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為什麽不上車。唉，記者同誌，不瞞你說咱們司機裏也有敗類，把搭車的單身婦女拉到中途尋個山坳坳或大戈壁，說是車拋了錨，賴著不走，讓女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隻好讓他占個便宜，滿足他的淫念。還有的司機愛帶個姑娘媳婦，他倒沒十分壞的心，就圖在路上說個笑、逗個樂。上海“知青”都是機靈人。他們探親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車，為了省錢，然後就一截一截搭便車。要是一對夫妻或有一夥人，他們總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攔車。車停了，男人才從藏著的溝裏爬出來。這就說明咱們司機在上海“知青”眼裏是什麽人了。這個女“知青”，準是在等班車或是等個年紀大的司機開的車，要不就是等駕駛室裏還有別的女人的車。對我這樣一個單獨駕車的年輕人，她是不放心的。
風刮得越來越猛，太陽完全沉到山下麵去了，搖來晃去的榆樹枝變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錯過了我的車就很難搭上車了。我趕忙從工作服裏掏出駕駛執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說“你要不相信我，把駕駛執照拿去押在你那兒好了。最後一趟班車也過去了，再等別的車還不一定帶你，而且後麵也沒啥車了，我知道的。你不顧惜自己，也得顧惜孩子，看他凍得啥樣子！快上車吧。”
她沒有拿我的執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總算帶著無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來。我幫她拎著提包，急急忙忙把他們推進駕駛室。
我帶過很多人，也捎過三四歲、四五歲的孩子。這樣大的孩子在駕駛室裏沒個老實勁，不是摸摸變速杆，就是動動儀表盤，要不就瞅著窗外亂喊亂叫。奇怪，這孩子卻一聲也不言喘，躺在他媽懷裏一動不動。走了一會兒，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這樣，天說黑就黑。這時，孩子開始劇烈地咳嗽起來。那婦女也驚慌了，不停地摩挲著孩子，翻過來掉過去地把他包嚴實。我抬起腳鬆開油門，聽了聽，那孩子喘得很厲害。我伸過手去一摸，孩子的腦門子熱得燙手！
“哎呀，不好！”我說，“這孩子病了！”
那婦女沒有跟我搭話，突然小聲嚶嚶地哭開了。
孩子喘著，婦女哭著，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門。前麵，烏什塔拉星星點點的燈光出現在山坳裏。烏什塔拉是個隻有三五戶人家的小鎮，晚上跑路的車一般都在這裏過夜。可是我沒有停，刷地一下從這個隻有幾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鎮穿了過去。
“停車！停車！”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聲驚叫起來，一邊用力拍著車門。
我說“你別怕。現在咱們得趕緊找醫院。烏什塔拉我比你熟悉，這兒連個赤腳醫生都沒有。”
婦女連哭帶喊，還騰出手來拉住我的胳膊。“你別管！你別管！我要你停車，我要你停車！”
我一隻胳膊被她拽住了，隻好用一隻手掌著方向盤。前麵又是個拐彎，我緊張地說“你別怕！我告訴你別怕，我不是個壞人真的，我不是個壞人……”我懊悔我那些獎狀沒有帶在身邊，不然也可以對付一下。
“不！不！”婦女還是驚恐地叫著，“你要把我拉到哪兒去？我求求你，你停下來！我求求你，你停下來！……”
拐彎快到了。那彎子的一邊是山，一邊是深溝，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掙紮著想把胳膊抽出來，她還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車拉住了一樣。我惱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烏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還累哩！我現在要把你們拉到焉耆去找醫院……我求求你，你鬆手……你鬆手，我拿個東西給你看！”
婦女大概在燈光裏也看出了前麵的危險，把手鬆開了。我順利地拐過彎，從車座下掏出一個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說：“喏，你看，這是我的獎品……我跟你說，我不是壞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別鬧騰了。”
