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站的確非常小,我是看見鐵路邊的一盞紅燈才摸索到的。車站沒有站台,在兩條鐵軌旁邊蓋了一間比警察的崗亭大不了多少的土房子。房頂上積滿厚厚的白雪,在寥廓的雪原上像一個孤獨的大蘑菇。房子裏沒有燈,漆黑一團。我推開用板條釘成的門,走了進去。裏麵,果然如謝隊長說的,有一個用大汽油桶改裝的火爐,煤已經快燃盡了。我抖淨身上的雪,借著爐箅下透出的一點微弱的紅光,找到一根鐵通條。我拿起鐵通條在地上橫掃著,終於在牆角碰到一小堆煤。我加足了煤,把爐子捅好,在一張木條凳上坐下來。然後脫下破棉鞋,刮掉泥雪,用鞋麵掃幹淨爐麵,把兩個稗子麵饃饃和棉鞋一起放在爐子上烤著。


    爐子很快就旺起來,火苗躥出了爐口,小屋裏一閃一閃地亮著紅光。我的腳底板像手掌一樣抱著熱烘烘的鐵皮爐底,不一會兒,全身都暖和了。我一邊翻動著稗子麵饃饃,一邊打量四周。四麵牆上都塗抹著亂七八糟的壁畫,全是候車旅客的即興創作,我如同到了在非洲某處發現的一個原始狩獵部落居住過的洞穴。奇怪的是這裏沒有賣票的窗口,啊,我才想起報社編輯曾經告訴我們:這不是個車站,而是個乘降點,隻有逢站必停的慢車才在這裏停一分鍾。慢車要在淩晨四點開來,那麽,我至少要在這裏等到四點鍾。


    等就等吧。我吃著稗子麵饃饃,想著海喜喜,如果路上順利,他現在也該到他姑媽家了。我真誠地祝他過好春節,真誠地祝他以後生活幸福!我在暖烘烘的火爐前打起盹來了。


    不知迷糊了多長時間,板條門外響起了喳喳的踏雪聲。隨著,謝隊長哐地一下推開門進來。


    “驢日的,好大雪!”他跺著腳,拍打著衣裳帽子,龜縮的脖子伸了出來,連聲地咳嗽著說,“咳!……你還在這達兒,咋樣?這達兒到底好一點,咳……那些人在雪地裏攆,一夜裏可遭罪哩!咳……”他還不知道“那些人”並沒有在雪地上攆,早跑回家睡覺去了。我有點可憐他,同時也有點敬佩他。他對我畢竟是關懷照顧的;他自己也是負責的。


    我讓他坐在我旁邊,把剩下的一個烤好的稗子麵饃饃給他吃。他拿起來看了看,說我會烤,烤得好,但他沒有吃,又放在爐子上。他說羊圈熬了一大鍋羊骨頭湯,撒上稗子麵,做了頓“羊湯糊糊”,去羊圈加班的人都喝了兩碗。我想,馬纓花和爾舍也吃上了吧,身上更加感到暖和了。


    “謝隊長,”我問他,“能抓到海喜喜嗎?”


    “抓個熊!那驢日的可能哩,他要跑,誰能抓得住他!”他抹抹鼻子,眼睛瞅著爐火說。


    “既然知道抓不住他,怎麽還要叫我們追呢?”我詫異了。


    “唉!”他歎了口氣,“不追追他,場部知道了不行:‘人跑了,你老謝也不管,是幹啥吃的?!’又該挨頭兒的克了。我到車站來,就等著搭四點鍾那趟車去場部報告哩。”


    他告訴我,咱們隊朝東三十裏是這個車站,朝南二十裏是場部,鐵路是條斜線,下一站商場部不遠,下了車走兩裏路就到了,看來他的安排還挺巧妙,既裝裝樣子追了海喜喜,又趁便搭上火車去場部。“他是不是犯了什麽錯誤,怎麽場部非要抓他呢?”我不解地問。


    “他犯個熊錯誤!那驢日的就是太能了,誰都不願意放他。你不知道,你光看見他趕車,其實那熊耕耙犁鋤,揚場趕滾,砌磚蓋房,樣樣都能。現時哪達兒去找這樣的勞力?!”


