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天明，醒來時有種空懸黑暗中的感覺。那是被狂風暴雨蹂躪的榆木樹葉的聲響從臥榻下方傳來的緣故。高處的黃葉已經落盡。起先，我將這種恐怖與自己在戰時的叢林中的幼年時痛苦得想要放聲呐喊的夢境一起回味。難道是自那以後相同的感覺又重新出現了？……
早晨天晴了。湖對岸闊葉林茂密的黃色和紅色樹陰中，淺綠的喬木異常醒目。不過，那也僅是向紅葉過渡的中間階段。高中時代，班上同學都對一部名叫《青草的故事》的外國電影稱讚有加。我雖無太大興趣，但也去看了，似乎還為其中一個場麵震顫過。
那是一個秋高氣爽時節的院落。與現在遍布普林斯頓校園中的相同的具有北美風格的參天大樹的樹葉被染成黃色和紅色。一位酷似男孩的少女在讀著自己寫完的筆記。筆記是為了從家庭成員都深愛的最小的妹妹之死的悲哀中重新站立起來而寫的。前一個場景，不幸作為似乎難以逾越的悲哀發生了。然而“時間”，以及季節的轉換卻讓少女承受了這一切。在影片場景轉換的魔法中，我構想著自己在文章中也可采用同樣的表現手法。
而今天我重新感覺到，在自己二十多歲時寫成的《掐去病芽，勒死壞種》、《廣島劄記》裏，便留有這一構想的痕跡。幼年時的恐怖，青年時目睹的悲慘不會完全消失，但必須通過記憶的重新組合，從中催生前進的力量。因為我讀過剛被譯成法語的上述兩書後同時意識到，我正是以這樣的文章為目標的。
讀著寄自法國的報紙書評，有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關於對作品質量的批評，我絲毫沒有以這是自己年輕時代的作品為由逃避責任的念頭。相反，我還想主動接受。令我不能容忍的，首先是關於他們做出的所謂“日本作家站在國家主義立場上控訴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反駁。
我從那些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一生中學到的是：以“個人的”災難覺悟開始，以“日本人的”方式展開的對被炸事實的接受——政府要員時常將“惟一的爆炸受害國的國民感情”這一表達方式掛在嘴邊——確實到那一階段為止，與國家主義有相通之處。但即便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卻是由向全人類普遍性的升華所導致的。
其普遍性的獲得，也是能夠將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們銷毀核武器的運動與對侵略亞洲的積極反省聯係起來的。自寫出《廣島劄記》那年起，包括本次訪問，我都一直不停地向美國民眾談論這一主題。而支撐自己言論的力量核心之中，便有受害者們的普遍性誌向。
然而，隻要一想起日本輿論對去年希拉克宣布重新進行核試驗提出批評後反饋回來的法國的反應，我就不免會感到，這一意圖似乎並未如自己想像的那樣在海外廣為傳播。
還有一篇書評說，如果不在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本土登陸戰將導致數百萬人戰死。但是，我卻重新有了一種麵對“可以使用的核武器”中的亡靈再生的感覺。
“核冬天”將毀滅這顆星球。這一準確的預測導致了核冷戰的終結。戈爾巴喬夫如今雖然在國內為千夫所指，但我卻因其采取的措施而依然對其心懷敬意。“不能使用的核武器”這一認識已為東西兩大陣營共同接受，核裁軍第一次成為了現實。
但法國等國家的核試驗，使得那些為在地區衝突中確保“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國家的努力重新表麵化。美國也一心一意通過非試驗的方法進行同樣的準備。他們的《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對於自己也想要開發“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這個或那個國家而言，究竟具有多大的說服力呢？
說到核武器的威力也好，它所帶來的悲慘也罷，必須重新根除的，是各種國家主義的信念。一枚“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發射，將成為通往無以挽回的“核冬天”的導火索。關於這一過程，眾多的專家不是已經反複分析了嗎？
對於日本新國家主義者們“自虐史觀”主張中存在的軟弱性，我想向他們展示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們經受了“時間”磨練、值得驕傲的堅強性和普遍性。我到達這裏後，在政治、國際關係學領域著名的烏德勒·威爾遜大學大張旗鼓進行的，在取得與學生們共同進餐資格的巴特勒學院邊用午餐邊進行的，在佛蒙特州女子大學麵向市民進行的一係列活動中，我想要具體傳達、並認為已經傳達到的，就是這樣的觀點。
1法國報紙——譯注。
2法國報紙——譯注。對於專程前來采訪我的《解放報》1，以及其亞洲資深記者仔細閱讀了我的作品並對我提出批評的《世界報》2，我同樣向他們寄予了相互理解的期待。作為他們國家寬容精神的學習者之一，年輕的我寫下了《廣島劄記》。
