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若幹年後，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采訪我的節目，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話概括“名人下海”幾年來的感受。酸甜苦辣，感受良多，但事先沒有準備卻限定我用一句話來表達，我哪有本事在瞬間精煉濃縮？然而麵對著攝像機我自然想到電視屏幕，由電視屏幕又聯想到屏幕上出現最多的廣告，我就不假思索地說出平時看見某種廣告時的感慨，我說：
“要實現個人的最大利益，必須首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節目播出後很多人都認為這句話非常精彩，提煉出了市場經濟的本質，不少報刊還轉載引用，但觀眾讀者肯定想不到我這話是怎樣臨場發揮出來的。前麵說過，到了老年我對生活的感受都會以當年的體驗為基準。當年我的無知及血汙的報紙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如今我每看到電視上婦女衛生巾的廣告，那些血汙的“為人民服務”必定又會在我眼前浮現。我驚歎於現今婦女衛生巾的品牌繁多規格不一，令人眼花緣亂目不暇接，大概可以全部滿足婦女們在各種場合的需要。坦率地說，任何商品供應的豐富對我的感觸都不如小小的衛生巾令我感動。婦女們再不受硬邦邦的報紙折磨，“為人民服務”也終於擺脫月經的血汙恢複它原本的意義；中國目前需要社會改革及改革的困難，就因為過去開出的“為人民服務”的空頭支票太多而今天又必須兌現。
由此我常想：賺錢當然是每個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賺到錢就必須時時刻刻考察、研究、試驗並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隻有迎合人們的需要、滿足人們的需要才能把錢賺到手。商業活動實際上是一種互為滿足、相互服務的活動；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買方又是賣方，一次成功的商業活動就是我為你服務你為我服務。表麵看來人人都隻顧自己，客觀上卻是人人都在享受別人服務的同時為別人服務，在為別人服務的同時享受別人的服務。每個人獲利的多少決定於他能多大程度滿足別人的需求上，不能很好地為人們服務他個人立即會受到損失。任何個人如想最大限度地追求到自己的利益，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把別人服務好。商人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爭取比對手為顧客即“為人民服務”得更好，競爭一方的失敗及損失，卻會在宏觀上使顧客即人民與社會得到更大的利益，提升人民的享受水準和社會的進步程度。甚至可以說，提高人民享受水平和促使社會進步，必須要以一部分商業活動的失敗為代價。但在商業活動中失敗者並非固定的，而每個人都天生有趨利避害爭強好勝的本能，於是便激發出每個人的競爭性從而無限度地激起人與社會的活力。這就是市場經濟社會的“生物y。這樣，“為人民眼務”的口號就真正落實並貫穿於所有的鏈環當中。
雖然生活把人情顛來倒去讓我觀察，從而使我覺得人不值得憐憫，但生活又顛來倒去地讓我感到人還是應該有憐憫之心。因為後來我偶然遇見一個女人，她用她的憐憫最終將憐憫深深根植在我的心裏。使我後來在某些時候即使明知會上當受騙，也不願放棄一次可能幫助別人的機會。
幸虧我沒有完成“叛特反資”交給我的光榮任務，沒找到帶血汙的印著“最高指示”或領袖頭像的報紙，也就是說沒有參與什麽“政治鬥爭”，到第二年開春，農場的革命群眾開始一個個解放牛鬼蛇神，第一個得到解放的竟然是我這隻死老虎。
畢竟我與“叛特反資”一起勞改了一年多，我出群專隊時牛鬼蛇神們都依依不舍地與我話別。“走資派”誇我確實改造好了，將來他一定派我當農場所有的“勞改釋放犯”的隊長，讓全體“勞改釋放犯”都向我學習。雖然我沒有把哪個“革幹”家屬送去槍斃，原政治處主任即“叛徒”並不計較，仍真摯地握住我的手鼓勵我出去以後還要好好改造。“二杆子”吐沫飛濺地說他最終發現“五類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後他繼續革命時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區別對待”的政策。還有的請我給他的家屬帶話，說他很快就能回家。他們的熱情弄得我也熱淚盈眶。
出了群專隊還不是正式工人，隻不過以被管製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勞動。在群專隊我大小還是個領導，跟正式工人一起勞動我反而成了眾目腹腔下唯一的監督對象，革命群眾對我的寬大倒使我更加難受。從勞改隊到群專隊再到正常社會，在我身上體現的是每況愈下，於是幾乎在我意識裏種下了“勞改情結”。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眾掌權的農場“革委會”居然批準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親，憑這件違反當時常規的事我至今仍認為即使把社會搞得再亂，人與動物還是有區別。況且這次探親假還不是出於我的請求，隻不過大夥兒在田裏勞動時一個小“頭頭”跟我聊天聊得高興了偶然說了句：“你還是可以回家探親的嘛！”我趕忙問探親假需要什麽手續，他漫不經心地說你打個報告交給我就行了，說這話的時候還給我擠擠眼睛。我不懂他擠眼睛的意思，我觀察他並沒有擠眼睛的習慣，可是他為什麽偏偏說這話時向我擠眼睛？他的動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長時間，想搞清楚他有什麽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幹年後神經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動作是無意識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無意義的思索。
