他們的後繼者所采納。因為他們的後繼者可能不像他們這樣開明與明智，可能是些庸庸碌碌的人，或者是些濫用職權的人，或者是既平庸又濫用職權的人。
這些天才的思想就待他係統地闡述了，但是下麵這種謹慎心情卻阻止他闡述出來：如果講出來變成模式怎麽辦呢?因此，他寧可使自己的信念保留著沒有具體形狀的流體狀態，使之成為指導自己日常行為但未明確表述的準則，遇到具體事情再給它賦形：采取行動還是等待觀望，接受還是拒絕，講話還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