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可以這樣說，寫作、辦企業都是我的副業，正業是我這一生的經曆。我給附近的農民提供5萬至8萬個就業機會，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飯。我當作家時，不可能有50萬人都看過我的作品，但現在每年卻會有50萬人來看我的鎮北堡西部影城。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感覺上天對我不薄，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千千萬萬人死掉了，千千萬萬個活下來的人中，也沒幾個達到了我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上天對我的眷顧。現在，我覺得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擁有更多的豐富的人生感受和經曆。我的人生經曆其實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我曾經在小說裏寫過，我感謝命運或者是上帝給了我這麽一個豐富的人生經曆，我死而無憾。
歲月剪影：
1950年代初讀中學時，我開始文學創作，1955年來到寧夏，任文化教員。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在《延河》雜誌上發表詩歌《大風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賀蘭縣西湖農場和銀川市郊的南梁農場勞動改造達20餘年。1979年徹底平反恢複名譽，重新執筆。代表作有：《靈與肉》、《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以及長篇文學性政論隨筆《小說中國》。
1993年初，作為文化人創辦華夏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如今，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下屬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已成為寧夏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旅遊景點。
在鎮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時很難分辨是演戲還是生活：一邊有劇組扛著攝像機在拍戲，一邊是穿上戲裝的遊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標語和“來時是遊客，走時成明星”的廣告語掛在城堡外的廣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話西遊》中唐僧受難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間，有一座與整片荒漠混為一體的黃土堆砌的二層小樓。外院是影視城辦公室，內院是私宅。正房門前的一塊匾上醒目地寫著：安心福地。這是我辦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在這裏已經有16年了。
時下大家關心的生活與問題:
有記者提到，你寫的小說越來越少了，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青春期》，你已經有10年沒有長篇小說了。
事實上，我已經寫好了一部關於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長篇小說，一直放著反複在改。說實話，我挺擔心以前的那些讀者會對我有過高的期望值，這部小說發表出版會讓他們失望，因為現在的讀者的趣味已經被電影、電視劇改變了，他們能夠安靜地坐下來看一部和現實無關的小說嗎？現在的文學評論也有問題，不夠寬容，評論家不讀小說，不關心小說的思想、主題，隨便翻翻可以寫一大篇評論來，另外一種就是罵派批評，動不動就語出驚人，抱著找不是的態度寫文章，還有人身攻擊，太極端了。所以我不急於發表作品。
中國文學後起的一代，比我們年輕的，他們已經創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對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壇上繼續引起關注，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一個作家沒有發表東西，不代表著他不在寫作。現在寫東西，時間不是問題，自我挑戰才是最大的問題，《亞洲周刊》評選20世紀100位優秀作家有我一個，100本優秀小說也有我的作品。我經曆了那麽多的滄桑，所以我寫小說不再對故事、情節感興趣，而是對人的命運、對人的生命現象感興趣，而這個東西是適合寫哲學論文的，很難把它寫成小說，我的困難就在這個地方。我現在要超越這些作品有困難。
我的小說，萬變不離其宗。我一直在想，我們總在提社會進步、人類進步。而一個人的靈魂，就是一個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體上，不管時代、環境怎麽變化，它的內在其實是沒有變化的，人與人的關係，在社會裏的沉浮，他的行為、個性、性格、為人處事是沒有什麽變化的。
在這個思考的背後，我講述的是一個時間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這個年紀，經曆過這麽多的事情，寫這種東西比較適合，對生活命運都有了一些體驗。在小說裏我一直在關注著這個變化中的社會，關心著人的命運。
我相信命運，我的命運決定了我能寫出什麽樣的東西，寫到什麽程度。另外我認為，偉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時間。10年過去了，與我同時在文壇上競技的同輩人也沒有看到他們寫出偉大的作品。
又有記者問：你在2005年1期《收獲》專欄《親曆曆史》中發表的《美麗》，又是講述一個“文革”的故事，過去了那麽多年，你為什麽一直在講述這個主題？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主題，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無論是此前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還是《青春期》，都籠罩和糾纏在這樣的記憶中。
