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於蘇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裏。那夜我母親原來準備去廠裏上夜班的，倉促間把我生在一隻木盆裏。這當然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
童年時代在蘇州城北一條古老的街道上度過。那段生活的記憶總是異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許多短篇小說都是依據那段生活寫成，誠如許多評論家所說，是“童年視角”、“童年記憶”，這肯定是些幼稚單薄的東西，不好意思。
我從小就聽話，在學校裏聽老師的話，在家裏聽父母的話，在孩子堆裏聽孩子王的話，有一年我生了病，很嚴重的腎炎，醫生不讓我吃鹽，我就聽醫生的話，將近半年時間沒沾一粒鹽。到了現在，我也依然很聽話，聽領導的話，父母的話，妻子的話，還有朋友的話。有一位朋友建議我去買一台微波爐，我就去買了，結果發現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爐。我妻子說，不需要你就再賣給別人吧，便宜一點也行，於是我就把它降價賣給了別人。
我從來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堅強的男性性格，這一點也讓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堅定的信仰是文學，它讓我解脫了許多難以言語的苦難和煩憂，我喜愛它並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這門事業，它使我賴以生存並完善充實了我的生活。
我小時候家境貧困，從來沒有受到過修養的操練和藝術的熏陶。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我二姐喜歡文學，她經常把許多文學名著帶回家中，那是她向別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輪到我看。我有時候在一個下午讀完《複活》或者《紅與黑》，讀得昏頭昏腦，不知所雲，但我仍然執著於這種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閱讀。也許因為這些書，使我回避了街頭少年的許多不良惡習，我總是靜坐家中，培養了某種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時候就寫過小說，還投稿了，結果當然是退。我還寫詩，最初的詩寫在一個塑料皮筆記本上，現在還留著。從來沒再翻閱過，但我珍惜它們。
一九八0年我考上北師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車，從此離開古老潮濕的蘇州城。在經過二十個小時的陌生旅程後我走出北京站。我記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陽光，廣場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車的天藍色站牌。記得當時我的空曠而神秘的心境。
對於我來說，在北京求學的四年是一種真正的開始。我感受到一種自由的氣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襲和世界的浩蕩之風。我懷念那時的生活，下了第二節課背著書包走出校門，搭乘12路公共汽車到西四，在延吉冷麵館吃一碗價廉物美的朝鮮冷麵，然後經過北圖、北海、到美術館看隨便什麽美展，然後上王府井大街，遊逛，再坐車去前門，在某個小影院裏看一部拷貝很舊的日本電影《泥之河》。
這時候我大量地寫詩歌、小說並拚命投寄，終獲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飛天》和《星星》雜誌初次發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懼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學知道，因此當時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學轉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勵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學中業時我選擇去南京工作，選擇這個陌生的城市在當時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實證明當初的選擇是對的，我一直喜歡我的居留之地，說不清是什麽原因。我在南京藝術學院工作了一年半時間，當輔導員，當得太馬虎隨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視，這也不奇怪。因禍得福，後來經朋友的引薦，謀得了我所喜愛的工作，在《鍾山》雜誌當了一名編輯。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結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她從前經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軍糧之類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對她說我是從那時候愛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兒天米隆重誕生。我對她的愛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實世界上何止我一個人有一個可愛漂亮的女兒？不說也罷，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們分割去一半，理該如此，也沒有什麽舍不得的。
就這樣平淡地生活。
我現在蝸居在南京一座破舊的小樓裏，讀書、寫作、會客，與朋友搓麻將，沒有任何野心，沒有任何貪欲，沒有任何豔遇。這樣的生活天經地義，心情平靜、生活平靜，我的作品也變得平靜。
其他還有什麽？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童年時代在蘇州城北一條古老的街道上度過。那段生活的記憶總是異常清晰而感人。我的許多短篇小說都是依據那段生活寫成，誠如許多評論家所說，是“童年視角”、“童年記憶”，這肯定是些幼稚單薄的東西，不好意思。
我從小就聽話，在學校裏聽老師的話，在家裏聽父母的話，在孩子堆裏聽孩子王的話，有一年我生了病，很嚴重的腎炎，醫生不讓我吃鹽，我就聽醫生的話，將近半年時間沒沾一粒鹽。到了現在，我也依然很聽話，聽領導的話，父母的話，妻子的話，還有朋友的話。有一位朋友建議我去買一台微波爐，我就去買了，結果發現我根本不需要微波爐。我妻子說，不需要你就再賣給別人吧，便宜一點也行，於是我就把它降價賣給了別人。
我從來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堅強的男性性格，這一點也讓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堅定的信仰是文學，它讓我解脫了許多難以言語的苦難和煩憂，我喜愛它並懷著一種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這門事業，它使我賴以生存並完善充實了我的生活。
我小時候家境貧困，從來沒有受到過修養的操練和藝術的熏陶。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我二姐喜歡文學，她經常把許多文學名著帶回家中，那是她向別人借的。借期往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輪到我看。我有時候在一個下午讀完《複活》或者《紅與黑》，讀得昏頭昏腦，不知所雲，但我仍然執著於這種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閱讀。也許因為這些書，使我回避了街頭少年的許多不良惡習，我總是靜坐家中，培養了某種幻想精神。
我上高中的時候就寫過小說，還投稿了，結果當然是退。我還寫詩，最初的詩寫在一個塑料皮筆記本上，現在還留著。從來沒再翻閱過，但我珍惜它們。
一九八0年我考上北師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車，從此離開古老潮濕的蘇州城。在經過二十個小時的陌生旅程後我走出北京站。我記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陽光，廣場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車的天藍色站牌。記得當時我的空曠而神秘的心境。
對於我來說，在北京求學的四年是一種真正的開始。我感受到一種自由的氣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襲和世界的浩蕩之風。我懷念那時的生活，下了第二節課背著書包走出校門，搭乘12路公共汽車到西四，在延吉冷麵館吃一碗價廉物美的朝鮮冷麵，然後經過北圖、北海、到美術館看隨便什麽美展，然後上王府井大街，遊逛，再坐車去前門，在某個小影院裏看一部拷貝很舊的日本電影《泥之河》。
這時候我大量地寫詩歌、小說並拚命投寄，終獲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飛天》和《星星》雜誌初次發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懼怕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學知道，因此當時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學轉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勵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學中業時我選擇去南京工作，選擇這個陌生的城市在當時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實證明當初的選擇是對的，我一直喜歡我的居留之地，說不清是什麽原因。我在南京藝術學院工作了一年半時間，當輔導員，當得太馬虎隨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視，這也不奇怪。因禍得福，後來經朋友的引薦，謀得了我所喜愛的工作，在《鍾山》雜誌當了一名編輯。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結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她從前經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軍糧之類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對她說我是從那時候愛上她的，她不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兒天米隆重誕生。我對她的愛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實世界上何止我一個人有一個可愛漂亮的女兒？不說也罷，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們分割去一半，理該如此，也沒有什麽舍不得的。
就這樣平淡地生活。
我現在蝸居在南京一座破舊的小樓裏，讀書、寫作、會客，與朋友搓麻將，沒有任何野心，沒有任何貪欲，沒有任何豔遇。這樣的生活天經地義，心情平靜、生活平靜，我的作品也變得平靜。
其他還有什麽？沒有什麽可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