探親假的報告很快便獲得批準。我隻有三十幾塊人民幣就爬上火車。這點錢還是“叛特反資”們湊起來借給我的。在勞改隊我曾聽說現在坐火車不要錢，可是上了火車才知道“大串聯”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一節節車廂像拎著腸子持油似的查流竄分子和不喜歡買車票的“知青”，可見待在勞改隊群專隊聽到的消息總是柵搬來遲。但我雖然沒有錢卻有“青春期”，列車員不停地將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裏鐵路我乘了七天火車也終於到達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費的候車室。有“青春期”的好處就是沒有錢也能跑遍世界。
下麵要請讀者原諒我不寫我怎樣與母親見麵。在我另一部題為（習慣死亡）的小說中我曾有過一點點敘述，即便在那本書裏我也不願寫得太多。我與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對於自己來說最珍貴的東西留給自己。一個作家總要有完全屬於個人的私有精神財產；在一生的情感與一生的遭遇中，有些東西是和自己整個生命緊緊相連的。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係，如果將根暴露在外麵，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營養。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係刨出來出賣，說明他已江郎才盡、即將枯萎了。我大半生經曆的生活已經豐富得過於沉重，我的母親是我利用這些豐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動力。現在我將我母親抱著我的照片懸掛在書房的牆上，她的微笑鼓勵著我不斷寫下去。
她從一個貴婦人淪落為在街頭靠手工編織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終保持著高雅的風度。我想，隻有受過舊社會高等教育的婦女才經得住人生的反複折磨。她雖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卻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即使變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貴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專門留給後人瞻仰那過去的永不複返的時光，並且時間越往後越會放射出古典的光澤而日久彌新。她老人家和我剛在一起過了三天愉快的天倫之樂我就被“小腳偵緝隊”抓去。我以為“小腳偵緝隊”這個詞語應列為中國“文革”詞典中重要的條目之一，那是無孔不入的專製統治下的一個範例。一群大字不識的“居委會”老婦少婦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權抓任何她們認為可疑的人，而那時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斷抓不勝抓，迫使她們像會說話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興致勃勃地挨家挨戶搜查。抓住後就交給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們的總部又負責收集她們的捕獲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將被抓來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關押在一起，首創了世界監獄史上男女混合關監的紀錄。
關我的派出所位於北京最繁華的區域，兩進華麗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員的官邪。這應該是集中體現中國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裏派出所隻撥出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關進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個馬口鐵桶裏排泄大小便，滿了後才讓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進後院的廁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為房屋緊張還是有意如此安排來作踐人的尊嚴，或是要在男女差別的觀念上來一場“徹底革命”，以便加快實現偉大領袖發出的“男女都一樣”的號召。