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革”結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態上這樣的陰影並沒有消除，我們沒有來得及對這場革命給人心靈造成的傷害、摧殘進行清理，甚至，我們都忘記了這沉重的一頁，我們經曆的一切被遺忘了。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爭。我寫作完全是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艱難歲月，和那時中華民族經濟接近於崩潰邊緣的狀態，在小說裏表現出來，為的就是不讓那段歲月再重演。我們經曆過什麽，我們走過什麽樣的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那十幾年裏，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寶貴部分，它影響我一生，也影響到我的家庭，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我怎麽可能忘記這些經曆呢？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曆史有所認識，那我將非常高興。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為什麽不買日貨這篇文章是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背景下寫的，我寫這篇文章也是有感於現在的人對曆史的遺忘，我在文章裏發表了這樣激憤之辭，但是後來我發現很難做到這一點。現在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個國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過我總是想強調我那篇文章的後記裏的猶太人的一句寓言：“斧頭被發明以後，森林害怕得發抖。神對森林說：隻要你不給他提供柄，他便不能傷害你”。因為成長的環境和曆史、文化原因，我們這一代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社會和政治都會影響到你，然後它成為你生命裏的一部分。
中國文學現在已進入一個很正常的狀態，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文學曾在中國社會中占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為中國人包括中國文學被壓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彈，聰明人都在搞文學。那時候中國文學擔當了一個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為這個先鋒隊中的一員。後來社會出現了其他機會，他們就去忙別的去了，我們現在說文學進入了邊緣化，不如說中國作家都需要這樣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
接下來談談我的經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後，全國掀起了辦三產的熱潮。寧夏文聯也不例外，我是寧夏文聯主席，文聯沒有錢，想把一座大樓押給銀行，可這座大樓是國家的財產。那怎麽辦呢？我作為主席，又是寧夏文聯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創辦企業，那我隻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譯作來抵押。他們給我付了版稅，外匯存單拿到銀行去抵押，這就是資金的來源。
後來我們辦了這個現在我所經營和管理的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1994年，黨中央又有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和第三產業脫鉤的文件。我脫鉤後就成了民間企業家。這正是我非常困難的時候，一個實體剛剛開始起步是不會有利潤的，全部的債務都壓在我身上，這也就是我為什麽全力以赴要去辦企業的原因。如果我不辦企業的話，我就破產了。因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銀行。為了還貸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麵。
當時這個公司號稱有93萬資產，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隻有78萬，我占了其中50萬，擁有絕對控股權。經過苦心經營，很快影視城就發展起來了，到了1995年，已經還清全部貸款，開始贏利。
說起來，發現這個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從寧夏賀蘭縣的一個農場釋放出來，轉入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當工人。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趕集去買鹽。同事告訴我說附近有個集市在鎮北堡。我就去那裏買鹽。我看見這個城堡的時候，它周圍是一片荒野，沒有任何建築物，一棵大樹都沒有。一片荒灘上突然聳立這麽兩個古堡的廢墟，在早上的太陽照耀下，給人的感覺是從地底下生長出來的，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震撼。
一進入這個鎮北堡裏麵，居然熙熙攘攘的，還是個小集鎮，我馬上就聯想起好萊塢拍中東電影的場麵。我覺得很有審美價值，後來我才知道它實際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邊防戍寨，後來我就把鎮北堡寫進了小說《綠化樹》裏。
再後來辦企業，文聯辦企業總得和文化沾點邊，我就想起了這個鎮北堡。
這裏的第一部電影是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攝影師是張藝謀。那時張藝謀默默無聞。我剛剛平反，從勞改隊裏放出來。張軍釗、張藝謀他們為了取景，一路找到寧夏來，找到了當地的文化機關，文化機關也不清楚有什麽合適的地方，就來找我。我剛從農村回到城市，知道有這麽一個地方，就叫文聯的人帶他們去。
第二部電影是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我就把謝晉給領來了，他一看特別滿意，當時就決定在鎮北堡拍戲。謝晉也非常欣賞鎮北堡特殊的韻味，12年後的1993年，他又將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電影，又來到鎮北堡。
鎮北堡給張藝謀留下了強烈的印像，所以幾年後，他拍《紅高粱》的時候，又來了鎮北堡。在《紅高粱》殺青那天，將自己的一雙膠鞋埋入鎮北堡的土地下，並且發誓說，如果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將永遠不再走電影這條路。《紅高粱》在中國上映後，不但獲得多項大獎，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獎，張藝謀就這樣一炮紅了。
後來吳天明準備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過來，但是他最終沒有拍，而是由黃建新拍了。滕文驥到鎮北堡拍攝《黃河謠》，陳凱歌來這裏拍攝《邊走邊唱》。一部部電影拍了出來，鎮北堡也在電影界有了名氣，在電影人圈內一個一個地傳開來了。來拍電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問我，你能夠在小說裏對《資本論》分析得頭頭是道，所以經營對你不是問題。
