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塞上：稅務的風采》
今年七月，寧夏作家協會組織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無聞的稅務戰線采訪，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結集成這部厚重的報告文學專集。因我個人為了更深入地取得現實生活感受而親身參與了市場經濟建設，“下海”辦了四個公司，又接待了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所改編的《老人與狗》攝製組，出了兩次國，還正趕寫一部長篇小說，所以沒能和寧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稅務戰線去體驗稅務工作者的艱辛，無緣認識很多應該認識的朋友，沒有領略到“塞上稅務的風采”，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於是，編者督促我為此書寫篇序，以彌補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說，如在過去，這篇序文在我來說也就是一篇應酬文章，說幾句好聽的話交差而已。但自我這一年裏在市場經濟中真正摸爬滾打後，卻有許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現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稅務工作者馬上就產生一種疏離感，“敬鬼神而遠之”。找在準備辦公司的時候，很多人都勸我別辦，說“光是稅務上的人你就應付不了！”仿佛稅務工作者乃商人之對頭。本來，漢語中“討厭”一詞，仔細分析：你向人“討”，人家當然就“厭”，“討厭”、“討厭”，“討”與“厭”總連在一起；反義詞“得意”也是可這樣解釋：他“得”到了東西便樂“意”了。所以我以為，即使不出於別的什麽社會意義，僅為了給稅務工作者“正名”，就應該出版這本書。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還真沒有碰到過一個“討厭”的稅務工作者，相反，我的四個公司如沒有稅務工作者的支持與理解，便不會有今天的平穩發展。就拿“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說吧。銀川近郊的鎮北堡，原是兩座古堡的廢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遊牧點。經我介紹，被電影導演看上後，竟連續在這裏攝製了十五部電影，《紅高粱》、《黃河謠》還獲得了國際大獎，也是中國電影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頭次獲得如此高級別的國際性電影獎。我們可以說，中國電影就是在鎮北堡走向世界的。但電影拍完後，附近的老鄉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蓋羊圈。當地林草試驗場的場長袁進琳同誌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經發揮的文化作用利用起來，他的目的是以旅遊業帶動一方經濟，我也認為如果設計得當，則可提高寧夏在國內外的知名度，並讓寧夏人參觀後，能體會到人家電影導演在如此荒涼破舊的地方，都能化腐朽為神奇，搞出轟動世界的名堂，我們還有什麽不能做的呢？從而加強寧夏人對家鄉的熱愛和建設家鄉的信心。於是我們與農建委、寧夏日報社、寧夏律師事務所、銀川晚報社、寧夏電視台等單位合作，很快地把鎮北堡電影基地建設了起來。而這個項目，明顯的是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間接經濟效益又大於直接經濟效益的項目。嚴格說來，這應是寧夏的一個重要的文化設施，就和公園、展覽館等相同。電影基地能夠維持自己的各項開支，不需國家補貼就不錯了。在試營業後我們立即就發現了這種特點。怎麽辦？公司的財務主任杜春林同誌試著向稅務部門打了個報告，說明了公司的性質與收入情況，要求免稅。老實說，當時我並不抱多大希望。可沒想到，稅務部門馬上就批準鎮北堡電影基地可以免稅，還把已繳的稅款退了回來。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們在永寧望遠還辦了個生產天門冬銨酸、丙銨酸及其係列副產品的工廠，名曰“輝煌生物化學製品公司”。產品是屬於高科技的新產品，按規定可以在一個時期內享受免稅，我們原以為申請免稅一定會被稅務人員刁難。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稅務人員很理解高新科技產品對偏遠地區的寧夏經濟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書中有描寫銀川和永寧兩地稅務工作者的報告文學作品頗感欣慰，我以親身的感受知道有關他們的作品是完全真實的。
當前以及今後很長一段曆史時期，經濟建設是我們一切事業的中心。稅務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來。在過去計劃經濟的社會形態中，一般人和稅務極少打交道。所謂納稅，也是把國家這個口袋的錢放到那個口袋裏去罷了。現在不同了，幾乎每個老百姓都與納稅有關係，比如所得稅，不論任何人，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便須納稅。而稅務部門絕不同於銀行，他隻會向人要錢不會給人錢，這樣，惹人“討厭”的問題就產生了。
