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紙荒唐言


    ——摘自《紅樓夢》


    近幾年來,我的生活用四個字就能概括:事與願違。這一次又是如此。本來是想拒絕和她有管與被管之外的來往的,可是現在還非要設法和她建立某種曖昧的關係不可了;本來是已經生死置之度外,聽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機真正來臨時卻又有生的留戀,非要積極地去求得解脫不可……老秦對我的動員,盡管有點似是而非,可我也無法反駁他。那的確是從生活中得出來的經驗,有時,我覺得他真是個梅菲斯特斐勒司,雖然會引誘我去犯罪,但卻給我開了新的思路。他善於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實際中去,為自己的行為和利益辯護。我是沒有這種本領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應老秦去試一試以後,就被一種非常複雜的情緒緊緊抓住。基本上,我還是認為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造的時候,搞不允許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對她來說更是不正當的,可是這種犯罪感卻會成為一種刺激,激起在劉俊這些人手下既恐懼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報複欲。這種情緒使我興奮不已,甚至緩衝了我悼念母親的悲痛。


    但是,這幾天我找不到和她談話的機會。這種話。又不是出工、收工時三言兩語能說清的,雖然我彎著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蔭納涼,而咫尺天涯,我隻能在偶爾的一瞥之間接受她脈脈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來,小順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個小道消息:因為現在“犯人”都和大隊在一起幹活,看守用不了那麽多人,稻田薅草任務又很緊張,連隊準備撤下全部女戰士,再把王富海派來看押我們。


    “……哥兒們還告訴我,”小順子又說,“這些天連裏是因為受了災,又搶著薅草,沒工夫整咱們。等秋收一罷,媽媽的!連裏就開始一個個收拾咱們了。咱們大家都當心點,媽媽的!該寫遺囑的就寫遺囑吧……”小順子雖然不出工,也沒挨過打,可他總自覺地把他劃在我們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對我說:“這事再不能拖了,現在,第一步,你必須扯著她,叫她設法賴在‘學習班’看我們。她要是一調走,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裝著係涼鞋的袢子,蹲在隊列外麵,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樣?聽說你們女戰士都要撤換下去。”他倆走上來,我插在“多事先生”和她之間。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著急啥?”


    “你能不能爭取留在這裏看我們?”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後說,“我都說好了,不會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讓連裏派我領你和這個瘋子去。明天我把那個本子給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別的女戰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馬上任。我們呼完口號,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隊列,押我們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從山上衝下來的礦物質和羊糞,等於給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長得黝黑茁壯,頂端都抽出了粉紅色的花穗。寬大的葉片在晨風中抖掉了晶瑩的露水,發出一片柔和而歡快的颯颯聲。渠堤和溝沿上,長滿肥嫩的豬耳菜、碧綠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氣裏彌漫著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聞的苦味。


    “快!給你。你鑽進玉米地裏去看。”還沒開始幹活,她就從懷裏掏出一個小本子,夾在《毛主席語錄》裏塞給我,然後押著“多事先生”去渠口開水管。


    我急忙鑽進青紗帳。一看,這不是什麽中央文件,而是封麵上寫著“一百個怎麽辦”的油印小冊子,翻開來,裏麵寫著“受了批評怎麽辦?”“看到同誌有缺點怎麽辦?”“在榮譽麵前怎麽辦?”“工作不容易展開怎麽辦?”“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有衝突怎麽辦?”等等,整一百個問題,每一個問題下麵注明《毛主席語錄》裏的頁碼。原來這是一種對號入座,“帶著問題學”《毛主席語錄》的輔導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懷疑她是在戲弄我,但轉念一想,她知識淺薄,大概真的把這種學習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為我會在這裏麵尋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總還是應該感謝的。


    刷、刷、刷,她也鑽進了玉米地,頭上沾著點點粉紅的玉米花穗。


    “瘋子把水管放開了,水到這裏還有一會兒。”她興奮得臉都紅了,“你看了嗎?對你解決問題有幫助沒有?”


    “謝謝你。”我站起來,把小冊子和《毛主席語錄》還給她,“有幫助,當然有幫助。”


    “上麵來人說,啥問題都能從這裏麵找到解決:中國的,世界的,個人的,這裏麵都寫著哩!”她把小冊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懷裏,仰起臉看著我,“可我文化淺,找了半天找不到:為啥叫你這樣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為啥咱們的生活好了一陣子,又過一九六○年……”


    “別……別說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闃無人跡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嬌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轉了話題,“哎!他們說你過去是詩人,啥叫詩人?”