我覺得，經營管理不成問題，我學《資本論》必須要搞清楚這點。我在當“右派”的22年中熟讀了《資本論》，它無形中練就了我具有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處事態度，使我往往有一點前瞻性。《資本論》在今天已經不是一部時尚讀物，可是我要說，它仍然是一部能夠指導我們怎樣建設市場經濟的必讀書。我“下海”後便自覺地盡可能按照這部書裏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在“知識產權”的概念在中國還不廣為人知的時候，我要恢複在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的著名影片的場景，將它們轉化為旅遊商品之前，就主動付給影片場景設計者一筆不小的費用，以取得利用它們的權利。設計者那時還很驚異甚至不敢接收，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擁有一種叫“知識產權”的東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識產權費，我將花數十倍上百倍的費用。
另外，首先必須要建立一種公正的雇傭勞動關係，是在市場經濟下運行的勞資關係。我對我手下的員工首先是把他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給予適當的報酬，現在我已經給他們同行業在銀川最高的工資。我把這叫做分享，而不是剝削。
以前向劇組收錢就很少，現在劇組來拍戲是不交錢的，以此吸引劇組。我和他們簽約時就說好，他們在這兒拍戲，我會維持好秩序，但必須允許遊客參觀。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戲也會有遊客。
電影電視拍攝後留下的場景道具還可以迅速轉化為旅遊資源。我的小說《青春期》裏有一段話，在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也說過：“要在市場取得個人的巨大成功，必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劇組需要什麽，遊客要求什麽，我們都必須做到，這是成功的保證。現在我為劇組提供水、電、群眾演員、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價，這麽低廉的價格是全國所沒有的。即使以後不拍戲了，我仍有足夠的景觀和影視娛樂資源可以讓遊客過一把明星癮。
這樣的城堡當時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處，現存200多處。寧夏還有比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們都默默無聞。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以後，我向劇組收場租費的50%要交給當地的文管部門。隨著影城的名氣越來越大，我們的門票也是越來越高，從5塊漲到現在的40塊。
在我十幾年的經營裏，困難不是來自於經營，而是其他運作過程中與各方麵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麽解決這些問題呢？
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他們就不會在一起，是由我來決定主人公的命運。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所以你必須在別人操縱的時候要學會反操縱。靠什麽呢，靠法律和勇敢。還有政府上的支持，銀川和寧夏的領導對我還比較關照。
相對權力來說，其他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現在最麻煩的是土地問題，沒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權，都11年了，都已經成了一個中外知名的影視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屬於一個農場的，農場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個大股東。但是裏麵實際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來說它又是屬於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個使用者要伺候三個主人，你說累不累？對農場來說，它已經不可能回去種樹了。而文物單位也看到，靠這個影視城，它所謂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現在我跟三個單位都還在周旋，但下麵的問題解決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問題。我向農場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費50元／畝，國有企業是沒有這一項的。第二，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有新文件，文物保護單位不能向被保護單位收費，但我逢年過節會感謝他們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給一些公益性捐助，隻要我活著我就會一直給他們。我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和生產條件，他們原來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給他們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電。一年還要給這22戶幾萬塊錢，公益性的，不是每戶，所有都交給隊長。
市場經濟是分割經濟，給他一點利益不就行了嗎？最後就周旋過去了。所以在中國搞民營隻能曲線前進。
有人問，從以前的文人到現在的商人，你喜歡哪種活法？
我認為，經商讓我的生活充實了很多，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最好的深入市場經濟方式莫過於創辦經營一個企業，這讓我對於社會體製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專業作家的時候接觸社會更密切，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再寫東西就是寫影視城、寫商業，而是通過這個對人生感悟越來越多，讓小說的細節豐富。我的書不會變成寫市場經濟大潮，仍然會是寫體驗人生命運感的故事。這樣比我整天什麽都不幹隻坐在書齋裏更感性。
可以這樣說，寫作、辦企業都是我的副業，正業是我這一生的經曆。我給附近的農民提供5萬至8萬個就業機會，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飯。我當作家時，不可能有50萬人都看過我的作品，但現在每年卻會有50萬人來看我的鎮北堡西部影城。
