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麵的人想進來，裏麵的人想出去，我們的二中越來越像座圍城。
記得剛考進二中的時候我高興得要死，進來之後我開始擔憂。盡管大樹底下好乘涼，但背靠著大樹自己卻不是大樹的滋味很不好受。圍城裏的人按成績被明顯地分成了三六九等。我們深刻地體會到了什麽是政治書上說的“現在我國階級製度已經消滅但階級現象依然存在”。
二中的校訓之一：寧可在他校考零分，也別在二中不及格。
學校體貼倍至地為我們把小賣部辦得有聲有色，上至衣帽鞋襪下至圖釘紐扣應有盡有。最近我甚至看到了一缸待售的金魚。
學校就這麽溫柔一刀地斬斷了我們所有出校的理由。於是我們隻好望著四角的天空日複一日地傷春悲秋，感慨外麵的世界很精彩，裏麵的世界很無奈。
鐵門緊鎖，庭院深深深幾許，問君能有幾多愁，欲語淚先流。《鐵窗淚》風行一時不是沒有理由的。
周六的最後一聲鈴響如同出獄的宣告。我們火速離校，乘車幾經顛簸到家，打開門，帶著滿腔心酸滿腔大難不死的心情大呼一聲：“我終於回來了！”雖沒有胡漢三的陰陽怪氣，但至少有逃離蘇比坡的悲壯。
電視是圍城中的我們與外界的惟一聯係，並且我們隻被允許在七點到七點半的時間中看中央一套的節目。導致的必然結果是我們越來越愛國越來越血氣方剛慷慨激昂，幻想某天殺上戰場為國捐軀。因此也出現了一批戰爭狂熱分子，見著哪個國家不順眼第一句話就是：給我打！當然並且幸好地球不是繞著他們轉的。
偶爾七點半過後老師沒來，我們就能多看會兒電視。但遍地開花的綜藝節目隻會加劇我們心裏的不平衡。因為那些所謂的明星們正在回答“一年有幾個星期”之類的問題，而我們卻在研究能量守恒和怎樣在正方體上切出一個六邊形來。
圍城擁有很多耀眼的光環，比如“全省重點中學”，“全省校風示範學校”，“青少年科學創新重點學校”等等，我隻知道校門口掛著十多個長短不一的牌子。其中最有分量的還是“s大學數學實驗基地”的牌子。我記得在舉行掛牌儀式時，我們坐在操場上，對著主席台上s大學的校長和成千上萬個副校長死命地鼓掌。我也很拚命地拍手，但我純粹是因為覺得當時的氣氛很搞笑很離譜所以勞我雙手大駕。牌子掛出來以後二中依然是二中，沒有任何改變。對我而言它的重要性還比不上食堂門口掛出的“今日供應雞腿”的牌子。
圍城裏多霧，很多時候都是城外陽光普照城內煙雨蒙蒙。學了一年的地理知識告訴我們地麵狀況間接影響著局部地區的天氣，很可能是因為二中有個很大的湖和城外有條小得我都不好意思稱它為江的沱江。也很有可能是開水房的老伯們工作效率太高引起水蒸氣外泄——事實上二中的開水永遠是供不應求的。再有可能就是二中的綠化太好了，植物強烈的蒸騰作用讓我們月朦朧鳥朦朧。
提到二中的那個湖，我想起它是未名湖。但請不要以為它與北方那座高三學生心目中的天堂有什麽關係，它是真正的未名——沒有名字。但這也沒什麽不好，因為如果它有了名字就一定會是“奮鬥湖”，“努力湖”，或者是真正的“為民湖”。那對我的耳朵沒什麽好處。
煙雨蒙蒙的好處是可以讓我們把女生看得不太清楚，因為如果說女生是校內的美麗風景的話，那麽二中的旅遊資源是十分有限的。我們都崇尚“朦朧美”，“距離美”。痞子蔡有一個精彩的理論：女人的美麗同她的壽命成反比。借用他的話：紅顏美人多薄命，二中女生萬萬歲。男生戲稱女生樓為“壽星村”。二中有幾句流傳已久的打油詩：二中女生一回眸，嚇死對麵一頭牛；二中女生再回眸，二中男生齊跳樓；二中女生三回眸，哈雷彗星撞地球。雖說這幾句話很刻薄，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經受得了時間考驗的東西就有其可取之處。當然，在女生眼裏我們也不怎麽的，個個都和活了八百歲的彭祖有一拚。
圍城裏的生活是平靜的。算了，做人不要太虛偽，我直說了吧，圍城裏的生活是沉悶的，某某老師戴頂假發就會成為一級新聞。並且二中裏消息的傳播速度足以推翻愛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學說，且中途變異之快，類似於遭到強烈核汙染的生物。舉個例子，a君無意中說的一件芝麻屁事在經過一個上午之後再由c君傳回a君的耳朵時已變得麵目全非，以致於a君難以置信地問：真的嗎真的嗎？然後c君信誓旦旦地說：你放心，消息來源絕對可靠。再舉個我親身經曆的例子，某天小d告訴我下午不上課，而當我順藤摸瓜尋根究底之後才發
現消息的來源竟然是我，而我隻記得自己早上說過下午最後一節課提前十分鍾結束以便進行大掃除。
