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墳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後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著閑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遊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聖拉撒路。
拉撒路是聖經上耶穌使他死而複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適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裏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離的院落裏，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裏，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麵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著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裏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於是我去找花瓶，在加裏的穴前也給放上幾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幾個星期，我不願打擾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著，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潔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種，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潔、光滑，而且做得體麵，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憐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曾先生，你怎麽在這裏，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並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著他的太太靜坐著，頭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幾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兒！”
我客氣的仍是隻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異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後我又去過幾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兒，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麵換花一邊講話，加裏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兒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後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確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後我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機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聽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麽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願意代著去完成這份願望的。
對於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麽偏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回想起來隻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後記
上麵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寫的，為了趕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並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聽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裏麵的確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聽說有什麽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裏麵赫然寫著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麵，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麵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麵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麵，我能說什麽？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聖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複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隻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著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後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與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掛心了，我一定會去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後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著閑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遊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聖拉撒路。
拉撒路是聖經上耶穌使他死而複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適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裏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離的院落裏，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裏，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麵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著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裏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於是我去找花瓶，在加裏的穴前也給放上幾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幾個星期，我不願打擾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著，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潔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種，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潔、光滑，而且做得體麵，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憐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曾先生，你怎麽在這裏，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並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著他的太太靜坐著，頭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幾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兒！”
我客氣的仍是隻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異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後我又去過幾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兒，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麵換花一邊講話，加裏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兒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後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確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後我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機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聽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麽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願意代著去完成這份願望的。
對於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麽偏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回想起來隻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後記
上麵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寫的，為了趕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並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聽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裏麵的確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聽說有什麽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裏麵赫然寫著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麵，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麵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麵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麵，我能說什麽？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聖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複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隻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著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後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與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掛心了，我一定會去的。