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福建回來，就聽國堯同誌說《火浴》已經編好，即將發排，並囑我為她寫一篇序。這本書從寫作到編稿，我都沒有參加，本沒資格說三道四，但因為她是集中反映寧夏鄉鎮企業的報告文學集，而我這次到福州也是應邀去采訪那裏的鄉鎮企業，並完成了一篇有關楊振華“八五一”的文章，所以對我區出版的這部集子的確很感興趣，即使沒有國堯的囑咐也想說一點點話。
在采訪福州市洪山鄉“八五一”廠的過程中，我一麵找廠裏的幹部工人談話，一麵暗自慚愧。福州市洪山鄉人口僅僅兩萬有餘，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產總值已超過一個億。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兩億多了。我們寧夏，據說一九九○年的生產總值不過是三十多個億，一個省，四百多萬人，也就等於十五個洪山鄉。當然內地不能和沿海地區相比，但想到同是中國人，我們的貢獻實在也太低了點。
幸好，貢獻低的地區並不是普遍的貢獻都低；矮子裏麵畢竟有將軍。《火浴》這本報告文學集中所“報告”的中衛縣鐵合金廠，總算給人以安慰。這也是一家鄉鎮企業，一個小廠，而在一九九○年競創匯二百萬美元，名列自治區同類廠家的前茅。我雖無緣去這家鐵合金廠，但我參觀采訪過這類工廠，我可以想象到他們創業和經營之中的艱難遠遠要比國家都包下來的國營大中型企業更甚，恐怕不是這本薄薄的集於所能全麵反映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上首先值得稱道的新事物，一是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另一個就是由此而出現的鄉鎮企業了。一九九○年，全國鄉鎮企業的總產值已達三百多個億，在國民經濟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於這類企業在所有製序列中所決定的社會地位，在資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銷售等等方麵都會遇上重重困難，用一句廣東話來說是“問題多多”。可是，也正是在“問題多多”中才會顯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那真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了。中國的人際關係、世態，和中國人的心眼與才幹都達到了空前複雜及多變的程度，讓一些還來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
所以，我覺得搞創作的人跟蹤鄉鎮企業必定會有所收獲。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鮮事物的機會。我在寫洪山“八五一”廠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話：“至今，對社會主義是不是有優越性以及它的優越性究竟表現在哪裏，好像還有或明或暗的爭議。可是我想，盡管這種製度還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會製度體現出什麽樣的社會現象最終總要取決於人。在適當的人手上，甚至一種社會缺陷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改革開放促使新人輩出並迅速成長，而又是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們製度中尚存在的缺陷，所以說也是他們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種情況下，他們甚至能化腐朽為神奇，充分體現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學觀點。
這本集子中的文章還告訴我們，像中衛鐵合金廠廠長林曉方這類鄉鎮企業的領導，正由於他們是“泥腿子”出身，剛剛告別土地，所以他們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與儉的特性。同時，由於認識到自己的弱點，對文化知識的提高更有著很強烈的緊迫感。這種品質，我想不僅會激勵一般的工廠幹部，也會使長期坐辦公室的機關幹部受到振奮。
對我們搞文學的人來說，現在很長時期不提“受教育”這種話了。是的，這種話總令人聯想到“文革”而讓人感到嘔心。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人其實是經常不斷地在受著教育的。去一個新鮮的地方，到諸如中衛鐵合金廠這樣的企業進行采訪，和林曉方這樣的鄉鎮企業家談話，也應該說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參加創作這本集子的所有寧夏作家，不論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去之後與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認識上都有一定的提高。