幸虧牛鬼蛇神們給我上過一堂婦女衛生常識課，不然的話我看到女嫌疑人當我麵換月經紙肯定會大驚小怪。女嫌疑人在這裏哪顧得上羞恥，要麽將前麵對著眾人，要麽將後麵對著眾人，而前後兩麵都是女性最隱秘的部位，隻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徹底公開。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個十四五歲未成年的孩子，每當女嫌犯大小便時這些孩子們都從始至終觀賞到底，現在想來他們的青春期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想盡快結束這一段落。我與一些不喜歡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樣，不喜歡暴露那些丟中華民族的臉卻又不應由中華民族集體負責的事。但我想我還有權利寫自己。簡潔地說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沒有人來提審也沒有人來問你是誰。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後，由一個女“工宣隊”指揮嫌犯們合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隊”嚴厲地規定大家都必須看她指揮而她卻沒有起碼的音樂常識，大陸她在指揮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揮人的樂趣，她指揮錯了總責怪男女嫌疑人唱錯了，不時地用指揮棒敲打人頭，人頭仿佛成了她的打擊樂器，弄得人人都緊緊張張地抱著腦袋眼睛盯住她唱。男男女女關在一起同在一個桶大小便的牢房裏卻從早到晚歌聲不斷，讓不知情的外人聽見還以為這群男女在歡快地幹什麽風流韻事。
我是母親的災星而母親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總是出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母親每天提著飯盒給我送兩餐飯。我吃著紅色的高粱米飯加幾條青菜和幾絲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詳地等著，仍與那天我被開除時一樣。那幾條青萊和幾絲榨菜在紅色的高粱米飯上每一餐都擺放得符合歐陸西餐的拚盤規格。這時她仍保持著西方上層社會的禮節，即使對兒子也不盯著看我吃飯，目光鎮靜地看著在派出所進進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臨一切的氣度屍然她是這舊日官邪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對一個已三十多歲卻身敗名裂陷入囹圄又子然一身的兒子作何感想。但我肯定這是她生產我的時候絕對沒有料到的。當她第一次看見我帶著她的血的麵孔，她一定對我的未來有非常高的期望。而她的堅強就在於她能很平靜地對待她完全預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惡劣的命運就像接受賀卡，拆開來看看便無所謂地放在一旁。對我被開除被勞改被群專直到被“小腳偵緝隊”抓走，她就像看嬰兒學步的媽媽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會走路似的，毫不驚慌更不責怪我。我從來沒有聽她老人家發過一句牢騷，她實際上很希望國家富強因而很擁護革她的命的革命。革命革得這樣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沒有料到的，但她還是無言地將這一切當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張陌生人寄來的賀卡收下。她常在窗外囑咐我說被遣返回農場以後要盡快安置妥當，她準備來農場跟我一起過“勞動人民的生活”，她說她自小生長在水鄉所以喜歡養鴨子，如果可能的話再養一隻獵。她非常天真地以為農場是世外桃源。我當然不會掃她老人家的興，告訴她那裏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並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後來我才知道我所以被關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親籌錢買火車票。所以我不同意說“文革”給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損失其實都分攤到老百姓頭上，譬如關押人要家屬送飯，遣送人要家後買票，槍斃人要家屬付子彈費等等，國家舉辦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還不如舉辦一次運動會多。當母親湊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幣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淩晨就派了四個臂膀上佩紅袖章的革命小將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車站。那會兒大街上隻有掃街的清潔工，路過我母親住的房屋後窗我看見燈還沒有亮。我在穿軍服紮武裝帶佩紅抽章的革命小將們的押解下悄然走過，我想讓她老人家多睡一會兒，誰知這就是我與她的最後一別。她要到送飯時才會發現我已被遣返走了。然後她又回到這間房裏，去想象將來養什麽樣的鴨子及什麽樣的貓。