我當時的行為一定非常可笑。這白磁茶缸能證明什麽呢？上麵光用紅漆寫了個“獎”字。這種東西幾乎人人都有，什麽也證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這白磁茶缸居然發揮了作用，還是這女“知青”在這會兒隻好聽天由命，她終於安靜下來，緊緊地摟著又咳又喘的孩子，讓我把車平安地開到焉耆。
那時候的醫院，不用我說你也知道，半夜裏想找個大夫比海底撈針還難。我把車在空蕩蕩的焉耆大街開來開去，轉了一家醫院和兩家診療所。房子裏都亮著燈，值班的卻不見，叫破嗓子也沒人應，反而耽誤了將近一小時。
“媽的！走！”我氣呼呼地爬進駕駛室。“上庫爾勒！那兒有一個我認識的大夫。”
這當兒，孩子的呼吸微弱下來，額頭上滾燙，身上還打著冷戰，已經處在昏迷狀態。婦女直淌眼淚，藍色的路燈照著她亮晶晶的淚花。她一點主意也沒有了，隻好由著我的主張。
我加大油門，飛也似地撲向庫爾勒。一路上，隻聽見風在縫隙裏尖厲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來了一般，往我們麵前直挺挺地倒下來；公路兩邊黑漆漆的陰影一閃而過。路上已經沒有車，誰也不妨礙我把行車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還從來沒有開過這麽快的車，隻覺得前車輪在我手掌心裏蹦蹦地跳，好像隨時會飛出去一樣。我煙也顧不上抽了，兩手捏得汗都冒出來，深怕駕駛盤從手中滑掉。
車翻越了賀拉山，到了孔雀河邊，水箱裏的水沸騰了，車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趕得喘不過來氣的馬。我跳下車，一麵說：“你別怕，別怕，前麵就到庫爾勒了。”一麵拿出榔頭，敲碎了一塊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熱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車停在這荒郊野外，婦女又露出害怕的樣子，在車座上摟著孩子縮成一團。我沒有滅大燈，幹這些事盡量離她遠一點。等我上了車，婦女好像鬆了口氣，第一次用依賴的語調小聲問：“到庫爾勒能找到醫生嗎？”
我說：“能！”
記者同誌，人隻要取得了別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辦成不可。我心裏想，就是醫生鑽到炕洞裏，我也要把他揪出來！
車到庫爾勒，已經是淩晨了。我沒有開向醫院，直奔到我認識的那醫生家去拍門。
“誰呀？誰呀？”拍了半天，醫生醒了，好不高興地問。
我說：“我呀！你忘啦？……”
這醫生是四川人，去年探親回來，又是棕箱竹籃，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車，眼看要變天了，急得團團轉。那次是我幫他拉回家的。當時他千恩萬謝，一定要給我點什麽，我沒有拿，他就說，以後有事找他，他絕對幫忙。這回果然用上他了。
醫生穿好衣裳開開門，迷迷胡胡地：“是哪個的娃兒？是你的娃兒麽？”
我看了看坐在車上的婦女，說“不錯，是我的！你快點吧！”
這一下，醫生清醒了，抖擻起精神，忙著找值班的，找護士，找司藥，終於把他們母子安頓在病房裏。
沒有我的事了。我把車開到“二招”，放了水，尋個房間打了個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蘇的大路。
一個星期後，我從喀什回來。我想，雖然不是我的事，也應該去謝謝那個醫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蘇香稻米，跑到醫生家去。
矮個子醫生一見我，就指著我鼻子笑開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喲！”他說，“那上海‘埃亞拉’（埃亞拉：維吾爾語，婦女的意思。）說根本不認識你，還要當人家娃兒的爸爸哩！人說‘車船店腳牙，不死也該殺’，你也是沒有一句實話，害得我那晚上連覺也沒睡好。”
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又問孩子後來怎麽樣了。
醫生笑著打趣我：“你的娃兒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車，晚上沒事，聽著招待所裏的人亂拉胡琴、亂唱“樣板戲”，心裏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樣瞎跑調，總也靜不下來。幹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著兩筒罐頭走進病房，一眼就看見她坐在孩子旁邊。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劃腳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說話。這時，我才看清她。她並不是“羊杠子”，頂多隻有二十六、七歲，一對大眼睛，臉皮黃黃的，神情帶著一點憂傷。當她俯下身看著孩子的時候，我發現她是個很溫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發瘋似地拽著我胳膊時完全不一樣。
