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趕了三十裏路,走得我腳底板生疼。


    所謂集鎮,不過是過去的牧主在草場上修建的一個土寨子,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用黃土夯築的土牆裏,住著十來戶人家,還沒有我們一隊的人多。土牆的大門早被拆去了,來往的人就從一個像豁牙般難看的洞口鑽進鑽出。但這裏有個一間土房子的郵政代辦所,一間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間土房子的商店,兩間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個政治經濟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時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萊塢所拍的中東影片,如《碧血黃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場景。我先到郵政代辦所給我媽媽發信,告訴她老人家,我的處分解除了,現在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吃得很好,長得很胖、曬得很黑,人人都說我是個標準的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就像蘇聯一幅招貼畫《你為祖國貢獻了什麽?》上的煉鋼工人。


    我沒有錢,但我有很多好話寄給我媽媽。


    我的組員,包括“營業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們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裏念苦經,要家裏人趕快給他們辦準遷證吧,我想。郵政代辦所門口貼著一星期前的省報。省城的電影院在放映蘇聯影片《紅帆》。我知道這是根據格林的原著改編的。啊,紅帆,紅帆,你也能像給阿索莉那樣給我帶來幸福嗎?……我走到街上。這條“街”,我不到十分鍾就走了兩個來回。商店裏隻有幾匹蒙著灰塵的棉布,幾條棉絨毯子,當然還有鹽。熏黑的土牆上,貼著“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棗二元一斤”的“露布”,紅紙已經變成了桔黃色。問那偎著火爐的老漢,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個老農民擺著攤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頭子一樣幹癟多須的土豆和黃蘿卜,還有賣摻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麵子的。有一個老鄉牽來一隻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廠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價買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頂多能宰十來斤肉。我一直把那幾個抱著羊的工人——奇怪,他們不讓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轉過臉來。肉,我是不敢問津的。


    我的目標是黃蘿卜,土豆都屬於高檔食品。我向一個黃蘿卜比較光鮮的攤子走去。


    “老鄉,多少錢一斤?”


    “一塊,搭六毛。”老鄉邊說邊做手勢,好像怕我聽不懂,又像怕我吃驚。我並不吃驚,沉著地指了指旁邊的土豆:“土豆呢?”“兩塊。”“哪有這麽做買賣的?土豆太貴了。”我咂咂嘴。


    “貴!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幾天苦,隻怕你賣得比我還貴哩!”“你別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學來的一句土話,“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輩子都沒受過,你信不信?”我瞪著眼睛問他。“嘿嘿……”他幹笑著,似乎不信。


    “告訴你吧,”我冷笑一聲,“我是剛從勞改隊出來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鄉流露出畏懼的神色。“怎麽樣,土豆賤點?”我突然故意把邏輯弄亂,話鋒一轉,“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卜哩。”


    “哪有這個價錢?”他的畏懼還沒有到賤賣給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為這樣,他即刻鑽進了一個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來,我換你五斤黃蘿卜哩。”


    “當真?”我表麵上冷靜,而心裏惴惴不安地叮問了一句。


    “當真!”老鄉表現出一種很氣憤的果斷,“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卜還不換?!”


    “行!”我放下背簍,“你給我稱三斤土豆。”


    我先把錢付給他——我們昨天每人領了十八元,幹了一天就領全月工資,真好!老鄉取出自製的秤。我們倆又在挑揀上爭了半天。稱好後他倒到我的背簍裏。我說:“給,我這三斤土豆換你五斤黃蘿卜。”


    老鄉連思索都沒有思索,稱了五斤黃蘿卜給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裏,背起黃蘿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勞改農場,我就經常和來給我們做買賣的老鄉打交道。我熟知他們有一種直線式的思想方法。有時候,他們會出奇的固執,拚命地鑽牛角,隻記一點,不計其餘。這也可能使他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或創造性的勞動上,表現出一種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戲耍,讓他們顧此失彼,大上其當。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聰明戲耍他們的人之一。“我”啊,你究意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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