啊！那寂寞的後窗……
若幹年後，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采訪我的節目，主持人要我用一句話概括“名人下海”幾年來的感受。酸甜苦辣，感受良多，但事先沒有準備卻限定我用一句話來表達，我哪有本事在瞬間精煉濃縮？然而麵對著攝像機我自然想到電視屏幕，由電視屏幕又聯想到屏幕上出現最多的廣告，我就不假思索地說出平時看見某種廣告時的感慨，我說：
“要實現個人的最大利益，必須首先把別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節目播出後很多人都認為這句話非常精彩，提煉出了市場經濟的本質，不少報刊還轉載引用，但觀眾讀者肯定想不到我這話是怎樣臨場發揮出來的。前麵說過，到了老年我對生活的感受都會以當年的體驗為基準。當年我的無知及血汙的報紙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如今我每看到電視上婦女衛生巾的廣告，那些血汙的“為人民服務”必定又會在我眼前浮現。我驚歎於現今婦女衛生巾的品牌繁多規格不一，令人眼花緣亂目不暇接，大概可以全部滿足婦女們在各種場合的需要。坦率地說，任何商品供應的豐富對我的感觸都不如小小的衛生巾令我感動。婦女們再不受硬邦邦的報紙折磨，“為人民服務”也終於擺脫月經的血汙恢複它原本的意義；中國目前需要社會改革及改革的困難，就因為過去開出的“為人民服務”的空頭支票太多而今天又必須兌現。
由此我常想：賺錢當然是每個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賺到錢就必須時時刻刻考察、研究、試驗並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隻有迎合人們的需要、滿足人們的需要才能把錢賺到手。商業活動實際上是一種互為滿足、相互服務的活動；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買方又是賣方，一次成功的商業活動就是我為你服務你為我服務。表麵看來人人都隻顧自己，客觀上卻是人人都在享受別人服務的同時為別人服務，在為別人服務的同時享受別人的服務。每個人獲利的多少決定於他能多大程度滿足別人的需求上，不能很好地為人們服務他個人立即會受到損失。任何個人如想最大限度地追求到自己的利益，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把別人服務好。商人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爭取比對手為顧客即“為人民服務”得更好，競爭一方的失敗及損失，卻會在宏觀上使顧客即人民與社會得到更大的利益，提升人民的享受水準和社會的進步程度。甚至可以說，提高人民享受水平和促使社會進步，必須要以一部分商業活動的失敗為代價。但在商業活動中失敗者並非固定的，而每個人都天生有趨利避害爭強好勝的本能，於是便激發出每個人的競爭性從而無限度地激起人與社會的活力。這就是市場經濟社會的“生物y。這樣，“為人民眼務”的口號就真正落實並貫穿於所有的鏈環當中。
雖然生活把人情顛來倒去讓我觀察，從而使我覺得人不值得憐憫，但生活又顛來倒去地讓我感到人還是應該有憐憫之心。因為後來我偶然遇見一個女人，她用她的憐憫最終將憐憫深深根植在我的心裏。使我後來在某些時候即使明知會上當受騙，也不願放棄一次可能幫助別人的機會。
幸虧我沒有完成“叛特反資”交給我的光榮任務，沒找到帶血汙的印著“最高指示”或領袖頭像的報紙，也就是說沒有參與什麽“政治鬥爭”，到第二年開春，農場的革命群眾開始一個個解放牛鬼蛇神，第一個得到解放的竟然是我這隻死老虎。
畢竟我與“叛特反資”一起勞改了一年多，我出群專隊時牛鬼蛇神們都依依不舍地與我話別。“走資派”誇我確實改造好了，將來他一定派我當農場所有的“勞改釋放犯”的隊長，讓全體“勞改釋放犯”都向我學習。雖然我沒有把哪個“革幹”家屬送去槍斃，原政治處主任即“叛徒”並不計較，仍真摯地握住我的手鼓勵我出去以後還要好好改造。“二杆子”吐沫飛濺地說他最終發現“五類分子”中也有好人，以後他繼續革命時一定要注意掌握毛主席“區別對待”的政策。還有的請我給他的家屬帶話，說他很快就能回家。他們的熱情弄得我也熱淚盈眶。
出了群專隊還不是正式工人，隻不過以被管製的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勞動。在群專隊我大小還是個領導，跟正式工人一起勞動我反而成了眾目腹腔下唯一的監督對象，革命群眾對我的寬大倒使我更加難受。從勞改隊到群專隊再到正常社會，在我身上體現的是每況愈下，於是幾乎在我意識裏種下了“勞改情結”。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眾掌權的農場“革委會”居然批準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親，憑這件違反當時常規的事我至今仍認為即使把社會搞得再亂，人與動物還是有區別。況且這次探親假還不是出於我的請求，隻不過大夥兒在田裏勞動時一個小“頭頭”跟我聊天聊得高興了偶然說了句：“你還是可以回家探親的嘛！”我趕忙問探親假需要什麽手續，他漫不經心地說你打個報告交給我就行了，說這話的時候還給我擠擠眼睛。我不懂他擠眼睛的意思，我觀察他並沒有擠眼睛的習慣，可是他為什麽偏偏說這話時向我擠眼睛？他的動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長時間，想搞清楚他有什麽暗示或弦外之音。待我若幹年後神經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動作是無意識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無意義的思索。