她抬頭看見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說：“那晚上對不起你。我是……吃虧吃怕了。”
我說：“沒有啥！孩子怎麽樣了？”
她說：“孩子是急性肺炎，醫生說晚來一步就完了。那晚上虧得你……”
她一臉感激的樣子，眼睛裏也潮潮的。我倒難為情了，就低下頭來逗孩子。
風刮得越來越猛，太陽完全沉到山下麵去了，搖來晃去的榆樹枝變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錯過了我的車就很難搭上車了。我趕忙從工作服裏掏出駕駛執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說“你要不相信我，把駕駛執照拿去押在你那兒好了。最後一趟班車也過去了，再等別的車還不一定帶你，而且後麵也沒啥車了，我知道的。你不顧惜自己，也得顧惜孩子，看他凍得啥樣子！快上車吧。”
她沒有拿我的執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總算帶著無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來。我幫她拎著提包，急急忙忙把他們推進駕駛室。
我帶過很多人，也捎過三四歲、四五歲的孩子。這樣大的孩子在駕駛室裏沒個老實勁，不是摸摸變速杆，就是動動儀表盤，要不就瞅著窗外亂喊亂叫。奇怪，這孩子卻一聲也不言喘，躺在他媽懷裏一動不動。走了一會兒，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這樣，天說黑就黑。這時，孩子開始劇烈地咳嗽起來。那婦女也驚慌了，不停地摩挲著孩子，翻過來掉過去地把他包嚴實。我抬起腳鬆開油門，聽了聽，那孩子喘得很厲害。我伸過手去一摸，孩子的腦門子熱得燙手！
“哎呀，不好！”我說，“這孩子病了！”
那婦女沒有跟我搭話，突然小聲嚶嚶地哭開了。
孩子喘著，婦女哭著，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門。前麵，烏什塔拉星星點點的燈光出現在山坳裏。烏什塔拉是個隻有三五戶人家的小鎮，晚上跑路的車一般都在這裏過夜。可是我沒有停，刷地一下從這個隻有幾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鎮穿了過去。
“停車！停車！”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聲驚叫起來，一邊用力拍著車門。
我說“你別怕。現在咱們得趕緊找醫院。烏什塔拉我比你熟悉，這兒連個赤腳醫生都沒有。”
婦女連哭帶喊，還騰出手來拉住我的胳膊。“你別管！你別管！我要你停車，我要你停車！”
我一隻胳膊被她拽住了，隻好用一隻手掌著方向盤。前麵又是個拐彎，我緊張地說“你別怕！我告訴你別怕，我不是個壞人真的，我不是個壞人……”我懊悔我那些獎狀沒有帶在身邊，不然也可以對付一下。
“不！不！”婦女還是驚恐地叫著，“你要把我拉到哪兒去？我求求你，你停下來！我求求你，你停下來！……”
拐彎快到了。那彎子的一邊是山，一邊是深溝，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掙紮著想把胳膊抽出來，她還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車拉住了一樣。我惱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烏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還累哩！我現在要把你們拉到焉耆去找醫院……我求求你，你鬆手……你鬆手，我拿個東西給你看！”
婦女大概在燈光裏也看出了前麵的危險，把手鬆開了。我順利地拐過彎，從車座下掏出一個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說：“喏，你看，這是我的獎品……我跟你說，我不是壞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別鬧騰了。”
我當時的行為一定非常可笑。這白磁茶缸能證明什麽呢？上麵光用紅漆寫了個“獎”字。這種東西幾乎人人都有，什麽也證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這白磁茶缸居然發揮了作用，還是這女“知青”在這會兒隻好聽天由命，她終於安靜下來，緊緊地摟著又咳又喘的孩子，讓我把車平安地開到焉耆。
那時候的醫院，不用我說你也知道，半夜裏想找個大夫比海底撈針還難。我把車在空蕩蕩的焉耆大街開來開去，轉了一家醫院和兩家診療所。房子裏都亮著燈，值班的卻不見，叫破嗓子也沒人應，反而耽誤了將近一小時。
“媽的！走！”我氣呼呼地爬進駕駛室。“上庫爾勒！那兒有一個我認識的大夫。”