    “詩人嗎?”我“哼”地冷笑一聲,一接觸到個人問題,牢騷就來了,“詩人就是專門說廢話的人!”


    “瞧你!啥都不給我說實話!”她噘起好看的嘴,裝出氣惱的樣子,“你以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後不跟你好了!”


    啊!但願時光在瞬息之間退到十二年前,讓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藍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綠的青紗帳裏,重新開始……


    “唉——”而那時,我隻能歎氣,用無可奈何的調子說,“我不是不跟你說,我現在說什麽也沒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處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嗎?”她又轉嗔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勞改,我也看你去。不過……”她截住話,沉吟著,低下頭看著疊在一起的兩手。


    我沒有敢接她的話問下去。和她單獨在一起,我既有從來沒有體驗過的那麽一種微妙的激動,又有一種仿佛瀕臨深淵的畏懼,這二者匯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種極為煩躁不安的心情,還是老秦說的對,在這裏不可能像小說裏寫的那樣正正經經地談戀愛,何況戀愛對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戰士,現在,槍就在她背上熠熠閃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連首長”那裏去報告我們“犯人”一天的言談動靜,我隻覺得四周都充滿了陰謀,到處都是陷阱;一個陰謀套一個陰謀,一個陷阱連一個陷阱;他們張開網要羅織我們,我們又操起盾牌對付他們。於是,我極力想在她那純潔光燦的臉上看出什麽陰影,找到什麽值得懷疑的東西,哪怕是一絲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過。


    “那麽,我倒要問你,你怎麽能讓劉連長聽你的話的:你說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們帶來放玉米地的水就來放水。你們究竟是什麽關係呢?”


    “沒……沒有……”她馬上慌亂起來,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躲開我的視線,“沒有……啥關係也沒有。”


    “我不信!”我更懷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說實話,我們也沒有什麽好說的了。”我扛上鐵鍬,準備鑽出玉米地。


    “別……別……你回來。”她緊張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說實話吧,我……我……我就跟他說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讓他……讓他在我臉上擰了一下,我就跑出來了。”


    “就這點?”


    “就這點。我知道他安著壞心,我提防著哩!”她用噙著淚水的眼睛祈求地望著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絕不讓他沾著便宜。”接著,她歎息了一聲,又有點懊喪地說,“我本來不想跟他們混在一起,可現在……現在……算了!現在不跟你說這些,以後慢慢跟你說。”


    在外麵,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我也曾聽到過不少利用手中的一點權力胡作非為的事,何況這樣一個偏僻的連隊。看來,她說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紅著臉,壯起膽子說,“那麽……那麽你替我辦件事,行不行?”


    “你說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辦。”她興奮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臉。


    “你替我去發封信。不要在團裏發,拿到外單位的郵電所發,行不行?”


    “那有啥!拿來吧!”她整整衣服,一掠頭發,仿佛現在就要動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郵政代辦那裏去發,就十來裏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會做對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種極為滿足的溺愛的表情,我發覺,她把我的懷疑,當成了嫉妒,當成了愛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飯,我向老秦報告了今天的結果,當然略去了所有的細節。


    “好!這就好!”老秦像電影裏運籌帷幄的將軍,在牢房裏興奮地踱著方步,“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寫這封信了。”


    我們又進一步商量,這事與其瞞著大夥(在這個狹小的死屋,幾乎是不可能的),還不如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群策群力,於是,由老秦向大夥陳明利害關係,不能坐以待斃,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動開了腦筋。而老秦的確也有大將之風,很能采納各種意見,最後製訂好方案。


    “第一,我們還不能完全相信這個喬班長。”老秦說,“要是她把這封信交給劉俊,那就整死我們也有道理的了。所以,這事得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聯係,自然,這還得要這個喬班長轉信,她真肯發信,轉信也不會有什麽問題。等王玉芳回信未,咱們再把詳細情況寫出去。第二,就是這第一封信,也不能讓人看出是我們寫的。我們用左手寫,即使落在他們手裏,也查不出筆跡來。”


    “不行。左手寫的字一看就看出來。”馬力說,“要是他們查的時候,也叫咱們每個人都用左手寫幾個字,那不露餡了?”