也許是某個偉人也許是我說過，鬱悶的環境出文人，沉悶的環境出哲人。我們開始變得很哲學，沒事兒愛跑到宿舍樓頂上朝天疾呼問一些“我是誰？我從哪裏來”？之類的深奧問題。然後就會聽到對麵的女生樓扔過來一句：“誰家的瘋狗給我牽回去！”
對麵女生曆來就很囂張。她們住小洋房而我們住紅磚樓，她們的衣櫃比我們的大兩倍，她們有張很大的寫字台而我們什麽也沒有。小資產階級得很！事實再一次證明了當今世界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但成天吵著改變學校住宿條件的卻都是些頭發長而什麽什麽短的不知足的丫頭。我們解釋說這是男生適應能力強而她們卻說是我們曆來就不講究。
晚上熄燈之後窗外惟一的風景就是女生樓飄忽的燭光，星星點點猶如鬼火。毫無疑問，她們正在捧著瓊瑤進入角色，很難想象這些白天瘋脫了型的丫頭片子晚上如何搖身一變扮演純情少女或是多情少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燭光的多少與第二天上課睡覺的人數成正比。
盡管二中的文科不怎麽的，但它卻帶有濃重的哲學味道。
矛盾無處不在，整個校園充滿辯證色彩。老師說，教育不是為了高考，掌握知識是最重要的。說完之後拿出書，叫我們把高考不考的章節劃掉，再理直氣壯地告訴我們，高考不考，我們就不學。我想如果老師們去古代賣矛和盾的話一定會生意紅火。最難得的是他們可以對著講台下百餘隻疑惑的眼睛而始終目光堅定。這種目光對峙的較量每每都是我們敗下陣來，老師的堅定不移也最終讓我們相信：是我們弄錯了。
政治老師說：這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
張曉風說：給我一個解釋，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納曆史，我就可以義無返顧地擁抱這荒涼的城市。
同樣，既然政治老師給了我們一個解釋，那我們還有什麽不可以相信、接納、擁抱的呢？深吸一口氣，前赴後繼地一頭紮進題海，為明日的象牙塔做困獸之鬥。
在這所省重點裏，我們所做的試卷不是用“張”來計算的，用“噸”有些誇張，但用“斤”應該沒人反對。學校複印室如果對外開放的話其工作速度足以令外麵的複印公司全部倒閉。盡管我們萬分心疼那台老複印機，但它沒有遇上我們這樣的主人，所以它必須每天忙夠八個小時。而我們的累與複印機的忙可以建立起一個以複印機的工作時間為自變量的直線上升函數，它忙我們也忙，正所謂“你快樂所以我快樂”。我們雖不至於忙到普京似的“上班的時候女兒們還沒起床，下班的時候女兒們已經睡著”的地步，但估計也差不遠了。老師叫我們做題要快點快點，我們恨不得叫時間慢點慢點，但“事與願違”這個詞並不是祖宗隨便造出來玩的，時間的飛速流逝常常讓我們扼腕三歎。
二中的校訓之二：高一已經到了，高三還會遠嗎？據說高二的版本是：高一已經過了，高三已經來了。
我們一直有個美麗而惡毒的願望：高三畢業後把所有的試卷來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現在它們卻是我們最珍愛的寶貝，別說全部燒掉，就是少個一張半頁的都會捶胸頓足痛不欲生，接著趕緊借朋友的去影印一份。因為老師長期而高頻率地告訴我們：你們做的題都是經典中的經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盡管我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萬分之一或千萬分之一或是更低，但隻要有這種可能存在我們就義無返顧。我們相信這個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每天期望老師能金口玉言。
二中的校訓之三：做一百分的習題，漲一分的高考成績。
一到夏天學校的花就開了，開得燦爛開得奪目開得讓我們想拍手唱：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
濱江路兩旁的樹木上開滿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風一過就會有雪花似的花粒落下來，像
六月雪，我們稱為“又一個夏天的冤案”。
