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的朋友們出版了“賀蘭山文學叢書”。現在，作家結集出版純文學著作實屬不易。鄭正來信說，“經費問題，編管費由我們（文聯）想方設法解決，印刷費由作家個人想辦法。”翻閱他寄來的書目，有小說、詩歌和散文，第一個感覺是內容豐富而且陣容整齊。隨後，首先推出的九卷的作者的音容笑貌就浮現在眼前，一個個帶著執著的追求。真的，九位作家我都認識，對劉嶽華我還不止一次向讀者介紹過。幾位朋友都不是專業作家，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辛，必須既為日常生計支出相當大的勞力，又為人生的愛好付出一份心血。今天，為了把自己的心血奉獻於世，還要“個人想辦法”，僅從這點來說，就令我肅然起敬。所以，這幾位朋友請我寫序，的確是賜給我的一份榮幸。
我覺得這部叢書的珍貴首先就在於這裏麵的每一部書都是作者執著追求的結晶，而不是“完成任務”的匯報。我國的專業作家製度，一向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表現，實際上這種製度和許多過去我們以為“優越”的製度一樣，已對中國的進步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麵，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眾緊密聯係的人，與人民群眾在分工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開來，另方麵，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創造性勞動變成上級賦予的任務。這樣，既有使作家們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險，又可能會令作家們對寫作產生一種職業性的厭煩。
“賀蘭山文學叢書”的作家們，全部都是從現實生活中艱難地跋涉過來的，而且今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們無所謂脫離生活、脫離群眾，他們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在人世間，直接感受著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讀者的精神要求。我以為後一點很重要。在市場經濟中，讀者的精神要求實際上就是文化市場的需求。現在有一些專業作家常抱怨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抱怨讀者對“嚴肅文學”失去了興趣，抱怨書店對文學類書籍的征訂達不到開印的數目；還有的專業作家好高騖遠，說他是為後一代或後幾代人而創作雲雲……他們還沒覺悟到是近幾年中國文學自身出了問題。在市場上，貨賣不出去，難道是顧客的責任？
作家們發出的抱怨，其實是一些作家脫離讀者、脫離生活、脫離現實需要的結果。毋須諱言，近幾年，中國文學已經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指引下那種意氣風發的勢頭。中國作家在批判極左路線、揭露過去的年代，從而為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等方麵都立過大功。那是一個多麽令人留戀的年代！人民群眾把作家當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幾乎每一篇作品的發表都家家傳誦，造成洛陽紙貴的效果，盡管那時有些作品在藝術上還不太成熟。今天，作家們的作品應該說在藝術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麽書卻難以賣出去呢？
石嘴山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但有誌於文學創作的人卻不少。我在一九八○年進入寧夏文藝界，可以說我是親眼看見收入“賀蘭山文學叢書”的作家們是怎樣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讀者忘記新時期文學，比如，某報刊登的一份向全國青年推薦“一百本好書”的書目，文學類中，新時期文學作品僅有三部：《輪椅上的夢》、《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紅飄帶》。我也承認這三部是“好書”，可是對極左路線及所謂“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說競榜上無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時期文學的最大意義又正在於茲。同時，被指定為“一百部愛國主義影片”向中小學生廣泛宣傳的電影中，除《周恩來》等幾部影片裏有一點點“文革”的痕跡，絕大多數影片都沒有反映出中國還有一段長達二十年的痛苦曆史，仿佛從“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國並不存在。可是，就在這種有人極力想抹殺新時期以來文學藝術成就的嚴峻情況下，在出書難、賣書也難的情況下，在一些專業作家已經脫離了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於新時期中成長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們，還孜孜不倦地、甘於寂寞地創作作品，還“個人想辦法”把自己的心血結集出版，奉獻給讀者，除了敬佩之外，我還能表示什麽情感呢？
中國通向現代化的路還很長、很長，石嘴山市的文友們要使全國讀者都承認他們的路也很長、很長。我在看著，我在等著……
我覺得這部叢書的珍貴首先就在於這裏麵的每一部書都是作者執著追求的結晶，而不是“完成任務”的匯報。我國的專業作家製度，一向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表現，實際上這種製度和許多過去我們以為“優越”的製度一樣，已對中國的進步起了很不利的作用。一方麵，它把最需要和人民群眾緊密聯係的人，與人民群眾在分工形式和分配形式上割裂開來，另方麵，又把最需要本人全身心投入的創造性勞動變成上級賦予的任務。這樣，既有使作家們生活素材枯竭的危險，又可能會令作家們對寫作產生一種職業性的厭煩。
“賀蘭山文學叢書”的作家們，全部都是從現實生活中艱難地跋涉過來的，而且今天仍在不停地跋涉。他們無所謂脫離生活、脫離群眾，他們本身就以普通人的身分生活在人世間，直接感受著一般人的酸甜苦辣，也最知道讀者的精神要求。我以為後一點很重要。在市場經濟中，讀者的精神要求實際上就是文化市場的需求。現在有一些專業作家常抱怨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抱怨讀者對“嚴肅文學”失去了興趣，抱怨書店對文學類書籍的征訂達不到開印的數目；還有的專業作家好高騖遠，說他是為後一代或後幾代人而創作雲雲……他們還沒覺悟到是近幾年中國文學自身出了問題。在市場上，貨賣不出去，難道是顧客的責任？
作家們發出的抱怨，其實是一些作家脫離讀者、脫離生活、脫離現實需要的結果。毋須諱言，近幾年，中國文學已經失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指引下那種意氣風發的勢頭。中國作家在批判極左路線、揭露過去的年代，從而為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等方麵都立過大功。那是一個多麽令人留戀的年代！人民群眾把作家當做自己政治上、感情上和理想上的代言人，幾乎每一篇作品的發表都家家傳誦，造成洛陽紙貴的效果，盡管那時有些作品在藝術上還不太成熟。今天，作家們的作品應該說在藝術上有很大的提高，而相反，怎麽書卻難以賣出去呢？
石嘴山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城市，但有誌於文學創作的人卻不少。我在一九八○年進入寧夏文藝界，可以說我是親眼看見收入“賀蘭山文學叢書”的作家們是怎樣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讀者忘記新時期文學，比如，某報刊登的一份向全國青年推薦“一百本好書”的書目，文學類中，新時期文學作品僅有三部：《輪椅上的夢》、《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紅飄帶》。我也承認這三部是“好書”，可是對極左路線及所謂“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說競榜上無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時期文學的最大意義又正在於茲。同時，被指定為“一百部愛國主義影片”向中小學生廣泛宣傳的電影中，除《周恩來》等幾部影片裏有一點點“文革”的痕跡，絕大多數影片都沒有反映出中國還有一段長達二十年的痛苦曆史，仿佛從“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國並不存在。可是，就在這種有人極力想抹殺新時期以來文學藝術成就的嚴峻情況下，在出書難、賣書也難的情況下，在一些專業作家已經脫離了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於新時期中成長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們，還孜孜不倦地、甘於寂寞地創作作品，還“個人想辦法”把自己的心血結集出版，奉獻給讀者，除了敬佩之外，我還能表示什麽情感呢？
中國通向現代化的路還很長、很長，石嘴山市的文友們要使全國讀者都承認他們的路也很長、很長。我在看著，我在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