從曆史上看，中國老百姓一貫具有尊重賦稅，按時納糧的好傳統。民間諺語早有“誰當皇上給誰納糧”，“繳了田賦，皇帝老兒也管不著”這些話。說明中國老百姓自古就認識納稅交賦是每個臣民的義務；土農工商，皆把納稅交賦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納稅交賦之後，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亂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國人民的道德素質和義務、信譽等等觀念。如果說，我所辦的四個公司目前有點問題的話，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對方及我曾經用過的人毫無義務和信譽觀念造成的。
市場經濟，必須在人與人完全平等，嚴格按照法律和義務辦事的基礎上才能良性運轉，這裏麵當然包括按時納稅和按時還款等等公民義務和負債人義務。在我辦公司初期，由於我經驗不足和輕信他人，借出去了兩筆錢達二十萬之多——一家餐館，一家電子廣告中心，直到我寫此序的今天，還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來。向我借錢的時候恨不得叫我爺爺，現在我不但成了孫子，並且也成了“討厭”的人。我有這樣的切身體會，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稅務工作者的艱難。我曾到過很多西方國家，的確，從現象上看，西方人比我們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卻普遍敬畏兩種人——警察和稅務官。外國電影電視劇中就常會出現這種場麵，這裏就不一一舉例了。一個蠻不講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殺任何人，可是一見警察和稅務官就馬上畢恭畢敬，你說怪不怪？要是我向他們介紹中國還有不少人不聽警察和稅務官的，把上門收稅的稅務官打個半死的事情，外國人一定會羨慕我們的“自由”羨慕得要死。
然而，他們的民主也正寓含於其中。在西方國家，隻要是一個“納稅人”，他便敢於批評任何一級官員，包括總統；他便有權要求任何一級政府為他做抓貓捉狗、四處去尋找他丟失的寵物這類雜事，政府官員抓不到或抓得慢一點，他還會去法院控告官員。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具有比西方更廣泛的民主，更完備的法治。現在，思想界、學術界、政府、人大、政協等等，都在積極討論如何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建設，我們社會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個人以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個人都應做個好納稅人。
由於沒有讀完本書收集的全部文章，隻能憑感想寫出上麵的文字。據我所知，為稅務工作者寫報告文學，並且出版了專集的，可能我們寧夏在全國算是領先的。因而我要為寧夏作家協會辦的這件事叫聲：
好！
今年七月，寧夏作家協會組織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無聞的稅務戰線采訪，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結集成這部厚重的報告文學專集。因我個人為了更深入地取得現實生活感受而親身參與了市場經濟建設，“下海”辦了四個公司，又接待了謝晉根據我的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所改編的《老人與狗》攝製組，出了兩次國，還正趕寫一部長篇小說，所以沒能和寧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稅務戰線去體驗稅務工作者的艱辛，無緣認識很多應該認識的朋友，沒有領略到“塞上稅務的風采”，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於是，編者督促我為此書寫篇序，以彌補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說，如在過去，這篇序文在我來說也就是一篇應酬文章，說幾句好聽的話交差而已。但自我這一年裏在市場經濟中真正摸爬滾打後，卻有許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現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稅務工作者馬上就產生一種疏離感，“敬鬼神而遠之”。找在準備辦公司的時候，很多人都勸我別辦，說“光是稅務上的人你就應付不了！”仿佛稅務工作者乃商人之對頭。本來，漢語中“討厭”一詞，仔細分析：你向人“討”，人家當然就“厭”，“討厭”、“討厭”，“討”與“厭”總連在一起；反義詞“得意”也是可這樣解釋：他“得”到了東西便樂“意”了。所以我以為，即使不出於別的什麽社會意義，僅為了給稅務工作者“正名”，就應該出版這本書。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還真沒有碰到過一個“討厭”的稅務工作者，相反，我的四個公司如沒有稅務工作者的支持與理解，便不會有今天的平穩發展。就拿“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說吧。銀川近郊的鎮北堡，原是兩座古堡的廢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遊牧點。經我介紹，被電影導演看上後，竟連續在這裏攝製了十五部電影，《紅高粱》、《黃河謠》還獲得了國際大獎，也是中國電影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頭次獲得如此高級別的國際性電影獎。我們可以說，中國電影就是在鎮北堡走向世界的。但電影拍完後，附近的老鄉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蓋羊圈。