這裏我要趁這本書出版的機會談談我這樣的一個觀點。現在，有許多人認為給企業工廠寫報告文學其實是“廣告文學”，以為是文學界的“墮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裏的人不屑動筆。我以為這是一種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學家去給企業工廠寫報告文學，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業家廠長“樹碑立傳”，和經濟界中的鄉鎮企業的興起一樣，也應看作是文學界中的一個新現象。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引入競爭機製以後，工廠企業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廠企業生命力的一部分；哪個工廠企業知名度高，哪個廠家的活力便強。很多人不知道，“廣告”不僅刺激買方市場而且會刺激賣方市場，也就是說不僅會爭取顧客而且會使廠家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廣告”不僅僅是單向性的而是雙向性的。所以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廣告上的錢達數百億美元不是沒有道理的，不是一種玩噱頭的無謂消耗。試想，“廣告”就有這樣大的作用，那麽報告文學呢？找相信，如中衛鐵合金廠這樣的廠家，林曉方這樣的廠長，作家給他們寫了報告文學後，他們隻會更加努力奮進，而不會躺在這幾篇作品上睡覺。榮譽，對絕大多數人起的畢竟是激奮作用。要不，國家就不會每年樹立這麽多勞模、開那麽多次慶功會了。
我們經常號召作家要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要到工農中間去，那對報告文學就不能另眼相看。相反，還應該大大鼓勵才對。我以為，現在隻有報告文學是與現實生活聯係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現實、社會效果最為明顯的文學體裁。我之非常樂意給這本集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於此。我希望寧夏作家協會今後仍不斷地組織本地作家到工廠農村去，寫出更多的這類作品來。
至於說到“樹碑立傳”的問題，那更是“文革”餘孽了。那時中國人似乎隻有一個人有資格立傳，卻忘記了“曆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這句常掛在嘴邊的老話。想想，我們的先人有何等氣魄。中國的二十四史其實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傳記構成的宏篇巨製。我們的祖先不但為好人立傳也為壞人立傳，因為他們理解壞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創造了曆史。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不過是新人創造的，為這些新人立傳有什麽可回避的呢？而且，現在的一篇報告文學又不是這些人的蓋棺論定。
美國的汽車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請作家給他們寫的傳記。他們的傳記不但風行西方，中國想向之學習的也大有人在。從激勵人，令人感奮這個角度講，活動在我們身邊的新人當然會更為直接些。所以我還在盼望著有更多的這類人物的傳記出現呢。
僅以此文感謝寧夏的作家們、編輯們和企業家們。
在采訪福州市洪山鄉“八五一”廠的過程中，我一麵找廠裏的幹部工人談話，一麵暗自慚愧。福州市洪山鄉人口僅僅兩萬有餘，然而一九八六年的生產總值已超過一個億。今年一九九一年更有兩億多了。我們寧夏，據說一九九○年的生產總值不過是三十多個億，一個省，四百多萬人，也就等於十五個洪山鄉。當然內地不能和沿海地區相比，但想到同是中國人，我們的貢獻實在也太低了點。
幸好，貢獻低的地區並不是普遍的貢獻都低；矮子裏麵畢竟有將軍。《火浴》這本報告文學集中所“報告”的中衛縣鐵合金廠，總算給人以安慰。這也是一家鄉鎮企業，一個小廠，而在一九九○年競創匯二百萬美元，名列自治區同類廠家的前茅。我雖無緣去這家鐵合金廠，但我參觀采訪過這類工廠，我可以想象到他們創業和經營之中的艱難遠遠要比國家都包下來的國營大中型企業更甚，恐怕不是這本薄薄的集於所能全麵反映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上首先值得稱道的新事物，一是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另一個就是由此而出現的鄉鎮企業了。一九九○年，全國鄉鎮企業的總產值已達三百多個億，在國民經濟中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於這類企業在所有製序列中所決定的社會地位，在資金、人才、原材料、能源、交通、銷售等等方麵都會遇上重重困難，用一句廣東話來說是“問題多多”。可是，也正是在“問題多多”中才會顯示出人才，也即人的能力。那真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了。中國的人際關係、世態，和中國人的心眼與才幹都達到了空前複雜及多變的程度，讓一些還來不及接受新事物的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