    哦——海喜喜果真說得不錯。我又問:“那麽,要是抓住他,會怎麽處理呢?”“啥‘處理’,保證下次不跑了就行了唄!還咋‘處理’?人家又沒偷沒搶!”他兩肘撐在火爐邊上,臉映得通紅。臉上的皮膚鬆弛下來,火光照著他滿麵的皺紋,這是常年在戶外勞動的痕跡。他一定害著嚴重的沙眼,眼睛裏不斷淌出渾濁的淚水。我估計他的實際年齡,要比他外表年輕得多,但這時,他整個麵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單獨談話時一樣,顯出了老人那種特有的寬容的神情。我很受感動,並且也因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勞動,差點要告訴他海喜喜就在山根下他姑媽家裏,去把他找回來吧。但又一想,還是不要自作聰明,失信於海喜喜的好。我問:“你想他能跑到哪兒去呢?”


    “哪達兒去?準跑內蒙了。山根下,他還有個姑媽在那達兒,保準他跑去過年了。”


    我暗暗一驚。他不派人往那去山根下的羊道上追,看來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眼淚,雖然他並不是傷心,可是好像一副傷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來,拴得住他的身子,拴不住他的心。那驢日的,我知道,沒個好女子,沒個家,他哪達兒都呆不長。今天把他抓回來,明天他還得跑。腿長在他身上,誰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們隊上呆著,是有想頭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懷疑他洞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頭,局促地翻動著燒得焦黃的稗子麵饃饃。


    雪大概停了,聽不到外麵的沙沙聲。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一種緊張的沉默,爐膛裏劣質煤的嗶剝聲更增添了不安的氣氛。“哎,”他忽然側過臉跟我說:“小章,說真的,你跟馬纓花結婚吧。”這是我今晚上聽到的第二次建議,而且出自兩個人的嘴裏。我明白他是怎樣從海喜喜身上聯想到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馬纓花是個能幹的女子。”他說,“有時候和男人胡調哩,可那有啥?一個女子領著個娃娃,一個月十八塊錢,又碰上這個饑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們結了婚,她就收心了。”


    我想朝他喊:馬纓花並沒有跟“男人胡調”!可是,四年的勞改生活和至今仍被專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氣跟謝隊長爭辯。我仍然低著頭沉默不語。


    “你別嫌棄她。”停了一會兒,他又說,“好些女子在年輕的時候都上過當哩,後來正正經經嫁了人,都是好樣的。你也別聽啥‘美國飯店’的話,我知道,那幾個月她就跟海喜喜一個人好,可不知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們倆倒是挺合適,你勞動好,年齡也相當。她還能給你生娃娃。以後,就在農場裏拉扯著過吧。兩個人過日子總比一個人過日子輕省。這饑荒眼看就快過去了,日子總會一天天地好起來。聽說,就在這個月,中央在北京要開啥大會哩1,前幾年的政策看來要變一變。日子好了,在哪達兒過不一樣呀?非得像你們組那幾個一樣,跑回城裏去?……說實話,幹啥都是一輩子,過去的事,就拉倒吧!”


    他沒有跟我說大道理,同時謹慎地避開我特別敏感的出身、錯誤、身份這些問題,還把在我這時看來是非常機密的黨內消息告訴給我。他的語氣非常溫和,我很久沒有聽過一個黨員幹部用這種語氣跟我說話了。他的年齡比我大得多,通1指1962年1月召開的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紅的爐火照著他疲乏的、早衰的臉,使他的麵部顯現出一種父輩般的慈祥。一個人不論如何粗俗,沒有文化,隻要他有真摯的感情,能洞達事理,他自然而然就會顯得高大和莊嚴。在這靜悄悄的夜裏,在熱烘烘的火爐旁,在洞穴一般的小屋中,我與他之間的隔膜,被他的撫慰和關切之情融化了,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出眼眶,在通紅通紅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鮮紅的血滴在爐台上。


    他看了看我,再沒有說什麽,袖著手,稍往後仰了一點,側身靠在爐台上打開了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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