濱江路是寢室到教室的惟一通道。有人說，如果要殺二中的學生，隻要堵在濱江路，保你殺個一幹二淨，因為二中的逃學率為百分之零。當然，類似這樣的統計還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級率，百分之百的畢業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等。就是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讓我在一年裏丟掉了全部的驕傲。
但畢竟滿地的鮮花給了我們一個好心情。老師說，你們的一天是從走上一條鋪滿鮮花的道路開始的。我聽了很受用，但小a說，我們正踩著鮮花的屍體。一句話把我惡心得不行，一腳踩下去都馬上提起來。
花落到地麵上就變成了黃色，日複一日地提醒著敏感的我們：工業鹽酸是黃色的，濃硝酸也是黃色的。小a每天路過都會對我說：鹽酸帶黃色是因為含有三價鐵離子，而濃硝酸帶黃色是分解產生的二氧化氮溶於硝酸的結果。這不能怪小a，他愛化學愛得要死。他曾經彎著眉毛臉上帶著些許挑逗的表情陰陽怪氣地對我說：“化學是我永遠的愛人。”弄得我全身起雞皮疙瘩。
由於學校的花兒們二中得了個全省綠化先進單位的稱號。我並不認為這是學校的綠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不認為二中的高升學率不是因為教學條件好而是因為身邊有無數個強勁的對手一樣。學校會繁花似錦完全是因為類似新加坡的高額罰款。“摘花者罰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隨處可見，就猶如萬綠叢中的一堆白骨。“花到堪折直須折，莫到無花堪折枝”的古訓在這裏被駁得體無完膚。不僅不能作為摘花的理由，連平時說說也會被罵得狗血淋頭。老師們對花兒近乎病態的關愛讓我們一致認為他們上輩子一定是美麗的花仙子。
當我第二次看到花開的時候，我迎來了我高一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暑假。大把大把的時光從指縫中溜走，留下許多叫知識和情感的東西被緊緊地握在手裏。
高一的最後一個月我過了十七歲的生日。朋友說你又長大了一歲。小a說，你又老了一歲。小a總是這麽悲觀，他始終堅信“麵包落地的一麵一定塗著黃油”的理論。我不想那樣。不管我是長大了還是老了，也不管是快樂還是悲傷，我的高一畢竟過去了。我不想過於開心或是過於傷感，心如止水是種很好的狀態，我一直在努力。
再見，我的高一。
記得剛考進二中的時候我高興得要死，進來之後我開始擔憂。盡管大樹底下好乘涼，但背靠著大樹自己卻不是大樹的滋味很不好受。圍城裏的人按成績被明顯地分成了三六九等。我們深刻地體會到了什麽是政治書上說的“現在我國階級製度已經消滅但階級現象依然存在”。
二中的校訓之一：寧可在他校考零分，也別在二中不及格。
學校體貼倍至地為我們把小賣部辦得有聲有色，上至衣帽鞋襪下至圖釘紐扣應有盡有。最近我甚至看到了一缸待售的金魚。
學校就這麽溫柔一刀地斬斷了我們所有出校的理由。於是我們隻好望著四角的天空日複一日地傷春悲秋，感慨外麵的世界很精彩，裏麵的世界很無奈。
鐵門緊鎖，庭院深深深幾許，問君能有幾多愁，欲語淚先流。《鐵窗淚》風行一時不是沒有理由的。
周六的最後一聲鈴響如同出獄的宣告。我們火速離校，乘車幾經顛簸到家，打開門，帶著滿腔心酸滿腔大難不死的心情大呼一聲：“我終於回來了！”雖沒有胡漢三的陰陽怪氣，但至少有逃離蘇比坡的悲壯。
電視是圍城中的我們與外界的惟一聯係，並且我們隻被允許在七點到七點半的時間中看中央一套的節目。導致的必然結果是我們越來越愛國越來越血氣方剛慷慨激昂，幻想某天殺上戰場為國捐軀。因此也出現了一批戰爭狂熱分子，見著哪個國家不順眼第一句話就是：給我打！當然並且幸好地球不是繞著他們轉的。
偶爾七點半過後老師沒來，我們就能多看會兒電視。但遍地開花的綜藝節目隻會加劇我們心裏的不平衡。因為那些所謂的明星們正在回答“一年有幾個星期”之類的問題，而我們卻在研究能量守恒和怎樣在正方體上切出一個六邊形來。
圍城擁有很多耀眼的光環，比如“全省重點中學”，“全省校風示範學校”，“青少年科學創新重點學校”等等，我隻知道校門口掛著十多個長短不一的牌子。其中最有分量的還是“s大學數學實驗基地”的牌子。我記得在舉行掛牌儀式時，我們坐在操場上，對著主席台上s大學的校長和成千上萬個副校長死命地鼓掌。我也很拚命地拍手，但我純粹是因為覺得當時的氣氛很搞笑很離譜所以勞我雙手大駕。牌子掛出來以後二中依然是二中，沒有任何改變。對我而言它的重要性還比不上食堂門口掛出的“今日供應雞腿”的牌子。