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感覺上天對我不薄，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千千萬萬人死掉了，千千萬萬個活下來的人中，也沒幾個達到了我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上天對我的眷顧。
現在，我覺得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擁有更多的豐富的人生感受和經曆。我的人生經曆其實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我曾經在小說裏寫過，我感謝命運或者是上帝給了我這麽一個豐富的人生經曆，我死而無憾。
歲月剪影：
1950年代初讀中學時，我開始文學創作，1955年來到寧夏，任文化教員。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在《延河》雜誌上發表詩歌《大風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賀蘭縣西湖農場和銀川市郊的南梁農場勞動改造達20餘年。1979年徹底平反恢複名譽，重新執筆。代表作有：《靈與肉》、《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以及長篇文學性政論隨筆《小說中國》。
1993年初，作為文化人創辦華夏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如今，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下屬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已成為寧夏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旅遊景點。
在鎮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時很難分辨是演戲還是生活：一邊有劇組扛著攝像機在拍戲，一邊是穿上戲裝的遊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國電影從這裏走向世界”的標語和“來時是遊客，走時成明星”的廣告語掛在城堡外的廣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話西遊》中唐僧受難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間，有一座與整片荒漠混為一體的黃土堆砌的二層小樓。外院是影視城辦公室，內院是私宅。正房門前的一塊匾上醒目地寫著：安心福地。這是我辦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在這裏已經有16年了。
時下大家關心的生活與問題:
有記者提到，你寫的小說越來越少了，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青春期》，你已經有10年沒有長篇小說了。
事實上，我已經寫好了一部關於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長篇小說，一直放著反複在改。說實話，我挺擔心以前的那些讀者會對我有過高的期望值，這部小說發表出版會讓他們失望，因為現在的讀者的趣味已經被電影、電視劇改變了，他們能夠安靜地坐下來看一部和現實無關的小說嗎？現在的文學評論也有問題，不夠寬容，評論家不讀小說，不關心小說的思想、主題，隨便翻翻可以寫一大篇評論來，另外一種就是罵派批評，動不動就語出驚人，抱著找不是的態度寫文章，還有人身攻擊，太極端了。所以我不急於發表作品。
中國文學後起的一代，比我們年輕的，他們已經創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對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壇上繼續引起關注，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一個作家沒有發表東西，不代表著他不在寫作。現在寫東西，時間不是問題，自我挑戰才是最大的問題，《亞洲周刊》評選20世紀100位優秀作家有我一個，100本優秀小說也有我的作品。我經曆了那麽多的滄桑，所以我寫小說不再對故事、情節感興趣，而是對人的命運、對人的生命現象感興趣，而這個東西是適合寫哲學論文的，很難把它寫成小說，我的困難就在這個地方。我現在要超越這些作品有困難。
我的小說，萬變不離其宗。我一直在想，我們總在提社會進步、人類進步。而一個人的靈魂，就是一個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體上，不管時代、環境怎麽變化，它的內在其實是沒有變化的，人與人的關係，在社會裏的沉浮，他的行為、個性、性格、為人處事是沒有什麽變化的。
在這個思考的背後，我講述的是一個時間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這個年紀，經曆過這麽多的事情，寫這種東西比較適合，對生活命運都有了一些體驗。在小說裏我一直在關注著這個變化中的社會，關心著人的命運。
我相信命運，我的命運決定了我能寫出什麽樣的東西，寫到什麽程度。另外我認為，偉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時間。10年過去了，與我同時在文壇上競技的同輩人也沒有看到他們寫出偉大的作品。
又有記者問：你在2005年1期《收獲》專欄《親曆曆史》中發表的《美麗》，又是講述一個“文革”的故事，過去了那麽多年，你為什麽一直在講述這個主題？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主題，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無論是此前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還是《青春期》，都籠罩和糾纏在這樣的記憶中。
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革”結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態上這樣的陰影並沒有消除，我們沒有來得及對這場革命給人心靈造成的傷害、摧殘進行清理，甚至，我們都忘記了這沉重的一頁，我們經曆的一切被遺忘了。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爭。我寫作完全是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艱難歲月，和那時中華民族經濟接近於崩潰邊緣的狀態，在小說裏表現出來，為的就是不讓那段歲月再重演。我們經曆過什麽，我們走過什麽樣的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那十幾年裏，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寶貴部分，它影響我一生，也影響到我的家庭，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我怎麽可能忘記這些經曆呢？