探親假的報告很快便獲得批準。我隻有三十幾塊人民幣就爬上火車。這點錢還是“叛特反資”們湊起來借給我的。在勞改隊我曾聽說現在坐火車不要錢，可是上了火車才知道“大串聯”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一節節車廂像拎著腸子持油似的查流竄分子和不喜歡買車票的“知青”，可見待在勞改隊群專隊聽到的消息總是柵搬來遲。但我雖然沒有錢卻有“青春期”，列車員不停地將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裏鐵路我乘了七天火車也終於到達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費的候車室。有“青春期”的好處就是沒有錢也能跑遍世界。
下麵要請讀者原諒我不寫我怎樣與母親見麵。在我另一部題為（習慣死亡）的小說中我曾有過一點點敘述，即便在那本書裏我也不願寫得太多。我與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對於自己來說最珍貴的東西留給自己。一個作家總要有完全屬於個人的私有精神財產；在一生的情感與一生的遭遇中，有些東西是和自己整個生命緊緊相連的。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係，如果將根暴露在外麵，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營養。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係刨出來出賣，說明他已江郎才盡、即將枯萎了。我大半生經曆的生活已經豐富得過於沉重，我的母親是我利用這些豐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動力。現在我將我母親抱著我的照片懸掛在書房的牆上，她的微笑鼓勵著我不斷寫下去。
她從一個貴婦人淪落為在街頭靠手工編織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終保持著高雅的風度。我想，隻有受過舊社會高等教育的婦女才經得住人生的反複折磨。她雖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卻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即使變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貴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專門留給後人瞻仰那過去的永不複返的時光，並且時間越往後越會放射出古典的光澤而日久彌新。她老人家和我剛在一起過了三天愉快的天倫之樂我就被“小腳偵緝隊”抓去。我以為“小腳偵緝隊”這個詞語應列為中國“文革”詞典中重要的條目之一，那是無孔不入的專製統治下的一個範例。一群大字不識的“居委會”老婦少婦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權抓任何她們認為可疑的人，而那時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斷抓不勝抓，迫使她們像會說話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興致勃勃地挨家挨戶搜查。抓住後就交給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們的總部又負責收集她們的捕獲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將被抓來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關押在一起，首創了世界監獄史上男女混合關監的紀錄。
關我的派出所位於北京最繁華的區域，兩進華麗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員的官邪。這應該是集中體現中國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裏派出所隻撥出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關進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個馬口鐵桶裏排泄大小便，滿了後才讓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進後院的廁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為房屋緊張還是有意如此安排來作踐人的尊嚴，或是要在男女差別的觀念上來一場“徹底革命”，以便加快實現偉大領袖發出的“男女都一樣”的號召。幸虧牛鬼蛇神們給我上過一堂婦女衛生常識課，不然的話我看到女嫌疑人當我麵換月經紙肯定會大驚小怪。女嫌疑人在這裏哪顧得上羞恥，要麽將前麵對著眾人，要麽將後麵對著眾人，而前後兩麵都是女性最隱秘的部位，隻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徹底公開。