圍城裏多霧，很多時候都是城外陽光普照城內煙雨蒙蒙。學了一年的地理知識告訴我們地麵狀況間接影響著局部地區的天氣，很可能是因為二中有個很大的湖和城外有條小得我都不好意思稱它為江的沱江。也很有可能是開水房的老伯們工作效率太高引起水蒸氣外泄——事實上二中的開水永遠是供不應求的。再有可能就是二中的綠化太好了，植物強烈的蒸騰作用讓我們月朦朧鳥朦朧。
提到二中的那個湖，我想起它是未名湖。但請不要以為它與北方那座高三學生心目中的天堂有什麽關係，它是真正的未名——沒有名字。但這也沒什麽不好，因為如果它有了名字就一定會是“奮鬥湖”，“努力湖”，或者是真正的“為民湖”。那對我的耳朵沒什麽好處。
煙雨蒙蒙的好處是可以讓我們把女生看得不太清楚，因為如果說女生是校內的美麗風景的話，那麽二中的旅遊資源是十分有限的。我們都崇尚“朦朧美”，“距離美”。痞子蔡有一個精彩的理論：女人的美麗同她的壽命成反比。借用他的話：紅顏美人多薄命，二中女生萬萬歲。男生戲稱女生樓為“壽星村”。二中有幾句流傳已久的打油詩：二中女生一回眸，嚇死對麵一頭牛；二中女生再回眸，二中男生齊跳樓；二中女生三回眸，哈雷彗星撞地球。雖說這幾句話很刻薄，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經受得了時間考驗的東西就有其可取之處。當然，在女生眼裏我們也不怎麽的，個個都和活了八百歲的彭祖有一拚。
圍城裏的生活是平靜的。算了，做人不要太虛偽，我直說了吧，圍城裏的生活是沉悶的，某某老師戴頂假發就會成為一級新聞。並且二中裏消息的傳播速度足以推翻愛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學說，且中途變異之快，類似於遭到強烈核汙染的生物。舉個例子，a君無意中說的一件芝麻屁事在經過一個上午之後再由c君傳回a君的耳朵時已變得麵目全非，以致於a君難以置信地問：真的嗎真的嗎？然後c君信誓旦旦地說：你放心，消息來源絕對可靠。再舉個我親身經曆的例子，某天小d告訴我下午不上課，而當我順藤摸瓜尋根究底之後才發
現消息的來源竟然是我，而我隻記得自己早上說過下午最後一節課提前十分鍾結束以便進行大掃除。
也許是某個偉人也許是我說過，鬱悶的環境出文人，沉悶的環境出哲人。我們開始變得很哲學，沒事兒愛跑到宿舍樓頂上朝天疾呼問一些“我是誰？我從哪裏來”？之類的深奧問題。然後就會聽到對麵的女生樓扔過來一句：“誰家的瘋狗給我牽回去！”
對麵女生曆來就很囂張。她們住小洋房而我們住紅磚樓，她們的衣櫃比我們的大兩倍，她們有張很大的寫字台而我們什麽也沒有。小資產階級得很！事實再一次證明了當今世界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但成天吵著改變學校住宿條件的卻都是些頭發長而什麽什麽短的不知足的丫頭。我們解釋說這是男生適應能力強而她們卻說是我們曆來就不講究。
晚上熄燈之後窗外惟一的風景就是女生樓飄忽的燭光，星星點點猶如鬼火。毫無疑問，她們正在捧著瓊瑤進入角色，很難想象這些白天瘋脫了型的丫頭片子晚上如何搖身一變扮演純情少女或是多情少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燭光的多少與第二天上課睡覺的人數成正比。
盡管二中的文科不怎麽的，但它卻帶有濃重的哲學味道。
矛盾無處不在，整個校園充滿辯證色彩。老師說，教育不是為了高考，掌握知識是最重要的。說完之後拿出書，叫我們把高考不考的章節劃掉，再理直氣壯地告訴我們，高考不考，我們就不學。我想如果老師們去古代賣矛和盾的話一定會生意紅火。最難得的是他們可以對著講台下百餘隻疑惑的眼睛而始終目光堅定。這種目光對峙的較量每每都是我們敗下陣來，老師的堅定不移也最終讓我們相信：是我們弄錯了。
政治老師說：這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
張曉風說：給我一個解釋，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納曆史，我就可以義無返顧地擁抱這荒涼的城市。
同樣，既然政治老師給了我們一個解釋，那我們還有什麽不可以相信、接納、擁抱的呢？深吸一口氣，前赴後繼地一頭紮進題海，為明日的象牙塔做困獸之鬥。
在這所省重點裏，我們所做的試卷不是用“張”來計算的，用“噸”有些誇張，但用“斤”應該沒人反對。學校複印室如果對外開放的話其工作速度足以令外麵的複印公司全部倒閉。盡管我們萬分心疼那台老複印機，但它沒有遇上我們這樣的主人，所以它必須每天忙夠八個小時。而我們的累與複印機的忙可以建立起一個以複印機的工作時間為自變量的直線上升函數，它忙我們也忙，正所謂“你快樂所以我快樂”。我們雖不至於忙到普京似的“上班的時候女兒們還沒起床，下班的時候女兒們已經睡著”的地步，但估計也差不遠了。老師叫我們做題要快點快點，我們恨不得叫時間慢點慢點，但“事與願違”這個詞並不是祖宗隨便造出來玩的，時間的飛速流逝常常讓我們扼腕三歎。