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曆史有所認識，那我將非常高興。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為什麽不買日貨這篇文章是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背景下寫的，我寫這篇文章也是有感於現在的人對曆史的遺忘，我在文章裏發表了這樣激憤之辭，但是後來我發現很難做到這一點。現在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個國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過我總是想強調我那篇文章的後記裏的猶太人的一句寓言：“斧頭被發明以後，森林害怕得發抖。神對森林說：隻要你不給他提供柄，他便不能傷害你”。因為成長的環境和曆史、文化原因，我們這一代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社會和政治都會影響到你，然後它成為你生命裏的一部分。
中國文學現在已進入一個很正常的狀態，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文學曾在中國社會中占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為中國人包括中國文學被壓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彈，聰明人都在搞文學。那時候中國文學擔當了一個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為這個先鋒隊中的一員。後來社會出現了其他機會，他們就去忙別的去了，我們現在說文學進入了邊緣化，不如說中國作家都需要這樣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
接下來談談我的經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後，全國掀起了辦三產的熱潮。寧夏文聯也不例外，我是寧夏文聯主席，文聯沒有錢，想把一座大樓押給銀行，可這座大樓是國家的財產。那怎麽辦呢？我作為主席，又是寧夏文聯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創辦企業，那我隻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譯作來抵押。他們給我付了版稅，外匯存單拿到銀行去抵押，這就是資金的來源。
後來我們辦了這個現在我所經營和管理的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1994年，黨中央又有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和第三產業脫鉤的文件。我脫鉤後就成了民間企業家。這正是我非常困難的時候，一個實體剛剛開始起步是不會有利潤的，全部的債務都壓在我身上，這也就是我為什麽全力以赴要去辦企業的原因。如果我不辦企業的話，我就破產了。因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銀行。為了還貸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麵。
當時這個公司號稱有93萬資產，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隻有78萬，我占了其中50萬，擁有絕對控股權。經過苦心經營，很快影視城就發展起來了，到了1995年，已經還清全部貸款，開始贏利。
說起來，發現這個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從寧夏賀蘭縣的一個農場釋放出來，轉入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當工人。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趕集去買鹽。同事告訴我說附近有個集市在鎮北堡。我就去那裏買鹽。我看見這個城堡的時候，它周圍是一片荒野，沒有任何建築物，一棵大樹都沒有。一片荒灘上突然聳立這麽兩個古堡的廢墟，在早上的太陽照耀下，給人的感覺是從地底下生長出來的，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震撼。
一進入這個鎮北堡裏麵，居然熙熙攘攘的，還是個小集鎮，我馬上就聯想起好萊塢拍中東電影的場麵。我覺得很有審美價值，後來我才知道它實際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邊防戍寨，後來我就把鎮北堡寫進了小說《綠化樹》裏。
再後來辦企業，文聯辦企業總得和文化沾點邊，我就想起了這個鎮北堡。
這裏的第一部電影是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攝影師是張藝謀。那時張藝謀默默無聞。我剛剛平反，從勞改隊裏放出來。張軍釗、張藝謀他們為了取景，一路找到寧夏來，找到了當地的文化機關，文化機關也不清楚有什麽合適的地方，就來找我。我剛從農村回到城市，知道有這麽一個地方，就叫文聯的人帶他們去。
第二部電影是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我就把謝晉給領來了，他一看特別滿意，當時就決定在鎮北堡拍戲。謝晉也非常欣賞鎮北堡特殊的韻味，12年後的1993年，他又將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拍成電影，又來到鎮北堡。
鎮北堡給張藝謀留下了強烈的印像，所以幾年後，他拍《紅高粱》的時候，又來了鎮北堡。在《紅高粱》殺青那天，將自己的一雙膠鞋埋入鎮北堡的土地下，並且發誓說，如果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將永遠不再走電影這條路。《紅高粱》在中國上映後，不但獲得多項大獎，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獎，張藝謀就這樣一炮紅了。
後來吳天明準備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過來，但是他最終沒有拍，而是由黃建新拍了。滕文驥到鎮北堡拍攝《黃河謠》，陳凱歌來這裏拍攝《邊走邊唱》。一部部電影拍了出來，鎮北堡也在電影界有了名氣，在電影人圈內一個一個地傳開來了。來拍電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問我，你能夠在小說裏對《資本論》分析得頭頭是道，所以經營對你不是問題。