（胡曉丁譯）
早晨天晴了。湖對岸闊葉林茂密的黃色和紅色樹陰中，淺綠的喬木異常醒目。不過，那也僅是向紅葉過渡的中間階段。高中時代，班上同學都對一部名叫《青草的故事》的外國電影稱讚有加。我雖無太大興趣，但也去看了，似乎還為其中一個場麵震顫過。
那是一個秋高氣爽時節的院落。與現在遍布普林斯頓校園中的相同的具有北美風格的參天大樹的樹葉被染成黃色和紅色。一位酷似男孩的少女在讀著自己寫完的筆記。筆記是為了從家庭成員都深愛的最小的妹妹之死的悲哀中重新站立起來而寫的。前一個場景，不幸作為似乎難以逾越的悲哀發生了。然而“時間”，以及季節的轉換卻讓少女承受了這一切。在影片場景轉換的魔法中，我構想著自己在文章中也可采用同樣的表現手法。
而今天我重新感覺到，在自己二十多歲時寫成的《掐去病芽，勒死壞種》、《廣島劄記》裏，便留有這一構想的痕跡。幼年時的恐怖，青年時目睹的悲慘不會完全消失，但必須通過記憶的重新組合，從中催生前進的力量。因為我讀過剛被譯成法語的上述兩書後同時意識到，我正是以這樣的文章為目標的。
讀著寄自法國的報紙書評，有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關於對作品質量的批評，我絲毫沒有以這是自己年輕時代的作品為由逃避責任的念頭。相反，我還想主動接受。令我不能容忍的，首先是關於他們做出的所謂“日本作家站在國家主義立場上控訴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反駁。
我從那些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一生中學到的是：以“個人的”災難覺悟開始，以“日本人的”方式展開的對被炸事實的接受——政府要員時常將“惟一的爆炸受害國的國民感情”這一表達方式掛在嘴邊——確實到那一階段為止，與國家主義有相通之處。但即便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卻是由向全人類普遍性的升華所導致的。
其普遍性的獲得，也是能夠將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們銷毀核武器的運動與對侵略亞洲的積極反省聯係起來的。自寫出《廣島劄記》那年起，包括本次訪問，我都一直不停地向美國民眾談論這一主題。而支撐自己言論的力量核心之中，便有受害者們的普遍性誌向。
然而，隻要一想起日本輿論對去年希拉克宣布重新進行核試驗提出批評後反饋回來的法國的反應，我就不免會感到，這一意圖似乎並未如自己想像的那樣在海外廣為傳播。
還有一篇書評說，如果不在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本土登陸戰將導致數百萬人戰死。但是，我卻重新有了一種麵對“可以使用的核武器”中的亡靈再生的感覺。
“核冬天”將毀滅這顆星球。這一準確的預測導致了核冷戰的終結。戈爾巴喬夫如今雖然在國內為千夫所指，但我卻因其采取的措施而依然對其心懷敬意。“不能使用的核武器”這一認識已為東西兩大陣營共同接受，核裁軍第一次成為了現實。
但法國等國家的核試驗，使得那些為在地區衝突中確保“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國家的努力重新表麵化。美國也一心一意通過非試驗的方法進行同樣的準備。他們的《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對於自己也想要開發“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這個或那個國家而言，究竟具有多大的說服力呢？
說到核武器的威力也好，它所帶來的悲慘也罷，必須重新根除的，是各種國家主義的信念。一枚“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發射，將成為通往無以挽回的“核冬天”的導火索。關於這一過程，眾多的專家不是已經反複分析了嗎？
對於日本新國家主義者們“自虐史觀”主張中存在的軟弱性，我想向他們展示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們經受了“時間”磨練、值得驕傲的堅強性和普遍性。我到達這裏後，在政治、國際關係學領域著名的烏德勒·威爾遜大學大張旗鼓進行的，在取得與學生們共同進餐資格的巴特勒學院邊用午餐邊進行的，在佛蒙特州女子大學麵向市民進行的一係列活動中，我想要具體傳達、並認為已經傳達到的，就是這樣的觀點。
1法國報紙——譯注。
2法國報紙——譯注。對於專程前來采訪我的《解放報》1，以及其亞洲資深記者仔細閱讀了我的作品並對我提出批評的《世界報》2，我同樣向他們寄予了相互理解的期待。作為他們國家寬容精神的學習者之一，年輕的我寫下了《廣島劄記》。
（胡曉丁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