二中的校訓之二：高一已經到了，高三還會遠嗎？據說高二的版本是：高一已經過了，高三已經來了。
我們一直有個美麗而惡毒的願望：高三畢業後把所有的試卷來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現在它們卻是我們最珍愛的寶貝，別說全部燒掉，就是少個一張半頁的都會捶胸頓足痛不欲生，接著趕緊借朋友的去影印一份。因為老師長期而高頻率地告訴我們：你們做的題都是經典中的經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盡管我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萬分之一或千萬分之一或是更低，但隻要有這種可能存在我們就義無返顧。我們相信這個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每天期望老師能金口玉言。
二中的校訓之三：做一百分的習題，漲一分的高考成績。
一到夏天學校的花就開了，開得燦爛開得奪目開得讓我們想拍手唱：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的花朵真鮮豔。
濱江路兩旁的樹木上開滿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風一過就會有雪花似的花粒落下來，像
六月雪，我們稱為“又一個夏天的冤案”。
濱江路是寢室到教室的惟一通道。有人說，如果要殺二中的學生，隻要堵在濱江路，保你殺個一幹二淨，因為二中的逃學率為百分之零。當然，類似這樣的統計還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級率，百分之百的畢業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等。就是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讓我在一年裏丟掉了全部的驕傲。
但畢竟滿地的鮮花給了我們一個好心情。老師說，你們的一天是從走上一條鋪滿鮮花的道路開始的。我聽了很受用，但小a說，我們正踩著鮮花的屍體。一句話把我惡心得不行，一腳踩下去都馬上提起來。
花落到地麵上就變成了黃色，日複一日地提醒著敏感的我們：工業鹽酸是黃色的，濃硝酸也是黃色的。小a每天路過都會對我說：鹽酸帶黃色是因為含有三價鐵離子，而濃硝酸帶黃色是分解產生的二氧化氮溶於硝酸的結果。這不能怪小a，他愛化學愛得要死。他曾經彎著眉毛臉上帶著些許挑逗的表情陰陽怪氣地對我說：“化學是我永遠的愛人。”弄得我全身起雞皮疙瘩。
由於學校的花兒們二中得了個全省綠化先進單位的稱號。我並不認為這是學校的綠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不認為二中的高升學率不是因為教學條件好而是因為身邊有無數個強勁的對手一樣。學校會繁花似錦完全是因為類似新加坡的高額罰款。“摘花者罰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隨處可見，就猶如萬綠叢中的一堆白骨。“花到堪折直須折，莫到無花堪折枝”的古訓在這裏被駁得體無完膚。不僅不能作為摘花的理由，連平時說說也會被罵得狗血淋頭。老師們對花兒近乎病態的關愛讓我們一致認為他們上輩子一定是美麗的花仙子。
當我第二次看到花開的時候，我迎來了我高一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暑假。大把大把的時光從指縫中溜走，留下許多叫知識和情感的東西被緊緊地握在手裏。
高一的最後一個月我過了十七歲的生日。朋友說你又長大了一歲。小a說，你又老了一歲。小a總是這麽悲觀，他始終堅信“麵包落地的一麵一定塗著黃油”的理論。我不想那樣。不管我是長大了還是老了，也不管是快樂還是悲傷，我的高一畢竟過去了。我不想過於開心或是過於傷感，心如止水是種很好的狀態，我一直在努力。
再見，我的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