我覺得，經營管理不成問題，我學《資本論》必須要搞清楚這點。我在當“右派”的22年中熟讀了《資本論》，它無形中練就了我具有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處事態度，使我往往有一點前瞻性。《資本論》在今天已經不是一部時尚讀物，可是我要說，它仍然是一部能夠指導我們怎樣建設市場經濟的必讀書。我“下海”後便自覺地盡可能按照這部書裏通行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在“知識產權”的概念在中國還不廣為人知的時候，我要恢複在鎮北堡西部影城拍攝的著名影片的場景，將它們轉化為旅遊商品之前，就主動付給影片場景設計者一筆不小的費用，以取得利用它們的權利。設計者那時還很驚異甚至不敢接收，他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擁有一種叫“知識產權”的東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識產權費，我將花數十倍上百倍的費用。
另外，首先必須要建立一種公正的雇傭勞動關係，是在市場經濟下運行的勞資關係。我對我手下的員工首先是把他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給予適當的報酬，現在我已經給他們同行業在銀川最高的工資。我把這叫做分享，而不是剝削。
以前向劇組收錢就很少，現在劇組來拍戲是不交錢的，以此吸引劇組。我和他們簽約時就說好，他們在這兒拍戲，我會維持好秩序，但必須允許遊客參觀。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戲也會有遊客。
電影電視拍攝後留下的場景道具還可以迅速轉化為旅遊資源。我的小說《青春期》裏有一段話，在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也說過：“要在市場取得個人的巨大成功，必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劇組需要什麽，遊客要求什麽，我們都必須做到，這是成功的保證。現在我為劇組提供水、電、群眾演員、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價，這麽低廉的價格是全國所沒有的。即使以後不拍戲了，我仍有足夠的景觀和影視娛樂資源可以讓遊客過一把明星癮。
這樣的城堡當時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處，現存200多處。寧夏還有比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們都默默無聞。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以後，我向劇組收場租費的50%要交給當地的文管部門。隨著影城的名氣越來越大，我們的門票也是越來越高，從5塊漲到現在的40塊。
在我十幾年的經營裏，困難不是來自於經營，而是其他運作過程中與各方麵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麽解決這些問題呢？
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他們就不會在一起，是由我來決定主人公的命運。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所以你必須在別人操縱的時候要學會反操縱。靠什麽呢，靠法律和勇敢。還有政府上的支持，銀川和寧夏的領導對我還比較關照。
相對權力來說，其他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現在最麻煩的是土地問題，沒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權，都11年了，都已經成了一個中外知名的影視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屬於一個農場的，農場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個大股東。但是裏麵實際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來說它又是屬於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個使用者要伺候三個主人，你說累不累？對農場來說，它已經不可能回去種樹了。而文物單位也看到，靠這個影視城，它所謂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現在我跟三個單位都還在周旋，但下麵的問題解決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問題。我向農場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費50元／畝，國有企業是沒有這一項的。第二，文物保護單位。現在有新文件，文物保護單位不能向被保護單位收費，但我逢年過節會感謝他們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給一些公益性捐助，隻要我活著我就會一直給他們。我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和生產條件，他們原來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給他們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電。一年還要給這22戶幾萬塊錢，公益性的，不是每戶，所有都交給隊長。
市場經濟是分割經濟，給他一點利益不就行了嗎？最後就周旋過去了。所以在中國搞民營隻能曲線前進。
有人問，從以前的文人到現在的商人，你喜歡哪種活法？
我認為，經商讓我的生活充實了很多，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最好的深入市場經濟方式莫過於創辦經營一個企業，這讓我對於社會體製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專業作家的時候接觸社會更密切，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再寫東西就是寫影視城、寫商業，而是通過這個對人生感悟越來越多，讓小說的細節豐富。我的書不會變成寫市場經濟大潮，仍然會是寫體驗人生命運感的故事。這樣比我整天什麽都不幹隻坐在書齋裏更感性。
可以這樣說，寫作、辦企業都是我的副業，正業是我這一生的經曆。我給附近的農民提供5萬至8萬個就業機會，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飯。我當作家時，不可能有50萬人都看過我的作品，但現在每年卻會有50萬人來看我的鎮北堡西部影城。
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我感覺上天對我不薄，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千千萬萬人死掉了，千千萬萬個活下來的人中，也沒幾個達到了我今天的成就，這些都是上天對我的眷顧。
現在，我覺得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擁有更多的豐富的人生感受和經曆。我的人生經曆其實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說。我曾經在小說裏寫過，我感謝命運或者是上帝給了我這麽一個豐富的人生經曆，我死而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