這當兒，孩子的呼吸微弱下來，額頭上滾燙，身上還打著冷戰，已經處在昏迷狀態。婦女直淌眼淚，藍色的路燈照著她亮晶晶的淚花。她一點主意也沒有了，隻好由著我的主張。
我加大油門，飛也似地撲向庫爾勒。一路上，隻聽見風在縫隙裏尖厲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來了一般，往我們麵前直挺挺地倒下來；公路兩邊黑漆漆的陰影一閃而過。路上已經沒有車，誰也不妨礙我把行車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還從來沒有開過這麽快的車，隻覺得前車輪在我手掌心裏蹦蹦地跳，好像隨時會飛出去一樣。我煙也顧不上抽了，兩手捏得汗都冒出來，深怕駕駛盤從手中滑掉。
車翻越了賀拉山，到了孔雀河邊，水箱裏的水沸騰了，車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趕得喘不過來氣的馬。我跳下車，一麵說：“你別怕，別怕，前麵就到庫爾勒了。”一麵拿出榔頭，敲碎了一塊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熱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車停在這荒郊野外，婦女又露出害怕的樣子，在車座上摟著孩子縮成一團。我沒有滅大燈，幹這些事盡量離她遠一點。等我上了車，婦女好像鬆了口氣，第一次用依賴的語調小聲問：“到庫爾勒能找到醫生嗎？”
我說：“能！”
記者同誌，人隻要取得了別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辦成不可。我心裏想，就是醫生鑽到炕洞裏，我也要把他揪出來！
車到庫爾勒，已經是淩晨了。我沒有開向醫院，直奔到我認識的那醫生家去拍門。
“誰呀？誰呀？”拍了半天，醫生醒了，好不高興地問。
我說：“我呀！你忘啦？……”
這醫生是四川人，去年探親回來，又是棕箱竹籃，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車，眼看要變天了，急得團團轉。那次是我幫他拉回家的。當時他千恩萬謝，一定要給我點什麽，我沒有拿，他就說，以後有事找他，他絕對幫忙。這回果然用上他了。
醫生穿好衣裳開開門，迷迷胡胡地：“是哪個的娃兒？是你的娃兒麽？”
我看了看坐在車上的婦女，說“不錯，是我的！你快點吧！”
這一下，醫生清醒了，抖擻起精神，忙著找值班的，找護士，找司藥，終於把他們母子安頓在病房裏。
沒有我的事了。我把車開到“二招”，放了水，尋個房間打了個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蘇的大路。
一個星期後，我從喀什回來。我想，雖然不是我的事，也應該去謝謝那個醫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蘇香稻米，跑到醫生家去。
矮個子醫生一見我，就指著我鼻子笑開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喲！”他說，“那上海‘埃亞拉’（埃亞拉：維吾爾語，婦女的意思。）說根本不認識你，還要當人家娃兒的爸爸哩！人說‘車船店腳牙，不死也該殺’，你也是沒有一句實話，害得我那晚上連覺也沒睡好。”
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又問孩子後來怎麽樣了。
醫生笑著打趣我：“你的娃兒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車，晚上沒事，聽著招待所裏的人亂拉胡琴、亂唱“樣板戲”，心裏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樣瞎跑調，總也靜不下來。幹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著兩筒罐頭走進病房，一眼就看見她坐在孩子旁邊。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劃腳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說話。這時，我才看清她。她並不是“羊杠子”，頂多隻有二十六、七歲，一對大眼睛，臉皮黃黃的，神情帶著一點憂傷。當她俯下身看著孩子的時候，我發現她是個很溫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發瘋似地拽著我胳膊時完全不一樣。
她抬頭看見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說：“那晚上對不起你。我是……吃虧吃怕了。”
我說：“沒有啥！孩子怎麽樣了？”
她說：“孩子是急性肺炎，醫生說晚來一步就完了。那晚上虧得你……”
她一臉感激的樣子，眼睛裏也潮潮的。我倒難為情了，就低下頭來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