    “有了!秦技術員,”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陳,忽然用顫抖的手指指著牆上糊的報紙,“我們學那……反特小說寫的……用報上的字……”


    “媽媽的!你這招太絕了!”小順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著胡子微笑著。


    “行!”老秦也誇獎小陳,“真有你的!”


    隨後,由我擬了稿,得到了老秦認可,大家就在昏黃的燈光下在牆上尋找需要的鉛字(幸虧我們牢房的電燈是徹夜不滅的)。找見了就用指甲剜下來,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貼在白紙上。花了好大工夫,我們用型號不一的鉛字拚成這樣一封信:


    王玉芳同誌:我們急需和你取得聯係,如你想知道你愛人的死因,請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來信。


    信拚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鉛字拚的。老秦問我:“這個喬班長會寫字嗎?”


    “我想會吧。我記得她好像說過,她念過兩年小學。”


    “好,信封就叫她代寫。小石隻寫一張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條子交給她,這樣,就是發現,信裏根本查不出筆跡,信封的筆跡又是這個姓喬的。怎麽樣?這樣就絕對保險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說。


    第二天,在玉米地裏,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給她。


    “王玉芳?”她皺起眉頭,“是個女人的名字。”


    “當然,當然是個女的……”


    “咋?你不是說你家裏沒人了嗎?咋又出來個女的?”


    “那……那是我姑媽,當然是個女的。”


    “哦——”她舒展開眉頭,對我莞爾一笑,可是又馬上疑問地歪著頭,“你姑媽有女兒嗎?”


    “沒有……隻有兩個表弟。”


    這些話我都是隨口說出的,連自己聽了,都憤恨我說謊的本領。但是,在一連串恐怖和痛苦把對前途的希望摧毀以後,人就會沿著一個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當時,我既憤恨我竟然會說謊,又憤恨我竟會因為說了謊而感到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請個假,到公社去發。你姑媽一有回信,我就給你。”


    “要寄掛號信,你會不會寄掛號信?”


    “就你會,我啥都不會!”她撒嬌地說,“寄掛號,貼兩張郵票,還問郵局要個條子,對不對?”她得意地望著我。


    “對。可這是本市的,你貼一毛錢郵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錢,條子拿回來交給我。錢你先墊上,行不行?”


    “看你說的!”她壓低了聲音,“告訴你吧:我有錢,這些年我存下些錢來著,以後你出來好花……”


    炎熱的、幹燥的風,從南邊沙棗林吹來,帶來一股熱辣辣的香味。遠處,連綿的山嶺在耀眼的陽光下失去了立體感,像圖畫一樣貼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霧氣中;近處,黃色的渠水在歡快地流淌,淙淙地翻過用草築成的小壩,衝起一層層活潑的漣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對著我們,一動不動,她似乎期待我說些什麽,把槍換在另一隻手上,往我身邊靠了靠。我聞到她身上、她頭發上散發出的少女的溫馨,我感到那被壓抑的愛的欲念要覺醒過來。但是,那又反而會喚起我的羞恥心,引起我的內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頑固地抗拒從她身上向我衝擊來的引力波,緊緊地咬著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興。”她開始覺察到我的表情。


    “我沒不高興,我總是這樣。”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覺得……我覺得應該謝謝你。”


    她撲哧地笑了起來。


    “你們知識分子哪,花樣就是多,怪不得人說知識分子難鬥。啥‘謝謝’哪,‘以後不要送’哪,‘錢’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們貧下中農!”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險。”


    “危險就危險,在外麵也不保險!我見著好些人不知為啥就關了起來,早上還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遊街,要麽就是給趕遷跑了。把我也關起來,咱們不就一樣了嗎?”她天真地笑著,“以後,你教我學文化好嗎?”


    我很高興她轉了話題,她經常是這樣:從一件事很快地轉到另一件事。我覺得她腦子裏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夢想在催促她,常常會使她興奮得喘不過氣來。


    “好的。這並不難。”


    “當然不會難哪,有你這樣的好先生。我學得可快哪!現在我能背二百多條語錄,還有老三篇,就是不會寫。”


    一塊田裏的水灌滿了,“多事先生”還是坐在田口旁不動。我扛起了鐵鍬。


    “還有啥事?”她問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連長說一聲,讓我們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們好洗洗衣服,理理發,你就說是我說的,語錄裏有這麽一條:人要勞逸結合好了。”不知怎麽,我特別強調了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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