所以，我覺得搞創作的人跟蹤鄉鎮企業必定會有所收獲。而且，那本身也是感受新鮮事物的機會。我在寫洪山“八五一”廠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話：“至今，對社會主義是不是有優越性以及它的優越性究竟表現在哪裏，好像還有或明或暗的爭議。可是我想，盡管這種製度還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社會製度體現出什麽樣的社會現象最終總要取決於人。在適當的人手上，甚至一種社會缺陷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改革開放促使新人輩出並迅速成長，而又是這批新人首先感受到我們製度中尚存在的缺陷，所以說也是他們站在改革的最前列。在某種情況下，他們甚至能化腐朽為神奇，充分體現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哲學觀點。
這本集子中的文章還告訴我們，像中衛鐵合金廠廠長林曉方這類鄉鎮企業的領導，正由於他們是“泥腿子”出身，剛剛告別土地，所以他們似乎天生地就具有勤與儉的特性。同時，由於認識到自己的弱點，對文化知識的提高更有著很強烈的緊迫感。這種品質，我想不僅會激勵一般的工廠幹部，也會使長期坐辦公室的機關幹部受到振奮。
對我們搞文學的人來說，現在很長時期不提“受教育”這種話了。是的，這種話總令人聯想到“文革”而讓人感到嘔心。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人其實是經常不斷地在受著教育的。去一個新鮮的地方，到諸如中衛鐵合金廠這樣的企業進行采訪，和林曉方這樣的鄉鎮企業家談話，也應該說是一次“受教育”。我相信，參加創作這本集子的所有寧夏作家，不論是專業的還是業餘的，去之後與去之前必然不同，在思想認識上都有一定的提高。
這裏我要趁這本書出版的機會談談我這樣的一個觀點。現在，有許多人認為給企業工廠寫報告文學其實是“廣告文學”，以為是文學界的“墮落”，“圈子”以外的人嗤之以鼻，“圈子”裏的人不屑動筆。我以為這是一種不能接受新事物的心理反映。文學家去給企業工廠寫報告文學，替一些卓有成就的企業家廠長“樹碑立傳”，和經濟界中的鄉鎮企業的興起一樣，也應看作是文學界中的一個新現象。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引入競爭機製以後，工廠企業的知名度就成了工廠企業生命力的一部分；哪個工廠企業知名度高，哪個廠家的活力便強。很多人不知道，“廣告”不僅刺激買方市場而且會刺激賣方市場，也就是說不僅會爭取顧客而且會使廠家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廣告”不僅僅是單向性的而是雙向性的。所以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功莫大焉。西方世界每年用在廣告上的錢達數百億美元不是沒有道理的，不是一種玩噱頭的無謂消耗。試想，“廣告”就有這樣大的作用，那麽報告文學呢？找相信，如中衛鐵合金廠這樣的廠家，林曉方這樣的廠長，作家給他們寫了報告文學後，他們隻會更加努力奮進，而不會躺在這幾篇作品上睡覺。榮譽，對絕大多數人起的畢竟是激奮作用。要不，國家就不會每年樹立這麽多勞模、開那麽多次慶功會了。
我們經常號召作家要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要到工農中間去，那對報告文學就不能另眼相看。相反，還應該大大鼓勵才對。我以為，現在隻有報告文學是與現實生活聯係得最密切、最能直接反映現實、社會效果最為明顯的文學體裁。我之非常樂意給這本集子作序，部分原因也出於此。我希望寧夏作家協會今後仍不斷地組織本地作家到工廠農村去，寫出更多的這類作品來。
至於說到“樹碑立傳”的問題，那更是“文革”餘孽了。那時中國人似乎隻有一個人有資格立傳，卻忘記了“曆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這句常掛在嘴邊的老話。想想，我們的先人有何等氣魄。中國的二十四史其實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傳記構成的宏篇巨製。我們的祖先不但為好人立傳也為壞人立傳，因為他們理解壞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創造了曆史。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不過是新人創造的，為這些新人立傳有什麽可回避的呢？而且，現在的一篇報告文學又不是這些人的蓋棺論定。
美國的汽車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請作家給他們寫的傳記。他們的傳記不但風行西方，中國想向之學習的也大有人在。從激勵人，令人感奮這個角度講，活動在我們身邊的新人當然會更為直接些。所以我還在盼望著有更多的這類人物的傳記出現呢。
僅以此文感謝寧夏的作家們、編輯們和企業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