當地林草試驗場的場長袁進琳同誌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經發揮的文化作用利用起來，他的目的是以旅遊業帶動一方經濟，我也認為如果設計得當，則可提高寧夏在國內外的知名度，並讓寧夏人參觀後，能體會到人家電影導演在如此荒涼破舊的地方，都能化腐朽為神奇，搞出轟動世界的名堂，我們還有什麽不能做的呢？從而加強寧夏人對家鄉的熱愛和建設家鄉的信心。於是我們與農建委、寧夏日報社、寧夏律師事務所、銀川晚報社、寧夏電視台等單位合作，很快地把鎮北堡電影基地建設了起來。而這個項目，明顯的是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間接經濟效益又大於直接經濟效益的項目。嚴格說來，這應是寧夏的一個重要的文化設施，就和公園、展覽館等相同。電影基地能夠維持自己的各項開支，不需國家補貼就不錯了。在試營業後我們立即就發現了這種特點。怎麽辦？公司的財務主任杜春林同誌試著向稅務部門打了個報告，說明了公司的性質與收入情況，要求免稅。老實說，當時我並不抱多大希望。可沒想到，稅務部門馬上就批準鎮北堡電影基地可以免稅，還把已繳的稅款退了回來。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們在永寧望遠還辦了個生產天門冬銨酸、丙銨酸及其係列副產品的工廠，名曰“輝煌生物化學製品公司”。產品是屬於高科技的新產品，按規定可以在一個時期內享受免稅，我們原以為申請免稅一定會被稅務人員刁難。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稅務人員很理解高新科技產品對偏遠地區的寧夏經濟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書中有描寫銀川和永寧兩地稅務工作者的報告文學作品頗感欣慰，我以親身的感受知道有關他們的作品是完全真實的。
當前以及今後很長一段曆史時期，經濟建設是我們一切事業的中心。稅務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來。在過去計劃經濟的社會形態中，一般人和稅務極少打交道。所謂納稅，也是把國家這個口袋的錢放到那個口袋裏去罷了。現在不同了，幾乎每個老百姓都與納稅有關係，比如所得稅，不論任何人，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便須納稅。而稅務部門絕不同於銀行，他隻會向人要錢不會給人錢，這樣，惹人“討厭”的問題就產生了。
從曆史上看，中國老百姓一貫具有尊重賦稅，按時納糧的好傳統。民間諺語早有“誰當皇上給誰納糧”，“繳了田賦，皇帝老兒也管不著”這些話。說明中國老百姓自古就認識納稅交賦是每個臣民的義務；土農工商，皆把納稅交賦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納稅交賦之後，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亂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國人民的道德素質和義務、信譽等等觀念。如果說，我所辦的四個公司目前有點問題的話，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對方及我曾經用過的人毫無義務和信譽觀念造成的。
市場經濟，必須在人與人完全平等，嚴格按照法律和義務辦事的基礎上才能良性運轉，這裏麵當然包括按時納稅和按時還款等等公民義務和負債人義務。在我辦公司初期，由於我經驗不足和輕信他人，借出去了兩筆錢達二十萬之多——一家餐館，一家電子廣告中心，直到我寫此序的今天，還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來。向我借錢的時候恨不得叫我爺爺，現在我不但成了孫子，並且也成了“討厭”的人。我有這樣的切身體會，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稅務工作者的艱難。我曾到過很多西方國家，的確，從現象上看，西方人比我們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卻普遍敬畏兩種人——警察和稅務官。外國電影電視劇中就常會出現這種場麵，這裏就不一一舉例了。一個蠻不講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殺任何人，可是一見警察和稅務官就馬上畢恭畢敬，你說怪不怪？要是我向他們介紹中國還有不少人不聽警察和稅務官的，把上門收稅的稅務官打個半死的事情，外國人一定會羨慕我們的“自由”羨慕得要死。
然而，他們的民主也正寓含於其中。在西方國家，隻要是一個“納稅人”，他便敢於批評任何一級官員，包括總統；他便有權要求任何一級政府為他做抓貓捉狗、四處去尋找他丟失的寵物這類雜事，政府官員抓不到或抓得慢一點，他還會去法院控告官員。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具有比西方更廣泛的民主，更完備的法治。現在，思想界、學術界、政府、人大、政協等等，都在積極討論如何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建設，我們社會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個人以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個人都應做個好納稅人。
由於沒有讀完本書收集的全部文章，隻能憑感想寫出上麵的文字。據我所知，為稅務工作者寫報告文學，並且出版了專集的，可能我們寧夏在全國算是領先的。因而我要為寧夏作家協會辦的這件事叫聲：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