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個十四五歲未成年的孩子，每當女嫌犯大小便時這些孩子們都從始至終觀賞到底，現在想來他們的青春期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想盡快結束這一段落。我與一些不喜歡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樣，不喜歡暴露那些丟中華民族的臉卻又不應由中華民族集體負責的事。但我想我還有權利寫自己。簡潔地說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沒有人來提審也沒有人來問你是誰。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後，由一個女“工宣隊”指揮嫌犯們合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隊”嚴厲地規定大家都必須看她指揮而她卻沒有起碼的音樂常識，大陸她在指揮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揮人的樂趣，她指揮錯了總責怪男女嫌疑人唱錯了，不時地用指揮棒敲打人頭，人頭仿佛成了她的打擊樂器，弄得人人都緊緊張張地抱著腦袋眼睛盯住她唱。男男女女關在一起同在一個桶大小便的牢房裏卻從早到晚歌聲不斷，讓不知情的外人聽見還以為這群男女在歡快地幹什麽風流韻事。
我是母親的災星而母親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總是出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母親每天提著飯盒給我送兩餐飯。我吃著紅色的高粱米飯加幾條青菜和幾絲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詳地等著，仍與那天我被開除時一樣。那幾條青萊和幾絲榨菜在紅色的高粱米飯上每一餐都擺放得符合歐陸西餐的拚盤規格。這時她仍保持著西方上層社會的禮節，即使對兒子也不盯著看我吃飯，目光鎮靜地看著在派出所進進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臨一切的氣度屍然她是這舊日官邪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對一個已三十多歲卻身敗名裂陷入囹圄又子然一身的兒子作何感想。但我肯定這是她生產我的時候絕對沒有料到的。當她第一次看見我帶著她的血的麵孔，她一定對我的未來有非常高的期望。而她的堅強就在於她能很平靜地對待她完全預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惡劣的命運就像接受賀卡，拆開來看看便無所謂地放在一旁。對我被開除被勞改被群專直到被“小腳偵緝隊”抓走，她就像看嬰兒學步的媽媽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會走路似的，毫不驚慌更不責怪我。我從來沒有聽她老人家發過一句牢騷，她實際上很希望國家富強因而很擁護革她的命的革命。革命革得這樣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沒有料到的，但她還是無言地將這一切當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張陌生人寄來的賀卡收下。她常在窗外囑咐我說被遣返回農場以後要盡快安置妥當，她準備來農場跟我一起過“勞動人民的生活”，她說她自小生長在水鄉所以喜歡養鴨子，如果可能的話再養一隻獵。她非常天真地以為農場是世外桃源。我當然不會掃她老人家的興，告訴她那裏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並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後來我才知道我所以被關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親籌錢買火車票。所以我不同意說“文革”給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損失其實都分攤到老百姓頭上，譬如關押人要家屬送飯，遣送人要家後買票，槍斃人要家屬付子彈費等等，國家舉辦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還不如舉辦一次運動會多。當母親湊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幣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淩晨就派了四個臂膀上佩紅袖章的革命小將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車站。那會兒大街上隻有掃街的清潔工，路過我母親住的房屋後窗我看見燈還沒有亮。我在穿軍服紮武裝帶佩紅抽章的革命小將們的押解下悄然走過，我想讓她老人家多睡一會兒，誰知這就是我與她的最後一別。她要到送飯時才會發現我已被遣返走了。然後她又回到這間房裏，去想象將來養什麽樣的鴨子及什麽樣的貓。
啊！那寂寞的後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